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情从来都是诗歌的母题之一。热恋之甜蜜、失恋之痛苦，无不是催生诗歌的温床。但是，诗歌该怎样去接纳那些有违道德的不伦之恋呢？应该对男人的花心大加挞伐，还是对女人的盲目天真嗤之以鼻呢？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为什么一些女人甘心被虚幻的爱情所捕获，成为蒙在鼓里的牺牲品？就连迷倒众生的好莱坞女星玛丽莲·梦露也未能幸免，早早地香消玉殒。六年前，梦露的手稿《碎片》出版时，《纽约时报》专栏作家Maureen Dowd曾撰文：“好色之徒的引诱之道，便是称赞美女‘很聪明’，称赞才女‘很美丽’。因此，女人在智慧和美貌之间，总是做出错误选择。”
　　爱情的本相，原是如此令人心碎。沈浩波的《玛丽的爱情》无疑刺破了爱情的本相，令人难堪。阿门的《个人史》、孙照明的《小羊》从各自角度说破了生命本身的残酷。然而，惊讶、刺激、愤怒等反应没有如约而来，有的只是虚无的轻与无奈的叹息而已。
　　《玛丽的爱情》表面上是谈论女人追求爱情的盲目，道破的却是这个肉欲横流的社会真相。“我”羡慕朋友有一个漂亮的职员玛丽，玛丽不光是可当花瓶的“白富美”，更是一个千锤百炼的“白骨精”，简直是智慧与美貌的完美化身。“我承认，我有些倾慕她。”朋友却哈哈大笑：“岂止是我的员工/还背着她老公，当了我的秘密情人/任何时候，我想睡她，就可以睡”，问他是怎么做到的，朋友莞尔一笑：“很简单，我一遍遍告诉她我爱她，然后她信了。”甜言蜜语的毒性到底有多大，竟让女人为了“爱情”如飞蛾扑火。哪里有什么爱情？爱情在这里只是性权力交换的说辞罢了。
　　《个人史》道尽了一个诗人的渺小与辛酸，反衬的却是社会人文秩序的丧失。一个社会的进步，除了物质财富的积累，更离不开文化财富的积淀。拥有良知的诗人理应得到尊重，可是诗人说：“45岁后，他没有了欢乐/但有了宁静/45岁后，他选择书写渺小的光亮/和比他更若的声音，他对众生的敬意/隐藏在小如泪滴的诗句里”，怜悯弱者是一种人文理想，现实中被怜悯的恰恰是饱含泪滴的诗人自己。“他的个人史是一部奋斗史”，这是死神的追认，更是诗人的哀鸣，透着人世的残忍。
　　《小羊》以精巧的结构、短小的篇幅、凝练的语言，巧妙地复述了一个俄狄浦斯式的悲剧。“是我，亲手把小羊的母亲/交给了屠夫。我是亲眼看见”，第一句就将小羊置于万难境地。“小羊纯净的眼神恋恋不舍地/望着我，把我当成它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末句则将小羊的悲剧推向了极致。是屠夫，还是亲人，小羊很无知，小羊逃脱不掉被宰割的命运。其实，不仅动物，人类在面对强大的现实时，又何尝能掌握自己的命运，避免伤痛与苦难呢？开创悲观主义人生哲学的叔本华曾说：“人生是一条由炽热的煤炭所铺设成的环形道路。”在这个封闭的环形道路中，人的肉体永远踩踏在炽热的炭上忍受煎熬，而灵魂也被圈禁，在重复着相同的悲剧。命运不可捉摸，这或许就是宿命吧！
　　我常想，如今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读诗实在是一件不讨巧也无趣的事情，起码读诗远不如念一个搞笑段子那般开心吧。诗人到底能做点什么？诗歌的力量何在？或者换个角度反问，诗歌连作为无聊生活的佐料，博人一笑或者引人一思的力量都没有了吗？其实，被海德格尔称赞为“诗人中的诗人”的荷尔德林，早在二百年前就问过：“在贫乏的时代里，诗人何为？”海德格尔将“贫乏的时代”又称为不思的时代，上帝缺席了，存在被遗忘，世界变得黯淡无光，自然中心论的人成为无家可归的物。人要想诗意地栖居，需要借助于纯粹的诗。荷尔德林又自问自答：“作为诗人意味着：吟唱着去探寻远逝诸神之踪迹。”今天这样一个技术主义盛行、虚无主义弥漫的时代，说到底还是没走出贫乏的框限。不思理性，不思存在，尽是纵情声色犬马，诉诸感官刺激，诗人除了叹息，应该还有更深层的审视和追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