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一九三三年圣诞节，英国人民收到了一份昂贵的礼物。这件礼物不是圣诞老人从烟囱里塞进来的，而是来自要振兴工业的苏联政府。十二月二十七日中午，大批民众聚集在大英博物馆门前，翘首盼望。梅格斯公司（Maggs Bros. Ltd.）的代表，在警察的全程护送下，将一个铁盒亲手交给大英博物馆馆长。在移交仪式上，英国当时最著名的古文书学家肯尼恩（Frederick Kenyon）就站在交接双方的中间，向我们暗示了这件礼物的文物价值。抵达伦敦、成为大英博物馆镇馆之宝的是一部希腊文《圣经》的古代抄本—《西奈抄本》（Codex Sinaiticus）。这份圣诞大礼当然不是免费的，而是英国人民以十万英镑的高价从苏联购买的。一九三三年的十万英镑，粗略估计，应折合今天的五百万英镑。这部《圣经》在当时绝对是普天下最贵的书籍了。
英国为何花天价购得这部《圣经》古本？这部以“西奈”命名的古籍，为何藏在苏联？是谁最先发现了这部古代抄本？其文物价值何在？二○一○年，英国著名的古文书学家、《圣经》校勘学学者大卫·帕克（D. C. Parker），出版了《西奈抄本：世界最古圣经的故事》一书。这本书详述了《西奈抄本》的特点和来历，语言明白晓畅，图版印制得尤其精美。今后，欲了解这部古籍，帕克这本著作应当是最好的入门书。
《西奈抄本》是一部《圣经》全经的希腊文抄本，制作于四世纪中叶。十九世纪以来陆续出土的《圣经》纸草写本很多，最早的可能写于二世纪中叶，但大都是残篇断简。保存相对完好者，也只誊录了《圣经》部分篇章。我们很难见到将《旧约》希腊文译本（也就是《七十子圣经》）和《新约》全部抄写、合订在一册的抄本。这部抄本中，《旧约》部分保存了《以赛亚书》《耶利米书》《诗篇》《约伯记》等篇幅较长的几卷书，《创世记》《利未记》《申命记》等各有几章存世。让人惊讶的是，《西奈抄本》完整无缺地保存了全本希腊文《新约》。这部抄本，目前存世的，计有四百一十一叶皮纸，也就是八百二十二页书写页面，分别藏于四处：主体部分藏于大英图书馆（包括《新约》全本），莱比锡大学图书馆藏四十三叶，俄罗斯国家图书馆和西奈半岛的圣·凯瑟琳修道院分别藏有部分残篇。据学者推算，在未经损坏和散佚之前，原本至少应有七百四十三叶皮纸，也就是一千四百八十六页面。
这部抄本是用皮纸（parchment）制成的册子本。书叶不是用纸草制成，而使用了更结实、制作技术更高的兽皮，并经过精心打磨、脱毛等工艺的处理。它在形制上有别于更早的基督教《圣经》册子本，不是长方形，而是大体呈四方的形状，单叶皮纸的高与宽相差无几。而且每叶皮纸的尺寸更大，高大约三十八厘米、宽大约三十四厘米，与普通十六开的《辞源》相比，还要长出五分之二、宽出将近一倍。页面上文字书写的格式也颇奇特。《圣经》册子本通常每页写两栏文字，另一部四世纪的《梵蒂冈抄本》是三栏。但《西奈抄本》页面宽阔，一页竟写了四栏，这点非比寻常。从抄经的字体来看，更早的纸草写本，大都字体不佳，字迹潦草，显示誊写者并不精于缮写。但《西奈抄本》则不然，所抄写的希腊文大写字母，字体工稳、圆润，明显是最专业的抄工精工细作而成，书法之精美已臻化境。
另一特点，就是这部抄本上文字的改动极多。据统计，目前所存的八百多页中，一共有二万余处更改，平均每页将近三十处。如此大规模、系统的校正，在今存《圣经》古抄本中非常罕见。根据字体和墨色的分辨，学者可以看出有些改动是第一批书手在誊写完毕之后立即完成的，有些则是在后面几百年间由不同时代的读者在校对时所施加的，最晚的改动迟至十二世纪。这些修改大多是对单词拼写的改正，但也有对经文脱漏之处的补正，还有对原抄文字更复杂的删改。如此一来，《西奈抄本》宛如一块活化石，既保存了四世纪的《圣经》本子，又如实地记录了历代校勘和修订的整个过程。正是因为《西奈抄本》年代古老，缮写精美，又有极高的校勘价值，所以无论对于《圣经》校勘学、书籍史，还是古文书学来说，都是弥足珍贵的古代遗存。
《西奈抄本》的发现，已和德国《圣经》学者康斯坦丁·提申多夫（Lobegott Friedrich Konstantin Tischendorf， 1815-1874）的名字永久连在了一起。提申多夫何许人也？我引一本《新约》版本校勘学的标准著作，其中是这样介绍的：“现代《新约》校勘学者最应感谢的人，毫无疑问，是提申多夫。他发现和刊布了大量希腊文《圣经》抄本，还出版了多种希腊文《圣经》的校勘版，数量之多，超过任何人。一八四一到一八七二年之间，他编辑了八版希腊文《新约》，有些单独重印，有些则配上德文或拉丁文译文。他还刊布了二十二卷 《圣经》抄本的文本”（The Text of the New Testament， Bruce Metzger and Bart Ehrman， 第四版，牛津，二○○五年，172页）。
这位十九世纪的《圣经》校勘学巨擘，如今在专业学术圈之外，已少有人提及。好在还有念旧的学者。二○一五年，正值他诞生两百年，加拿大学者波特（Stanley E. Porter）出版了一本《提申多夫传略》，简要勾勒了他的生平和贡献。这部《传略》在附录中，重印了提申多夫一部短著的英译本。这本小册子，题为《福音书写于何时？》，发表于一八六五年，从《圣经》版本和流传方面破除当时对基督教的批判和质疑。提申多夫还写了一篇发现《西奈抄本》的小记，作为小册子的前言。如今，波特这本传略让提申多夫的自述在二十一世纪又得以广泛流传。
提申多夫精于《圣经》版本校勘，坚信若能发现越多古本，就越有可能恢复《圣经》文本的原貌，也越有可能解决经文中聚讼纷争的各种异文。所以他自青年时代就一直锲而不舍地搜求《圣经》古抄本，足迹遍布欧洲各国。让学界对他刮目相看的，是他对《以法莲重写本圣经》 （Codex Ephraemi Rescriptus）的破解。这部希腊文《圣经》是五世纪的抄本，到了十二世纪，人们将页面上的字迹洗掉，用浮石涂擦，然后又在旧纸上抄录四世纪叙利亚教会神学家以法莲（St. Ephraem， 303-373）的著作。对于《圣经》校勘家来说，这样的“重写本”中，最可宝贵的当然是被涂掉的底层文字，因为那里尘封着一部五世纪的《圣经》珍本。但苦于被涂掉的字迹实在难以辨认，所以这一古本一向未能得到充分利用。提申多夫于一八四○年来到巴黎，决心彻底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他将化学试剂小心地涂布到抄本上，但更多凭靠耐心和毅力，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辨认，使得被涂抹和被“压抑”的潜藏文字在七百年后终于得见天日。一八四三年，他刊印了这一重写本的《新约》部分，使得他在学术界名声大振。而他当时只有二十八岁。 欧洲各大图书馆所藏的《圣经》古抄本，提申多夫都已寓目。西方的抄本资源既已用尽，提申多夫开始将目光投向东方这块富矿。他得到政府和私人的资助，于一八四四年三月启程，奔赴耶路撒冷。他先在埃及参访了几座修道院，然后在当年五月首次造访了西奈山脚下的圣·凯瑟琳修道院（St. Catherine’s Monastery）。这座古老的修道院是查士丁尼一世所建（Justinian I，526-565年在位），始建于公元五四八年。
在这座西方学者很少光顾的修道院内，提申多夫很快就有了惊人发现。以下摘自提申多夫的自述，从英译文译出：
一八四四年五月，在造访修道院的藏书室时，在一个大厅中央，我看到一个又大又宽的篮子，装满旧的皮纸书。主管藏书室的修士博洽多闻，他告诉我，像这样的两堆纸，年久腐烂，早已被付之一炬。在这堆废纸中，我竟然发现了一部希腊文《旧约》中相当数量的散叶，是我曾见到的最古的本子之一，这让我大为惊讶。修道院的主事者允许我将这些皮纸的三分之一，大约四十三叶据为己有，因为反正他们准备烧掉，所以格外痛快。可我无法让他们出让其余的部分。我流露出的欣喜之情太强烈，使他们有点怀疑这部抄本的价值。我从《以赛亚书》和《耶利米书》中誊录了一页，叮嘱修士们，若有可能找到其他文本，一定要小心呵护。（引自波特所作的《传略》，123—124页）
提申多夫去东方访书，三月出发，五月就有斩获，而且得来全不费工夫。他本是个精细之人，回到欧洲之后，为防止别人顺藤摸瓜，所以对于发现地始终含糊其辞，期待有朝一日能重返西奈山，将余下的八十多叶取回。提申多夫将此次出行的战利品—访得的共五十部抄本—存在莱比锡大学图书馆，并将从圣·凯瑟琳修道院得来的四十三叶残书，命名为“弗里德里克·奥古斯都抄本”（Codex Frederick Augustus），以感谢资助他去东方访书的国王。
一八五三年，他故地重游，但这一次收获甚微，只找到《创世记》 的一张残叶，被修士们当作书签夹在其他抄本中。但这让他坚信，这个抄本最初必定包含了全本《旧约》。提申多夫如同斯威夫特笔下的格列佛一样，过不了安生日子。手中既已有了古抄本的四十多叶，自己经眼的另外八十多叶，自然让他魂牵梦萦。到了一八五六年，他向沙俄政府递交了一份去东方访书的计划书，希望能得到资助。一名外国的新教教徒，竟向希腊和东正教会的皇帝寻求帮助，这让人感到非常惊愕。但个中原因其实不难理解。圣·凯瑟琳本是东正教修道院，如果学者能获得沙皇的支持，那么院方自然会为他开绿灯。提申多夫是一员福将，沙皇竟然恩准了他的请求，提供了经济资助。就这样，他第三次踏上去东方的旅程，这也是最戏剧化的一次。
一八五九年一月三十一日，提申多夫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来到西奈山脚下的修道院。根据他的记述，二月四日，他与院中一位管事闲聊，那人说他也读过希腊文《旧约》，而且从屋中取来红布包裹的一册书。提申多夫写道：
我打开封皮，惊异地发现，里面正是十五年前我从那个篮子里取出的残叶！不仅于此，还有《旧约》其他部分以及整部《新约》！此外，还有《巴拿巴书》和《黑马牧人书》。我心下大喜，但这次我按捺住兴奋之情，为的是不让管事和其他人察觉。我装作漫不经心的样子，问他是否能让我拿回卧房里，待空闲时仔细查看。回到卧房，我才无所顾忌地表露狂喜。我知道，我手上捧读的，乃是世间最宝贵的《圣经》财富。这件抄本的年代和重要性超过我过往二十年间所寓目的所有抄本。（引自《传略》，126页）
提申多夫彻夜未眠，不是因为兴奋过度，而是抄了一整夜书。《巴拿巴书》（the Epistle of Barnabas）现在被划入“使徒教父”的著作（Apostolic Fathers），但早期教会作家往往将其归入《新约》。这部书大约成书于二世纪早期，上半部只有拉丁译文存世。两个世纪以来，学者一直在苦苦搜寻该书的希腊文原本。提申多夫借着微弱的灯光、通宵达旦抄录的，就是这部当时的海内孤本。
第二天一早，提申多夫请求这位执事，希望能把全部抄本带回开罗，找人誊录全文。但修道院的住持因教会事务已去了开罗，旁人不敢擅自做主。提申多夫立即赶奔开罗，获得住持的批准，数日之后，全部抄本送交到他手中。据提申多夫自己讲述，在后面两个月中，他找了两个懂希腊文的德国人做帮手，在四十摄氏度的酷暑里，硬生生手抄了十一万行的希腊文《圣经》。
由于提申多夫接受了沙皇的资助，自然萌生出感谢恩主的念头。若能将此抄本放置在圣彼得堡，今后查阅起来肯定会更方便。再加上圣·凯瑟琳修道院从十四世纪以来就受俄国的庇护，所以提申多夫向修道院提出，将此抄本作为礼物敬献给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一八六二年，提申多夫将抄本交予俄国外交部。此后，西奈地区的大主教人选发生争议。原先选定的大主教履职不久，即遭罢黜，被新主教取代。而两任主教对于西奈抄本的归属有完全不同的理解。前主教认为，修道院从未有意捐献抄本，而新主教则站在提申多夫一边。经过多年的争吵和谈判，西奈大主教最终与沙皇特使签订了正式的捐赠协约，并收到沙皇赏下的九千卢布和勋章。从此，《西奈抄本》篇幅最大的这一部分，便入藏圣彼得堡的皇家图书馆，归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所有。
《西奈抄本》的发现，足以使提申多夫名垂青史。但由于他对于发现地点以及详细过程遮遮掩掩，直到一八六五年的自述中方正式披露，所以人们不免起疑：他是正大光明得到这部古抄本，还是其间有什么蹊跷？帕克和波特这两位学者，在这方面就存在明显分歧。帕克认为提申多夫的自述，颇多东方主义的渲染，营造出西方中心主义的传统画面：欧洲学者远赴文化落后地区，将当地人弃之如敝屣的古书，奋力挽救出来。帕克还觉得提申多夫无法和当地人直接交流，所以与修士们的交涉或存在误解。他的怀疑可集中见下面这段话：
长期以来，提申多夫的自述被西方学界轻易采信，但其中有绕不开的疑点。皮纸不会燃烧。即使能燃烧，发现了用于装订的残叶，特别是一九七五年的新发现，都证明《西奈抄本》被烧，难以成立。最后，重要的一点是，一八四四年到底发生了什么，并未找到其他记录，因此他的陈述缺乏旁证。（《西奈抄本》，132页） 相较于帕克不留情面的批评，波特就显得宅心仁厚得多了。在《传略》一书中，他列举了历代对提申多夫的几点质疑，并全力为传主辩护。比如，提申多夫对于发现地一开始支支吾吾，是不想让其他人分一杯羹，这不过是搜求古籍的策略，属于合理的职业考虑。而且当时古抄本的买卖乃是寻常之事，所以波特认为：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提申多夫采用了见不得人的手法。说得明白一些，提申多夫自己获得的那四十三叶，不是盗书，而是通过公平交易买来的。
一九二八年，苏联进入第一个五年计划。为保证随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能顺利完成，需要大量外币购买商品和机械。这时，苏联政府允许将已经国有化的珍贵艺术品卖给西方，以换取急需的外汇。一九三三年是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开始，以文物换外汇的政策继续执行，圣·凯瑟琳修道院赠送给沙皇的《西奈抄本》，也列在待售文物的清单上。英国经营古籍买卖的商行闻风而至，穿针引线，结果苏联方面要价二十万英镑，而英方一开始仅愿意出价四万英镑。经过讨价还价，最终以十万英镑的价格成交。这次交易经过了苏共政治局的批准，斯大林还在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五日的政治局决议上签字。就这样，沙皇用九千卢布和几枚勋章换来的《西奈抄本》，竟意外地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贡献。前面说过，当时的十万英镑，相当于现在的五百万英镑，但其实业内人士并不觉得这个成交价贵得离谱。有行家认为，如果没有经济大萧条，如果美国人的钱袋没有瘪，那么二十万英镑卖给美国也不成问题。
一九三三年，全世界都深陷经济大萧条之中，英国也不例外。政府财政紧缩，人民手头拮据，失业人口激增。饭都吃不饱的时候，花天价买什么劳什子《圣经》呢？买还是不买，英国内阁就有分歧。时任英国首相拉姆齐·麦克唐纳（Ramsay MacDonald）力主购买，因为苏联政府换得的外汇，还会用于购买英国产品。但管钱袋子的财政大臣、下一任的“绥靖”首相张伯伦却叫苦不迭。但由于首相全力支持，张伯伦最终也只得让步，但他开出了一个条件：英国政府提供十万英镑的资金保证，但大英博物馆必须负责向社会大众募捐。若筹来的款项达不到十万英镑，则政府补齐剩余的金额。也就是说，政府托底，大众每捐一英镑，则替政府省下一英镑。由于担心民众一旦知道政府打了包票，捐款的热情会随之降低，所以对外的说法是：政府负责一半资金，博物馆以募捐的方式解决另一半。因为苏联政府要求货到付款，所以这十万英镑先由财政部的应急基金垫付。
《西奈抄本》在一九三三年圣诞节期间从苏联运到英国，于是就出现了本文开篇所描述的那一幕。移交仪式结束后，当日进馆参观人数达六千人。抄本第二天就在馆内正式展出，不少虔诚的参观者亲眼见到如此古老的《圣经》，情不自禁，脱帽致敬。抄本展出的前两周，参观人数高达八万多人次。《圣经》古本既已入藏大英博物馆，一块石头落了地，筹款活动马上展开。二○一五年出版的研究文集《西奈抄本：〈圣经〉古本新探》，收集了二十余篇新文章。其中有英国学者弗雷姆（William Frame）一文，专讲当年举国募捐的经过，让我们能从“募捐学”角度来了解当时的英国。
大英博物馆迅速印制了四万册募捐倡议书，四处分发。到一九三四年二月，《西奈抄本》展出不到两个月，捐款已超过两万英镑。大英博物馆的捐款箱，每天能收到的小额捐款从二十英镑到四十英镑不等。捐款看似踊跃，但来自普通民众的数额并不大。所以，大英博物馆针对社会名流和企业家，采取了集中攻势。国王乔治五世和玛丽王后做了大英臣民的表率，捐了一百二十五英镑。只是国君也不如企业家财大气粗，有巨商随随便便就“一掷千镑”。
《西奈抄本》为英国收藏，宗教界当然为之欢欣鼓舞，因为这等于将《圣经》古本从无神论的苏维埃政府手中挽救出来。但世俗化渐深的英国民众，并不都买账。我们也听到了不少刺耳的声音。一九三三年英国的失业人数高达三百万，这时去购置一部既不能当饭吃也不能带来工作机会的古籍善本，这种“堂吉诃德精神”不是脚踏实地的英国人所能消受的。特别尴尬的是，英国人民勒紧裤腰带筹集的募款，最终毕竟要流入苏联政府的钱袋。当时曾有人刻薄地说：“如果首相一定要继续帮助俄国人，他难道不能自掏腰包吗？为何要动用公款？”（《新探》，205页引） 资本主义英国虽得到珍贵的文物，却也无形中援助了社会主义事业，而且帮助的还是不拜上帝的红色政权，难怪一位作家在写给大英博物馆的信中说：“将十万英镑交付给敌视基督的政府，这大错特错。”（《新探》，208页引）但多数宗教情怀尚存的英国人，还是觉得购买《西奈抄本》是利国利教的善举。募款活动基本成功，最终共收到五万多英镑，加上大英博物馆董事会支付的七千英镑，最后，英国政府实际支付的金额为三万九千英镑。
被拆成四块的《西奈抄本》，现在分别藏于英国、德国、俄罗斯和埃及四国。二○一○年，这部珍贵古籍的四部分，又重新聚合在一处。这次“合体”要拜互联网之赐。大英图书馆、莱比锡大学、俄罗斯国家图书馆和圣·凯瑟琳修道院这四家机构联手，将抄本现存的每一页都用数码相机拍摄了高清图片，全部放在网上，供全世界浏览。如今，我们只需轻按鼠标，登录www.codexsinaiticus.org这个《西奈抄本》的官网，就可以随意观看抄本的每一页，欣赏四世纪职业书手的精美书法。这肯定是提申多夫当年始料未及的。
二○一五年七月，我去大英图书馆参观。此前从书里知道，这部英国人以天价购来的珍本，会“永久”放在长期展厅。但在幽暗的展厅转了好几圈，都没有找到。询问工作人员，方得知有人抱怨 《西奈抄本》展览时间过长，以致大家无缘看到其他《圣经》珍本。所以，当时躺在玻璃柜里的，是一部五世纪的《圣经》古本—《亚历山大抄本》（Codex Alexandrinus）。这件抄本高三十二厘米，宽二十六厘米。我定睛观看，比《西奈抄本》的开本果然小了不少。
（文中提到近年出版的有关《西奈抄本》和提申多夫的三本书，分别是：D. C. Parker， Codex Sinaiticus： The Story of the World’s Oldest Bible， The British Library， 2010; Stanley E. Porter， Constantine Tischendorf： The Life and Work of a 19th Century Bible Hunter， Bloomsbury， 2015; Scot McKendrick， David Parker， Amy Myshrall and Cilian O’Hogan （eds.）， Codex Sinaiticus：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Ancient Biblical Manuscript， The British Library， 2015）
英国为何花天价购得这部《圣经》古本？这部以“西奈”命名的古籍，为何藏在苏联？是谁最先发现了这部古代抄本？其文物价值何在？二○一○年，英国著名的古文书学家、《圣经》校勘学学者大卫·帕克（D. C. Parker），出版了《西奈抄本：世界最古圣经的故事》一书。这本书详述了《西奈抄本》的特点和来历，语言明白晓畅，图版印制得尤其精美。今后，欲了解这部古籍，帕克这本著作应当是最好的入门书。
四世纪古本
《西奈抄本》是一部《圣经》全经的希腊文抄本，制作于四世纪中叶。十九世纪以来陆续出土的《圣经》纸草写本很多，最早的可能写于二世纪中叶，但大都是残篇断简。保存相对完好者，也只誊录了《圣经》部分篇章。我们很难见到将《旧约》希腊文译本（也就是《七十子圣经》）和《新约》全部抄写、合订在一册的抄本。这部抄本中，《旧约》部分保存了《以赛亚书》《耶利米书》《诗篇》《约伯记》等篇幅较长的几卷书，《创世记》《利未记》《申命记》等各有几章存世。让人惊讶的是，《西奈抄本》完整无缺地保存了全本希腊文《新约》。这部抄本，目前存世的，计有四百一十一叶皮纸，也就是八百二十二页书写页面，分别藏于四处：主体部分藏于大英图书馆（包括《新约》全本），莱比锡大学图书馆藏四十三叶，俄罗斯国家图书馆和西奈半岛的圣·凯瑟琳修道院分别藏有部分残篇。据学者推算，在未经损坏和散佚之前，原本至少应有七百四十三叶皮纸，也就是一千四百八十六页面。
这部抄本是用皮纸（parchment）制成的册子本。书叶不是用纸草制成，而使用了更结实、制作技术更高的兽皮，并经过精心打磨、脱毛等工艺的处理。它在形制上有别于更早的基督教《圣经》册子本，不是长方形，而是大体呈四方的形状，单叶皮纸的高与宽相差无几。而且每叶皮纸的尺寸更大，高大约三十八厘米、宽大约三十四厘米，与普通十六开的《辞源》相比，还要长出五分之二、宽出将近一倍。页面上文字书写的格式也颇奇特。《圣经》册子本通常每页写两栏文字，另一部四世纪的《梵蒂冈抄本》是三栏。但《西奈抄本》页面宽阔，一页竟写了四栏，这点非比寻常。从抄经的字体来看，更早的纸草写本，大都字体不佳，字迹潦草，显示誊写者并不精于缮写。但《西奈抄本》则不然，所抄写的希腊文大写字母，字体工稳、圆润，明显是最专业的抄工精工细作而成，书法之精美已臻化境。
另一特点，就是这部抄本上文字的改动极多。据统计，目前所存的八百多页中，一共有二万余处更改，平均每页将近三十处。如此大规模、系统的校正，在今存《圣经》古抄本中非常罕见。根据字体和墨色的分辨，学者可以看出有些改动是第一批书手在誊写完毕之后立即完成的，有些则是在后面几百年间由不同时代的读者在校对时所施加的，最晚的改动迟至十二世纪。这些修改大多是对单词拼写的改正，但也有对经文脱漏之处的补正，还有对原抄文字更复杂的删改。如此一来，《西奈抄本》宛如一块活化石，既保存了四世纪的《圣经》本子，又如实地记录了历代校勘和修订的整个过程。正是因为《西奈抄本》年代古老，缮写精美，又有极高的校勘价值，所以无论对于《圣经》校勘学、书籍史，还是古文书学来说，都是弥足珍贵的古代遗存。
四十三张残叶
《西奈抄本》的发现，已和德国《圣经》学者康斯坦丁·提申多夫（Lobegott Friedrich Konstantin Tischendorf， 1815-1874）的名字永久连在了一起。提申多夫何许人也？我引一本《新约》版本校勘学的标准著作，其中是这样介绍的：“现代《新约》校勘学者最应感谢的人，毫无疑问，是提申多夫。他发现和刊布了大量希腊文《圣经》抄本，还出版了多种希腊文《圣经》的校勘版，数量之多，超过任何人。一八四一到一八七二年之间，他编辑了八版希腊文《新约》，有些单独重印，有些则配上德文或拉丁文译文。他还刊布了二十二卷 《圣经》抄本的文本”（The Text of the New Testament， Bruce Metzger and Bart Ehrman， 第四版，牛津，二○○五年，172页）。
这位十九世纪的《圣经》校勘学巨擘，如今在专业学术圈之外，已少有人提及。好在还有念旧的学者。二○一五年，正值他诞生两百年，加拿大学者波特（Stanley E. Porter）出版了一本《提申多夫传略》，简要勾勒了他的生平和贡献。这部《传略》在附录中，重印了提申多夫一部短著的英译本。这本小册子，题为《福音书写于何时？》，发表于一八六五年，从《圣经》版本和流传方面破除当时对基督教的批判和质疑。提申多夫还写了一篇发现《西奈抄本》的小记，作为小册子的前言。如今，波特这本传略让提申多夫的自述在二十一世纪又得以广泛流传。
提申多夫精于《圣经》版本校勘，坚信若能发现越多古本，就越有可能恢复《圣经》文本的原貌，也越有可能解决经文中聚讼纷争的各种异文。所以他自青年时代就一直锲而不舍地搜求《圣经》古抄本，足迹遍布欧洲各国。让学界对他刮目相看的，是他对《以法莲重写本圣经》 （Codex Ephraemi Rescriptus）的破解。这部希腊文《圣经》是五世纪的抄本，到了十二世纪，人们将页面上的字迹洗掉，用浮石涂擦，然后又在旧纸上抄录四世纪叙利亚教会神学家以法莲（St. Ephraem， 303-373）的著作。对于《圣经》校勘家来说，这样的“重写本”中，最可宝贵的当然是被涂掉的底层文字，因为那里尘封着一部五世纪的《圣经》珍本。但苦于被涂掉的字迹实在难以辨认，所以这一古本一向未能得到充分利用。提申多夫于一八四○年来到巴黎，决心彻底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他将化学试剂小心地涂布到抄本上，但更多凭靠耐心和毅力，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辨认，使得被涂抹和被“压抑”的潜藏文字在七百年后终于得见天日。一八四三年，他刊印了这一重写本的《新约》部分，使得他在学术界名声大振。而他当时只有二十八岁。 欧洲各大图书馆所藏的《圣经》古抄本，提申多夫都已寓目。西方的抄本资源既已用尽，提申多夫开始将目光投向东方这块富矿。他得到政府和私人的资助，于一八四四年三月启程，奔赴耶路撒冷。他先在埃及参访了几座修道院，然后在当年五月首次造访了西奈山脚下的圣·凯瑟琳修道院（St. Catherine’s Monastery）。这座古老的修道院是查士丁尼一世所建（Justinian I，526-565年在位），始建于公元五四八年。
在这座西方学者很少光顾的修道院内，提申多夫很快就有了惊人发现。以下摘自提申多夫的自述，从英译文译出：
一八四四年五月，在造访修道院的藏书室时，在一个大厅中央，我看到一个又大又宽的篮子，装满旧的皮纸书。主管藏书室的修士博洽多闻，他告诉我，像这样的两堆纸，年久腐烂，早已被付之一炬。在这堆废纸中，我竟然发现了一部希腊文《旧约》中相当数量的散叶，是我曾见到的最古的本子之一，这让我大为惊讶。修道院的主事者允许我将这些皮纸的三分之一，大约四十三叶据为己有，因为反正他们准备烧掉，所以格外痛快。可我无法让他们出让其余的部分。我流露出的欣喜之情太强烈，使他们有点怀疑这部抄本的价值。我从《以赛亚书》和《耶利米书》中誊录了一页，叮嘱修士们，若有可能找到其他文本，一定要小心呵护。（引自波特所作的《传略》，123—124页）
提申多夫去东方访书，三月出发，五月就有斩获，而且得来全不费工夫。他本是个精细之人，回到欧洲之后，为防止别人顺藤摸瓜，所以对于发现地始终含糊其辞，期待有朝一日能重返西奈山，将余下的八十多叶取回。提申多夫将此次出行的战利品—访得的共五十部抄本—存在莱比锡大学图书馆，并将从圣·凯瑟琳修道院得来的四十三叶残书，命名为“弗里德里克·奥古斯都抄本”（Codex Frederick Augustus），以感谢资助他去东方访书的国王。
一八五三年，他故地重游，但这一次收获甚微，只找到《创世记》 的一张残叶，被修士们当作书签夹在其他抄本中。但这让他坚信，这个抄本最初必定包含了全本《旧约》。提申多夫如同斯威夫特笔下的格列佛一样，过不了安生日子。手中既已有了古抄本的四十多叶，自己经眼的另外八十多叶，自然让他魂牵梦萦。到了一八五六年，他向沙俄政府递交了一份去东方访书的计划书，希望能得到资助。一名外国的新教教徒，竟向希腊和东正教会的皇帝寻求帮助，这让人感到非常惊愕。但个中原因其实不难理解。圣·凯瑟琳本是东正教修道院，如果学者能获得沙皇的支持，那么院方自然会为他开绿灯。提申多夫是一员福将，沙皇竟然恩准了他的请求，提供了经济资助。就这样，他第三次踏上去东方的旅程，这也是最戏剧化的一次。
给沙皇的献礼
一八五九年一月三十一日，提申多夫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来到西奈山脚下的修道院。根据他的记述，二月四日，他与院中一位管事闲聊，那人说他也读过希腊文《旧约》，而且从屋中取来红布包裹的一册书。提申多夫写道：
我打开封皮，惊异地发现，里面正是十五年前我从那个篮子里取出的残叶！不仅于此，还有《旧约》其他部分以及整部《新约》！此外，还有《巴拿巴书》和《黑马牧人书》。我心下大喜，但这次我按捺住兴奋之情，为的是不让管事和其他人察觉。我装作漫不经心的样子，问他是否能让我拿回卧房里，待空闲时仔细查看。回到卧房，我才无所顾忌地表露狂喜。我知道，我手上捧读的，乃是世间最宝贵的《圣经》财富。这件抄本的年代和重要性超过我过往二十年间所寓目的所有抄本。（引自《传略》，126页）
提申多夫彻夜未眠，不是因为兴奋过度，而是抄了一整夜书。《巴拿巴书》（the Epistle of Barnabas）现在被划入“使徒教父”的著作（Apostolic Fathers），但早期教会作家往往将其归入《新约》。这部书大约成书于二世纪早期，上半部只有拉丁译文存世。两个世纪以来，学者一直在苦苦搜寻该书的希腊文原本。提申多夫借着微弱的灯光、通宵达旦抄录的，就是这部当时的海内孤本。
第二天一早，提申多夫请求这位执事，希望能把全部抄本带回开罗，找人誊录全文。但修道院的住持因教会事务已去了开罗，旁人不敢擅自做主。提申多夫立即赶奔开罗，获得住持的批准，数日之后，全部抄本送交到他手中。据提申多夫自己讲述，在后面两个月中，他找了两个懂希腊文的德国人做帮手，在四十摄氏度的酷暑里，硬生生手抄了十一万行的希腊文《圣经》。
由于提申多夫接受了沙皇的资助，自然萌生出感谢恩主的念头。若能将此抄本放置在圣彼得堡，今后查阅起来肯定会更方便。再加上圣·凯瑟琳修道院从十四世纪以来就受俄国的庇护，所以提申多夫向修道院提出，将此抄本作为礼物敬献给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一八六二年，提申多夫将抄本交予俄国外交部。此后，西奈地区的大主教人选发生争议。原先选定的大主教履职不久，即遭罢黜，被新主教取代。而两任主教对于西奈抄本的归属有完全不同的理解。前主教认为，修道院从未有意捐献抄本，而新主教则站在提申多夫一边。经过多年的争吵和谈判，西奈大主教最终与沙皇特使签订了正式的捐赠协约，并收到沙皇赏下的九千卢布和勋章。从此，《西奈抄本》篇幅最大的这一部分，便入藏圣彼得堡的皇家图书馆，归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所有。
《西奈抄本》的发现，足以使提申多夫名垂青史。但由于他对于发现地点以及详细过程遮遮掩掩，直到一八六五年的自述中方正式披露，所以人们不免起疑：他是正大光明得到这部古抄本，还是其间有什么蹊跷？帕克和波特这两位学者，在这方面就存在明显分歧。帕克认为提申多夫的自述，颇多东方主义的渲染，营造出西方中心主义的传统画面：欧洲学者远赴文化落后地区，将当地人弃之如敝屣的古书，奋力挽救出来。帕克还觉得提申多夫无法和当地人直接交流，所以与修士们的交涉或存在误解。他的怀疑可集中见下面这段话：
长期以来，提申多夫的自述被西方学界轻易采信，但其中有绕不开的疑点。皮纸不会燃烧。即使能燃烧，发现了用于装订的残叶，特别是一九七五年的新发现，都证明《西奈抄本》被烧，难以成立。最后，重要的一点是，一八四四年到底发生了什么，并未找到其他记录，因此他的陈述缺乏旁证。（《西奈抄本》，132页） 相较于帕克不留情面的批评，波特就显得宅心仁厚得多了。在《传略》一书中，他列举了历代对提申多夫的几点质疑，并全力为传主辩护。比如，提申多夫对于发现地一开始支支吾吾，是不想让其他人分一杯羹，这不过是搜求古籍的策略，属于合理的职业考虑。而且当时古抄本的买卖乃是寻常之事，所以波特认为：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提申多夫采用了见不得人的手法。说得明白一些，提申多夫自己获得的那四十三叶，不是盗书，而是通过公平交易买来的。
古籍换外汇
一九二八年，苏联进入第一个五年计划。为保证随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能顺利完成，需要大量外币购买商品和机械。这时，苏联政府允许将已经国有化的珍贵艺术品卖给西方，以换取急需的外汇。一九三三年是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开始，以文物换外汇的政策继续执行，圣·凯瑟琳修道院赠送给沙皇的《西奈抄本》，也列在待售文物的清单上。英国经营古籍买卖的商行闻风而至，穿针引线，结果苏联方面要价二十万英镑，而英方一开始仅愿意出价四万英镑。经过讨价还价，最终以十万英镑的价格成交。这次交易经过了苏共政治局的批准，斯大林还在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五日的政治局决议上签字。就这样，沙皇用九千卢布和几枚勋章换来的《西奈抄本》，竟意外地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贡献。前面说过，当时的十万英镑，相当于现在的五百万英镑，但其实业内人士并不觉得这个成交价贵得离谱。有行家认为，如果没有经济大萧条，如果美国人的钱袋没有瘪，那么二十万英镑卖给美国也不成问题。
一九三三年，全世界都深陷经济大萧条之中，英国也不例外。政府财政紧缩，人民手头拮据，失业人口激增。饭都吃不饱的时候，花天价买什么劳什子《圣经》呢？买还是不买，英国内阁就有分歧。时任英国首相拉姆齐·麦克唐纳（Ramsay MacDonald）力主购买，因为苏联政府换得的外汇，还会用于购买英国产品。但管钱袋子的财政大臣、下一任的“绥靖”首相张伯伦却叫苦不迭。但由于首相全力支持，张伯伦最终也只得让步，但他开出了一个条件：英国政府提供十万英镑的资金保证，但大英博物馆必须负责向社会大众募捐。若筹来的款项达不到十万英镑，则政府补齐剩余的金额。也就是说，政府托底，大众每捐一英镑，则替政府省下一英镑。由于担心民众一旦知道政府打了包票，捐款的热情会随之降低，所以对外的说法是：政府负责一半资金，博物馆以募捐的方式解决另一半。因为苏联政府要求货到付款，所以这十万英镑先由财政部的应急基金垫付。
《西奈抄本》在一九三三年圣诞节期间从苏联运到英国，于是就出现了本文开篇所描述的那一幕。移交仪式结束后，当日进馆参观人数达六千人。抄本第二天就在馆内正式展出，不少虔诚的参观者亲眼见到如此古老的《圣经》，情不自禁，脱帽致敬。抄本展出的前两周，参观人数高达八万多人次。《圣经》古本既已入藏大英博物馆，一块石头落了地，筹款活动马上展开。二○一五年出版的研究文集《西奈抄本：〈圣经〉古本新探》，收集了二十余篇新文章。其中有英国学者弗雷姆（William Frame）一文，专讲当年举国募捐的经过，让我们能从“募捐学”角度来了解当时的英国。
大英博物馆迅速印制了四万册募捐倡议书，四处分发。到一九三四年二月，《西奈抄本》展出不到两个月，捐款已超过两万英镑。大英博物馆的捐款箱，每天能收到的小额捐款从二十英镑到四十英镑不等。捐款看似踊跃，但来自普通民众的数额并不大。所以，大英博物馆针对社会名流和企业家，采取了集中攻势。国王乔治五世和玛丽王后做了大英臣民的表率，捐了一百二十五英镑。只是国君也不如企业家财大气粗，有巨商随随便便就“一掷千镑”。
《西奈抄本》为英国收藏，宗教界当然为之欢欣鼓舞，因为这等于将《圣经》古本从无神论的苏维埃政府手中挽救出来。但世俗化渐深的英国民众，并不都买账。我们也听到了不少刺耳的声音。一九三三年英国的失业人数高达三百万，这时去购置一部既不能当饭吃也不能带来工作机会的古籍善本，这种“堂吉诃德精神”不是脚踏实地的英国人所能消受的。特别尴尬的是，英国人民勒紧裤腰带筹集的募款，最终毕竟要流入苏联政府的钱袋。当时曾有人刻薄地说：“如果首相一定要继续帮助俄国人，他难道不能自掏腰包吗？为何要动用公款？”（《新探》，205页引） 资本主义英国虽得到珍贵的文物，却也无形中援助了社会主义事业，而且帮助的还是不拜上帝的红色政权，难怪一位作家在写给大英博物馆的信中说：“将十万英镑交付给敌视基督的政府，这大错特错。”（《新探》，208页引）但多数宗教情怀尚存的英国人，还是觉得购买《西奈抄本》是利国利教的善举。募款活动基本成功，最终共收到五万多英镑，加上大英博物馆董事会支付的七千英镑，最后，英国政府实际支付的金额为三万九千英镑。
被拆成四块的《西奈抄本》，现在分别藏于英国、德国、俄罗斯和埃及四国。二○一○年，这部珍贵古籍的四部分，又重新聚合在一处。这次“合体”要拜互联网之赐。大英图书馆、莱比锡大学、俄罗斯国家图书馆和圣·凯瑟琳修道院这四家机构联手，将抄本现存的每一页都用数码相机拍摄了高清图片，全部放在网上，供全世界浏览。如今，我们只需轻按鼠标，登录www.codexsinaiticus.org这个《西奈抄本》的官网，就可以随意观看抄本的每一页，欣赏四世纪职业书手的精美书法。这肯定是提申多夫当年始料未及的。
二○一五年七月，我去大英图书馆参观。此前从书里知道，这部英国人以天价购来的珍本，会“永久”放在长期展厅。但在幽暗的展厅转了好几圈，都没有找到。询问工作人员，方得知有人抱怨 《西奈抄本》展览时间过长，以致大家无缘看到其他《圣经》珍本。所以，当时躺在玻璃柜里的，是一部五世纪的《圣经》古本—《亚历山大抄本》（Codex Alexandrinus）。这件抄本高三十二厘米，宽二十六厘米。我定睛观看，比《西奈抄本》的开本果然小了不少。
（文中提到近年出版的有关《西奈抄本》和提申多夫的三本书，分别是：D. C. Parker， Codex Sinaiticus： The Story of the World’s Oldest Bible， The British Library， 2010; Stanley E. Porter， Constantine Tischendorf： The Life and Work of a 19th Century Bible Hunter， Bloomsbury， 2015; Scot McKendrick， David Parker， Amy Myshrall and Cilian O’Hogan （eds.）， Codex Sinaiticus：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Ancient Biblical Manuscript， The British Library， 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