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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美国对中国污名化行径为研究涉华国际传播的新动向提供了研究资料。有关疫情与污名化的研究涉及传播学、政治学及社会学的相关理论，目的在于探讨美国围绕疫情对中国污名化行径的特征、成因與危害，提出应对措施。
【关键词】新冠肺炎疫情 污名化 国际传播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及其在政治和经济领域内产生的影响，成为国际传播活动的场域背景，而且构成了国际传播的话题内容。美国围绕疫情展开的针对中国的污名化行为本质上是为了转移国内对本国政府抗疫不力的注意力，但客观上对中国的国际形象造成了不良影响，也破坏了国际社会团结协作共同应对疫情的行动基础。加强对这次公然由国家力量推动的、围绕国际公共健康安全危机进行的、针对另一国展开的污名化行为的研究，对于我们认清当下中国所处的国际舆论环境，加深对美传播规律认识等议题具有实际的参考价值。
一、污名化的概念与特征
“污名化”（stigmatism）是来自英语stigma的译入语，源自希腊语stizein，意思是“在身体上留下记号”。后来这个词语进入拉丁语stigamat，后进入英语。在逐渐演化的过程中，这个词越来越多地在讨论宗教、精神疾病和贫穷的语境中被使用，并且从一个中性词转变为贬义词。
“污名”作为社会学概念，首先是美国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提出的。社会学界普遍认为：污名是指个体在人际关系中具有的某种令人丢脸的特征，这种特征会使其拥有者具有一种“受损身份”并受到不公平待遇。现实中，污名化更多地借助符号解构、传播与重构，主要指一个社会群体强加于另一个社会群体之上具有明显负面特征的刻板印象的过程。
污名化具有一些基本特征。一般说来，污名化涉及的那些负面特征是强势群体为了明确的目的，如煽动仇恨和制造隔阂等，利用公众原有的偏见，主观臆造出负面标签，并动用社会、经济和政治手段将这些标签扩大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状态，进而影响公众的认知习惯。因此，污名化具有主观臆测性、煽动性、渗透性、破坏性和顽固性等普遍特征。
二、疫情期间美国污名化中国的表现与危害
在2020年3月11日世界卫生组织将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定义为严重的全球流行病之后，美国开始围绕疫情加大对中国的污名化攻势。
首先，美国政府公开将新冠病毒称为“中国病毒”或“武汉病毒”，并在国内和国际不同场合，公开指责中国在疫情暴发初期披露信息不及时，没有告知美国政府疫情的严重程度，造成美国防疫措施滞后。
其次，美国一些政客、立法者、智库和所谓的专家利用社交媒体和大众传媒，公开为美国政府围绕疫情针对中国的污名化行径背书，不仅沿用“中国病毒”这一称谓，而且还为美国政府的错误论调提供所谓佐证。
再次，美国主流媒体和社交媒体平台不顾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以新闻专业主义和言论自由为挡箭牌，为这些污名化中国的错误论调提供舞台，成为这次有组织、有目的的污名化行径的重要推手。
最后，美国国内民众开始出现极端的针对亚裔的歧视和排斥，在美国政府的纵容下进一步加深了污名化中国的社会影响，将污名化中国转化为相当一部分社会群体的基本共识。
污名化的危害有很多，作用于不同社会层面和领域，且难以根除。它传播种族主义，制造矛盾、仇恨和偏见等，这次围绕疫情展开的针对中国的污名化行为发生在特朗普政府引领的一股“逆全球化”大潮中，污名化中国也延续了这股潮流。不少美国政客宣称应与中国经济脱钩。
在全世界都在竭力维持全球供应链的大背景下，美国污名化中国不惜以脱钩相威逼，有损于全球共同利益；此外，当全世界都在呼吁协调应对共同的疫情挑战时，美国作为世界头号强国，公然污名化中国，动摇了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全球治理的根基；污名化中国也会分散和转移美国政府对国内疫情的注意力，最终买单的还是美国民众。难怪中国被污名化的时候，也是美国疫情蔓延最严重的时候。
三、疫情期间美国污名化中国的原因
污名化的动因有强势群体的利益驱动，弱势群体的话语权缺失。前者通过解构和传播关于弱势群体的污名符号，充分利用社会群体对忧虑、恐惧和陌生焦虑的排斥，在社会群体中重构后者的身份特征，实现对后者的污名化，同时实现对社会群体心理的控制。除了这些一般性成因，这次围绕疫情针对中国的污名化有其直接原因，也有背后的深层次成因。
首先，最直接的原因是特朗普政府应对疫情措施不力。2020年3月中旬疫情在美国暴发前，美国政府总体上认可中国在信息通报和国内抗击疫情作出的努力。但随着美国疫情的迅速恶化，美国开始转变对华态度。从3月中旬到4月初，美国就成为全球疫情的主要“震中”。污名化中国是为了转移美国国内民众的注意力，帮美国政府整合社会共识，为其应对疫情不力寻找借口。
其次，美国政治精英对中国的崛起有强烈的战略焦虑。自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中国国力大幅提升，经济总量与美国差距逐渐缩小，在一些重要科技领域取得长足进步。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和发展原则，不愿唯美国马首是瞻。在此背景下，美国开始转变对华战略重心，将中国从具有“美式民主化”希望的合作伙伴转变为制度迥异的竞争对手。2018年，美国政府主动挑起的对华贸易摩擦就是要全面遏制中国的崛起。特朗普政府的副总统迈克·彭斯和国务卿迈克·蓬佩奥的数次涉华演讲无不佐证了美国对华战略定位已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再次，美国政治精英和主流社会内部始终存在针对中国的意识形态偏见。在美国的政治制度谱系中，只有以美式民主为代表的西方民主制才是具有政治合法性的政治制度。苏东剧变更加巩固了这种偏见。冷战结束后，美国等西方国家将中国视为意识形态领域内的假想敌，并努力营造一种标签化的假象，试图用它们在冷战期间全力塑造的社会主义阵营的负面形象和消极的制度内涵解释当代的中国。这种针对中国的基于意识形态的傲慢与偏见始终伴随着中美关系的发展，影响着美国对华政策。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美国相当一部分政治精英陷入焦虑，急于将中国塑造成美国结构性矛盾和问题的始作俑者。他们利用国内对中国长期存在的偏见与误读，为美国政府解决这些问题不力开脱责任，塑造一个“他者”，意在提升自己的地位。 最后，以白人精英为主流的美国社会始终存在对亚裔的种族主义歧视和排斥心理。尽管上世纪60年代美国的民权运动极大地改善了少数族裔在美国社会中的地位与境遇，但不可否認的是种族主义始终伴随着美国社会和经济的发展。美国历史上曾推出臭名昭著的《排华法案》，公然把黄种人称为“黄祸”。这次围绕疫情针对中国的污名化也充分利用了很多美国白人内心深处的种族主义倾向和排华情结。
其实把疫病与外族群体联系起来，并不是什么新鲜做法，美国社会学家苏珊·桑塔格就曾通过对传染性流行病以及癌症的隐喻化研究，揭示出一种客观的身体疾病是如何被转换为一种道德批判或政治态度的。但这次美国针对中国的污名化则远超社会范畴，已经成为一种国家意志的表现。这是一次发生在“疫病污名化”已经沦为国际社会公敌的时代背景下，由一国政府发起，目的明确，多方参与的国家行为。这样做公然违背国际关系和国际道义准则，理应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和抵制。
四、中国应如何应对污名化
欧文·戈夫曼认为“污名”可以分为“生理痛恨”“人格歧视”“种族、民族和宗教层面的歧视与偏见”三类。这次针对中国的污名化之所以能够在短时间内造成较大影响，只因为它是包含以上三种类型污名的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要有效地实施“去污名化”措施，必须对症下药，才能标本兼治。只有剥离和去除污名化的土壤和社会心理基础，才能杜绝国家污名化运动。
第一，政府层面要旗帜鲜明地反对污名化。这次美国对中国的污名化运动表明，今后应对类似的污名化行为，中国政府需充分利用外交及其他相关渠道旗帜鲜明地反对污名化，占领道义高低，与其展开坚决的斗争。中国政府可以充分联合其他国家及国际组织，在世界范围内反对任何污名化行径，充分揭露污名化行径的危害和本质，力求在国际范围内不断加强反对污名化的共识和氛围。这不仅有利于中国去污名化，而且有利于促进我们团结各国，共同抗击疫情。
第二，中国的媒体、智库及社会组织各层面有责任针锋相对地揭批美国的污名化行径。去污名化的行为主体应当像污名化的行为主体一样多元，才能做到有的放矢。中国各方行为主体必须充分意识到美国围绕疫情污名化中国可能产生的危害和影响，从各自的行业特点出发，形成去污名化行动的合力，力求这些努力能够超越国界，触及和影响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各方应当以事实为依据，揭露美国政府污名化中国的动机和危害，增进包括美国公众在内的国际受众对事实情况和背后动因的了解。
第三，中国人民必须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四个自信”，坚定不移地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发展下去，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懈奋斗。伴随中美实力对比而来的美国对华态度的巨大转变，特别是美国政府围绕新疆、香港、西藏、台湾、华为、贸易和疫情等问题展开的针对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中国制度和中国企业的一轮轮蓄意攻击和围堵，足以让中国公众对国家所处的形势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中国不能将民族复兴和国家崛起的希望寄托在任何所谓有利的外部发展环境上，应始终把发展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诸如粮食安全、国防安全、文化安全、核心技术以及关系国际民生的重大行业必须把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中。对比此次中美疫情的应对，中国的制度优势毋庸讳言。中国坚持自己的制度体系，取得实实在在的发展成就是对污名化最有力的回击。
第四，中国要积极维护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准则，积极承担与其国家实力、国际地位和发展中国家身份相匹配的国际责任，推动国际关系格局向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努力推动普惠、开放的经济全球化进程，在促进全球治理和面对人类共同挑战的问题上应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中国应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发挥建设性作用，为世界和平和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和智慧。
第五，中国需要始终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增强国际话语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落后就要挨打，贫穷就要挨饿，失语就要挨骂。”不挨打、不挨饿、不挨骂恰恰是逐步去除被他国污名化的三个重要阶段。国际传播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上的上层建筑，话语权的表征有很多，其中比较显著的几项包含国家行为体在国际舆论场中的议程设置效率，推动形成国际共识与理念输出的参与程度，在国际关系规则、市场准入门槛和技术标准体系确定过程中的权重，以及对大宗商品市场及国际金融体系的影响力。
去污名化最迫切的挑战就是增强我国的国际话语权。中国媒体及其他相关的组织和机构应抓住增强国际话语权的历史机遇，主动设置议题，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尤其是要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国际传播最重要的议题，有效向世界介绍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与伟大实践，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道路、制度、文化和理论的理解，积极回应国际社会对涉及我国政治制度、民主人权、民族宗教等问题的关切。我国的国际传播工作做得越好，别国污名化中国的空间就越小。
徐旭系《中国妇女报》记者
责编：吴奇志
【关键词】新冠肺炎疫情 污名化 国际传播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及其在政治和经济领域内产生的影响，成为国际传播活动的场域背景，而且构成了国际传播的话题内容。美国围绕疫情展开的针对中国的污名化行为本质上是为了转移国内对本国政府抗疫不力的注意力，但客观上对中国的国际形象造成了不良影响，也破坏了国际社会团结协作共同应对疫情的行动基础。加强对这次公然由国家力量推动的、围绕国际公共健康安全危机进行的、针对另一国展开的污名化行为的研究，对于我们认清当下中国所处的国际舆论环境，加深对美传播规律认识等议题具有实际的参考价值。
一、污名化的概念与特征
“污名化”（stigmatism）是来自英语stigma的译入语，源自希腊语stizein，意思是“在身体上留下记号”。后来这个词语进入拉丁语stigamat，后进入英语。在逐渐演化的过程中，这个词越来越多地在讨论宗教、精神疾病和贫穷的语境中被使用，并且从一个中性词转变为贬义词。
“污名”作为社会学概念，首先是美国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提出的。社会学界普遍认为：污名是指个体在人际关系中具有的某种令人丢脸的特征，这种特征会使其拥有者具有一种“受损身份”并受到不公平待遇。现实中，污名化更多地借助符号解构、传播与重构，主要指一个社会群体强加于另一个社会群体之上具有明显负面特征的刻板印象的过程。
污名化具有一些基本特征。一般说来，污名化涉及的那些负面特征是强势群体为了明确的目的，如煽动仇恨和制造隔阂等，利用公众原有的偏见，主观臆造出负面标签，并动用社会、经济和政治手段将这些标签扩大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状态，进而影响公众的认知习惯。因此，污名化具有主观臆测性、煽动性、渗透性、破坏性和顽固性等普遍特征。
二、疫情期间美国污名化中国的表现与危害
在2020年3月11日世界卫生组织将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定义为严重的全球流行病之后，美国开始围绕疫情加大对中国的污名化攻势。
首先，美国政府公开将新冠病毒称为“中国病毒”或“武汉病毒”，并在国内和国际不同场合，公开指责中国在疫情暴发初期披露信息不及时，没有告知美国政府疫情的严重程度，造成美国防疫措施滞后。
其次，美国一些政客、立法者、智库和所谓的专家利用社交媒体和大众传媒，公开为美国政府围绕疫情针对中国的污名化行径背书，不仅沿用“中国病毒”这一称谓，而且还为美国政府的错误论调提供所谓佐证。
再次，美国主流媒体和社交媒体平台不顾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以新闻专业主义和言论自由为挡箭牌，为这些污名化中国的错误论调提供舞台，成为这次有组织、有目的的污名化行径的重要推手。
最后，美国国内民众开始出现极端的针对亚裔的歧视和排斥，在美国政府的纵容下进一步加深了污名化中国的社会影响，将污名化中国转化为相当一部分社会群体的基本共识。
污名化的危害有很多，作用于不同社会层面和领域，且难以根除。它传播种族主义，制造矛盾、仇恨和偏见等，这次围绕疫情展开的针对中国的污名化行为发生在特朗普政府引领的一股“逆全球化”大潮中，污名化中国也延续了这股潮流。不少美国政客宣称应与中国经济脱钩。
在全世界都在竭力维持全球供应链的大背景下，美国污名化中国不惜以脱钩相威逼，有损于全球共同利益；此外，当全世界都在呼吁协调应对共同的疫情挑战时，美国作为世界头号强国，公然污名化中国，动摇了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全球治理的根基；污名化中国也会分散和转移美国政府对国内疫情的注意力，最终买单的还是美国民众。难怪中国被污名化的时候，也是美国疫情蔓延最严重的时候。
三、疫情期间美国污名化中国的原因
污名化的动因有强势群体的利益驱动，弱势群体的话语权缺失。前者通过解构和传播关于弱势群体的污名符号，充分利用社会群体对忧虑、恐惧和陌生焦虑的排斥，在社会群体中重构后者的身份特征，实现对后者的污名化，同时实现对社会群体心理的控制。除了这些一般性成因，这次围绕疫情针对中国的污名化有其直接原因，也有背后的深层次成因。
首先，最直接的原因是特朗普政府应对疫情措施不力。2020年3月中旬疫情在美国暴发前，美国政府总体上认可中国在信息通报和国内抗击疫情作出的努力。但随着美国疫情的迅速恶化，美国开始转变对华态度。从3月中旬到4月初，美国就成为全球疫情的主要“震中”。污名化中国是为了转移美国国内民众的注意力，帮美国政府整合社会共识，为其应对疫情不力寻找借口。
其次，美国政治精英对中国的崛起有强烈的战略焦虑。自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中国国力大幅提升，经济总量与美国差距逐渐缩小，在一些重要科技领域取得长足进步。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和发展原则，不愿唯美国马首是瞻。在此背景下，美国开始转变对华战略重心，将中国从具有“美式民主化”希望的合作伙伴转变为制度迥异的竞争对手。2018年，美国政府主动挑起的对华贸易摩擦就是要全面遏制中国的崛起。特朗普政府的副总统迈克·彭斯和国务卿迈克·蓬佩奥的数次涉华演讲无不佐证了美国对华战略定位已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再次，美国政治精英和主流社会内部始终存在针对中国的意识形态偏见。在美国的政治制度谱系中，只有以美式民主为代表的西方民主制才是具有政治合法性的政治制度。苏东剧变更加巩固了这种偏见。冷战结束后，美国等西方国家将中国视为意识形态领域内的假想敌，并努力营造一种标签化的假象，试图用它们在冷战期间全力塑造的社会主义阵营的负面形象和消极的制度内涵解释当代的中国。这种针对中国的基于意识形态的傲慢与偏见始终伴随着中美关系的发展，影响着美国对华政策。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美国相当一部分政治精英陷入焦虑，急于将中国塑造成美国结构性矛盾和问题的始作俑者。他们利用国内对中国长期存在的偏见与误读，为美国政府解决这些问题不力开脱责任，塑造一个“他者”，意在提升自己的地位。 最后，以白人精英为主流的美国社会始终存在对亚裔的种族主义歧视和排斥心理。尽管上世纪60年代美国的民权运动极大地改善了少数族裔在美国社会中的地位与境遇，但不可否認的是种族主义始终伴随着美国社会和经济的发展。美国历史上曾推出臭名昭著的《排华法案》，公然把黄种人称为“黄祸”。这次围绕疫情针对中国的污名化也充分利用了很多美国白人内心深处的种族主义倾向和排华情结。
其实把疫病与外族群体联系起来，并不是什么新鲜做法，美国社会学家苏珊·桑塔格就曾通过对传染性流行病以及癌症的隐喻化研究，揭示出一种客观的身体疾病是如何被转换为一种道德批判或政治态度的。但这次美国针对中国的污名化则远超社会范畴，已经成为一种国家意志的表现。这是一次发生在“疫病污名化”已经沦为国际社会公敌的时代背景下，由一国政府发起，目的明确，多方参与的国家行为。这样做公然违背国际关系和国际道义准则，理应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和抵制。
四、中国应如何应对污名化
欧文·戈夫曼认为“污名”可以分为“生理痛恨”“人格歧视”“种族、民族和宗教层面的歧视与偏见”三类。这次针对中国的污名化之所以能够在短时间内造成较大影响，只因为它是包含以上三种类型污名的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要有效地实施“去污名化”措施，必须对症下药，才能标本兼治。只有剥离和去除污名化的土壤和社会心理基础，才能杜绝国家污名化运动。
第一，政府层面要旗帜鲜明地反对污名化。这次美国对中国的污名化运动表明，今后应对类似的污名化行为，中国政府需充分利用外交及其他相关渠道旗帜鲜明地反对污名化，占领道义高低，与其展开坚决的斗争。中国政府可以充分联合其他国家及国际组织，在世界范围内反对任何污名化行径，充分揭露污名化行径的危害和本质，力求在国际范围内不断加强反对污名化的共识和氛围。这不仅有利于中国去污名化，而且有利于促进我们团结各国，共同抗击疫情。
第二，中国的媒体、智库及社会组织各层面有责任针锋相对地揭批美国的污名化行径。去污名化的行为主体应当像污名化的行为主体一样多元，才能做到有的放矢。中国各方行为主体必须充分意识到美国围绕疫情污名化中国可能产生的危害和影响，从各自的行业特点出发，形成去污名化行动的合力，力求这些努力能够超越国界，触及和影响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各方应当以事实为依据，揭露美国政府污名化中国的动机和危害，增进包括美国公众在内的国际受众对事实情况和背后动因的了解。
第三，中国人民必须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四个自信”，坚定不移地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发展下去，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懈奋斗。伴随中美实力对比而来的美国对华态度的巨大转变，特别是美国政府围绕新疆、香港、西藏、台湾、华为、贸易和疫情等问题展开的针对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中国制度和中国企业的一轮轮蓄意攻击和围堵，足以让中国公众对国家所处的形势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中国不能将民族复兴和国家崛起的希望寄托在任何所谓有利的外部发展环境上，应始终把发展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诸如粮食安全、国防安全、文化安全、核心技术以及关系国际民生的重大行业必须把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中。对比此次中美疫情的应对，中国的制度优势毋庸讳言。中国坚持自己的制度体系，取得实实在在的发展成就是对污名化最有力的回击。
第四，中国要积极维护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准则，积极承担与其国家实力、国际地位和发展中国家身份相匹配的国际责任，推动国际关系格局向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努力推动普惠、开放的经济全球化进程，在促进全球治理和面对人类共同挑战的问题上应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中国应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发挥建设性作用，为世界和平和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和智慧。
第五，中国需要始终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增强国际话语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落后就要挨打，贫穷就要挨饿，失语就要挨骂。”不挨打、不挨饿、不挨骂恰恰是逐步去除被他国污名化的三个重要阶段。国际传播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上的上层建筑，话语权的表征有很多，其中比较显著的几项包含国家行为体在国际舆论场中的议程设置效率，推动形成国际共识与理念输出的参与程度，在国际关系规则、市场准入门槛和技术标准体系确定过程中的权重，以及对大宗商品市场及国际金融体系的影响力。
去污名化最迫切的挑战就是增强我国的国际话语权。中国媒体及其他相关的组织和机构应抓住增强国际话语权的历史机遇，主动设置议题，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尤其是要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国际传播最重要的议题，有效向世界介绍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与伟大实践，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道路、制度、文化和理论的理解，积极回应国际社会对涉及我国政治制度、民主人权、民族宗教等问题的关切。我国的国际传播工作做得越好，别国污名化中国的空间就越小。
徐旭系《中国妇女报》记者
责编：吴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