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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在家族中排行第九，亲属晚辈众多，但他一生自始至终严格教育子女、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是新时期党员领导干部学习的典范。
希望大侄儿刘敦侯回到家乡带头种好田
大侄儿刘敦侯是刘少奇三哥刘作衡的长子，1914年出生，比满叔刘少奇仅小6岁。两人自小是在山里放牛、塘中洗澡、路边打玩的“少年叔侄”。后来刘少奇家里种几十亩水田，主要劳动就是靠身高个大、力壮如牛的大侄儿刘敦侯。不论是田里的功夫，或者是打柴、码草、养鱼、喂鸡一套湖南农村的看家本领，刘敦侯在几十年的劳动实践中都练成了好把式。新中国一成立，报纸上、广播里传来了刘少奇身居要职的好消息，刘少奇也几次寄回家信，还特地问候大侄儿刘敦侯。刘敦侯听后喜笑颜开，就想离开农村进城谋个差事。
1950年，刘敦侯终于到了北京中南海，他原以为满叔刘少奇一定是前有枪兵护卫，后有打手保镖，威风凛凛，一派官气。谁知一见面，刘少奇除了头发斑白了些，脸上生了皱纹以外，说的还是宁乡话，穿的也是普普通通的布衣服，手下也并没有三兵四仆，饭桌上主要还是蔬菜，桌子中央那份香喷喷的腊肉还是刘敦侯从宁乡带来的。他问刘少奇：“九叔，这就是您这个大官的生活呀？”刘少奇告诉他：“我不是官，是中国人民的公仆，也就是人民的长工。我们只有为人民服务的权利，没有别的特殊权利。”说话间，刘少奇问起家乡变化、群众生活，照样平易朴实，一点架子也没有。
刘敦侯找个机会向刘少奇提出了想搞个干部当当的要求。刘少奇热情地握住这位侄儿又黑又粗长满茧皮的手，耐心开导说：“与其他来北京学习的年轻人比较起来，你年纪要大一些，30多岁了，又成了家。还是听我的话，回去作田好。况且新中国刚建立，各项建设刚开始，最需要粮食和农产品，当农民是最重要、最光荣的职业。家乡有句老话说农民不作谷，饿死帝王君嘛！我们当前最重要的是振兴农业，解决衣食问题，使全国人民吃饱肚子好从事建设。你是作田里手，力气又足，当农民最适宜。”刘敦侯说：“邻居们都说我蠢，说叔叔在北京当大官，你怎么不去找个好一点差事做呢？只要你叔父说一声，就会给你安排个好工作。”刘少奇说：“你回去告诉他们，我不能随便给自己亲属安排工作的。”刘少奇又说：“共产党不兴通过私人关系，靠面子、靠背景安排亲属的。干部任免有专门机构办理，用人的宗旨是唯公唯贤，不是唯私唯亲，要经过审查考核，根据才德量力录用。我虽然是党中央领导干部，也没有权私自用人，这才叫新社会嘛。”
刘敦侯被满叔说得连连点头，听后心境开朗，愉快地回到农村。从此，他一直是花明楼乡炭子冲村一位安心农业生产、技术高超的种田好把式，几十年来再也没有想跳出“农门”，也没有因私事找过刘少奇。
鼓励外甥鲁勋昌到艰苦的大西北去作贡献
刘少奇六姐刘绍德比刘少奇长8岁。幼年时的刘少奇在生活上常常得到六姐的关照，姐弟俩感情很好。六姐儿子鲁勋昌，1929年1月出生。鲁勋昌从小诚恳好学，成绩优秀，在花明楼靳江中学初中毕业后，考入湖南高等工业学校学习了3年。1949年10月，新中国刚刚成立，鲁勋昌高兴地跟随三舅父刘作衡及其他兄妹等共17人来到北京，见到了四舅舅刘少奇。
早在读中学的时候，鲁勋昌看到了四舅刘少奇写给家里兄姐的信，信中说：“日本鬼子野蛮侵略进来了，中国人民生活、生命受到严重威胁。”并告诫家乡人民，“家家户户都要组织联合起来，一面生产，一面抗日”。读了这封信以后，10多岁的鲁勋昌对在延安当了“大官”的舅舅十分敬慕。他提笔写了一封信，表示了自己追求进步的愿望。根据来信信封上“陕西肤施”的地址寄去。不久，刘少奇在另一封写给家里的信中特意提了一笔，说勋昌甥儿的信收到了，勉励他初中毕业后进工业学校，还说学习课余可以看《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和《聊斋志异》等小说。鲁勋昌对舅舅说的这几句话觉得十分新鲜，几十年后都记得。那时，他就照舅舅说的去报考了湖南高等工业学校。
1949年8月，长沙和平解放了。刚刚在工业学校毕业回家的鲁勋昌听到这个消息后，心情非常激动。他急忙跑到长沙，买了一张刚刊登舅父照片的报纸和一本《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他一口气将舅父的著作读了一遍，又提笔向在北京的舅舅写了第二封信，写了自己读《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后的初步感想，并且表示希望能到北京继续学习或工作。
1949年10月，鲁勋昌第一次见到刘少奇舅舅，令鲁勋昌感到惊喜的是，舅舅竟然清楚地记得他的名字。一行人在一间约12平方米开外的客厅里坐定后，刘少奇扫视了一下，问：“鲁勋昌来了没有？”大家一同回答“来了。”接着，刘少奇又一一问了其他晚辈们的名字、年纪、文化程度等，并且在笔记本上记录下来，并问了各人家庭的一些情况。在座的有他三哥刘作衡、侄儿刘允其等年纪较大的，也有侄孙女刘维孔等年纪较小的。这次见面后，王光美向大家赠送了《中国革命史》《世界近代史》和《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书籍。在刘少奇鼓励下，鲁勋昌积极备考，顺利通过考试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学习。
1951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技术干部学校在全国招收青年学员，鲁勋昌也踊跃地报了名。他放弃了在大学学习的机会，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经过军校的短期学习，走上了抗美援朝战场，从事雷达通讯服务工作。
有一次，鲁勋昌受他所在部队首长的派遣，回国领取雷达器材，他利用在北京短暂停留的时间，去看望了一次舅舅和舅妈。刘少奇见到穿着整齐军服的外甥，心里很高兴。1953年，鲁勋昌从朝鲜回国，在北京解放军空军第三训练基地先后担任教员，教研室副主任、主任等职。他仍然每隔一段时间便找机会去舅舅刘少奇家里看望一下。刘少奇虽然工作十分繁忙，每次外甥去了，他都很高兴。
1957年，全国干部和职工工资进行了一次规模较大的调整。就在他们单位的工资调整过后的一天，鲁勋昌到了舅舅刘少奇家。刘少奇问他工资多少，鲁勋昌答：每月100元。刘少奇笑着说：“按人口平均计算，你的工资比我还要高呢！”他又关心地说：“用钱要有计划，除了生活必需的开支外，余下的钱要存入银行，以备急需。” 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刘少奇和老百姓一样过着艰苦的生活，除了按计划和节约用粮外，他带着孩子们在家门口自种蔬菜作补充。有一次，鲁勋昌在舅舅家吃过饭以后，刘少奇笑着对他说：“你可以交粮票呀！”鲁勋昌最后一次见到刘少奇舅舅是1966年2月，是“文化大革命”即将爆发的前夕，鲁勋昌要从北京调到大西北去，他想到以后不在北京，很难见到舅父母了，出发前，带着妻子和年幼的孩子去看望舅父母。
刘少奇平静而和蔼地谈起了甘肃省的地理特点，他说，你要去的地方，地势较高，海拔1000米以上，是古代通西域的必经之地。那里的土地还是比较肥沃的，要靠祁连山的雪水融化浇地，是比较贫困的省区。那里也有丰富的矿藏和文化古迹。最后，还鼓励鲁勋昌要不怕困难，到艰苦的大西北去贡献自己的力量。
教导外甥女张先敏好好地为人民服务
张先敏是刘少奇七姐刘绍意的三女儿，幼年时由于她家境较好，父母送他在家乡读了几年小学。1949年6月，19岁的张先敏到了北京以后，得到舅舅刘少奇和舅妈王光美的谆谆教导和热情关心，幸运地进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学习。刚到北京时，刘少奇就谆谆教诲张先敏：“旧社会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不老实的人占便宜，欺侮人民的人有官做。新社会不同了，人人都要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是不是服务得好，会有人知道。一年不知道，两年；两年不知道，十年；生不知道，死后也会知道。”“旧社会是靠关系办事，新社会是靠本事办事。你们吃人民的饭，穿人民的衣，一定要好好学习，给人民做点事情，不能因为我这个关系，就搞什么特殊。”
张先敏正是按照刘少奇的教诲，开始了自己新的人生之路。1953年6月，张先敏从大连医士学校毕业，分配到沈阳市第八航空学校卫生处眼科做助理军医，并且在这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上了一名人民军医，张先敏十分高兴，一心一意钻研医术，做好工作。那时，刚刚20出头的她，真想和其他城里姑娘一样，戴上一块手表。这既是工作的需要，在当时来说，也是一件十分时髦的消费品。以她当时的工资津贴，要买一块表是比较困难的。她想到慈父般的舅舅刘少奇，便向他写了一封信，意思是想请舅舅给她买一块手表。
舅舅刘少奇很快给她回信了。信中关切地说：“你想买手表工作起来更方便，舅舅是不反对的。但是，你用自己的劳动所得买表更有意义。”张先敏知道，舅舅是在教育她懂得勤俭朴素，艰苦奋斗，保持一个劳动者的本色。于是，她便开始将自己每月余下的津贴费积攒起来。这样，一共攒了68元，她就向舅舅寄去。刘少奇接到这点钱以后，又从自己的生活费中添上了一部分，由王光美在北京给她买了一块表寄去。舅妈王光美同时还给她写了一封信，嘱咐她：有了手表，工作方便了，更要好好为人民服务，做个人民欢迎的医生。
这块手表，伴随着张先敏度过了近40年的时间，进入20世纪90年代，年逾古稀的张先敏又把它传给了自己的女儿。她说：“每当看到它，就想起了舅舅的教导，倍加感到他要求我做一个自食其力的人，意义多么重大。我现在也用这种精神教育我的孩子，把这块表继续传给他们。”1955年，张先敏从部队转业到沈阳市第四人民医院眼科，先后担任主治医师、院党总支书记、副主任医师，直到1987年退休。
1962年，张先敏在北京中国医科大学进修时，她两次幸运地见到了刘少奇舅舅和聆听舅舅的教诲。舅舅再三嘱咐她，要好好地为人民服务，处处拣重担子挑。无论做什么，都要依靠党，凭自己的本事工作，不要靠关系。不许向别人吹嘘与舅舅的关系。1965年，刘少奇陪同外宾到了沈阳，住在友谊宾馆。正好七姐刘绍意住在沈阳张先敏家里。刘少奇知道以后，将姐姐和她的三女儿一家接到宾馆会见。这也是姐弟以及张先敏与舅舅之间的最后一次见面。
勉励侄孙女刘维孔做个有文化的农民
侄孙女刘维孔是刘少奇二哥刘云庭的孙女。刘云庭曾是一位追求进步的民国军人，对早期刘少奇走上革命道路产生过积极影响。1949年9月，刘云庭逝世后，刘少奇亲自撰写了“你是我幼年学习和活动的第一个帮助者”的挽联。刘维孔是刘云庭长子刘允明的二女儿。1949年湖南解放后，刘维孔跟随父亲刘允明离开宁乡老家上北京，到了中南海，第一次见到了叔祖父刘少奇。那时刘维孔才15岁，是个没有见过世面的乡里妹子，来到中央机关见到中央领导人，心情相当紧张。当时正是夜晚，刘少奇站在门口迎接刘维孔等亲属一行。
刘少奇笑容满面地走到刘维孔面前，端详了一阵问道：十几岁了？读了几年书呀？刘维孔红着脸一一作了回答。刘少奇大概看出刘维孔的窘态，就又和蔼地说：好呀，长得高大结实。接着，刘少奇要大家坐下谈家常。他说：“我过去说过要让小孩们读书，可是你们大人不听，现在都这么大的个子了，还没有多少文化，以后就好好读书吧。”
于是刘维孔就留在北京读书，先后进了华北小学和北师大女附中。刘少奇常常通宵达旦地工作，可是他在百忙之中，仍然挂念刘维孔这些晚辈的学习和生活。每隔几个月，刘少奇就把刘维孔等晚辈喊到一起，逐一检查学习成绩，详细询问语文多少分？作文一学期写了几篇？算术多少分？参加少先队或青年团没有？生活怎么样？
1957年刘维孔高中毕业后，没有考上大学，打算到广州父亲刘允明那里去复习功课，等来年再考。离开北京前，刘维孔去向刘少奇告别。刘少奇听说刘维孔没有考取大学，就问她打算怎么办。刘维孔说：“您说呢？”刘少奇就说：“你是一个革命者的后代，应该到人家不想去的地方去，到最困难的地方去。你回家乡参加生产去，好不好？”刘维孔当时感到太突然，撅着嘴没有作声。
刘少奇又说：我们应该帮人民做些有益的事，外国人常讲我们中国贫穷、落后，我们应当有志气，使祖国富强起来。我是你们的前辈，我们这一辈人把反动派打垮了，以后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责任，就落在你们这一辈人的肩上。现在农村要建设社会主义，需要一批有文化的农民，你们这些有文化的年轻人，就应该回家去，把我们的农村建设好，让它也赶上和赛过资本主义国家。当祖国第一代有文化的农民，是光荣的事情，将来要记载在历史上的。
那几天，刘维孔思想上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叔祖父刘少奇的谆谆教诲，一直在刘维孔耳边回响。刘维孔又找了教导主任和一些知心同学谈心，得到他们的热情鼓励。刘维孔终于下定回乡锻炼的决心，又去找叔祖父刘少奇。刘少奇用惊喜的眼光望着刘维孔，要她汇报思想斗争的过程。刘维孔说着说着又哭起来，刘少奇却爽朗地笑道：哭什么？应该高兴地回去，农民会欢迎你的，回家后会有困难，劳动不习惯，不会干活，还会有人讽刺嘲笑你，都应该充分估计到，但也用不着害怕，只要自己有决心、有毅力，刻苦劳动，一切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刘少奇特别嘱咐刘维孔回农村后要服从社队的领导，当一个好社员，要和农民打成一片。
1957年冬，刘维孔回到了家乡宁乡花明楼，投入了火热的农业劳动，一直努力地按叔祖父刘少奇的吩咐去做。1959年，组织上准备送刘维孔上大学，征求她的意见。刘维孔心里特别想读大学，而且准备读工科，就写信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刘少奇。后来王光美回信给刘维孔说：如果执意要上大学，就上农学院。同年9月，刘维孔由组织上保送进了湖南农学院。
1962年暑假期间，刘维孔又一次上北京去见叔祖父刘少奇。刘少奇见面就问，硬要上大学，大学的味道怎么样呢？刘维孔说：“人不到黄河心不死，当了几年大学生，心里还是感到空虚，学到的知识还是不多。”刘少奇哈哈大笑，又问刘维孔，毕了业怎么办？刘维孔说服从分配。刘少奇说，在服从分配的原则下总有自己的想法吧？刘维孔说：“还没有考虑，您的意见呢？”刘少奇毫不犹豫地回答：我的意见还是下基层去锻炼。接着他解释说：“你们出路有三个方面，搞科研，当老师，下基层。前两个需要的人少，愿意去的人多，下基层需要的人多，愿意去的人少。科研机关、学校，近期内不会有很大的变化，最多加几个专业，多几栋房子设备，大量的工作还是在农村，在基层，要搞田园化、机械化，等等。而且你锻炼也不够，还需要锻炼，还是下基层吧。”农学院毕业时，刘维孔遵照刘少奇的嘱咐，在志愿书上填写了“下基层”3个字，此后在农村基层当了10年农业技术员。
希望大侄儿刘敦侯回到家乡带头种好田
大侄儿刘敦侯是刘少奇三哥刘作衡的长子，1914年出生，比满叔刘少奇仅小6岁。两人自小是在山里放牛、塘中洗澡、路边打玩的“少年叔侄”。后来刘少奇家里种几十亩水田，主要劳动就是靠身高个大、力壮如牛的大侄儿刘敦侯。不论是田里的功夫，或者是打柴、码草、养鱼、喂鸡一套湖南农村的看家本领，刘敦侯在几十年的劳动实践中都练成了好把式。新中国一成立，报纸上、广播里传来了刘少奇身居要职的好消息，刘少奇也几次寄回家信，还特地问候大侄儿刘敦侯。刘敦侯听后喜笑颜开，就想离开农村进城谋个差事。
1950年，刘敦侯终于到了北京中南海，他原以为满叔刘少奇一定是前有枪兵护卫，后有打手保镖，威风凛凛，一派官气。谁知一见面，刘少奇除了头发斑白了些，脸上生了皱纹以外，说的还是宁乡话，穿的也是普普通通的布衣服，手下也并没有三兵四仆，饭桌上主要还是蔬菜，桌子中央那份香喷喷的腊肉还是刘敦侯从宁乡带来的。他问刘少奇：“九叔，这就是您这个大官的生活呀？”刘少奇告诉他：“我不是官，是中国人民的公仆，也就是人民的长工。我们只有为人民服务的权利，没有别的特殊权利。”说话间，刘少奇问起家乡变化、群众生活，照样平易朴实，一点架子也没有。
刘敦侯找个机会向刘少奇提出了想搞个干部当当的要求。刘少奇热情地握住这位侄儿又黑又粗长满茧皮的手，耐心开导说：“与其他来北京学习的年轻人比较起来，你年纪要大一些，30多岁了，又成了家。还是听我的话，回去作田好。况且新中国刚建立，各项建设刚开始，最需要粮食和农产品，当农民是最重要、最光荣的职业。家乡有句老话说农民不作谷，饿死帝王君嘛！我们当前最重要的是振兴农业，解决衣食问题，使全国人民吃饱肚子好从事建设。你是作田里手，力气又足，当农民最适宜。”刘敦侯说：“邻居们都说我蠢，说叔叔在北京当大官，你怎么不去找个好一点差事做呢？只要你叔父说一声，就会给你安排个好工作。”刘少奇说：“你回去告诉他们，我不能随便给自己亲属安排工作的。”刘少奇又说：“共产党不兴通过私人关系，靠面子、靠背景安排亲属的。干部任免有专门机构办理，用人的宗旨是唯公唯贤，不是唯私唯亲，要经过审查考核，根据才德量力录用。我虽然是党中央领导干部，也没有权私自用人，这才叫新社会嘛。”
刘敦侯被满叔说得连连点头，听后心境开朗，愉快地回到农村。从此，他一直是花明楼乡炭子冲村一位安心农业生产、技术高超的种田好把式，几十年来再也没有想跳出“农门”，也没有因私事找过刘少奇。
鼓励外甥鲁勋昌到艰苦的大西北去作贡献
刘少奇六姐刘绍德比刘少奇长8岁。幼年时的刘少奇在生活上常常得到六姐的关照，姐弟俩感情很好。六姐儿子鲁勋昌，1929年1月出生。鲁勋昌从小诚恳好学，成绩优秀，在花明楼靳江中学初中毕业后，考入湖南高等工业学校学习了3年。1949年10月，新中国刚刚成立，鲁勋昌高兴地跟随三舅父刘作衡及其他兄妹等共17人来到北京，见到了四舅舅刘少奇。
早在读中学的时候，鲁勋昌看到了四舅刘少奇写给家里兄姐的信，信中说：“日本鬼子野蛮侵略进来了，中国人民生活、生命受到严重威胁。”并告诫家乡人民，“家家户户都要组织联合起来，一面生产，一面抗日”。读了这封信以后，10多岁的鲁勋昌对在延安当了“大官”的舅舅十分敬慕。他提笔写了一封信，表示了自己追求进步的愿望。根据来信信封上“陕西肤施”的地址寄去。不久，刘少奇在另一封写给家里的信中特意提了一笔，说勋昌甥儿的信收到了，勉励他初中毕业后进工业学校，还说学习课余可以看《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和《聊斋志异》等小说。鲁勋昌对舅舅说的这几句话觉得十分新鲜，几十年后都记得。那时，他就照舅舅说的去报考了湖南高等工业学校。
1949年8月，长沙和平解放了。刚刚在工业学校毕业回家的鲁勋昌听到这个消息后，心情非常激动。他急忙跑到长沙，买了一张刚刊登舅父照片的报纸和一本《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他一口气将舅父的著作读了一遍，又提笔向在北京的舅舅写了第二封信，写了自己读《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后的初步感想，并且表示希望能到北京继续学习或工作。
1949年10月，鲁勋昌第一次见到刘少奇舅舅，令鲁勋昌感到惊喜的是，舅舅竟然清楚地记得他的名字。一行人在一间约12平方米开外的客厅里坐定后，刘少奇扫视了一下，问：“鲁勋昌来了没有？”大家一同回答“来了。”接着，刘少奇又一一问了其他晚辈们的名字、年纪、文化程度等，并且在笔记本上记录下来，并问了各人家庭的一些情况。在座的有他三哥刘作衡、侄儿刘允其等年纪较大的，也有侄孙女刘维孔等年纪较小的。这次见面后，王光美向大家赠送了《中国革命史》《世界近代史》和《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书籍。在刘少奇鼓励下，鲁勋昌积极备考，顺利通过考试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学习。
1951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技术干部学校在全国招收青年学员，鲁勋昌也踊跃地报了名。他放弃了在大学学习的机会，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经过军校的短期学习，走上了抗美援朝战场，从事雷达通讯服务工作。
有一次，鲁勋昌受他所在部队首长的派遣，回国领取雷达器材，他利用在北京短暂停留的时间，去看望了一次舅舅和舅妈。刘少奇见到穿着整齐军服的外甥，心里很高兴。1953年，鲁勋昌从朝鲜回国，在北京解放军空军第三训练基地先后担任教员，教研室副主任、主任等职。他仍然每隔一段时间便找机会去舅舅刘少奇家里看望一下。刘少奇虽然工作十分繁忙，每次外甥去了，他都很高兴。
1957年，全国干部和职工工资进行了一次规模较大的调整。就在他们单位的工资调整过后的一天，鲁勋昌到了舅舅刘少奇家。刘少奇问他工资多少，鲁勋昌答：每月100元。刘少奇笑着说：“按人口平均计算，你的工资比我还要高呢！”他又关心地说：“用钱要有计划，除了生活必需的开支外，余下的钱要存入银行，以备急需。” 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刘少奇和老百姓一样过着艰苦的生活，除了按计划和节约用粮外，他带着孩子们在家门口自种蔬菜作补充。有一次，鲁勋昌在舅舅家吃过饭以后，刘少奇笑着对他说：“你可以交粮票呀！”鲁勋昌最后一次见到刘少奇舅舅是1966年2月，是“文化大革命”即将爆发的前夕，鲁勋昌要从北京调到大西北去，他想到以后不在北京，很难见到舅父母了，出发前，带着妻子和年幼的孩子去看望舅父母。
刘少奇平静而和蔼地谈起了甘肃省的地理特点，他说，你要去的地方，地势较高，海拔1000米以上，是古代通西域的必经之地。那里的土地还是比较肥沃的，要靠祁连山的雪水融化浇地，是比较贫困的省区。那里也有丰富的矿藏和文化古迹。最后，还鼓励鲁勋昌要不怕困难，到艰苦的大西北去贡献自己的力量。
教导外甥女张先敏好好地为人民服务
张先敏是刘少奇七姐刘绍意的三女儿，幼年时由于她家境较好，父母送他在家乡读了几年小学。1949年6月，19岁的张先敏到了北京以后，得到舅舅刘少奇和舅妈王光美的谆谆教导和热情关心，幸运地进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学习。刚到北京时，刘少奇就谆谆教诲张先敏：“旧社会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不老实的人占便宜，欺侮人民的人有官做。新社会不同了，人人都要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是不是服务得好，会有人知道。一年不知道，两年；两年不知道，十年；生不知道，死后也会知道。”“旧社会是靠关系办事，新社会是靠本事办事。你们吃人民的饭，穿人民的衣，一定要好好学习，给人民做点事情，不能因为我这个关系，就搞什么特殊。”
张先敏正是按照刘少奇的教诲，开始了自己新的人生之路。1953年6月，张先敏从大连医士学校毕业，分配到沈阳市第八航空学校卫生处眼科做助理军医，并且在这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上了一名人民军医，张先敏十分高兴，一心一意钻研医术，做好工作。那时，刚刚20出头的她，真想和其他城里姑娘一样，戴上一块手表。这既是工作的需要，在当时来说，也是一件十分时髦的消费品。以她当时的工资津贴，要买一块表是比较困难的。她想到慈父般的舅舅刘少奇，便向他写了一封信，意思是想请舅舅给她买一块手表。
舅舅刘少奇很快给她回信了。信中关切地说：“你想买手表工作起来更方便，舅舅是不反对的。但是，你用自己的劳动所得买表更有意义。”张先敏知道，舅舅是在教育她懂得勤俭朴素，艰苦奋斗，保持一个劳动者的本色。于是，她便开始将自己每月余下的津贴费积攒起来。这样，一共攒了68元，她就向舅舅寄去。刘少奇接到这点钱以后，又从自己的生活费中添上了一部分，由王光美在北京给她买了一块表寄去。舅妈王光美同时还给她写了一封信，嘱咐她：有了手表，工作方便了，更要好好为人民服务，做个人民欢迎的医生。
这块手表，伴随着张先敏度过了近40年的时间，进入20世纪90年代，年逾古稀的张先敏又把它传给了自己的女儿。她说：“每当看到它，就想起了舅舅的教导，倍加感到他要求我做一个自食其力的人，意义多么重大。我现在也用这种精神教育我的孩子，把这块表继续传给他们。”1955年，张先敏从部队转业到沈阳市第四人民医院眼科，先后担任主治医师、院党总支书记、副主任医师，直到1987年退休。
1962年，张先敏在北京中国医科大学进修时，她两次幸运地见到了刘少奇舅舅和聆听舅舅的教诲。舅舅再三嘱咐她，要好好地为人民服务，处处拣重担子挑。无论做什么，都要依靠党，凭自己的本事工作，不要靠关系。不许向别人吹嘘与舅舅的关系。1965年，刘少奇陪同外宾到了沈阳，住在友谊宾馆。正好七姐刘绍意住在沈阳张先敏家里。刘少奇知道以后，将姐姐和她的三女儿一家接到宾馆会见。这也是姐弟以及张先敏与舅舅之间的最后一次见面。
勉励侄孙女刘维孔做个有文化的农民
侄孙女刘维孔是刘少奇二哥刘云庭的孙女。刘云庭曾是一位追求进步的民国军人，对早期刘少奇走上革命道路产生过积极影响。1949年9月，刘云庭逝世后，刘少奇亲自撰写了“你是我幼年学习和活动的第一个帮助者”的挽联。刘维孔是刘云庭长子刘允明的二女儿。1949年湖南解放后，刘维孔跟随父亲刘允明离开宁乡老家上北京，到了中南海，第一次见到了叔祖父刘少奇。那时刘维孔才15岁，是个没有见过世面的乡里妹子，来到中央机关见到中央领导人，心情相当紧张。当时正是夜晚，刘少奇站在门口迎接刘维孔等亲属一行。
刘少奇笑容满面地走到刘维孔面前，端详了一阵问道：十几岁了？读了几年书呀？刘维孔红着脸一一作了回答。刘少奇大概看出刘维孔的窘态，就又和蔼地说：好呀，长得高大结实。接着，刘少奇要大家坐下谈家常。他说：“我过去说过要让小孩们读书，可是你们大人不听，现在都这么大的个子了，还没有多少文化，以后就好好读书吧。”
于是刘维孔就留在北京读书，先后进了华北小学和北师大女附中。刘少奇常常通宵达旦地工作，可是他在百忙之中，仍然挂念刘维孔这些晚辈的学习和生活。每隔几个月，刘少奇就把刘维孔等晚辈喊到一起，逐一检查学习成绩，详细询问语文多少分？作文一学期写了几篇？算术多少分？参加少先队或青年团没有？生活怎么样？
1957年刘维孔高中毕业后，没有考上大学，打算到广州父亲刘允明那里去复习功课，等来年再考。离开北京前，刘维孔去向刘少奇告别。刘少奇听说刘维孔没有考取大学，就问她打算怎么办。刘维孔说：“您说呢？”刘少奇就说：“你是一个革命者的后代，应该到人家不想去的地方去，到最困难的地方去。你回家乡参加生产去，好不好？”刘维孔当时感到太突然，撅着嘴没有作声。
刘少奇又说：我们应该帮人民做些有益的事，外国人常讲我们中国贫穷、落后，我们应当有志气，使祖国富强起来。我是你们的前辈，我们这一辈人把反动派打垮了，以后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责任，就落在你们这一辈人的肩上。现在农村要建设社会主义，需要一批有文化的农民，你们这些有文化的年轻人，就应该回家去，把我们的农村建设好，让它也赶上和赛过资本主义国家。当祖国第一代有文化的农民，是光荣的事情，将来要记载在历史上的。
那几天，刘维孔思想上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叔祖父刘少奇的谆谆教诲，一直在刘维孔耳边回响。刘维孔又找了教导主任和一些知心同学谈心，得到他们的热情鼓励。刘维孔终于下定回乡锻炼的决心，又去找叔祖父刘少奇。刘少奇用惊喜的眼光望着刘维孔，要她汇报思想斗争的过程。刘维孔说着说着又哭起来，刘少奇却爽朗地笑道：哭什么？应该高兴地回去，农民会欢迎你的，回家后会有困难，劳动不习惯，不会干活，还会有人讽刺嘲笑你，都应该充分估计到，但也用不着害怕，只要自己有决心、有毅力，刻苦劳动，一切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刘少奇特别嘱咐刘维孔回农村后要服从社队的领导，当一个好社员，要和农民打成一片。
1957年冬，刘维孔回到了家乡宁乡花明楼，投入了火热的农业劳动，一直努力地按叔祖父刘少奇的吩咐去做。1959年，组织上准备送刘维孔上大学，征求她的意见。刘维孔心里特别想读大学，而且准备读工科，就写信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刘少奇。后来王光美回信给刘维孔说：如果执意要上大学，就上农学院。同年9月，刘维孔由组织上保送进了湖南农学院。
1962年暑假期间，刘维孔又一次上北京去见叔祖父刘少奇。刘少奇见面就问，硬要上大学，大学的味道怎么样呢？刘维孔说：“人不到黄河心不死，当了几年大学生，心里还是感到空虚，学到的知识还是不多。”刘少奇哈哈大笑，又问刘维孔，毕了业怎么办？刘维孔说服从分配。刘少奇说，在服从分配的原则下总有自己的想法吧？刘维孔说：“还没有考虑，您的意见呢？”刘少奇毫不犹豫地回答：我的意见还是下基层去锻炼。接着他解释说：“你们出路有三个方面，搞科研，当老师，下基层。前两个需要的人少，愿意去的人多，下基层需要的人多，愿意去的人少。科研机关、学校，近期内不会有很大的变化，最多加几个专业，多几栋房子设备，大量的工作还是在农村，在基层，要搞田园化、机械化，等等。而且你锻炼也不够，还需要锻炼，还是下基层吧。”农学院毕业时，刘维孔遵照刘少奇的嘱咐，在志愿书上填写了“下基层”3个字，此后在农村基层当了10年农业技术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