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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當代诗词创作批评与理论研究”青年论坛，作为第二届海峡两岸诗词论坛的青年版块，2016年10月9日在武汉召开。全国当代诗词研究前沿的五十多位主要学者黄仁生、陈友康、杨景龙、李遇春、张桃洲、曹辛华、王巨川等就诗词价值观念演变、艺术态势、突出现象做了专门研讨，提交了六十多篇论文，正在中国诗歌网陆续选登。
大家认为，2014年是当代诗词发展的里程碑。一方面，7月10日中国文学研究最高阵地《文学评论》召集全国诗词研究的青年主力齐聚广西桂平，召开首届“当代诗词创作批评与理论研究”青年论坛，总结创作成就和存在的问题；另一方面，8月11日首次有诗词作品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在被关注同时，也遭到各方激烈批评。传统诗词价值观与当代文学价值观冲突，成为备受关注的“文学大事件”①，诗词界、文艺界争议不休。对此，会议认为新旧诗之间要平等对话、互相借鉴；要振衰起敝，构建当代诗词创造论文学价值观；作为文学的诗词，要从情感表现论走向境界创造论。主要观点分三个部分：
一、新旧诗之间相互借鉴，重建当代诗词价值观提上日程。复旦大学黄仁生梳理了中国古代诗歌的价值观念、“五四”以来诗歌价值观念的演变，提出了当下价值观念重建的问题。认为文学价值观念在发展过程中呈多元复杂的态势，应该从优秀作品中所体现的、最具代表性的价值观念来讨论。一要破除以新诗为正宗的观念，注重作品之好坏。二是要从文学“通变”的观念，从三千年中国诗歌演变史的角度，正本清源，振衰起敝。三是具体要研读古代优秀作品，掌握“有常之体”的法则，继承优秀作品所体现的核心价值观。
云南中国社会主义学院陈友康回顾中外诗歌发展史，发现诗体演进是累积性的，渐趋多样。旗帜鲜明指出“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一些文化激进主义者，为了给新诗争得生存空间，宣称中国传统诗体已死亡，造成了百年来新旧诗的紧张、对立乃至对抗，这种偏激的观点有违诗歌史的事实，因此需要从根本上厘清诗体发展规律，正确对待新旧诗体关系，提出构建更富包容性的诗歌生态，促进汉语诗歌健康发展。
安阳师范学院杨景龙从新诗与古典诗词的传承关系入手，耙梳了胡适、何其芳、余光中、李金发、戴望舒、舒婷、纪弦等新诗名家的作品和创作，发现他们创作实际和古典诗学有着牵扯不断的瓜葛。同时，新文学理论批评界也相当注重向古典探源，引导新文学作家和新诗人自觉从传统文化和文学中吸取丰富的营养。因此，20世纪新诗不仅创造性转化优秀古典诗歌传统，取得可观成就；在横向借鉴世界诗歌方面，也有全面收获，发人深省地提出当代旧体诗人应该真实了解百年新诗积累的经验与已有的成果，虚心向新诗学习，突破自身发展的瓶颈，开创新局面。
华中师范大学李遇春就编写《21世纪新锐吟家诗词编年》的体会，谈了中国古典诗词“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的命运、价值和生存现状。从几十位新锐吟家的乡土诗词、城市诗词，以及底层写作看，不可忽视诗人们对传统诗词的现代主义艺术塑型和拆解白话与文言的二元对立，所抵达的新境界。把新诗和旧诗等量齐观，发现两种诗体不仅精神上相通，诗艺上也相通。他说：“编撰丛书是为了集中展示近二十年来中华诗词创作中所取得的思想和艺术实绩，我们想表达在‘老干体’之外还存在着另一种中华诗词。”这种现实主义或现代主义的新兴诗词创作潮流代表着新世纪中华诗词的历史成就，也必将引领中华诗词的艺术走向。
首都师范大学张桃洲着重谈了新格律诗的几个问题，提出新诗应该能够根据现代汉语本身的特点，形成自己的格律体系。分析了格律与声音、与现代汉语的音乐性，发现新诗格律具有内在化的倾向，即根据现代汉语自身的特点，对日常语言所具有的散文性、浮泛化进行剔除和锤炼。并在传达时，根据内在情绪的律动而选择一种既贴合这种情绪本身的节奏，又符合现代汉语特性的形式。
南京师范大学曹辛华呼吁学界关注当代歌词研究，他从新格律词的定义、创制基础及产生意义三方面来谈新格律词的创制问题。提出“新格律词”是按照唐宋词体生成原理，依照当前现有的流行歌曲的乐曲形式或歌词形式来重新填制的歌词，并当场示范。
贵州师范大学周军以贵州水族诗人为例，提出新诗不仅没能洗脱“新”字的尴尬，亦曾在 “古典”与“现代”二者之间出离抑或复归。饶有意味的是，某些少数民族诗人的汉诗写作却在新文化洗礼下返归了旧体诗的怀抱。从文化的被启蒙到文化自觉，文化身份的混杂与家国命运的重建努力，这双重的诉求催生了少数民族诗人旧体诗写作的现代因子。
艺术家向彬认为当代诗词的价值和意义不仅在诗，还关系着画。他指出当代不通诗词格律的国画家重工笔而轻写意，重技法而轻人文，导致题画诗在国画的款识中普遍缺失。格律诗传承不好，将使文人画在当代日渐衰微，如果不再回归真正的文人画，最终会让文人画走向消亡，提出要诗书画协同传承。
二、网络诗词刷新旧体诗，理论上提出诗词创造论价值观。吉林大学马大勇通过网络诗词文本的平民立场、人文温度、哲学品格、语言特色、诗体交涉，论述了网络诗词的流向与形态。认为起于2000年的网络诗词以悲悯凝重的人文情怀、自由深邃的思想取向、守正开新的艺术追索，刷新了当代诗词的写作面貌。
评论家晏杰雄指出理论批评本身应该成为一种创作。一是批评家应该有原创体验。二是写批评文章本身就是一种高难创作。中国有“以诗论诗”传统，用具象化或感觉化的评论语言描绘出难以言说的意味，令读者感受到水面之下那个宏大的意义世界。
中南大学宋湘绮从理论角度分析传统诗词中三种主要价值观念已制约当代诗词文学性的生成。一是社会功利型文学价值观有利于发挥诗词的社会作用，但不利于维护诗词的艺术特点和独立性。二是“为艺术而艺术”，有利于挖掘诗词本身的艺术性，却容易割裂诗词和社会现实的关系。三是中国传统诗词的情感表现论文学价值观，认为诗词的作用在于抒怀遣兴，服务于个体自我表现和修身养性。这种观念重视诗词的审美价值和意义，尊重诗词艺术规律，但忽视了王国维境界说中“遗其关系限制处”所包含的创造论旨意，后者正是文学性的深刻内涵。她提出从诗性到文学性，构建当代诗词创造论文学价值观：将创造贯穿诗词创作过程，诗词文学价值在于创造超越世界的境界，将创造人的理想生存状态作为诗词审美理想，将是否具有独创性艺术形象作为诗词审美判断的尺度。 诗人李子提出“非我诗”才更文学化。他说，我们现在写诗词可以像小说电影一样，创造出若干人物形象，以及更为复杂完整的故事。小说电影中有许多人物，这些人物的年龄、身份、性格、品行会随着故事的演绎而变化，人物之间会发生各种关联和矛盾冲突。一首诗词只能描写一个生活片断。但是否可作这样的理解和处理：每首诗词相当于小说电影的一个片断，把所有这些片断穿起来，构成一首“大诗”。这首“大诗”相当于一部较完整的小说或电影，这当中人物可以有年龄、身份、性格、品行的变化，也可以有各种矛盾冲突和各种人物关系。显然，这种“大诗”与目前通行的“组诗”是有很大不同的。因此，一个诗人可以写两种诗，一种是“我诗”，一种是“非我诗”。所谓“我诗”，就是传统的以作者的经历、见闻为基础的写作；所谓“非我诗”，就是作者虚构的故事。诗词作为文学之一种，应该立足于文学本位。从这个意义上说，“非我诗”应该提倡。
诗人曾峥说：“发轫于诗经时代的中国古典诗词，在五、七言诗正式勃兴以先，惯常使用单字或双字结构的语词形式。双字，要么是两个单字词组成的偏正格式，要么是并列单字（词）或联合词，超过这一字数暨格式限制，便难免‘打泡起茧’，产生语言上的违和感。如何解决此类问题，除了‘符号改良’‘简缩’等手法外，还有其他一些套路，比如拆解-重构，即通过拆解字词重组语句，最大限度地降低新、旧语感冲突，在现代语境下实现平静的语言审美效果，该手法亦为我所嗜用。这次论坛大家在讨论虚构、创造论的问题，我完全支持。事实上，我自己的部分创作实践本身，已表明了该态度。”
《诗潮》主编刘川说：“作为‘文本’的当代诗词，可能更需要艺术真实。基于生活真实而进行的合理虚构或者说创意、创境、创思，统而言之，即艺术真实，是诗词实现从现实主义诗学到现代主义诗学的必经之路。这是古典主义诗学未曾深入企及的一个重要阶段。诗词的讲述逻辑，是建立在经验、情感、思想的有效性上的，如果能够保证这个逻辑的有效，诗便不会脱离现实，而是转而成为表现更深层次、内涵更丰富的文本。我甚至赞成把诗像今天小说一样写，天马行空，五彩缤纷，适当地经营虚构手段，使诗脱离被塑型、被束缚的苦恼。应该让文本意识成为写作自觉。唯其如此，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世界性文学思潮与写作经验，才能被当代诗词借鉴与化用。不可以继续抱残守缺，我希望我们有了个古典主义之母，还要找个现代之父。”
山东财经大学张春华分析了叶嘉莹对古典诗词的“细读”，指出叶先生受新批评理论的启发与影响较大，但叶嘉莹对之并非无原则地接受与吸收，而是有辨析地采納，批判地继承，力图借“知人论世”的评赏方式来弥补。但她对“知人论世”说也不是照单全收，因为知人论世这一传统文学批评模式尽管有一定道理，也较为切合中国古代文学的实际，对古代文学的阐释不乏有效性。但作为批评方法，它还有其局限性，还存在不合理的地方，这种不合理性突出的表现为：它确立的是一种以“人”之价值取代或影响“诗”之价值的批评标准。对此，叶嘉莹采取了“择其善者而从之”的策略。
中国艺术研究院王巨川认为，当前的诗歌批评仍然存在着以下几个维度的缺失：一是适应于当前社会沿革状态的批评理论的缺位。二是跟风时评倾向盛行。许多批评话语越来越依赖于“快餐式”的批评模式，读者期待有一得之见的批评文字。三是文本感悟的思维模式更新不足，还局限于以往习惯的套数之中。四是学院化“精致的功利主义”导致批评话语批量化生产，缺乏应有的创新性。要努力达到批评与创作的交融与对话，才能实现从容自由的心灵呈现和富有活力的当代诗学气象。
三、现当代诗词文本研究起步，先锋诗词崭露头角。上海交通大学刘士林谈了王国维、陈寅恪、马一浮、钱钟书等人的旧体诗词的学术与思想，认为对这些不同寻常的文字、意象与学理予以深入解读、梳理，不仅可以直接还原、钩沉出他们隐蔽在“冷僻故实”与“寄托遥深”背后的庐山真面目，更可由此建构一种以“学人之诗”为研究对象的微型中国现代思想史。
陕西理工大学李仲凡论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文学家的旧体诗写作转向，指出1950-1960年代数次关于新诗发展问题的讨论以及如何继承古典文学遗产的讨论，以及毛泽东诗词的公开发表，改变了人们早先对旧体诗一味否定和排斥的态度与做法，对旧体诗变得更加包容起来。
中国文学地理学会会长曾大兴独辟蹊径提出用文学地理学的方法分析诗词的时空结构，将其分为“寒江独钓型”“重九登高型”“西窗剪烛型”和“人面桃花型”。
西南科技大学周于飞论述了20世纪50年代以来以郭沫若为首的“新台阁体”诗词的创作潮流，分析、总结、反思了其发展历程和创作特点，以及继续发展形成后来的“老干体”。清理这个问题，对当下旧体诗创作有借鉴价值，也为文学史如何评价“新台阁体”提供参考。
《中华诗词》副主编林峰提出“旧体诗”之名可以休矣，认为文言在今日中国得到了更好的继承和发展。虽然当今写作、教学、人际交往等各个社会领域已经普遍使用白话，但社会上流行的万千成语、传统诗词、散文、曲赋、楹联等无一不是经典文言，各种古今章回小说也是半文半白的。
国务院参事室中华诗词研究院莫真宝将当代旧体诗置于现代诗歌研究的广阔视野中，在先锋诗歌的背景下审视“先锋诗词”，揭开被忽视的另一种全新的中国当代诗歌图景。“先锋诗词”特征在于：其一，文体选择上的多样性与格律上的保守性。其二，语言运用上的守旧性与开放性。其三，书写都市生活经验和日常生活经验。其四，取法新诗，甚至直接取法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表现手法。
复旦大学罗剑波、南开大学汪梦川、澳门科技大学赵海霞等人就南社和诗词名家做了细致考证。有五篇论文点评、专论厉有为的《悟牛斋诗词》（三卷）。深圳大学陶涛认为“悟牛斋诗词”所显示的作者火热的诗性情怀，来自他的不断开拓、创造，在成就他人生、事业的同时，也成就了他的诗词境界。还有分析其作品的当代价值在于见证时代沧桑，是独具自家面目的生命歌吟。也有认为其意境之源在于诗人厉有为的人生境界，关乎“人+事”的实践活动；他在现实局限处立意，拉开“世界到境界”的理想之维，在诗和人生的创造中确立了生命的存在感。
海峡两岸中华诗词论坛组委会由聂绀弩诗词奖组委会、中华诗词研究院、武汉大学、成功大学、香港诗词学会、湖南省诗词协会等单位组成，是目前最大的全国性诗词交流平台，“当代诗词创作批评与理论研究”青年论坛的新锐观点展示了海峡两岸中华诗词论坛的学术追求和当代诗词研究的最新成果。
上述观点从古代文学、诗学、美学、哲学的角度，聚焦当代诗词创作现场，就当代诗词的文学价值观和虚构问题提出了具有当代性的见解。有两方面不足：第一，研究方法上，需要进一步感悟和阐释相结合。第二，当代诗词研究目前落入“古代文学和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中空地带，当代诗词是当代文学的组成部分，当代文学研究者要接过担子，把诗词传承作为文化创新的时代命题。
（宋湘绮 莫真宝）
[1]陈定家，当前我国文艺理论研究的几个热点问题[J]，文艺理论，2016（2）：18
大家认为，2014年是当代诗词发展的里程碑。一方面，7月10日中国文学研究最高阵地《文学评论》召集全国诗词研究的青年主力齐聚广西桂平，召开首届“当代诗词创作批评与理论研究”青年论坛，总结创作成就和存在的问题；另一方面，8月11日首次有诗词作品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在被关注同时，也遭到各方激烈批评。传统诗词价值观与当代文学价值观冲突，成为备受关注的“文学大事件”①，诗词界、文艺界争议不休。对此，会议认为新旧诗之间要平等对话、互相借鉴；要振衰起敝，构建当代诗词创造论文学价值观；作为文学的诗词，要从情感表现论走向境界创造论。主要观点分三个部分：
一、新旧诗之间相互借鉴，重建当代诗词价值观提上日程。复旦大学黄仁生梳理了中国古代诗歌的价值观念、“五四”以来诗歌价值观念的演变，提出了当下价值观念重建的问题。认为文学价值观念在发展过程中呈多元复杂的态势，应该从优秀作品中所体现的、最具代表性的价值观念来讨论。一要破除以新诗为正宗的观念，注重作品之好坏。二是要从文学“通变”的观念，从三千年中国诗歌演变史的角度，正本清源，振衰起敝。三是具体要研读古代优秀作品，掌握“有常之体”的法则，继承优秀作品所体现的核心价值观。
云南中国社会主义学院陈友康回顾中外诗歌发展史，发现诗体演进是累积性的，渐趋多样。旗帜鲜明指出“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一些文化激进主义者，为了给新诗争得生存空间，宣称中国传统诗体已死亡，造成了百年来新旧诗的紧张、对立乃至对抗，这种偏激的观点有违诗歌史的事实，因此需要从根本上厘清诗体发展规律，正确对待新旧诗体关系，提出构建更富包容性的诗歌生态，促进汉语诗歌健康发展。
安阳师范学院杨景龙从新诗与古典诗词的传承关系入手，耙梳了胡适、何其芳、余光中、李金发、戴望舒、舒婷、纪弦等新诗名家的作品和创作，发现他们创作实际和古典诗学有着牵扯不断的瓜葛。同时，新文学理论批评界也相当注重向古典探源，引导新文学作家和新诗人自觉从传统文化和文学中吸取丰富的营养。因此，20世纪新诗不仅创造性转化优秀古典诗歌传统，取得可观成就；在横向借鉴世界诗歌方面，也有全面收获，发人深省地提出当代旧体诗人应该真实了解百年新诗积累的经验与已有的成果，虚心向新诗学习，突破自身发展的瓶颈，开创新局面。
华中师范大学李遇春就编写《21世纪新锐吟家诗词编年》的体会，谈了中国古典诗词“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的命运、价值和生存现状。从几十位新锐吟家的乡土诗词、城市诗词，以及底层写作看，不可忽视诗人们对传统诗词的现代主义艺术塑型和拆解白话与文言的二元对立，所抵达的新境界。把新诗和旧诗等量齐观，发现两种诗体不仅精神上相通，诗艺上也相通。他说：“编撰丛书是为了集中展示近二十年来中华诗词创作中所取得的思想和艺术实绩，我们想表达在‘老干体’之外还存在着另一种中华诗词。”这种现实主义或现代主义的新兴诗词创作潮流代表着新世纪中华诗词的历史成就，也必将引领中华诗词的艺术走向。
首都师范大学张桃洲着重谈了新格律诗的几个问题，提出新诗应该能够根据现代汉语本身的特点，形成自己的格律体系。分析了格律与声音、与现代汉语的音乐性，发现新诗格律具有内在化的倾向，即根据现代汉语自身的特点，对日常语言所具有的散文性、浮泛化进行剔除和锤炼。并在传达时，根据内在情绪的律动而选择一种既贴合这种情绪本身的节奏，又符合现代汉语特性的形式。
南京师范大学曹辛华呼吁学界关注当代歌词研究，他从新格律词的定义、创制基础及产生意义三方面来谈新格律词的创制问题。提出“新格律词”是按照唐宋词体生成原理，依照当前现有的流行歌曲的乐曲形式或歌词形式来重新填制的歌词，并当场示范。
贵州师范大学周军以贵州水族诗人为例，提出新诗不仅没能洗脱“新”字的尴尬，亦曾在 “古典”与“现代”二者之间出离抑或复归。饶有意味的是，某些少数民族诗人的汉诗写作却在新文化洗礼下返归了旧体诗的怀抱。从文化的被启蒙到文化自觉，文化身份的混杂与家国命运的重建努力，这双重的诉求催生了少数民族诗人旧体诗写作的现代因子。
艺术家向彬认为当代诗词的价值和意义不仅在诗，还关系着画。他指出当代不通诗词格律的国画家重工笔而轻写意，重技法而轻人文，导致题画诗在国画的款识中普遍缺失。格律诗传承不好，将使文人画在当代日渐衰微，如果不再回归真正的文人画，最终会让文人画走向消亡，提出要诗书画协同传承。
二、网络诗词刷新旧体诗，理论上提出诗词创造论价值观。吉林大学马大勇通过网络诗词文本的平民立场、人文温度、哲学品格、语言特色、诗体交涉，论述了网络诗词的流向与形态。认为起于2000年的网络诗词以悲悯凝重的人文情怀、自由深邃的思想取向、守正开新的艺术追索，刷新了当代诗词的写作面貌。
评论家晏杰雄指出理论批评本身应该成为一种创作。一是批评家应该有原创体验。二是写批评文章本身就是一种高难创作。中国有“以诗论诗”传统，用具象化或感觉化的评论语言描绘出难以言说的意味，令读者感受到水面之下那个宏大的意义世界。
中南大学宋湘绮从理论角度分析传统诗词中三种主要价值观念已制约当代诗词文学性的生成。一是社会功利型文学价值观有利于发挥诗词的社会作用，但不利于维护诗词的艺术特点和独立性。二是“为艺术而艺术”，有利于挖掘诗词本身的艺术性，却容易割裂诗词和社会现实的关系。三是中国传统诗词的情感表现论文学价值观，认为诗词的作用在于抒怀遣兴，服务于个体自我表现和修身养性。这种观念重视诗词的审美价值和意义，尊重诗词艺术规律，但忽视了王国维境界说中“遗其关系限制处”所包含的创造论旨意，后者正是文学性的深刻内涵。她提出从诗性到文学性，构建当代诗词创造论文学价值观：将创造贯穿诗词创作过程，诗词文学价值在于创造超越世界的境界，将创造人的理想生存状态作为诗词审美理想，将是否具有独创性艺术形象作为诗词审美判断的尺度。 诗人李子提出“非我诗”才更文学化。他说，我们现在写诗词可以像小说电影一样，创造出若干人物形象，以及更为复杂完整的故事。小说电影中有许多人物，这些人物的年龄、身份、性格、品行会随着故事的演绎而变化，人物之间会发生各种关联和矛盾冲突。一首诗词只能描写一个生活片断。但是否可作这样的理解和处理：每首诗词相当于小说电影的一个片断，把所有这些片断穿起来，构成一首“大诗”。这首“大诗”相当于一部较完整的小说或电影，这当中人物可以有年龄、身份、性格、品行的变化，也可以有各种矛盾冲突和各种人物关系。显然，这种“大诗”与目前通行的“组诗”是有很大不同的。因此，一个诗人可以写两种诗，一种是“我诗”，一种是“非我诗”。所谓“我诗”，就是传统的以作者的经历、见闻为基础的写作；所谓“非我诗”，就是作者虚构的故事。诗词作为文学之一种，应该立足于文学本位。从这个意义上说，“非我诗”应该提倡。
诗人曾峥说：“发轫于诗经时代的中国古典诗词，在五、七言诗正式勃兴以先，惯常使用单字或双字结构的语词形式。双字，要么是两个单字词组成的偏正格式，要么是并列单字（词）或联合词，超过这一字数暨格式限制，便难免‘打泡起茧’，产生语言上的违和感。如何解决此类问题，除了‘符号改良’‘简缩’等手法外，还有其他一些套路，比如拆解-重构，即通过拆解字词重组语句，最大限度地降低新、旧语感冲突，在现代语境下实现平静的语言审美效果，该手法亦为我所嗜用。这次论坛大家在讨论虚构、创造论的问题，我完全支持。事实上，我自己的部分创作实践本身，已表明了该态度。”
《诗潮》主编刘川说：“作为‘文本’的当代诗词，可能更需要艺术真实。基于生活真实而进行的合理虚构或者说创意、创境、创思，统而言之，即艺术真实，是诗词实现从现实主义诗学到现代主义诗学的必经之路。这是古典主义诗学未曾深入企及的一个重要阶段。诗词的讲述逻辑，是建立在经验、情感、思想的有效性上的，如果能够保证这个逻辑的有效，诗便不会脱离现实，而是转而成为表现更深层次、内涵更丰富的文本。我甚至赞成把诗像今天小说一样写，天马行空，五彩缤纷，适当地经营虚构手段，使诗脱离被塑型、被束缚的苦恼。应该让文本意识成为写作自觉。唯其如此，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世界性文学思潮与写作经验，才能被当代诗词借鉴与化用。不可以继续抱残守缺，我希望我们有了个古典主义之母，还要找个现代之父。”
山东财经大学张春华分析了叶嘉莹对古典诗词的“细读”，指出叶先生受新批评理论的启发与影响较大，但叶嘉莹对之并非无原则地接受与吸收，而是有辨析地采納，批判地继承，力图借“知人论世”的评赏方式来弥补。但她对“知人论世”说也不是照单全收，因为知人论世这一传统文学批评模式尽管有一定道理，也较为切合中国古代文学的实际，对古代文学的阐释不乏有效性。但作为批评方法，它还有其局限性，还存在不合理的地方，这种不合理性突出的表现为：它确立的是一种以“人”之价值取代或影响“诗”之价值的批评标准。对此，叶嘉莹采取了“择其善者而从之”的策略。
中国艺术研究院王巨川认为，当前的诗歌批评仍然存在着以下几个维度的缺失：一是适应于当前社会沿革状态的批评理论的缺位。二是跟风时评倾向盛行。许多批评话语越来越依赖于“快餐式”的批评模式，读者期待有一得之见的批评文字。三是文本感悟的思维模式更新不足，还局限于以往习惯的套数之中。四是学院化“精致的功利主义”导致批评话语批量化生产，缺乏应有的创新性。要努力达到批评与创作的交融与对话，才能实现从容自由的心灵呈现和富有活力的当代诗学气象。
三、现当代诗词文本研究起步，先锋诗词崭露头角。上海交通大学刘士林谈了王国维、陈寅恪、马一浮、钱钟书等人的旧体诗词的学术与思想，认为对这些不同寻常的文字、意象与学理予以深入解读、梳理，不仅可以直接还原、钩沉出他们隐蔽在“冷僻故实”与“寄托遥深”背后的庐山真面目，更可由此建构一种以“学人之诗”为研究对象的微型中国现代思想史。
陕西理工大学李仲凡论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文学家的旧体诗写作转向，指出1950-1960年代数次关于新诗发展问题的讨论以及如何继承古典文学遗产的讨论，以及毛泽东诗词的公开发表，改变了人们早先对旧体诗一味否定和排斥的态度与做法，对旧体诗变得更加包容起来。
中国文学地理学会会长曾大兴独辟蹊径提出用文学地理学的方法分析诗词的时空结构，将其分为“寒江独钓型”“重九登高型”“西窗剪烛型”和“人面桃花型”。
西南科技大学周于飞论述了20世纪50年代以来以郭沫若为首的“新台阁体”诗词的创作潮流，分析、总结、反思了其发展历程和创作特点，以及继续发展形成后来的“老干体”。清理这个问题，对当下旧体诗创作有借鉴价值，也为文学史如何评价“新台阁体”提供参考。
《中华诗词》副主编林峰提出“旧体诗”之名可以休矣，认为文言在今日中国得到了更好的继承和发展。虽然当今写作、教学、人际交往等各个社会领域已经普遍使用白话，但社会上流行的万千成语、传统诗词、散文、曲赋、楹联等无一不是经典文言，各种古今章回小说也是半文半白的。
国务院参事室中华诗词研究院莫真宝将当代旧体诗置于现代诗歌研究的广阔视野中，在先锋诗歌的背景下审视“先锋诗词”，揭开被忽视的另一种全新的中国当代诗歌图景。“先锋诗词”特征在于：其一，文体选择上的多样性与格律上的保守性。其二，语言运用上的守旧性与开放性。其三，书写都市生活经验和日常生活经验。其四，取法新诗，甚至直接取法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表现手法。
复旦大学罗剑波、南开大学汪梦川、澳门科技大学赵海霞等人就南社和诗词名家做了细致考证。有五篇论文点评、专论厉有为的《悟牛斋诗词》（三卷）。深圳大学陶涛认为“悟牛斋诗词”所显示的作者火热的诗性情怀，来自他的不断开拓、创造，在成就他人生、事业的同时，也成就了他的诗词境界。还有分析其作品的当代价值在于见证时代沧桑，是独具自家面目的生命歌吟。也有认为其意境之源在于诗人厉有为的人生境界，关乎“人+事”的实践活动；他在现实局限处立意，拉开“世界到境界”的理想之维，在诗和人生的创造中确立了生命的存在感。
海峡两岸中华诗词论坛组委会由聂绀弩诗词奖组委会、中华诗词研究院、武汉大学、成功大学、香港诗词学会、湖南省诗词协会等单位组成，是目前最大的全国性诗词交流平台，“当代诗词创作批评与理论研究”青年论坛的新锐观点展示了海峡两岸中华诗词论坛的学术追求和当代诗词研究的最新成果。
上述观点从古代文学、诗学、美学、哲学的角度，聚焦当代诗词创作现场，就当代诗词的文学价值观和虚构问题提出了具有当代性的见解。有两方面不足：第一，研究方法上，需要进一步感悟和阐释相结合。第二，当代诗词研究目前落入“古代文学和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中空地带，当代诗词是当代文学的组成部分，当代文学研究者要接过担子，把诗词传承作为文化创新的时代命题。
（宋湘绮 莫真宝）
[1]陈定家，当前我国文艺理论研究的几个热点问题[J]，文艺理论，2016（2）：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