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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早期国家，国家观念，传统文化
中图分类号 G63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8）07-0015-05
课程内容由浅入深在很多学科都不是问题，但在历史学科却属顽症。从夏朝建立国家到西周的宗法分封制，初中课程与高中课程的基本内容相差不多。能不能改变？选择一些13岁的初一学生容易接受的、贴近他们经验的知识？夏、商、西周大约经历了1300年，距今约2800年，但是三代给我们这个民族遗留下来的烙印至今可见。而教材中有些表述缺乏足够的证据，有些解释所依据的理论过于教条，与目前学术认识的差距太大。
国家产生标志是什么？教材一直用阶级斗争的理论解释。即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是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实行专政的暴力组织，主要由军队、法庭、监狱等组成；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用这种理论阐述夏朝，于是言之凿凿地说：“夏朝修建了城堡、宫殿，建立了政府机构，组建军队，并制定刑法，设置监狱。”夏朝的城堡和宫殿，有考古依据（二里头遗址显示了一个国家权力中心的存在）；夏朝有政府机构？都是什么机构？有军队？军队规模有多大？有刑法和监狱？监狱是什么样子的？没有直接证据，没有考古发现能够证明这些结论。这些描述以《左传》《礼记》《尚书》《周易》《史记》等文献为据，其实这些书都是远离夏朝七八百年至一千多年之后出现的，是后人根据自己所处时代的一些称谓，对夏朝的拟设。比如司空、司徒、太史令，很难设想夏朝就出现了这些官职。战国时期才出现兵役制度，夏朝不可能有常备军。文献中说夏的军队由“众”组成，其实就是族众，不打仗时都是部族平民。这样的“军队”与维持专制政权的军队不能相提并论。《左传》所记“夏有乱政，而作禹刑”，目前所知仅此而已。至于禹刑是成文法还是习惯法？是指刑法还是指刑罚？都不清楚。夏朝有监狱也是学者的推测，文献中没有令人信服的详细记载，考古更不可能发现“监狱”的建筑物。《史记·夏本纪》主要记述了禹的事迹，禹即位之后到桀亡国这一大段历史，只写了几百字。这说明两點：一是禹的传说丰富，再次印证了层累造成说；二是夏存在了大约470年，但禹之后夏朝的历史在司马迁那个时代就很模糊了。因此当年范文澜叙述夏的标题就用“夏代传说”。层累造成说告诉我们，禹的事迹在春秋战国时期不断丰富，夏朝肯定存在，但它的样子大概只是一个带有氏族特征的国家雏形，属于早期国家。用成熟的国家观念为夏朝“国家”做历史的注释，是教条的以论带史。无视早期国家与成熟国家的区别，无视中国早期国家的特征，既违背了经典理论关于国家形成标志的本意，也不是历史唯物主义。国家的形成到完善同样有一个历史过程，不可能一开始就与国家的定义相吻合。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两次提到国家形成的标志：“国家和旧的氏族组织不同的地方，第一点就是它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第二个不同点是公共权力的设立。”从战国到秦统一全面推行郡县制，古代中国才实现了“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而夏、商、周的国家基础都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族、家族组织，这是三代的基本国情。沈长云教授指出：“作为早期国家的我国夏商周三代与古希腊罗马国家的最大差异，是三代国家并没有打破居民的血缘组织，也没有像古希腊罗马那样对居民实行按地区行政区划的划分。”①尽管禹传位给儿子启实现了“家天下”，但是，早期的“家天下”与秦以后的“家天下”有很大区别。夏商都是由一个强大部族通过对其他较小的部族形成统治而形成国家。较小的邦国（方国）上头有了一个世袭的王权，它们要接受这个世袭王权，但他们自身的血缘组织结构没有发生变化。也就是说，新的王权仍然要依靠各个邦国的首领，实现对普通庶民的控制。所谓内外服，“服”就是服事的意思。无论内外邦，邦君对王都是服属关系。西周的分封制在本质上改变了内外服制度。西周制度的创新在于，分封的诸侯国已经不是自然生长氏族，而是由多个血缘不同的氏族组成一个新的共同体，从而改变了过去内外服全部为地方土著的格局，使中央对地方的统治发展到一个新水平。西周分封对我国早期国家向成熟国家的转变具有重要意义。
夏商保留着血缘组织，地域组织尚未建立起来，国家行政还要依靠血缘氏族，这是早期国家的基本特征。“公共权力”指社会全体成员公认的并对之有约束力的权力。禹在履行公职的过程中逐渐树立了自己及自己家族的权威，为儿子继位打下基础，实现了以家天下为特征行使公共权力。但是，行使公共权力的国家公共机关，在夏朝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家天下不等于一个人掌握了公共权力。《左传》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在夏商西周时期，贵族和平民都有参与“国之大事”的权利，尤其是战争，奴隶不被信任，没有参战的资格，士和平民是主力。祭祀包括祭祖，是政治活动，能够参与表明社会身份是正式的、全权成员。政治决策往往在祭祀场合进行，参与祭祀活动的人员尤其是主祭人员，往往就是决策参与者。而占卜则说明决策要遵从神的旨意，而非王权。这样的政体具有民主政治的特征。②夏商时期公共权力也保留了氏族公社的传统，这种传统也是在西周发生变化。周王自称天子，嫡长子继承制完善了“家天下”的国家制度，礼制将整个社会等级化，不同等级享有不同的权利和义务。政治思想逐渐摆脱了原始类型，政治制度逐渐完善，向成熟国家过渡。
基于学术界对三代属于早期国家的认知，中学教材应该改变。“家天下”应该保留，但叙述国家的特征要实事求是。由于初中学生太小，也不宜采用早期国家的理论，重点在于认识三代遗留至今的传统观念。
中外学界对夏朝的历史还有很大分歧，但是夏朝的存在及其历史影响十分明显。至迟在东周时期，人们已普遍相信历史上有一个夏王朝。华夏最初叫诸夏，诸夏的夏就是指夏朝。夏原指禹所领导的部族。夏族占据的中原地带自然条件优越，农业发达，是先进的代表。周族原是西北的部族，统治中原后自称诸夏，可见夏的影响。禹原来只是夏族的祖先，商、周占据中原后才将禹奉为人神先祖。禹传位儿子，开启了家天下。《礼记》追述：禹之前叫“大同之世”，特点是“天下为公”，禹之后叫“小康之世”，特点是“天下为家”。在血缘部族组织基础上建立的早期国家，禹从部族首领转化为国家家长，天下由“公”变“私”，国和家最初就是这样联系在一起。 商朝以商族为国家核心。商族原活动在今河南东部、山东西南和河北南部地区。商朝的国土基本就是商王的直辖地区，大约是商族的地盘再向今河南中西部扩展，占据了夏朝的核心地区。直辖地以外的部族臣服于商王后，依然如故，处于独立、半独立状态。西周仍以本族为中心，但是直辖区以外臣服的部族地区，则分给诸侯管理，受封诸侯以周王的同姓宗亲和姻亲为主体，这样，整个国家以家族为经纬编织在一起，亲戚套亲戚，如同一个大家庭。周天子是大家长、也是国家中央政府的首脑；诸侯是周王的子侄兄弟，也是地方政府首脑，诸侯的身份地位都是周王给的，因此诸侯遵从周王。诸侯在他的“国”内也是家长，大夫都服从诸侯；大夫在自己的领地内也是家长，平民（国人）与诸侯、大夫、士等贵族是同族关系，打仗时平民当兵，领兵的是贵族。奴隶来源于战俘，是不被信任的，打仗基本不用他们。那时的战争普遍用战车，只有贵族有能力置备战车和青铜质地的武器。贵族中的士是武士，忠诚、重荣誉、敢担当；吃喝不愁，平时练武、学舞、习礼，还要学音乐。平民也喜欢习武，古代民间一直有尚武風气。贵族子弟一般都要接受武士教育，射箭是必须掌握的基本技能。西周分封巩固了家国一体的国家观念。
葛兆光说：“从历史上说，古代中国很多关于国家的观念和社会的制度，都是从家庭、家族、宗族这里引申出来的，这种合理性认同来自人们对于身边的家庭、家族和宗族秩序的理解，人们觉得这个秩序有道理、可以依赖，所以被逐渐放大，就成了普遍伦理和国家制度。”①世界上唯有我们的祖先将一个国叫做“国家”，国是公有的，家是私有的，原本应泾渭分明，但古人却将其混同。“国家”是把“国”与“家”连接在一起，国是一家一姓的大家，也是小家及其家族的放大。国和家只是一大一小而已，秩序是一样的。家有家长，国有国君；长幼有序与尊君卑臣是一样的道理。这同西方人的国家观念不同，英文country，nation，state，有乡土、家乡、共同体的意思，没有family的含义。欧洲最早民族国家诞生在14世纪，而且与再早的国家形态完全不同，没有连续的继承性。欧洲民族国家建立的基础是居民自治的共同体，后有国家政权。阿拉伯世界似乎是先有宗教，后有国家。只有中国在血缘宗族基础上建立的国家连续不断地发展了两千多年。因此，我们的国家观念自然而然地形成家国一体，这是独特的传统观念。
夏商以血缘家族为基础，西周以家族的血缘关系作为国家体制的纽带，延续千年的制度造就了中国人特殊的亲戚观念。中国人最重“宗亲”，即：祖父母（爷爷奶奶）、父亲的兄弟姐妹及父亲的兄嫂、姐夫妹夫，这是同姓氏中被看做血缘关系最近的亲人。晚辈称呼父亲的哥嫂为：大爷、大娘，或大伯父、大伯母；称父亲的弟弟、弟媳为：叔父、婶母，或老叔、老婶。称父亲的姊妹及其配偶为姑姑、姑父。爷爷兄弟的后代，与父亲同姓，都在一个祠堂里祭祖，因此被称为堂兄弟或叔伯兄弟，也算是比较亲近亲属。其次是母亲方面的，叫“姻亲”，较之父系那边“内外有别”。晚辈称母亲的父母叫外祖父、外祖母，或姥爷、姥姥；母亲的兄妹叫舅舅、舅妈、姨妈，他们是血缘关系第二重要的亲人。最后是自己结婚后妻子方面的直系亲属，前两方面的人一般不将后辈姻亲看做自己的亲戚。而祖母一方的兄弟姐妹和外祖父母一方的兄弟姐妹，亲戚关系就比较淡一些。姑父、姨父实际上也被看轻一些，因为不同姓。还有表亲之类的称呼，不再一一列举。亲戚称谓反映了血缘关系，这是几千年遗留下来的、改不掉的传统，时下中国农村仍然重视有加，在丧礼的孝服上，女婿、外孙子一定有不同于儿子、孙子的标志。这些都是学生熟悉的生活常识。西方人没这些讲究，一个uncle可以称呼叔叔也可以称呼舅舅，aunt可称呼婶婶、舅母、姨，grandpa＼grandma即可称呼爷爷、奶奶，也可称呼姥姥、姥爷。
西周家国一体的结构还固定了中国人的姓氏。姓产生于血缘家族，最初贵族才有姓，周初分封的诸侯大部分都姓姬。诸侯国内再行分封，一个支脉再出几个分支脉，氏为姓的支系，是贵族标志宗族系统的称号，用以区别子孙之所由出生。一姓分出来的氏通常采用国名、邑名或官名，比如武王的另一个儿子姬叔虞被封于晋，晋国在多年之后，被韩、赵、魏三家大夫瓜分。韩、赵、魏三家就是以封地为氏，姓韩的如果追根溯源，根子都在这里。同姓氏意味着同一个祖先，俗语说“五百年前是一家”。巩固和凝聚一家人的形式是建宗庙（祠堂），宗庙的祖宗牌位是祭祀、祈求的对象，诸侯继位、大夫受命、接待外人、出征打仗等大事，都要告慰祖先、祈求保佑。对祖先的尊崇一是感念先人创业，二是昭示族人团结，互信互助。青年到20岁要在宗庙举行表示成年的“冠礼”，青年先打扮成孩童，然后主持人为他戴上帽子，穿上成人服装，再为他取姓后的“字”。以前他有小名、大名，冠礼之后有字，是成人资格的标志。如曹操小名阿瞒、大名操，字孟德。对人称字为尊。冠礼后，加冠的青年要带着礼物去见族内的老辈人。
国家以家族为基础，家族内无论穷富都是同姓宗亲，对祖先的崇拜与尊老、敬老、养老的观念是一致的。敬养老人在西周有一套完整的制度。西周称贵族中的老人为“国老”，被供养在王宫之东的“东胶”，东胶是当时的高级学校。除奴隶之外的老人被称之为“庶老”，供养于国之西郊的“痒”，痒是一般学校。《礼记·王制第五》记载：“五十养于乡，六十养于国，七十养于学，达于诸侯。”制度还规定，50岁以上免徭役，60岁以上免兵役，每长10岁免除一些不适合的活动。至80者，一个儿子可以免除一些义务。“八十，月告存”，即对80岁以上的老人，每个月要去慰问；“九十，日有秩”，即对90岁老者每天要送膳食。家有90岁的老人全家都免除义务，都跟着沾光。《论语》记载，孔子与乡人一起吃饭，当席间的老人退席后孔子才退出，以示敬老。从西周时代传习下来的乡饮酒礼，在明清时异常隆重。礼仪由当政者主持，一年一次或两次，明清时每年正月十五、十月初一举行。德高望重的老人在仪式中被尊为上宾，其中既有退休官员也有一般百姓。其他60岁以上的老人每人面前的食品不同，越年长越多，以体现尚齿尊老之义。明清时这种仪式开始由司正宣读：“恭惟朝廷，率由旧章，敦崇礼教，举行乡饮。非为饮食，凡我长幼，各相劝勉。为臣尽忠，为子尽孝，长幼有序，兄友弟恭，内睦宗族，外和乡党。毋或废坠，以忝所生。”然后饮酒，再由学生读律后正式开宴，主持官斟酒、敬酒，然后互敬三五次。 周天子带头敬老，他经常向国老敬献礼品，后世帝王实行敬老措施的也不乏其人。汉文帝登基后下令，80岁以上的老人每月赐米1石、肉20斤、酒5斗，家人免两口算赋，90岁以上子孙可免除一人徭役。汉武帝于元狩元年，赐90岁以上老人帛2匹、絮3斤；80岁以上者赐米3石。史书记载，汉宣帝、汉元帝、南朝宋文帝和孝武帝、唐太宗、宋真宗等，都有敬老的实在举措。隋唐以来，朝廷还举行“千叟宴”。隋炀帝大业五年二月，宴请耆老400人。唐玄宗开元二年宴请老人，未赴宴者送礼物至其家。宋真宗景德四年二月，会宴庶老500人。清代皇帝举办千叟宴最多、规模也最大。康熙帝60岁大寿宴请老人多达4240人。席间，由六七十名10至20岁的皇族子弟敬酒，以示皇家子弟对老人的礼敬。乾隆帝举办的千叟宴有800桌，以每桌8人计算共计6400人，超过了其祖父。嘉庆帝登基也举行了千叟宴，与宴者3056人。①參加千叟宴的不仅是离退休干部，平民老人不在少数。1860年清廷内外交困，但这年咸丰帝30岁并继位10年，于是正月开春下诏：凡70岁以上者，免一子杂役；80岁以上者，给绢1匹、绵1斤、米1石、肉10斤；90岁以上老人加倍，百岁老人再送旌旗（茅海建在《苦命天子：咸丰皇帝奕詝》一书中提到这件事，以当时乱世情景根本做不到，但显示了继承传统的一面）。皇帝敬老，上行下效，唐宋以来官方与民间在地方建有养济院、普济院、孤老院等机构，收养孤贫疾老。清朝时这种慈善机构最多，不仅京城、省城有，府、州、县也很多。据《松江府志》记载，松江府所辖各县每县都有一两所养济院、普济堂，按照艰难程度收养孤寡老人，对住家老人，定期送给钱、粮、衣物。
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古代共同遵守的公德。路遇老人无论认识与否，给老者让路；少年见老人，少年先施礼；宴席上将老者安排在上座，这些都成为中国人的观念和行为。
改变以政治史为主线是摆脱历史课程成人化的关键，尤其是中国古代政治，实在缺少现代意义。初中课程内容以中华民族的形成为主线，突出民族传统文化，既接近学生的经验，又有利于实现历史教育目标。比如家庭的概念每个学生都有，从家庭、家族解释中国人的国家观念，学生容易理解。这样选择课程内容既符合历史事实，又实现了由浅入深——到高中再了解制度。而侧重政治制度的分封制，其实与秦以后也没有太多联系，比如嫡长子继承权，后世王朝大多没有奉行这样的死规定，唐太宗、宋太宗、明成祖都不是嫡长子，清朝皇帝也没有几个是长子。
教材叙述分封制大都习惯使用那幅“金字塔”式的等级示意图，最底层的奴隶弯腰束手、倒二层的平民扛着锄头还能挺直腰板。解释分封制的结论是等级森严、压迫严重，社会矛盾激化引发国人暴动，西周灭亡。西周存在了275年，如果社会矛盾激烈，等级之间阶级斗争不断，那这二百多年是怎么过来的？如果压迫严重总是斗来斗去，生存就成问题了，社会生产也不会发展。学术上认为，宗法分封不仅是政治建制的原则，也是规范社会秩序、整齐生活习俗的指导思想。家族内敬老有教化民众、维系社会安定的作用，统治阶级也不是作秀。以阶级斗争史观解释历史，不会承认敬老是优秀传统文化，因为阶级斗争讲究阶级对立，敌对阶级的老年人也是阶级敌人，老地主更狡猾。“文革”初期用“天下乌鸦一般黑”来说明凡是地主都是黄世仁。地主中有黄世仁，但一个黄世仁不能代表整个地主阶级。况且划分地主与农民的界限并不科学。将历史解释为阶级斗争的历史，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依据。清除历史课程中过分强调阶级斗争的内容，是对现实政治的态度问题。
阶级斗争史观往往将一些现象放大到整体。以人殉为例，就目前考古发现和甲骨文的记载而言，商代曾将奴隶大批用于人殉、人祭，西周则减少。而秦汉直至明清，还有人殉的现象。西周从事农业生产的主体是平民，不是奴隶，这与古希腊、罗马的奴隶制根本不同。社会主要生产部门从事劳动的人，他们的身份是判断社会性质的主要依据。因此，有奴隶不见得是奴隶制社会。《红楼梦》里的丫环实际都是卖身的奴隶，满族入关后，贵族都有家奴，但不能说清朝是奴隶社会。教师要明白这些道理。中外史学著作对古希腊罗马的描述，并不以奴隶生活为主，而是讲它的城邦制度、法律制度等这些至今被不断研究的人类传统文化。西周虽然没有公民大会、没有罗马法那样传世的经典，但它创造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我们应该像讲古希腊罗马一样，多讲这些值得后世效仿的内容。我们总是强调历史课程要增强爱国主义情感，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但课程内容又让人感觉不到什么是优秀传统文化，爱国主义往往以英雄人物为例，远离一般人的生活。是不是这样？请读者思考。
西周社会留下很多影响至今的传统，这些传统已经成为中国人特有的观念，绝大多数儿童都是在这样的氛围中长大的。课程理念追求“贴近学生生活、贴近社会的内容”，其实就是要求拉近历史与现实的距离，联系学生的经验，让他们理解历史的传统和现实的关系。这有助于形成对祖国和民族的认同感。西周社会关系的特征表现在很多方面，初中历史课程应选择那些有教育意义的内容，这是课程性质决定的。
三代的更替及以后各朝代更替的原因，其实不必一一道来，因为旧政权的垮台与新政权的建立往往是多种因素促成的，简单地说哪方面都偏颇之嫌。
【作者简介】老任，本刊顾问。
【责任编辑：李婷轩】
中图分类号 G63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8）07-0015-05
课程内容由浅入深在很多学科都不是问题，但在历史学科却属顽症。从夏朝建立国家到西周的宗法分封制，初中课程与高中课程的基本内容相差不多。能不能改变？选择一些13岁的初一学生容易接受的、贴近他们经验的知识？夏、商、西周大约经历了1300年，距今约2800年，但是三代给我们这个民族遗留下来的烙印至今可见。而教材中有些表述缺乏足够的证据，有些解释所依据的理论过于教条，与目前学术认识的差距太大。
国家产生标志是什么？教材一直用阶级斗争的理论解释。即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是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实行专政的暴力组织，主要由军队、法庭、监狱等组成；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用这种理论阐述夏朝，于是言之凿凿地说：“夏朝修建了城堡、宫殿，建立了政府机构，组建军队，并制定刑法，设置监狱。”夏朝的城堡和宫殿，有考古依据（二里头遗址显示了一个国家权力中心的存在）；夏朝有政府机构？都是什么机构？有军队？军队规模有多大？有刑法和监狱？监狱是什么样子的？没有直接证据，没有考古发现能够证明这些结论。这些描述以《左传》《礼记》《尚书》《周易》《史记》等文献为据，其实这些书都是远离夏朝七八百年至一千多年之后出现的，是后人根据自己所处时代的一些称谓，对夏朝的拟设。比如司空、司徒、太史令，很难设想夏朝就出现了这些官职。战国时期才出现兵役制度，夏朝不可能有常备军。文献中说夏的军队由“众”组成，其实就是族众，不打仗时都是部族平民。这样的“军队”与维持专制政权的军队不能相提并论。《左传》所记“夏有乱政，而作禹刑”，目前所知仅此而已。至于禹刑是成文法还是习惯法？是指刑法还是指刑罚？都不清楚。夏朝有监狱也是学者的推测，文献中没有令人信服的详细记载，考古更不可能发现“监狱”的建筑物。《史记·夏本纪》主要记述了禹的事迹，禹即位之后到桀亡国这一大段历史，只写了几百字。这说明两點：一是禹的传说丰富，再次印证了层累造成说；二是夏存在了大约470年，但禹之后夏朝的历史在司马迁那个时代就很模糊了。因此当年范文澜叙述夏的标题就用“夏代传说”。层累造成说告诉我们，禹的事迹在春秋战国时期不断丰富，夏朝肯定存在，但它的样子大概只是一个带有氏族特征的国家雏形，属于早期国家。用成熟的国家观念为夏朝“国家”做历史的注释，是教条的以论带史。无视早期国家与成熟国家的区别，无视中国早期国家的特征，既违背了经典理论关于国家形成标志的本意，也不是历史唯物主义。国家的形成到完善同样有一个历史过程，不可能一开始就与国家的定义相吻合。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两次提到国家形成的标志：“国家和旧的氏族组织不同的地方，第一点就是它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第二个不同点是公共权力的设立。”从战国到秦统一全面推行郡县制，古代中国才实现了“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而夏、商、周的国家基础都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族、家族组织，这是三代的基本国情。沈长云教授指出：“作为早期国家的我国夏商周三代与古希腊罗马国家的最大差异，是三代国家并没有打破居民的血缘组织，也没有像古希腊罗马那样对居民实行按地区行政区划的划分。”①尽管禹传位给儿子启实现了“家天下”，但是，早期的“家天下”与秦以后的“家天下”有很大区别。夏商都是由一个强大部族通过对其他较小的部族形成统治而形成国家。较小的邦国（方国）上头有了一个世袭的王权，它们要接受这个世袭王权，但他们自身的血缘组织结构没有发生变化。也就是说，新的王权仍然要依靠各个邦国的首领，实现对普通庶民的控制。所谓内外服，“服”就是服事的意思。无论内外邦，邦君对王都是服属关系。西周的分封制在本质上改变了内外服制度。西周制度的创新在于，分封的诸侯国已经不是自然生长氏族，而是由多个血缘不同的氏族组成一个新的共同体，从而改变了过去内外服全部为地方土著的格局，使中央对地方的统治发展到一个新水平。西周分封对我国早期国家向成熟国家的转变具有重要意义。
夏商保留着血缘组织，地域组织尚未建立起来，国家行政还要依靠血缘氏族，这是早期国家的基本特征。“公共权力”指社会全体成员公认的并对之有约束力的权力。禹在履行公职的过程中逐渐树立了自己及自己家族的权威，为儿子继位打下基础，实现了以家天下为特征行使公共权力。但是，行使公共权力的国家公共机关，在夏朝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家天下不等于一个人掌握了公共权力。《左传》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在夏商西周时期，贵族和平民都有参与“国之大事”的权利，尤其是战争，奴隶不被信任，没有参战的资格，士和平民是主力。祭祀包括祭祖，是政治活动，能够参与表明社会身份是正式的、全权成员。政治决策往往在祭祀场合进行，参与祭祀活动的人员尤其是主祭人员，往往就是决策参与者。而占卜则说明决策要遵从神的旨意，而非王权。这样的政体具有民主政治的特征。②夏商时期公共权力也保留了氏族公社的传统，这种传统也是在西周发生变化。周王自称天子，嫡长子继承制完善了“家天下”的国家制度，礼制将整个社会等级化，不同等级享有不同的权利和义务。政治思想逐渐摆脱了原始类型，政治制度逐渐完善，向成熟国家过渡。
基于学术界对三代属于早期国家的认知，中学教材应该改变。“家天下”应该保留，但叙述国家的特征要实事求是。由于初中学生太小，也不宜采用早期国家的理论，重点在于认识三代遗留至今的传统观念。
中外学界对夏朝的历史还有很大分歧，但是夏朝的存在及其历史影响十分明显。至迟在东周时期，人们已普遍相信历史上有一个夏王朝。华夏最初叫诸夏，诸夏的夏就是指夏朝。夏原指禹所领导的部族。夏族占据的中原地带自然条件优越，农业发达，是先进的代表。周族原是西北的部族，统治中原后自称诸夏，可见夏的影响。禹原来只是夏族的祖先，商、周占据中原后才将禹奉为人神先祖。禹传位儿子，开启了家天下。《礼记》追述：禹之前叫“大同之世”，特点是“天下为公”，禹之后叫“小康之世”，特点是“天下为家”。在血缘部族组织基础上建立的早期国家，禹从部族首领转化为国家家长，天下由“公”变“私”，国和家最初就是这样联系在一起。 商朝以商族为国家核心。商族原活动在今河南东部、山东西南和河北南部地区。商朝的国土基本就是商王的直辖地区，大约是商族的地盘再向今河南中西部扩展，占据了夏朝的核心地区。直辖地以外的部族臣服于商王后，依然如故，处于独立、半独立状态。西周仍以本族为中心，但是直辖区以外臣服的部族地区，则分给诸侯管理，受封诸侯以周王的同姓宗亲和姻亲为主体，这样，整个国家以家族为经纬编织在一起，亲戚套亲戚，如同一个大家庭。周天子是大家长、也是国家中央政府的首脑；诸侯是周王的子侄兄弟，也是地方政府首脑，诸侯的身份地位都是周王给的，因此诸侯遵从周王。诸侯在他的“国”内也是家长，大夫都服从诸侯；大夫在自己的领地内也是家长，平民（国人）与诸侯、大夫、士等贵族是同族关系，打仗时平民当兵，领兵的是贵族。奴隶来源于战俘，是不被信任的，打仗基本不用他们。那时的战争普遍用战车，只有贵族有能力置备战车和青铜质地的武器。贵族中的士是武士，忠诚、重荣誉、敢担当；吃喝不愁，平时练武、学舞、习礼，还要学音乐。平民也喜欢习武，古代民间一直有尚武風气。贵族子弟一般都要接受武士教育，射箭是必须掌握的基本技能。西周分封巩固了家国一体的国家观念。
葛兆光说：“从历史上说，古代中国很多关于国家的观念和社会的制度，都是从家庭、家族、宗族这里引申出来的，这种合理性认同来自人们对于身边的家庭、家族和宗族秩序的理解，人们觉得这个秩序有道理、可以依赖，所以被逐渐放大，就成了普遍伦理和国家制度。”①世界上唯有我们的祖先将一个国叫做“国家”，国是公有的，家是私有的，原本应泾渭分明，但古人却将其混同。“国家”是把“国”与“家”连接在一起，国是一家一姓的大家，也是小家及其家族的放大。国和家只是一大一小而已，秩序是一样的。家有家长，国有国君；长幼有序与尊君卑臣是一样的道理。这同西方人的国家观念不同，英文country，nation，state，有乡土、家乡、共同体的意思，没有family的含义。欧洲最早民族国家诞生在14世纪，而且与再早的国家形态完全不同，没有连续的继承性。欧洲民族国家建立的基础是居民自治的共同体，后有国家政权。阿拉伯世界似乎是先有宗教，后有国家。只有中国在血缘宗族基础上建立的国家连续不断地发展了两千多年。因此，我们的国家观念自然而然地形成家国一体，这是独特的传统观念。
夏商以血缘家族为基础，西周以家族的血缘关系作为国家体制的纽带，延续千年的制度造就了中国人特殊的亲戚观念。中国人最重“宗亲”，即：祖父母（爷爷奶奶）、父亲的兄弟姐妹及父亲的兄嫂、姐夫妹夫，这是同姓氏中被看做血缘关系最近的亲人。晚辈称呼父亲的哥嫂为：大爷、大娘，或大伯父、大伯母；称父亲的弟弟、弟媳为：叔父、婶母，或老叔、老婶。称父亲的姊妹及其配偶为姑姑、姑父。爷爷兄弟的后代，与父亲同姓，都在一个祠堂里祭祖，因此被称为堂兄弟或叔伯兄弟，也算是比较亲近亲属。其次是母亲方面的，叫“姻亲”，较之父系那边“内外有别”。晚辈称母亲的父母叫外祖父、外祖母，或姥爷、姥姥；母亲的兄妹叫舅舅、舅妈、姨妈，他们是血缘关系第二重要的亲人。最后是自己结婚后妻子方面的直系亲属，前两方面的人一般不将后辈姻亲看做自己的亲戚。而祖母一方的兄弟姐妹和外祖父母一方的兄弟姐妹，亲戚关系就比较淡一些。姑父、姨父实际上也被看轻一些，因为不同姓。还有表亲之类的称呼，不再一一列举。亲戚称谓反映了血缘关系，这是几千年遗留下来的、改不掉的传统，时下中国农村仍然重视有加，在丧礼的孝服上，女婿、外孙子一定有不同于儿子、孙子的标志。这些都是学生熟悉的生活常识。西方人没这些讲究，一个uncle可以称呼叔叔也可以称呼舅舅，aunt可称呼婶婶、舅母、姨，grandpa＼grandma即可称呼爷爷、奶奶，也可称呼姥姥、姥爷。
西周家国一体的结构还固定了中国人的姓氏。姓产生于血缘家族，最初贵族才有姓，周初分封的诸侯大部分都姓姬。诸侯国内再行分封，一个支脉再出几个分支脉，氏为姓的支系，是贵族标志宗族系统的称号，用以区别子孙之所由出生。一姓分出来的氏通常采用国名、邑名或官名，比如武王的另一个儿子姬叔虞被封于晋，晋国在多年之后，被韩、赵、魏三家大夫瓜分。韩、赵、魏三家就是以封地为氏，姓韩的如果追根溯源，根子都在这里。同姓氏意味着同一个祖先，俗语说“五百年前是一家”。巩固和凝聚一家人的形式是建宗庙（祠堂），宗庙的祖宗牌位是祭祀、祈求的对象，诸侯继位、大夫受命、接待外人、出征打仗等大事，都要告慰祖先、祈求保佑。对祖先的尊崇一是感念先人创业，二是昭示族人团结，互信互助。青年到20岁要在宗庙举行表示成年的“冠礼”，青年先打扮成孩童，然后主持人为他戴上帽子，穿上成人服装，再为他取姓后的“字”。以前他有小名、大名，冠礼之后有字，是成人资格的标志。如曹操小名阿瞒、大名操，字孟德。对人称字为尊。冠礼后，加冠的青年要带着礼物去见族内的老辈人。
国家以家族为基础，家族内无论穷富都是同姓宗亲，对祖先的崇拜与尊老、敬老、养老的观念是一致的。敬养老人在西周有一套完整的制度。西周称贵族中的老人为“国老”，被供养在王宫之东的“东胶”，东胶是当时的高级学校。除奴隶之外的老人被称之为“庶老”，供养于国之西郊的“痒”，痒是一般学校。《礼记·王制第五》记载：“五十养于乡，六十养于国，七十养于学，达于诸侯。”制度还规定，50岁以上免徭役，60岁以上免兵役，每长10岁免除一些不适合的活动。至80者，一个儿子可以免除一些义务。“八十，月告存”，即对80岁以上的老人，每个月要去慰问；“九十，日有秩”，即对90岁老者每天要送膳食。家有90岁的老人全家都免除义务，都跟着沾光。《论语》记载，孔子与乡人一起吃饭，当席间的老人退席后孔子才退出，以示敬老。从西周时代传习下来的乡饮酒礼，在明清时异常隆重。礼仪由当政者主持，一年一次或两次，明清时每年正月十五、十月初一举行。德高望重的老人在仪式中被尊为上宾，其中既有退休官员也有一般百姓。其他60岁以上的老人每人面前的食品不同，越年长越多，以体现尚齿尊老之义。明清时这种仪式开始由司正宣读：“恭惟朝廷，率由旧章，敦崇礼教，举行乡饮。非为饮食，凡我长幼，各相劝勉。为臣尽忠，为子尽孝，长幼有序，兄友弟恭，内睦宗族，外和乡党。毋或废坠，以忝所生。”然后饮酒，再由学生读律后正式开宴，主持官斟酒、敬酒，然后互敬三五次。 周天子带头敬老，他经常向国老敬献礼品，后世帝王实行敬老措施的也不乏其人。汉文帝登基后下令，80岁以上的老人每月赐米1石、肉20斤、酒5斗，家人免两口算赋，90岁以上子孙可免除一人徭役。汉武帝于元狩元年，赐90岁以上老人帛2匹、絮3斤；80岁以上者赐米3石。史书记载，汉宣帝、汉元帝、南朝宋文帝和孝武帝、唐太宗、宋真宗等，都有敬老的实在举措。隋唐以来，朝廷还举行“千叟宴”。隋炀帝大业五年二月，宴请耆老400人。唐玄宗开元二年宴请老人，未赴宴者送礼物至其家。宋真宗景德四年二月，会宴庶老500人。清代皇帝举办千叟宴最多、规模也最大。康熙帝60岁大寿宴请老人多达4240人。席间，由六七十名10至20岁的皇族子弟敬酒，以示皇家子弟对老人的礼敬。乾隆帝举办的千叟宴有800桌，以每桌8人计算共计6400人，超过了其祖父。嘉庆帝登基也举行了千叟宴，与宴者3056人。①參加千叟宴的不仅是离退休干部，平民老人不在少数。1860年清廷内外交困，但这年咸丰帝30岁并继位10年，于是正月开春下诏：凡70岁以上者，免一子杂役；80岁以上者，给绢1匹、绵1斤、米1石、肉10斤；90岁以上老人加倍，百岁老人再送旌旗（茅海建在《苦命天子：咸丰皇帝奕詝》一书中提到这件事，以当时乱世情景根本做不到，但显示了继承传统的一面）。皇帝敬老，上行下效，唐宋以来官方与民间在地方建有养济院、普济院、孤老院等机构，收养孤贫疾老。清朝时这种慈善机构最多，不仅京城、省城有，府、州、县也很多。据《松江府志》记载，松江府所辖各县每县都有一两所养济院、普济堂，按照艰难程度收养孤寡老人，对住家老人，定期送给钱、粮、衣物。
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古代共同遵守的公德。路遇老人无论认识与否，给老者让路；少年见老人，少年先施礼；宴席上将老者安排在上座，这些都成为中国人的观念和行为。
改变以政治史为主线是摆脱历史课程成人化的关键，尤其是中国古代政治，实在缺少现代意义。初中课程内容以中华民族的形成为主线，突出民族传统文化，既接近学生的经验，又有利于实现历史教育目标。比如家庭的概念每个学生都有，从家庭、家族解释中国人的国家观念，学生容易理解。这样选择课程内容既符合历史事实，又实现了由浅入深——到高中再了解制度。而侧重政治制度的分封制，其实与秦以后也没有太多联系，比如嫡长子继承权，后世王朝大多没有奉行这样的死规定，唐太宗、宋太宗、明成祖都不是嫡长子，清朝皇帝也没有几个是长子。
教材叙述分封制大都习惯使用那幅“金字塔”式的等级示意图，最底层的奴隶弯腰束手、倒二层的平民扛着锄头还能挺直腰板。解释分封制的结论是等级森严、压迫严重，社会矛盾激化引发国人暴动，西周灭亡。西周存在了275年，如果社会矛盾激烈，等级之间阶级斗争不断，那这二百多年是怎么过来的？如果压迫严重总是斗来斗去，生存就成问题了，社会生产也不会发展。学术上认为，宗法分封不仅是政治建制的原则，也是规范社会秩序、整齐生活习俗的指导思想。家族内敬老有教化民众、维系社会安定的作用，统治阶级也不是作秀。以阶级斗争史观解释历史，不会承认敬老是优秀传统文化，因为阶级斗争讲究阶级对立，敌对阶级的老年人也是阶级敌人，老地主更狡猾。“文革”初期用“天下乌鸦一般黑”来说明凡是地主都是黄世仁。地主中有黄世仁，但一个黄世仁不能代表整个地主阶级。况且划分地主与农民的界限并不科学。将历史解释为阶级斗争的历史，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依据。清除历史课程中过分强调阶级斗争的内容，是对现实政治的态度问题。
阶级斗争史观往往将一些现象放大到整体。以人殉为例，就目前考古发现和甲骨文的记载而言，商代曾将奴隶大批用于人殉、人祭，西周则减少。而秦汉直至明清，还有人殉的现象。西周从事农业生产的主体是平民，不是奴隶，这与古希腊、罗马的奴隶制根本不同。社会主要生产部门从事劳动的人，他们的身份是判断社会性质的主要依据。因此，有奴隶不见得是奴隶制社会。《红楼梦》里的丫环实际都是卖身的奴隶，满族入关后，贵族都有家奴，但不能说清朝是奴隶社会。教师要明白这些道理。中外史学著作对古希腊罗马的描述，并不以奴隶生活为主，而是讲它的城邦制度、法律制度等这些至今被不断研究的人类传统文化。西周虽然没有公民大会、没有罗马法那样传世的经典，但它创造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我们应该像讲古希腊罗马一样，多讲这些值得后世效仿的内容。我们总是强调历史课程要增强爱国主义情感，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但课程内容又让人感觉不到什么是优秀传统文化，爱国主义往往以英雄人物为例，远离一般人的生活。是不是这样？请读者思考。
西周社会留下很多影响至今的传统，这些传统已经成为中国人特有的观念，绝大多数儿童都是在这样的氛围中长大的。课程理念追求“贴近学生生活、贴近社会的内容”，其实就是要求拉近历史与现实的距离，联系学生的经验，让他们理解历史的传统和现实的关系。这有助于形成对祖国和民族的认同感。西周社会关系的特征表现在很多方面，初中历史课程应选择那些有教育意义的内容，这是课程性质决定的。
三代的更替及以后各朝代更替的原因，其实不必一一道来，因为旧政权的垮台与新政权的建立往往是多种因素促成的，简单地说哪方面都偏颇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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