摘要：本文以1960年上海批判十八、十九世纪欧美文艺作品的活动为中心，检视新中国对于外国文艺的接受与本土文艺的生产。本文将“十七年”时期外国文艺作品在本土的接受与再生视为社会主义文艺生态系统的构成分子;将外国文艺作品译本及其衍生品视为社会主义文化范畴内构成差异、反抗僵化的文艺范式的一种象征。那些难以捕捉的、有待达成的理想文艺形态，那些抽象矛盾的、变幻莫测的话语运作机制，或可由此渐次浮出水面。
　　关键词：外国文艺;文艺场域;社会主义文艺; 本土
　　1962年5月9日，巴金在上海市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发言，题为《谈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据上海档案馆所存发言稿，发言引入了一个故事：有一外国朋友到中国做客，访问了几个大城市。每一个城市的热情招待都令他十分感动，但他好奇的是为何在不同的宴会、不同的主人那里，听到的是几乎相同的谈话。巴金追问，“为什么大家都习惯于使用那些‘众所周知’的同样的词汇，不肯多动脑筋，想出别人未用过的适当的字句，创造不同的形象，从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感受来解释，来阐明一个真理，同一个思想，同一个原则，来描绘、来反映、来歌颂同一个伟大的时代呢？”他还批评，当司汤达尔和罗曼·罗兰的小说被骂得一文不值时，我们的西洋文学专家好像忘记了自己的责任。①该文同年在《上海文学》上发表，内容有所删节，弱化了批判锋芒。②上述巴金的批评触及了“十七年”时期文艺场域构建的诸多面向，即外国文艺资源的取舍与本土文艺产品的生产，创作者的责任心与批判者的紧箍咒，文学形式多样性的期待与内容同一性的要求等。事实上，两组要素往往构成了相互作用、交错共生的关系。新中国对于外国文艺作品的重估与批判，应视为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构的组成分子。
　　本文以1960年上海批判十八、十九世纪欧美文艺作品的活动为中心，检视新中国对于外国文艺作品的接受问题。1960年上海对外国文艺作品的批判系统集中，且涉及领域较为广泛。本文从高校文艺教育与新闻出版两个层面进行梳理。一方面，通过相关资料，钩沉其时管理机构如何甄别外国文艺作品，如何对外国文艺教育者工作者进行分门别类，如何规范外国文艺作品的阐释导向。这些批判活动本身以否定的方式参与了“十七年”时期文艺生态的形构。我们可由此活动反观其时主流文艺话语体系的概念构成与运作机制。另一方面，十八、十九世纪外国文学译本印数多、流通快、影响深。外国文艺作品的喜好者与传播者，包括学生、教师、出版者等，以各自的方式影响了本土文艺生产。他们对于外国文艺作品的接受、编码与重写亦影响了本土文艺生态系统的构成。这些文化产品与管理机构及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对于外国文艺资源的清理与整合，共同推动了社会主义文艺场域的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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