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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1世纪，伴随中国经济的长期高速增长和连续多年的巨额贸易顺差，以及外汇储备持续增长，人民币所面临的来自美欧的升值压力与日俱增。从中国国内来看，由于升值对于解决经济失衡问题、抑制通胀会有益处，因此不少观点主张升值。在各种压力下，人民币币值不断上调。尽管如此，人民币升值并没有缩小贸易顺差。事实上，在人民币升值后的2006年上半年，新增的1222亿美元外汇储备中将近50％是由贸易顺差贡献的。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反而从2005年的2011亿美元上升到2008年的2660亿美元，这个数字增加了1／3。在全球经济危机笼罩的2009年，我国贸易顺差依然为1960.7亿美元。
中国贸易持续顺差果真是由于人民币低估的结果吗?仅仅依靠人民币的升值能够解决贸易顺差问题吗?的确，汇率低估将导致贸易顺差；但是贸易顺差不全是因为汇率低估。人民币升值对中国持续而庞大的贸易顺差并未起到明显的效果，升值能够在多大程度缓和因贸易顺差衍生出的国际压力，对国内社会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又会产生何种影响?
而另一方面，中国因廉价劳动力引起的社会冲突正在增加；最近深圳富士康公司因发生员工连续自杀事件而宣布的加薪措施和佛山本田工人罢工要求加薪的事件，就是这些矛盾冲突的典型代表。中国近来发生的一系列罢工事件发出了明显信号，我国有关决策人也认识到，现在是开始关注工人权利的时候了，廉价劳动时代已不再适合中国当下的社会生产力水平，中国廉价生产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
上述两个方面表面看似没有关系，但冷静思考不难看出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寻找解决问题的正确途径，才能将贸易顺差带来的这一挑战转化为实现国内社会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契机，使劳动者获得真正的利益。
一、贸易顺差使人民币面临升值压力
中国外贸顺差不断扩大的同时，世界范围内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开始流行起中国“廉价货币威胁论”。这种观点认为，中国由于劳动力成本低廉，许多产品生产能力严重过剩，这种低价向国外大量销售的商品对输入国的商品市场价格产生打压效果，从而引起美、日等国物价不断走低，失业率居高不下。与中国有着较紧密的国际贸易关系处于经常项目逆差地位，而使美国、日本等主要发达国家发生通货紧缩威胁，而中国却在近几十年中一直保持着外贸顺差和经济快速增长。显然，这种逻辑推论，源自他国国内政治需要，目的是维护垄断利益，直接产生的政策建议就是要求中国对人民币采取升值行动，以减少贸易逆差。
实际上，贸易顺差表明我国人民越来越有能力以更低成本生产国际上需要的产品，以致全球制造业也日渐向我国转移；这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结果，因为生产技术具有全球流动性，而中国又拥有巨大的劳动力优势。当然，社会经济的全球化也会带来另一趋势：世界各地人们的生活水平将会不断接近，即全球化的发展应使中国的人均收入或者生活水平与发达国家不断接近；因此，在可支配的货币数量没有相应增加的情况下，人民币的购买力就不断增强，反映在汇率上也就有了不断升值的趋势。
除了发达国家为了维护自身垄断利益而刻意鼓吹外，从我国国内的经济结构来说：近15年来技术生产率在不断提高，而工人的工资却上升不多，使得中国产品具有强大的竞争优势；由于中国绝大多数工业品的实际价格都是在不断下降的，反衬了人民币购买力的上升。中国经济具有其他国家无可媲美的三大优势：廉价劳动力、技术进步和购买力不断提高的货币；因此，发达国家想要减弱中国的竞争优势，也就努力从这三方面着手。然而，发达国家不可能取消中国的技术进步，也难迫使中国工资的提高，只有对人民币汇率进行施压。但就中国自主性决策而言，哪一种途径对当前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更有利呢，该是主动地提高工资还是迫于压力提升汇率呢?
二、人民币升值不利于当前中国企业发展
从当前中国经济的现实情况来看，人民币升值对于中国各行业的影响有着较大的不同。由于弹性的不同，人民币升值对中国各行各业具有种种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影响。
1，人民币升值不利于中国出口企业的稳定发展。中国的出口行业主要有轻工、纺织、电子、机电等，上述四个行业的特点是劳动密集，附加值低、出口规模大。有关部委牵头协会对劳动密集型行业进行人民币汇率压力测试，据机电、轻工、纺织品进出口商会的测试结果显示，人民币升值对于短期内的出口利润有较大影响，如若升值过快，行业利润率在短期内将大幅下滑，部分行业面临亏损。再者，由于中国出口企业普遍缺乏核心竞争力，在国际贸易中对外议价能力偏弱，因此人民币大幅升值必然给出口企业带来巨大的压力。
2，人民币升值对于进口企业利好有限。中国进口依存度较高的行业主要有石油及天然气开采业、石化、航空、交通、电力设备等。人民币的适度升值，直观上看的确有利于大宗商晶降低进口成本，并改善相关行业的盈利状况。但中国正处于重化工业发展的中期阶段，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很多重要战略物资如石油、铁矿石等都要依赖进口，来自中国的需求因素也在事实上导致国际相关大宗商品价格近年来持续飙升。虽然中国是需求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大宗商品的定价权依然牢牢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如铁矿石谈判。
再如，今年6月19日宣布将启动汇率改革，尽管缓和了中国与西方国家因汇率问题出现的紧张关系，但也令市场对“世界经济信心大增”，包括原油、金价、重金属等以美元计价的原物料也涨声连连。因此，即使人民币实现一定幅度的升值，由于对资源进口的依赖和定价话语权的不足，使中国的相关基础产品进口成本并不能有效降低。中国企业可以获得的实际利益不会跟随人民币的上涨而相应上涨。
3，过快升值无益于产业升级调整。结构调整无法在迅速的汇率升值面前近乎无时差地完成，结构的改善需要较长时间才能完成。汇率的过快、过度升值，其最终结果很可能是不仅无法优化结构，反倒导致结构问题积重难返。而且，如人民币汇率变动频繁，中小企业在利润很低的情况下，可能更多地倾向于从事加工贸易赚取加工费，规避人民币汇率波动带来的损失，使加工贸易占比逐步提高。
综上所述，人民币大幅升值对于中国企业整体而言弊大于利，并有可能给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和结构优化带来灾难。因此，在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下，渐进性升值仍然是当前人民币汇率调整的最佳选择。人民币升值幅度只能是小步升值，这才符合中国现在经济增长的需要和世界经济的需要。
三、通过提高工资缓解升值和减少贸易顺差
分析了人民币面临升值压力的多种原因，那么，扣紧这些原因也就可以找到解决的办法，包括：舆论宣传、经济结构调整、外汇体制改革、提高工资水平(劳动力价格)以及直接的汇率升值等。中国政府将按照可控的原则推进 外汇改革，并将独立地展开。人民币汇率会越来越趋向市场化，但中国不会在短期内大幅调整汇率。通过减少贸易顺差以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需要考虑另外的做法。
有“欧元之父”之称的诺贝尔经济学得主蒙代尔指出，人民币会继续升值，因中国贸易盈余庞大。但他强调，上调汇率并非解决中国庞大贸易顺差的最佳方法，反而应该增加内需消费，增加进口，而工资上升亦有助解决问题。
一般地，自由市场上的贸易顺差主要取决于商品的竞争力量，商品的竞争力量归根到底则体现为商品的价格，而商品价格又取决于两个根本因素：一是劳动生产率，一是劳动者工资，汇率变动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一国出现贸易顺差或另一国出现贸易逆差的问题，由两国之间生产率增长高低的差别引起彼此之间国际竞争力的差距，这是导致这一问题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在维持固定名义汇率机制下，两国之间的相对货币工资调整，将成为平衡彼此之间国际竞争力的主要工具之一。
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增长要明显高于美国和欧洲等主要贸易伙伴，一旦生产率增长较高的中国的货币工资增长率提高了，势必会提高其可贸易商品的价格，这一工资调整的机制最终会对平衡两国国际竞争力起到良好的作用。
数据显示，过去30年中国经济出现了惊人的飞速增长，但是劳动报酬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并没有同步大幅提高，企业利润除去税收和灰色支出等形式外，都以资本收益的形式进入企业主的腰包。劳动力成本在企业利润中所占比重不断下降，由此造成贫富差距拉大，突出表现在最近的本田罢工事件及富士康自杀事件，这与中国强调的“和谐社会”理念不符。显然，对中国而言，增加劳工薪资绝非仅有经济学上的意义。我们更希望确保工人能够从经济增长中更多地获益，以促进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工资水平上升并不会对出口行业造成很大冲击，根据一些上市公司的财务统计，工资总额平均只占公司营业收入的5％以下，因而即使工资翻番，企业的成本上升也不是很高；如果工人的工资上涨，则主要的竞争压力就会直接作用在企业主身上，从而刺激他们提高商品价格、改善企业管理、优化资源配置以及促进技术改造。
人民币升值固然可以促使企业主更好地关心技术改造问题，但汇率对产品售价所造成的巨大压力，已令企业无力像以前汇率稳定时期那样继续快速提高工人工资了。相反，企业主会以出口实际价格下跌为借口而在工资不提高的情况下延长工人的劳动时间或提高工人的劳动强度，把一切负担都转移到工人身上。
可见，缓和当前人民币升值压力的两个途径——提高工资和提高汇率——所产生的利益分配效应是不同的，前者有利于低收入的工人阶层。人民币升值并不会改善一般劳工阶层的生活，反而会影响那些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生存，从而大多数工薪阶层都持反对态度，甚至国家领导人出于国家稳定的考虑也感到忧心。
四、结语
在分析当前人民币所面临的升值压力时，不仅要分析这种压力产生的因素，而且要分析制度变动对社会经济和利益分配所阐述的影响，要从着眼社会和谐的高度来进行决定。显然，从造成当前外贸顺差的原因和对经济可能的影响来说，与其让人民币大幅度升值，不如提高劳动者工资；因为这不仅能够缓解贸易顺差的压力，而且有利于缩小当前社会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劳动者获得实际利益，从而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而人民币升值所带来的效应则截然相反。
2007年中国“两会”上，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强调，要把共同建设、共同享有和谐社会贯穿于和谐社会建设的全过程中。“以人为本”的施政理念必然逻辑地推导出：分享改革和发展的成果是民众的权利，改善民生是政府的责任，和谐社会的主体是民众。中国当下的问题是，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从业者，作为弱势群体，所分享的社会资源愈来愈少、占有的社会财富越来越少。尽管我国的GDP在高速发展，但是一般工人的工资特别是沿海地区外来工的工资却几乎没有多大提高，这不仅导致民工荒现象的出现，也制约了国内市场的需求水平，甚至所引发的社会矛盾也越来越尖锐，引起中国近来劳资纠纷频发。滞留在低水平的劳工权益，已经成为中国产业升级、经济转型、社会和谐、国富民强的瓶颈。在很大程度上，只有一个国家的财富分配是相对平均的，中产阶层占相当比重，那么提高本国汇率对扩大内需、促进公平以及促进整体经济的发展才是有利的，否则必然会扩大收入不平衡分配、加剧社会不公平现象、激化社会矛盾；相反，提高工资首先是有利于工薪阶层，而最低工资和最低福利保障等的规定更是有利于社会底层，从而可以缓和一般百姓的应得收入与整体经济增长之间的剪刀差问题。我们并非主张政府对具体工资之规定，而倡导可以影响工资提高的间接措施；譬如提高最低工资水平、落实法律已有规定的工人福利等，这样也有助于和谐社会之法治建设。在处理贸易顺差的问题上，我们要有以民为本的真正理念，要把它上升到建设和谐社会的高度。中国依靠低成本劳动力的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型产业必然面临转型，基于中国廉价劳动力来换取贸易顺差的时代已不可避免的要结束，提升和保障劳工权益，让工人有尊严地劳作、生活，是这一历史时期的要务。
对中国而言，目前我们既要维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又要缓解人民币升值的压力，缓和其他贸易伙伴的不满情绪，因此，选择提高货币工资的调整机制作为平衡中国与其他贸易伙伴之间国际竞争力的有效工具，不仅具有一定的意义，而且在理论上也会促使中国生产率增长较快的贸易部门如制造业提高货币工资，从而使得中国生产率的高速增长转变为国民真实收入的增长。
中国贸易持续顺差果真是由于人民币低估的结果吗?仅仅依靠人民币的升值能够解决贸易顺差问题吗?的确，汇率低估将导致贸易顺差；但是贸易顺差不全是因为汇率低估。人民币升值对中国持续而庞大的贸易顺差并未起到明显的效果，升值能够在多大程度缓和因贸易顺差衍生出的国际压力，对国内社会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又会产生何种影响?
而另一方面，中国因廉价劳动力引起的社会冲突正在增加；最近深圳富士康公司因发生员工连续自杀事件而宣布的加薪措施和佛山本田工人罢工要求加薪的事件，就是这些矛盾冲突的典型代表。中国近来发生的一系列罢工事件发出了明显信号，我国有关决策人也认识到，现在是开始关注工人权利的时候了，廉价劳动时代已不再适合中国当下的社会生产力水平，中国廉价生产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
上述两个方面表面看似没有关系，但冷静思考不难看出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寻找解决问题的正确途径，才能将贸易顺差带来的这一挑战转化为实现国内社会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契机，使劳动者获得真正的利益。
一、贸易顺差使人民币面临升值压力
中国外贸顺差不断扩大的同时，世界范围内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开始流行起中国“廉价货币威胁论”。这种观点认为，中国由于劳动力成本低廉，许多产品生产能力严重过剩，这种低价向国外大量销售的商品对输入国的商品市场价格产生打压效果，从而引起美、日等国物价不断走低，失业率居高不下。与中国有着较紧密的国际贸易关系处于经常项目逆差地位，而使美国、日本等主要发达国家发生通货紧缩威胁，而中国却在近几十年中一直保持着外贸顺差和经济快速增长。显然，这种逻辑推论，源自他国国内政治需要，目的是维护垄断利益，直接产生的政策建议就是要求中国对人民币采取升值行动，以减少贸易逆差。
实际上，贸易顺差表明我国人民越来越有能力以更低成本生产国际上需要的产品，以致全球制造业也日渐向我国转移；这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结果，因为生产技术具有全球流动性，而中国又拥有巨大的劳动力优势。当然，社会经济的全球化也会带来另一趋势：世界各地人们的生活水平将会不断接近，即全球化的发展应使中国的人均收入或者生活水平与发达国家不断接近；因此，在可支配的货币数量没有相应增加的情况下，人民币的购买力就不断增强，反映在汇率上也就有了不断升值的趋势。
除了发达国家为了维护自身垄断利益而刻意鼓吹外，从我国国内的经济结构来说：近15年来技术生产率在不断提高，而工人的工资却上升不多，使得中国产品具有强大的竞争优势；由于中国绝大多数工业品的实际价格都是在不断下降的，反衬了人民币购买力的上升。中国经济具有其他国家无可媲美的三大优势：廉价劳动力、技术进步和购买力不断提高的货币；因此，发达国家想要减弱中国的竞争优势，也就努力从这三方面着手。然而，发达国家不可能取消中国的技术进步，也难迫使中国工资的提高，只有对人民币汇率进行施压。但就中国自主性决策而言，哪一种途径对当前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更有利呢，该是主动地提高工资还是迫于压力提升汇率呢?
二、人民币升值不利于当前中国企业发展
从当前中国经济的现实情况来看，人民币升值对于中国各行业的影响有着较大的不同。由于弹性的不同，人民币升值对中国各行各业具有种种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影响。
1，人民币升值不利于中国出口企业的稳定发展。中国的出口行业主要有轻工、纺织、电子、机电等，上述四个行业的特点是劳动密集，附加值低、出口规模大。有关部委牵头协会对劳动密集型行业进行人民币汇率压力测试，据机电、轻工、纺织品进出口商会的测试结果显示，人民币升值对于短期内的出口利润有较大影响，如若升值过快，行业利润率在短期内将大幅下滑，部分行业面临亏损。再者，由于中国出口企业普遍缺乏核心竞争力，在国际贸易中对外议价能力偏弱，因此人民币大幅升值必然给出口企业带来巨大的压力。
2，人民币升值对于进口企业利好有限。中国进口依存度较高的行业主要有石油及天然气开采业、石化、航空、交通、电力设备等。人民币的适度升值，直观上看的确有利于大宗商晶降低进口成本，并改善相关行业的盈利状况。但中国正处于重化工业发展的中期阶段，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很多重要战略物资如石油、铁矿石等都要依赖进口，来自中国的需求因素也在事实上导致国际相关大宗商品价格近年来持续飙升。虽然中国是需求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大宗商品的定价权依然牢牢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如铁矿石谈判。
再如，今年6月19日宣布将启动汇率改革，尽管缓和了中国与西方国家因汇率问题出现的紧张关系，但也令市场对“世界经济信心大增”，包括原油、金价、重金属等以美元计价的原物料也涨声连连。因此，即使人民币实现一定幅度的升值，由于对资源进口的依赖和定价话语权的不足，使中国的相关基础产品进口成本并不能有效降低。中国企业可以获得的实际利益不会跟随人民币的上涨而相应上涨。
3，过快升值无益于产业升级调整。结构调整无法在迅速的汇率升值面前近乎无时差地完成，结构的改善需要较长时间才能完成。汇率的过快、过度升值，其最终结果很可能是不仅无法优化结构，反倒导致结构问题积重难返。而且，如人民币汇率变动频繁，中小企业在利润很低的情况下，可能更多地倾向于从事加工贸易赚取加工费，规避人民币汇率波动带来的损失，使加工贸易占比逐步提高。
综上所述，人民币大幅升值对于中国企业整体而言弊大于利，并有可能给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和结构优化带来灾难。因此，在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下，渐进性升值仍然是当前人民币汇率调整的最佳选择。人民币升值幅度只能是小步升值，这才符合中国现在经济增长的需要和世界经济的需要。
三、通过提高工资缓解升值和减少贸易顺差
分析了人民币面临升值压力的多种原因，那么，扣紧这些原因也就可以找到解决的办法，包括：舆论宣传、经济结构调整、外汇体制改革、提高工资水平(劳动力价格)以及直接的汇率升值等。中国政府将按照可控的原则推进 外汇改革，并将独立地展开。人民币汇率会越来越趋向市场化，但中国不会在短期内大幅调整汇率。通过减少贸易顺差以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需要考虑另外的做法。
有“欧元之父”之称的诺贝尔经济学得主蒙代尔指出，人民币会继续升值，因中国贸易盈余庞大。但他强调，上调汇率并非解决中国庞大贸易顺差的最佳方法，反而应该增加内需消费，增加进口，而工资上升亦有助解决问题。
一般地，自由市场上的贸易顺差主要取决于商品的竞争力量，商品的竞争力量归根到底则体现为商品的价格，而商品价格又取决于两个根本因素：一是劳动生产率，一是劳动者工资，汇率变动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一国出现贸易顺差或另一国出现贸易逆差的问题，由两国之间生产率增长高低的差别引起彼此之间国际竞争力的差距，这是导致这一问题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在维持固定名义汇率机制下，两国之间的相对货币工资调整，将成为平衡彼此之间国际竞争力的主要工具之一。
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增长要明显高于美国和欧洲等主要贸易伙伴，一旦生产率增长较高的中国的货币工资增长率提高了，势必会提高其可贸易商品的价格，这一工资调整的机制最终会对平衡两国国际竞争力起到良好的作用。
数据显示，过去30年中国经济出现了惊人的飞速增长，但是劳动报酬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并没有同步大幅提高，企业利润除去税收和灰色支出等形式外，都以资本收益的形式进入企业主的腰包。劳动力成本在企业利润中所占比重不断下降，由此造成贫富差距拉大，突出表现在最近的本田罢工事件及富士康自杀事件，这与中国强调的“和谐社会”理念不符。显然，对中国而言，增加劳工薪资绝非仅有经济学上的意义。我们更希望确保工人能够从经济增长中更多地获益，以促进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工资水平上升并不会对出口行业造成很大冲击，根据一些上市公司的财务统计，工资总额平均只占公司营业收入的5％以下，因而即使工资翻番，企业的成本上升也不是很高；如果工人的工资上涨，则主要的竞争压力就会直接作用在企业主身上，从而刺激他们提高商品价格、改善企业管理、优化资源配置以及促进技术改造。
人民币升值固然可以促使企业主更好地关心技术改造问题，但汇率对产品售价所造成的巨大压力，已令企业无力像以前汇率稳定时期那样继续快速提高工人工资了。相反，企业主会以出口实际价格下跌为借口而在工资不提高的情况下延长工人的劳动时间或提高工人的劳动强度，把一切负担都转移到工人身上。
可见，缓和当前人民币升值压力的两个途径——提高工资和提高汇率——所产生的利益分配效应是不同的，前者有利于低收入的工人阶层。人民币升值并不会改善一般劳工阶层的生活，反而会影响那些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生存，从而大多数工薪阶层都持反对态度，甚至国家领导人出于国家稳定的考虑也感到忧心。
四、结语
在分析当前人民币所面临的升值压力时，不仅要分析这种压力产生的因素，而且要分析制度变动对社会经济和利益分配所阐述的影响，要从着眼社会和谐的高度来进行决定。显然，从造成当前外贸顺差的原因和对经济可能的影响来说，与其让人民币大幅度升值，不如提高劳动者工资；因为这不仅能够缓解贸易顺差的压力，而且有利于缩小当前社会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劳动者获得实际利益，从而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而人民币升值所带来的效应则截然相反。
2007年中国“两会”上，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强调，要把共同建设、共同享有和谐社会贯穿于和谐社会建设的全过程中。“以人为本”的施政理念必然逻辑地推导出：分享改革和发展的成果是民众的权利，改善民生是政府的责任，和谐社会的主体是民众。中国当下的问题是，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从业者，作为弱势群体，所分享的社会资源愈来愈少、占有的社会财富越来越少。尽管我国的GDP在高速发展，但是一般工人的工资特别是沿海地区外来工的工资却几乎没有多大提高，这不仅导致民工荒现象的出现，也制约了国内市场的需求水平，甚至所引发的社会矛盾也越来越尖锐，引起中国近来劳资纠纷频发。滞留在低水平的劳工权益，已经成为中国产业升级、经济转型、社会和谐、国富民强的瓶颈。在很大程度上，只有一个国家的财富分配是相对平均的，中产阶层占相当比重，那么提高本国汇率对扩大内需、促进公平以及促进整体经济的发展才是有利的，否则必然会扩大收入不平衡分配、加剧社会不公平现象、激化社会矛盾；相反，提高工资首先是有利于工薪阶层，而最低工资和最低福利保障等的规定更是有利于社会底层，从而可以缓和一般百姓的应得收入与整体经济增长之间的剪刀差问题。我们并非主张政府对具体工资之规定，而倡导可以影响工资提高的间接措施；譬如提高最低工资水平、落实法律已有规定的工人福利等，这样也有助于和谐社会之法治建设。在处理贸易顺差的问题上，我们要有以民为本的真正理念，要把它上升到建设和谐社会的高度。中国依靠低成本劳动力的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型产业必然面临转型，基于中国廉价劳动力来换取贸易顺差的时代已不可避免的要结束，提升和保障劳工权益，让工人有尊严地劳作、生活，是这一历史时期的要务。
对中国而言，目前我们既要维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又要缓解人民币升值的压力，缓和其他贸易伙伴的不满情绪，因此，选择提高货币工资的调整机制作为平衡中国与其他贸易伙伴之间国际竞争力的有效工具，不仅具有一定的意义，而且在理论上也会促使中国生产率增长较快的贸易部门如制造业提高货币工资，从而使得中国生产率的高速增长转变为国民真实收入的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