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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媒介的发展，使得人类摆脱传统媒体时代的限制，创造了全新的网络传播新纪元，2016年，也被称为“中国网络直播元年”。网络时代信息的传输方式，使得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信息的传播者，女性作为中国网络直播群体中的“主力军”，也使得网络媒介成为她们表达自我话语权的窗口。网络读图的大数据年代，女性在网络中的媒介形象建构，也是她们自我意识和自我身份认同的衍射，本文选取网络直播中的女性作为研究对象，以传播学理论和女性形象建构理论，从独立人格的主体、欲望化的客体和物化的客体三个语义相贯通的方面，来表述和阐释网络媒介中的女性形象的多重意蕴。
一、 独立人格的主体：独立并智慧的女性形象
“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特性，就是把各种类型的社会文化、社会行为和宇宙秩序放到一起，宇宙秩序人际化，人际关系宇宙化。”[1]男女关系的主轴便是：男性是施恩者，女性是受恩者。前者是恩人，后者只能报恩不已，并进一步成为男性把玩、欣赏和“被看”的对象，而糅合在传统文化中对女性的压迫，主要是由传统文化对性别角色规定来完成的，这样传统女性的地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到了最为深层的渊源。她们没有自我话语权表达的渠道，也失去了成为一个独立思考的完整个体的权利，成为施拉姆眼中的“魔弹论”的典型代表。网络读图的大数据时代，彻底颠覆了传统媒介的传播模式和特点，使得每一位受众由信息的被动接受者，演变为信息的主动发布者和主动接受者。在此背景下，一部分女性意识开始觉醒，逐渐从男性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开始借助网络的开放性和互动性来诉求自我和表达自我，成为开始独立思考并表达自我话语的完整个体，并成为不可阻挡的强大力量。
学者戴锦华教授曾讲：“性别议题经常是一种‘表征’，其背后是一个更大的、更纠缠的、更急迫的社会问题。当然，那些社会问题会表现在女性身上，最终，也会首先地降落在女性身上。”[2]借助于网络传播的大众，女性话语权也得到释放。2015年开始，papi酱开始在微博自媒体上用自我扮演的方式来表达自我话语权，一时间圈粉无数，直到2016年7月11日，papi酱的直播首秀，才在8家平台同步进行。正如观众提前预知的一样，papi酱还是那个在微博上嘲讽社会不平等现象的女性存在，在“毕业季”的主题直播中，解答着粉丝关于个人问题的种种困惑，例如她回答了自己当时考取中央戏剧学院的故事以及自己在大学的恋爱等，其女性意识的觉醒远甚于传统媒体时代对于女性权威的宣扬。papi酱网络直播的拟态环境里，观众视其为“意见领袖”，引领着这一类女性的情感表达和自我抒写，也正是借助于网络，papi酱实现了对男性掌握并把控话语权的冲击，将女性从沉默的、被动的接受者，演变为主动思考并表达自我的主动行动者。
对于广大女性来说，她们长期被围困在男性主导的世界里，对于社会现象的失声和失语已经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现代的独立女性应该是自觉的具有独特女性视角、女性经验、认识和体验的新式女性，应该是具有和男性平等的话语力量，来对抗和解构以父权制为主要标志的传统男性霸权，建构男性和女性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和谐和进步的社会新范式的女性。网络媒体的迅猛发展，为女性提供了自由发展的新途径，女性的话语空间也得到一定程度的拓展，成为她们自我话语表达的新渠道。她们用自己的“意见领袖”身份，来引领广大女性走向自立自强的新女性主义道路，成为拥有独立人格和智慧的女性形象。
二、 欲望化的客体：身体魅惑狂欢的女性形象
网络媒体与性别的结合并不能过于理想化，大众传媒与男女平等价值观的传播，既存在一致性，也有相互之间的张力。网络在为女性表达话语权的同时，也复制甚至强化了现实生活中的性别歧视。网络媒体对“被看”女性形象的聚焦，即是对男女平等和先进性别文化的公然挑战。“在瀚如烟海的网络视觉文化内容中的女性形象却并不丰富多彩，而是呈现出模式化和刻板化的特点。”[3]在网络中，更多的女性自愿将“女”与“色”结合起来，极力渲染美貌、性感与女性的关联，将自身演变成男性欲望化的对象，成为身体魅惑狂欢的女性形象。
（一）身体狂欢的女性形象
法国女权运动创始人西蒙娜·德·波伏娃指出：“父权制下的女性是有别于男性的第二性。”[4]网络所呈现的女性表象，即是在拟态环境下对女性作为“第二性”的媒介再现。中国是有着几千年父权制观念的国家，对女性身体的窥视与欢愉，曾是父权制强加在女性身上的符码，同时，网络的虚拟性和交互性使得男性对女性身体的窥视达到了极致。而缺少独立思想意识的女性，在长期由男性把控的社会中逐渐形成身份认同危机，也就在人際传播、群体传播到大众传播的转变中失去自我，用自己的身体化为各种性别隐喻符号，魅惑着男性而存在。
施拉姆指出：“传播被视为魔弹，它可以毫无阻拦地传递观念、情感、知识和欲望。传播似乎可以把某些东西注入到人的头脑，就像电流使电灯发出光亮一样直截了当。”[5]在各大直播平台上，不少女性将自我身体看作是吸引男性受众的标杆。她们天使的面孔，魔鬼的身材，光鲜的衣着，精致的妆容和大行其道的小资情调，使得“白富美”和“白瘦美”这类女性形象成为了女性艳羡而男性追求的理想对象，成为女性引导男性受众进行消费的身体符号。例如在六间房的某女郎的直播中，有不少男性受众要求其跳舞和脱衣，并摆出各种魅惑的姿势来满足男性对其自身的窥视欲，以此来赚取男性受众赠予的各种直播平台奖励。这类女性将自己视为身体欲望的魅惑符号，成为信息“传播流”中性别隐喻符号的存在，用身体狂欢来满足自我虚荣和金钱虚荣，“活生生的人只能用性特征来表示，丰富的人的内涵在这里被抽掉了，丰富的人的价值被淹没了。”[6]
（二）性色狂欢的女性形象
作为一个以男权为中心，以父权、男权的利益为价值标准的人类世界，不管是西方还是东方，通常所说的“女性文化”“生态女性”等，严格说来都未得到真正的建构。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文化是以男性为中心的，女性只能是男性的附属，是不重要的客体，是“他者”。正因如此，网络媒介中所反映的性别权力关系清一色地呈现出女性取悦男性的倾向。而当前的网络直播因为缺少类似传统媒体的“把关人”的角色，呈现出色情传播把关不严的倾向，从而使得越来越多的女性投身于将自身身体化为性色传播符号的队伍中。 当今社会中，男性仍然掌控着绝大部分的话语力量，而女性话语在网络直播中的呈现在内涵方面也鲜有特色，甚至有的女性直播唯性与色不欢。这类女性完全视自己为吸引男性的性符号，而把自身的独立思想和独立精神淹没在情色中，即使她们活跃在网络直播空间中，也只能算作是一个缺席的在场者，并只能把女性意识的萌发带入到盲人摸象的尴尬境地中，其最终结果只能是遭到直播平台的封杀。
“人的行为是在特定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中进行的，从实质上说，人的行为也就是调节自身与环境关系的活动。”[7]网络媒体与性别的结合，并没有完全使女性从男性的权威中走出来，而是在网络的拟态环境中将“女”与“色”结合起来，这既不符合文化接受的客观规律，也有悖于中国特殊的文化语境，特别是忽视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对女性的解放意识。“情”与“色”在直播中的呈现，严重阻碍了中国女性意识的觉醒和女性思想的解放，也造成了女性文化资源的浪费，使得女权主义所倡导的建构与男性平等、和谐的两性关系形同虚设。
三、 物化的客体：沦为商品社会附庸的女性形象
互联网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信息传播平台，它既是个人信息处理的工具，也是人际传播、群体传播和组织传播的手段，而大众传播也是它的一个基本功能。更有甚者，麦克卢汉提出“媒介是人的延伸”的论断，那么网络作为大众媒介的有机组成部分，就理应被看作是人体的延伸。2016年是网络直播元年，由此而形成的一种被称为“眼球经济”新型的注意力媒体。网络媒体庞大的受众群和纷繁复杂的内容呈现，决定了网络直播中谁吸引了受众眼球，谁就能在网络中维持生存和发展。“正因为如此，受商业利益驱使的网络媒体在媒介生产过程中才会将女性物化为性感的尤物，以此来招徕网络受众的注意力。女性在网络中被如何描述，首先受到市场经济的影响。”[8]网络市场化的运作对女性形象进行了商业化的利用，哪里有对女性视觉化、对象化的消费，哪里就会有满足这种消费的生产。网络本身的趋众性和趋利性，直接导致了网络媒体对女性形象的物化和商品化，而缺少独立意识的女性就完全沦为商品社会的附庸。
“男性观看、女性被看”最早是约翰·伯格1972年在读解欧洲裸体画时提出的，伯格指出“女性自身的观察者是男性，而被观察者为女性”。[9]美国电影理论家劳拉·穆尔维也指出，在一个由性的不平等所安排的世界中，看的快感分裂为主动的男性和被动的女性，起决定作用的男人的眼光把他的幻想投射到照此风格化的女人形体上。有些网络直播中的女性，或许不像身体魅惑狂欢的女性将自己完全视为吸引男性的性符号一样，但她们也仍然青睐于自身的“身体叙事”和他人的“身体叙事”，踩着道德和法律的底线，游走在性色边缘的灰色地带，摇摆着，犹疑着。特别是女性的身体，在为男权社会所控制的同时，也被当作资本和商品被开发。2016年，在某直播平台上，一名女性网络直播专门搭乘出租车直播下晚班回家的空姐。该网络女主播在出租车上将镜头对准空姐，并引诱她们说出各种带有隐晦性质的话语，并直播她们的身体，供受众端的男性群体来观赏和消费，而这部分女性并没有制止网络女主播的不当行为，由此以往，空姐的失声和失语，成为诺依曼理论下“沉默的螺旋”的典型代表，也成为了男性观看、女性被看的欣赏符码。网络女主播虽然因此留住了受众，刺激了男性消费，却抹杀了女性主体性和多元性的存在，她们的身体也成为了商品的物化体。
正是由于网络时代商品社会的盈利观念和传统性别观念对男性中心主义的张扬，共同规训了女性在网络中“被看”的性别形象。大众传播时代与商品社会的结合，共同促成了男性凝视、女性景观的另类。网络的趋众性和趋利性直接导致了对女性视觉化、对象化的消费，在“男性观看、女性被看”的背后，是网络对男权的纵容、怂恿和不作为，也是对女性多元化、主体化人格意识和独立精神的抹杀，这些女性应该在大众传播时代尽快实现女性独立意识的觉醒，共同建构与男性平等、和谐的新型两性关系。
结语
大众传播时代，媒介生产中的社会性别编码，其实质就是性别文化和性别意识在媒介技术中的反映。网络媒介的崛起，客观上为女性的生存发展拓展了空间，成为她们表达自我话语权的新途径。但是，在网络读图时代的视觉文化中，对女性形象的建构和呈现却依然真实地反映出根深蒂固的传统性别秩序，女性依然是男权社会控制、把玩、欣赏的对象，并在消费社会的大背景下成为了物化的客体，它将有可能扭曲男性对女性的认识以及女性对自我形象的认知。因此，女性要完成慎独、规制与积极女性形象的塑造，从身体魅惑的欲望化的客体和沦为商品社会附庸的物化的客体中脱离出来，完成从“子弹论”下丧失自我意识的躯壳到自动进行女性独立意识的觉醒，成为具有多元性和主体性的独立人格主体。同时，媒介也要进行自我反思，坚决反对女性身体魅惑和物化的形象构建，做好“把关人”，并致力于倡导正确的网络时代消费观念，积极构建有助于男女平等、和谐的两性关系发展环境。
参考文献：
[1]（法）萨比娜，梅尔基奥尔-博内.中国传统文化[M].周行，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60.
[2]戴锦华.当下的性别想象中，深刻地存在着“多妻制”幽灵[J].凤凰网文化，2015：12.
[3]范高宁.身体的狂欢：女性形象在网络视觉文化中的困境[J].2012（9）：67.
[4]（法）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M].郑克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25.
[5]张隆栋.大众传播学总论[M].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1993：156.
[6]（法）让·波德里亚.消费社会[M].刘承富，全志刚，譯.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124.
[7]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2011（4）：111.
[8]曾长秋，李斌.性别与传播——网络媒体中“被看”的女性形象[J].文化与传媒，2015（3）：189.
[9]（英）约翰·伯格.观察之道[M].戴行钺，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47.
一、 独立人格的主体：独立并智慧的女性形象
“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特性，就是把各种类型的社会文化、社会行为和宇宙秩序放到一起，宇宙秩序人际化，人际关系宇宙化。”[1]男女关系的主轴便是：男性是施恩者，女性是受恩者。前者是恩人，后者只能报恩不已，并进一步成为男性把玩、欣赏和“被看”的对象，而糅合在传统文化中对女性的压迫，主要是由传统文化对性别角色规定来完成的，这样传统女性的地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到了最为深层的渊源。她们没有自我话语权表达的渠道，也失去了成为一个独立思考的完整个体的权利，成为施拉姆眼中的“魔弹论”的典型代表。网络读图的大数据时代，彻底颠覆了传统媒介的传播模式和特点，使得每一位受众由信息的被动接受者，演变为信息的主动发布者和主动接受者。在此背景下，一部分女性意识开始觉醒，逐渐从男性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开始借助网络的开放性和互动性来诉求自我和表达自我，成为开始独立思考并表达自我话语的完整个体，并成为不可阻挡的强大力量。
学者戴锦华教授曾讲：“性别议题经常是一种‘表征’，其背后是一个更大的、更纠缠的、更急迫的社会问题。当然，那些社会问题会表现在女性身上，最终，也会首先地降落在女性身上。”[2]借助于网络传播的大众，女性话语权也得到释放。2015年开始，papi酱开始在微博自媒体上用自我扮演的方式来表达自我话语权，一时间圈粉无数，直到2016年7月11日，papi酱的直播首秀，才在8家平台同步进行。正如观众提前预知的一样，papi酱还是那个在微博上嘲讽社会不平等现象的女性存在，在“毕业季”的主题直播中，解答着粉丝关于个人问题的种种困惑，例如她回答了自己当时考取中央戏剧学院的故事以及自己在大学的恋爱等，其女性意识的觉醒远甚于传统媒体时代对于女性权威的宣扬。papi酱网络直播的拟态环境里，观众视其为“意见领袖”，引领着这一类女性的情感表达和自我抒写，也正是借助于网络，papi酱实现了对男性掌握并把控话语权的冲击，将女性从沉默的、被动的接受者，演变为主动思考并表达自我的主动行动者。
对于广大女性来说，她们长期被围困在男性主导的世界里，对于社会现象的失声和失语已经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现代的独立女性应该是自觉的具有独特女性视角、女性经验、认识和体验的新式女性，应该是具有和男性平等的话语力量，来对抗和解构以父权制为主要标志的传统男性霸权，建构男性和女性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和谐和进步的社会新范式的女性。网络媒体的迅猛发展，为女性提供了自由发展的新途径，女性的话语空间也得到一定程度的拓展，成为她们自我话语表达的新渠道。她们用自己的“意见领袖”身份，来引领广大女性走向自立自强的新女性主义道路，成为拥有独立人格和智慧的女性形象。
二、 欲望化的客体：身体魅惑狂欢的女性形象
网络媒体与性别的结合并不能过于理想化，大众传媒与男女平等价值观的传播，既存在一致性，也有相互之间的张力。网络在为女性表达话语权的同时，也复制甚至强化了现实生活中的性别歧视。网络媒体对“被看”女性形象的聚焦，即是对男女平等和先进性别文化的公然挑战。“在瀚如烟海的网络视觉文化内容中的女性形象却并不丰富多彩，而是呈现出模式化和刻板化的特点。”[3]在网络中，更多的女性自愿将“女”与“色”结合起来，极力渲染美貌、性感与女性的关联，将自身演变成男性欲望化的对象，成为身体魅惑狂欢的女性形象。
（一）身体狂欢的女性形象
法国女权运动创始人西蒙娜·德·波伏娃指出：“父权制下的女性是有别于男性的第二性。”[4]网络所呈现的女性表象，即是在拟态环境下对女性作为“第二性”的媒介再现。中国是有着几千年父权制观念的国家，对女性身体的窥视与欢愉，曾是父权制强加在女性身上的符码，同时，网络的虚拟性和交互性使得男性对女性身体的窥视达到了极致。而缺少独立思想意识的女性，在长期由男性把控的社会中逐渐形成身份认同危机，也就在人際传播、群体传播到大众传播的转变中失去自我，用自己的身体化为各种性别隐喻符号，魅惑着男性而存在。
施拉姆指出：“传播被视为魔弹，它可以毫无阻拦地传递观念、情感、知识和欲望。传播似乎可以把某些东西注入到人的头脑，就像电流使电灯发出光亮一样直截了当。”[5]在各大直播平台上，不少女性将自我身体看作是吸引男性受众的标杆。她们天使的面孔，魔鬼的身材，光鲜的衣着，精致的妆容和大行其道的小资情调，使得“白富美”和“白瘦美”这类女性形象成为了女性艳羡而男性追求的理想对象，成为女性引导男性受众进行消费的身体符号。例如在六间房的某女郎的直播中，有不少男性受众要求其跳舞和脱衣，并摆出各种魅惑的姿势来满足男性对其自身的窥视欲，以此来赚取男性受众赠予的各种直播平台奖励。这类女性将自己视为身体欲望的魅惑符号，成为信息“传播流”中性别隐喻符号的存在，用身体狂欢来满足自我虚荣和金钱虚荣，“活生生的人只能用性特征来表示，丰富的人的内涵在这里被抽掉了，丰富的人的价值被淹没了。”[6]
（二）性色狂欢的女性形象
作为一个以男权为中心，以父权、男权的利益为价值标准的人类世界，不管是西方还是东方，通常所说的“女性文化”“生态女性”等，严格说来都未得到真正的建构。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文化是以男性为中心的，女性只能是男性的附属，是不重要的客体，是“他者”。正因如此，网络媒介中所反映的性别权力关系清一色地呈现出女性取悦男性的倾向。而当前的网络直播因为缺少类似传统媒体的“把关人”的角色，呈现出色情传播把关不严的倾向，从而使得越来越多的女性投身于将自身身体化为性色传播符号的队伍中。 当今社会中，男性仍然掌控着绝大部分的话语力量，而女性话语在网络直播中的呈现在内涵方面也鲜有特色，甚至有的女性直播唯性与色不欢。这类女性完全视自己为吸引男性的性符号，而把自身的独立思想和独立精神淹没在情色中，即使她们活跃在网络直播空间中，也只能算作是一个缺席的在场者，并只能把女性意识的萌发带入到盲人摸象的尴尬境地中，其最终结果只能是遭到直播平台的封杀。
“人的行为是在特定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中进行的，从实质上说，人的行为也就是调节自身与环境关系的活动。”[7]网络媒体与性别的结合，并没有完全使女性从男性的权威中走出来，而是在网络的拟态环境中将“女”与“色”结合起来，这既不符合文化接受的客观规律，也有悖于中国特殊的文化语境，特别是忽视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对女性的解放意识。“情”与“色”在直播中的呈现，严重阻碍了中国女性意识的觉醒和女性思想的解放，也造成了女性文化资源的浪费，使得女权主义所倡导的建构与男性平等、和谐的两性关系形同虚设。
三、 物化的客体：沦为商品社会附庸的女性形象
互联网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信息传播平台，它既是个人信息处理的工具，也是人际传播、群体传播和组织传播的手段，而大众传播也是它的一个基本功能。更有甚者，麦克卢汉提出“媒介是人的延伸”的论断，那么网络作为大众媒介的有机组成部分，就理应被看作是人体的延伸。2016年是网络直播元年，由此而形成的一种被称为“眼球经济”新型的注意力媒体。网络媒体庞大的受众群和纷繁复杂的内容呈现，决定了网络直播中谁吸引了受众眼球，谁就能在网络中维持生存和发展。“正因为如此，受商业利益驱使的网络媒体在媒介生产过程中才会将女性物化为性感的尤物，以此来招徕网络受众的注意力。女性在网络中被如何描述，首先受到市场经济的影响。”[8]网络市场化的运作对女性形象进行了商业化的利用，哪里有对女性视觉化、对象化的消费，哪里就会有满足这种消费的生产。网络本身的趋众性和趋利性，直接导致了网络媒体对女性形象的物化和商品化，而缺少独立意识的女性就完全沦为商品社会的附庸。
“男性观看、女性被看”最早是约翰·伯格1972年在读解欧洲裸体画时提出的，伯格指出“女性自身的观察者是男性，而被观察者为女性”。[9]美国电影理论家劳拉·穆尔维也指出，在一个由性的不平等所安排的世界中，看的快感分裂为主动的男性和被动的女性，起决定作用的男人的眼光把他的幻想投射到照此风格化的女人形体上。有些网络直播中的女性，或许不像身体魅惑狂欢的女性将自己完全视为吸引男性的性符号一样，但她们也仍然青睐于自身的“身体叙事”和他人的“身体叙事”，踩着道德和法律的底线，游走在性色边缘的灰色地带，摇摆着，犹疑着。特别是女性的身体，在为男权社会所控制的同时，也被当作资本和商品被开发。2016年，在某直播平台上，一名女性网络直播专门搭乘出租车直播下晚班回家的空姐。该网络女主播在出租车上将镜头对准空姐，并引诱她们说出各种带有隐晦性质的话语，并直播她们的身体，供受众端的男性群体来观赏和消费，而这部分女性并没有制止网络女主播的不当行为，由此以往，空姐的失声和失语，成为诺依曼理论下“沉默的螺旋”的典型代表，也成为了男性观看、女性被看的欣赏符码。网络女主播虽然因此留住了受众，刺激了男性消费，却抹杀了女性主体性和多元性的存在，她们的身体也成为了商品的物化体。
正是由于网络时代商品社会的盈利观念和传统性别观念对男性中心主义的张扬，共同规训了女性在网络中“被看”的性别形象。大众传播时代与商品社会的结合，共同促成了男性凝视、女性景观的另类。网络的趋众性和趋利性直接导致了对女性视觉化、对象化的消费，在“男性观看、女性被看”的背后，是网络对男权的纵容、怂恿和不作为，也是对女性多元化、主体化人格意识和独立精神的抹杀，这些女性应该在大众传播时代尽快实现女性独立意识的觉醒，共同建构与男性平等、和谐的新型两性关系。
结语
大众传播时代，媒介生产中的社会性别编码，其实质就是性别文化和性别意识在媒介技术中的反映。网络媒介的崛起，客观上为女性的生存发展拓展了空间，成为她们表达自我话语权的新途径。但是，在网络读图时代的视觉文化中，对女性形象的建构和呈现却依然真实地反映出根深蒂固的传统性别秩序，女性依然是男权社会控制、把玩、欣赏的对象，并在消费社会的大背景下成为了物化的客体，它将有可能扭曲男性对女性的认识以及女性对自我形象的认知。因此，女性要完成慎独、规制与积极女性形象的塑造，从身体魅惑的欲望化的客体和沦为商品社会附庸的物化的客体中脱离出来，完成从“子弹论”下丧失自我意识的躯壳到自动进行女性独立意识的觉醒，成为具有多元性和主体性的独立人格主体。同时，媒介也要进行自我反思，坚决反对女性身体魅惑和物化的形象构建，做好“把关人”，并致力于倡导正确的网络时代消费观念，积极构建有助于男女平等、和谐的两性关系发展环境。
参考文献：
[1]（法）萨比娜，梅尔基奥尔-博内.中国传统文化[M].周行，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60.
[2]戴锦华.当下的性别想象中，深刻地存在着“多妻制”幽灵[J].凤凰网文化，2015：12.
[3]范高宁.身体的狂欢：女性形象在网络视觉文化中的困境[J].2012（9）：67.
[4]（法）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M].郑克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25.
[5]张隆栋.大众传播学总论[M].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1993：156.
[6]（法）让·波德里亚.消费社会[M].刘承富，全志刚，譯.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124.
[7]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2011（4）：111.
[8]曾长秋，李斌.性别与传播——网络媒体中“被看”的女性形象[J].文化与传媒，2015（3）：189.
[9]（英）约翰·伯格.观察之道[M].戴行钺，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