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前，我在一所重点中学里教书，是负责管理学生纪律的行政老师。
　　一天，大雨瓢泼，狂风咆哮。我去各班清点学生到校情况，有的学生撑着伞畏畏缩缩地跑来，有的学生干脆呆在寝室不来上课……唯独有一个学生顶风斗雨、快步流星地冲进教室，任雨淋湿衣裤，自己也被淋成“落汤鸡”。
　　还有一次，学生们放学了，教室里静悄悄的，空空如也。我路过某间教室时，看见有个人铁钉似的钉在座位上，正埋头读书。我仔细打量，没想到竟是那天在雨中奔跑着前来上课的学生。
　　后来，我才知道他名叫黄锡。
　　在那个年代，知识远不如今天这般受重视，学校还曾一度出现“白卷英雄”。然而他与众不同，大大令我惊喜。尽管我并未直接授课于他，不过他对师长尊重有加，每次见我，都礼貌地问好。
　　他是班长。在学生干部中，他的年龄最小，个儿也不高。不过，他能力强、点子多，有号召力，班上五十多个顽皮的“小魔头”都被他管理得服服帖帖。当时，他们的班主任陈老师是外地人，讲一口难懂的湘乡土话。有调皮的学生模仿班主任的腔调说话，逗人取乐，但只要他一出声，摆出一副严肃的面孔，原本哄笑的同学们立刻安静下来。当然，如果他想活跃气氛，也能轻松自如地调动同学们的情绪。不得不说，他真是有这种魅力。
　　一九七七年元月，他高中毕业，离开了学校。对于他这个品学兼优的学生，我非常牵挂。当年高考制度得以恢复，我立刻徒步去寻他，翻过一座座山，越过一坳坳岭，终于找到在基干民兵突击队抬石头的他。
　　当我将这个特大喜讯转告给他时，他们一家把我奉为至亲，热情款待。夜晚，他们留我住宿，我和他同睡一张床。他从床那头爬到我这头，像一个孩子那样亲昵地搂着我的头，与我掏心掏肺地畅谈，直到晨曦吻窗。我离开时，他送了一程又一程，直至送我登上船。临别前，他把一个盒子塞到我手中，我欲退回去，但船已开动。我打开盒子一看——呀！原来是十二个煮熟的鸡蛋。滔滔江水、滚滚浪花、哗哗涛声都比不上他们一家人的真挚之意。我远远望去，只见他还站在原地如一尊雕塑，将手臂举得高高的，挥动着。我高声喊他回去，不知怎的，泪水涌出了眼眶——他们生产队会不会准假让他复课？他能不能一遂心愿？我们之间的情谊会不会如这江水般逝去？一串串问号在江面上沉浮。
　　在这不久之后，我的工作发生变动，从老师变成法官，再后来，命运将我推入了黑色深渊——我双目失明，成了残疾人，在无穷无尽的苦难中煎熬。
　　一九八五年九月十日，一个亲切的声音传入我的耳中：“曾老师，祝您节日快乐！”这不是黄锡吗？“今天是教师节，是您的节日，这是国务院规定的。今天您首次过节，所以我赶来了。”听了黄锡的话，我恍然大悟。教师也有了自己的节日，可惜我已不在教师队伍里，没有资格享受这个待遇。“曾老师，‘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您永远是我的老师，也永远是我的慈父，我愿意听您的教诲……”他说得那么真诚、恳切。从谈话中，我得知恢复高考的那一年生产队没有准他假去复课，到了一九七八年二月，他应征入伍，后转业回来，一步一个脚印，慢慢有了成就。我由衷地为他的成长、进步而高兴。
　　岁月悠悠，他与我的师生之情走过了四十载春秋，历久弥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