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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则通，不变则壅。不论力度和效果如何，全面放开二孩和延迟退休政策都将成为调控人口结构、缓解少子老龄化危机的发令枪。
新生和老去，作为生命的两端，一直是人类社会最为关注的部分。无论朝代更迭、社会变革，关于这两端的掌控—直是维护国家稳定、调整人口结构和分配社会资源的基础，更牵动着每一个家庭的命运。2016，作为“十三五”的开局之年，也因对这两端的发力而格外耀眼。全面开放二孩政策落地、延迟退休方案呼之欲出，近14亿人口生与退的轨迹，即将从这一年发生转变。
一个时代的告别
北京大学法学楼前，马寅初铜像已经站立了整整20年。
1955年，后来被誉为当代“中国人口学第一人”的马寅初发表《新人口论》，他根据在浙江、上海等地进行的人口调查和国情，提出了“中国人口增长过快”的命题，建议控制人口。计划生育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全面推行，1982年被定为基本国策，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1999年，经济学界将《新人口论》评选为“影响新中国经济建设的10本经济学著作”之一。
后马寅初时代30多年过去。2015年12月27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以157票赞成2票弃权，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决定，明确提出国家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两个子女，并将于2016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这距离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表决通过“单独二孩”的政策仅仅过去两年。“全面二孩”的启动，同时表明独生子女政策即将退出历史舞台。
同样要告别的是多年未动的退休年龄。2013年，在宣布实施“单独二孩”政策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研究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11月3日，《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出台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官方多次就延迟退休政策发声，一些智库也公开提出建议。人社部部长尹蔚民称，经中央批准后，人社部将向社会公开延迟退休改革方案，通过小步慢走，每年推迟几个月，逐步推迟到合理的退休年龄。作为“十三五”开局之年，在2016迎来延迟退休具体方案势在必行。告别，已成定局。
变则通，不变则壅
习近平主席曾指出，大数据很忠诚，它真实记录人们的每个足迹，深藏功与名；大数据很任性，它的分析有根有据，拒绝流言蜚语；大数据很友好，它提供各种权威参考，创造绿色经济，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世界已经进入由数据主导的“大时代”。因此，政策的制定与改变，更离不开大数据的支撑。从前独生子女政策和退休年龄划定是基于人口国情的数据，如今30多年过去，数据国情已然不同，政策转变也成为了弦上之箭。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每年出生人口达到2000多万，60年代年均2300多万人，出生高峰时达到2900多万人，人口增长过快过猛的形势严峻。“所以实行计划生育是一个不得不采取的措施”，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翟振武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当时还有这样一个预计，大概再过30年左右，人口过快过猛增长的形势发生变化，就可以实行不同的政策。”
形势已然有变。翟振武对媒体介绍道，过去两三年中国每年的净增人口只有600多万人，与曾经2300多万人年增长率天差地别；人口自然增长率只有5‰左右，而曾经在25‰左右。资料显示，2014年，全国65岁以上的老年人已达到1.37亿人，占总人口比例为10.1%。根据人口统计学标准，这个比例达到7%即进入老龄化社会。数据表明，中国已处于深度老龄化阶段。与此同时，14岁以下人口占总人口比例持续走低，从1982年的33.6%下降到2010年的16.6%。有人口专家分析，这个占比达到15%～18%即为“严重少子化”。在老龄化与少子化双重夹击的背景下，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开始逐年减少。2014年，16周岁以上至60周岁以下（不含60周岁）的劳动年龄人口为91583万人，比上年末减少371万。这是中国劳动年龄人口连续第三年下降。
在劳动人口下降的同时，我国人均寿命在不断提高。就尹蔚民介绍：“我国是目前世界上退休年龄最早的国家，平均退休年龄不到55岁。”目前的人口预期寿命已较上世纪有了较大提升，退休政策却多年未变，在一定程度上放任了劳动人口下降的现状。
按照发展经济学理论，经济增长是通过技术创新，资本和劳动力等要素资源的组织、分配、投入实现产出水平的提高。因此，经济增长与一个国家的劳动人口增长密切相关，众多的研究者都认为人口红利在中国过去几十年的超常增长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但30年过去，随着中国人口结构的变化，中国正在失去这一最大的优势。面对挑战，尽管不少电子企业已经开始向机器人生产转型，但建筑、服务等行业的大量用工需求无法用机器人替代。随着劳动力供不应求时代的来临，企业人力成本的上升趋势已不可逆转。另一方面，根据联合国的预测数据，未来35年里，中国的老年抚养比将从当前13%提高至2050年的39%。预示中国社会未来养老的负担将加大，将迫使更多的资金用于养老支出。同时，少子老龄化还会引发抑制消费、储蓄率下降、产业结构转移等诸多问题，将对我国经济产生深远影响。
然而，人口结构变化所引发的社会问题更需谨慎关注。“失独”老人困境、男女比例失衡、医疗资源紧张以及关于孩子如何“生”和老人如何“养”的伦理问题逐渐成为社会焦点。
变则通，不变则壅。不论力度和效果如何，全面放开二孩和延迟退休政策都将成为调控人口结构、缓解少子老龄化危机的发令枪。
红利不只靠增数
在全面放开二孩和延迟退休的热切呼声中，也不乏冷思考。许多专家认为，中国少子老龄化问题确实在加剧，并且会对经济带来不利的影响，但中国的人口红利还未释放完毕。
一方面，我们感到了劳动力的短缺，很多岗位没有人。另一方面，却有很多人没有合适的工作岗位。世界各国的发展史都表明，在城市化和工业化初期，经济增长一定会带来劳动力的大量转移及就业的大幅增加，比如东亚各国起飞的过程中，保持了相当低的失业率，劳动对经济增长的参与和贡献度均较高。但中国的情况似乎与此相反，经济高增长并没有带来高就业，不仅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缓慢，城镇居民失业率也居高不下，而且大学生等高知识群体也面临失业加剧的困境。
究其原因，与就业方向、经济产业结构以及教育培养方向有关。例如中国的投资主要是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及大企业投资，但基础设施建设只会导致暂时的“假劳动力转移”，不会带来可持续性就业，大企业、重化工业由于技术进步和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也对劳动力有排斥效应。长期以来高等院校不断扩招，很多教育内容并没有适应社会的需要，技能型人才的缺乏也成为就业困难的原因之一。
正如经济新常态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经济增速放缓会淘汰很多落后产能，引发部分效率低下的企业破产。另一方面也促使了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寻找新型持久的经济增长点。人口新常态亦如此。人口政策的效果滞后是各界共识，虽然“全面二孩”和延迟退休政策已及时跟进，但告别传统廉价劳动力的红利时代已成定局。中国不应继续盲目地做“世界打工仔”，而应更多地追求“科技红利”、“创新红利”、“体制红利”、“环保红利”，以“人才红利”逐步取代“人口红利”。
还需幸福感
当社会各界对生命两端的资源进行政策分析、经济考量的同时，还应看到，不论是“全面二孩”还是延迟退休，不论是人口红利还是拉动消费，最终牵动的是每个家庭、每个个体的幸福。人口可以计划、红利可以寻找，然而保证每个公民的幸福感、获得感却更需精细。
怎样降低个体承担的生育和抚养成本？怎样权衡延迟退休与个体利益的得失？怎样积极主动的应对少子老龄化社会？怎样形成一个“少有所养、老有所依”的社会保障体系？怎样将生育权、工作权与人民的生活幸福相关联？这些是每一个新政推出背后亟须思考的问题，也是政策为民的最终落脚点。2016，在生命两端发力的同时，更多的幸福也翘首以盼。
新生和老去，作为生命的两端，一直是人类社会最为关注的部分。无论朝代更迭、社会变革，关于这两端的掌控—直是维护国家稳定、调整人口结构和分配社会资源的基础，更牵动着每一个家庭的命运。2016，作为“十三五”的开局之年，也因对这两端的发力而格外耀眼。全面开放二孩政策落地、延迟退休方案呼之欲出，近14亿人口生与退的轨迹，即将从这一年发生转变。
一个时代的告别
北京大学法学楼前，马寅初铜像已经站立了整整20年。
1955年，后来被誉为当代“中国人口学第一人”的马寅初发表《新人口论》，他根据在浙江、上海等地进行的人口调查和国情，提出了“中国人口增长过快”的命题，建议控制人口。计划生育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全面推行，1982年被定为基本国策，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1999年，经济学界将《新人口论》评选为“影响新中国经济建设的10本经济学著作”之一。
后马寅初时代30多年过去。2015年12月27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以157票赞成2票弃权，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决定，明确提出国家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两个子女，并将于2016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这距离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表决通过“单独二孩”的政策仅仅过去两年。“全面二孩”的启动，同时表明独生子女政策即将退出历史舞台。
同样要告别的是多年未动的退休年龄。2013年，在宣布实施“单独二孩”政策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研究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11月3日，《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出台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官方多次就延迟退休政策发声，一些智库也公开提出建议。人社部部长尹蔚民称，经中央批准后，人社部将向社会公开延迟退休改革方案，通过小步慢走，每年推迟几个月，逐步推迟到合理的退休年龄。作为“十三五”开局之年，在2016迎来延迟退休具体方案势在必行。告别，已成定局。
变则通，不变则壅
习近平主席曾指出，大数据很忠诚，它真实记录人们的每个足迹，深藏功与名；大数据很任性，它的分析有根有据，拒绝流言蜚语；大数据很友好，它提供各种权威参考，创造绿色经济，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世界已经进入由数据主导的“大时代”。因此，政策的制定与改变，更离不开大数据的支撑。从前独生子女政策和退休年龄划定是基于人口国情的数据，如今30多年过去，数据国情已然不同，政策转变也成为了弦上之箭。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每年出生人口达到2000多万，60年代年均2300多万人，出生高峰时达到2900多万人，人口增长过快过猛的形势严峻。“所以实行计划生育是一个不得不采取的措施”，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翟振武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当时还有这样一个预计，大概再过30年左右，人口过快过猛增长的形势发生变化，就可以实行不同的政策。”
形势已然有变。翟振武对媒体介绍道，过去两三年中国每年的净增人口只有600多万人，与曾经2300多万人年增长率天差地别；人口自然增长率只有5‰左右，而曾经在25‰左右。资料显示，2014年，全国65岁以上的老年人已达到1.37亿人，占总人口比例为10.1%。根据人口统计学标准，这个比例达到7%即进入老龄化社会。数据表明，中国已处于深度老龄化阶段。与此同时，14岁以下人口占总人口比例持续走低，从1982年的33.6%下降到2010年的16.6%。有人口专家分析，这个占比达到15%～18%即为“严重少子化”。在老龄化与少子化双重夹击的背景下，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开始逐年减少。2014年，16周岁以上至60周岁以下（不含60周岁）的劳动年龄人口为91583万人，比上年末减少371万。这是中国劳动年龄人口连续第三年下降。
在劳动人口下降的同时，我国人均寿命在不断提高。就尹蔚民介绍：“我国是目前世界上退休年龄最早的国家，平均退休年龄不到55岁。”目前的人口预期寿命已较上世纪有了较大提升，退休政策却多年未变，在一定程度上放任了劳动人口下降的现状。
按照发展经济学理论，经济增长是通过技术创新，资本和劳动力等要素资源的组织、分配、投入实现产出水平的提高。因此，经济增长与一个国家的劳动人口增长密切相关，众多的研究者都认为人口红利在中国过去几十年的超常增长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但30年过去，随着中国人口结构的变化，中国正在失去这一最大的优势。面对挑战，尽管不少电子企业已经开始向机器人生产转型，但建筑、服务等行业的大量用工需求无法用机器人替代。随着劳动力供不应求时代的来临，企业人力成本的上升趋势已不可逆转。另一方面，根据联合国的预测数据，未来35年里，中国的老年抚养比将从当前13%提高至2050年的39%。预示中国社会未来养老的负担将加大，将迫使更多的资金用于养老支出。同时，少子老龄化还会引发抑制消费、储蓄率下降、产业结构转移等诸多问题，将对我国经济产生深远影响。
然而，人口结构变化所引发的社会问题更需谨慎关注。“失独”老人困境、男女比例失衡、医疗资源紧张以及关于孩子如何“生”和老人如何“养”的伦理问题逐渐成为社会焦点。
变则通，不变则壅。不论力度和效果如何，全面放开二孩和延迟退休政策都将成为调控人口结构、缓解少子老龄化危机的发令枪。
红利不只靠增数
在全面放开二孩和延迟退休的热切呼声中，也不乏冷思考。许多专家认为，中国少子老龄化问题确实在加剧，并且会对经济带来不利的影响，但中国的人口红利还未释放完毕。
一方面，我们感到了劳动力的短缺，很多岗位没有人。另一方面，却有很多人没有合适的工作岗位。世界各国的发展史都表明，在城市化和工业化初期，经济增长一定会带来劳动力的大量转移及就业的大幅增加，比如东亚各国起飞的过程中，保持了相当低的失业率，劳动对经济增长的参与和贡献度均较高。但中国的情况似乎与此相反，经济高增长并没有带来高就业，不仅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缓慢，城镇居民失业率也居高不下，而且大学生等高知识群体也面临失业加剧的困境。
究其原因，与就业方向、经济产业结构以及教育培养方向有关。例如中国的投资主要是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及大企业投资，但基础设施建设只会导致暂时的“假劳动力转移”，不会带来可持续性就业，大企业、重化工业由于技术进步和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也对劳动力有排斥效应。长期以来高等院校不断扩招，很多教育内容并没有适应社会的需要，技能型人才的缺乏也成为就业困难的原因之一。
正如经济新常态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经济增速放缓会淘汰很多落后产能，引发部分效率低下的企业破产。另一方面也促使了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寻找新型持久的经济增长点。人口新常态亦如此。人口政策的效果滞后是各界共识，虽然“全面二孩”和延迟退休政策已及时跟进，但告别传统廉价劳动力的红利时代已成定局。中国不应继续盲目地做“世界打工仔”，而应更多地追求“科技红利”、“创新红利”、“体制红利”、“环保红利”，以“人才红利”逐步取代“人口红利”。
还需幸福感
当社会各界对生命两端的资源进行政策分析、经济考量的同时，还应看到，不论是“全面二孩”还是延迟退休，不论是人口红利还是拉动消费，最终牵动的是每个家庭、每个个体的幸福。人口可以计划、红利可以寻找，然而保证每个公民的幸福感、获得感却更需精细。
怎样降低个体承担的生育和抚养成本？怎样权衡延迟退休与个体利益的得失？怎样积极主动的应对少子老龄化社会？怎样形成一个“少有所养、老有所依”的社会保障体系？怎样将生育权、工作权与人民的生活幸福相关联？这些是每一个新政推出背后亟须思考的问题，也是政策为民的最终落脚点。2016，在生命两端发力的同时，更多的幸福也翘首以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