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选题以民族旅游开发较为成熟的湘西苗族德夯茁寨为例进行个案研究和实证分析，试图从意识形态方面进行研究并了解苗鼓、苗族鼓舞的产生和发展演变。进一步调查研究苗族鼓舞与女性以及鼓舞旅游表演在旅游开发中的作用与地位。
　　国内关于民间舞蹈的研究是深受国内艺术学科研究的学术规范和价值评价体系影响的。湘西苗族鼓舞也越来越受到研究学者们的重视。
　　
　　一、苗族及苗族鼓舞的产生及发展
　　
　　对于苗族鼓舞文化研究，本人做了专门工作，试图从苗族鼓舞起源与发展演变，鼓风与表演形式、自身特征、整体结构、动律特征、及其与苗族历史、社会结构的关系等方面，对苗族鼓舞进行文化形态学阐释(2001)。唐志明对于湘西鼓舞的重要分支猴儿鼓的生态生成和艺术特征进行了分析，指出湘西苗族在自身历史发展过程中依赖特定的生态环境，取材于生存依赖中的自然资源，经过自己民族的文化和艺术凝练、加工，产生了湘西苗鼓这种集节奏音乐、舞蹈与叙事三位一体的民族艺术形式，形成了湘西苗族独具特色的鼓艺术和鼓文化，是中国鼓文化中的一朵奇葩。因人们强烈的观赏欲望，演变出鼓乐、鼓舞，使鼓形成了独特的鼓文化现象。
　　总之，苗族大型鼓舞产生于迁徙生活基本结束的唐宋以后特别是明清时期。因为一个为生存而不断迁居的民族，绝不会带着一面面大鼓作远距离迁徙。迁徙生活结束后，云贵高原东缘的苗族率先给木鼓蒙上动物皮革制成木皮鼓。而此时，云贵高原腹心地区的苗族仍然使用原始的木鼓和苗族化的铜鼓晗刳。
　　
　　二、苗族鼓舞与女性
　　
　　德夯的鼓舞表演是狭义的舞台表演，是广义的旅游舞台的一个绝对亮点，是游客体验的高潮。而表演中频频出现的女性身影和五代女鼓王的光环，凸显了女性在德夯旅游活动中的重要地位。鼓舞表演——狭义的舞台表演虽然是一种被压缩的仪式，是被提炼的文化，有一定程度的失真，但却根植于后台区域，根植于德夯苗民生活的大背景大环境。笔者尝试从“血代女鼓王”着手，分析鼓舞表演与女性的关系，进而分析德夯作为一个广义的旅游舞台，德夯妇女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
　　苗族鼓舞的女性表演传统。苗鼓王全是女人，与男人无缘。据村寨老人解释，远古的苗族骁勇善战，首领蚩尤号称“中国战神”，统帅他的“铜头铁额的八十一兄弟”曾打遍了黄河流域。后来，蚩尤兵败被杀，苗族开始了先长江流域，后大西南的百年大迁徙。
　　第一代鼓王：龙荚棠。
　　龙荚棠生于动荡不安的1928年，1957年，在中南海怀仁堂，龙英棠参加了为毛泽东主席等中央首长的专场演出。从此，龙英棠的跳鼓在全国出了名。
　　第二代鼓王：石顺明。
　　第三代鼓王：龙菊兰。
　　第四代鼓王：龙菊献。
　　来自吉首大学艺术系的张淑萍教授点评道：龙菊献吸收了三代苗鼓王的优点和智慧，用丰富的舞蹈语汇和鼓点节奏，把苗族鼓舞演绎得绝伦，这是对中国少数民族民间艺术做出的新贡献。
　　第五代鼓王：黄娟。
　　黄娟1983年12月出生于吉首市矮寨镇大兴村，小小的她迷上了打鼓。与前四代苗鼓王相比，第五代苗鼓王黄娟的知识结构，综合素质都有所提升，谈吐气度、气质相貌更佳，树立了新一代苗鼓王的形象。
　　
　　三、女性在鼓舞表演中的作用
　　
　　旅游中的女性跳鼓表演。旅游的发展，是强烈的催化剂，对于鼓舞和表演鼓舞的女性都产生的重大影响。摆上舞台对游客进行展示的鼓舞表演，更精彩、更浓缩、更精华、更艺术。跳鼓不再只是苗族人的自娱自乐，而是作为一种苗族文化对外的展示。从某一方面来说，鼓舞表演作为寄托民族自豪感的文化实体使得鼓舞文化更具真实性。旅游的发展对鼓舞表演的要求增加，对鼓舞的表演者的要求增加，许多女性把跳鼓当成了自己的专职工作，而不只是一种娱乐。鼓王的产生，不再只是通过民问的自发的认可，而是以旅游节庆活动的形式竞赛而出。从第三代鼓王龙菊兰开始，鼓舞表演打上了旅游的印记，她以德夯旅游开发的契机，学习鼓舞表演，再以多次比赛夺冠宣传苗族鼓舞的同时，也宣传着德夯旅游。第四代、第五代鼓王更是在旅游发展之后成长起来的，她们的表演服务于旅游，她们的鼓王头衔受惠于旅游。同时，除了鼓舞水平和表演技巧，表演者们还在知识结构、综合素质等方面注重提高。
　　
　　四、鼓舞旅游表演在旅游开发中的作用与地位
　　
　　随着旅游业的蓬勃发展，旅游产品的设计更注重对文化内涵的挖掘，尤其在民族地区发展旅游业，民族文化的展示更是成为了开发的内核，旅游目的地通过民族文化展示、表演，让游客了解民族文化，参与到文化互动中去，对民族文化进行体验心利。民族文化最常见的表现形式为文化表演，从旅游表演的方式来说，是一种仪式化表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