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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志民在漫长的革命岁月里，先后同军中赫赫有名的“三杨”（杨成武、杨得志、杨勇）搭过班子，成为人民军队历史上的一段佳话。李志民晚年曾回忆到：“我先后与‘三杨’都很好地共事过，在作战指挥、部队军政训练及完成各项任务中互相支持、互相配合、情同手足，胜利地完成了各项任务……‘三杨’在革命战争年代能征善战，党中央、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周总理对‘三杨’寄托着厚望，所以，我在担任他们的政治委员时，都告诫自己，更好地做好党的工作，不辜负中央的期望。”
从冀中到福州：和杨成武二度搭档
李志民，湖南浏阳人。1906年7月9日生，1926年开始参加农民运动，1927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10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历任红三军团教导营政委、红五军第七团政委、红八军第十一师政治部主任，红二十七军政治部主任等职，参加了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作战和长征。抗战爆发后，李志民先后任抗大第二分校政治部主任、晋察冀军区四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治委员等职。随着抗战的节节胜利，1944年11月，中央决定恢复中共冀中区委、冀中军区，杨成武任军区司令员，林铁任区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李志民任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李志民对有机会和当年长征中飞夺泸定桥、突破天险腊子口的开路先锋杨成武共事十分高兴。在重建冀中军区的过程中，李志民积极配合军事斗争，把政治工作搞得非常活跃。他按照党的干部政策，结合冀中的实际，积极开展工作。对在日伪军大“扫荡”后仍坚持各种斗争的干部给予大力表彰，并颁发奖章；对在日伪军大“扫荡”后失散回家或逃亡外地的干部，耐心地动员归队；对被捕或被日伪军抓去当劳工后又逃出来的干部，除极少数叛变投敌者外，大部分查清情况后照常分配工作；这样就使一大批干部重新聚集起来，通过他们再去发动群众，冀中的革命队伍很快发展壮大起来。
从1945年4月起，冀中军区部队由杨成武、林铁、李志民统一指挥，在春、夏季攻势中，共歼灭日伪军1.1万多人，使冀中地区近900万人口获得解放。在此期间，李志民十分重视群众工作，每次战役他都积极动员广大民兵和群众参战、支前。他还大力宣传“冀中子弟兵的母亲” 李杏阁等先进模范的动人事迹，深入开展拥军优属和拥政爱民活动，进一步深化了军民鱼水关系。
为响应8月9日毛泽东《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号召，冀中军区几天内就动员编成26个团，由杨成武、李志民等率领向天津进发，并曾一度攻占天津外围的火车站和飞机场，切断了平津铁路、津浦铁路的交通，显示了冀中军区抗日武装力量的强大威力。
1945年9月，根据晋察冀军区的决定，以冀中军区地方武装为基础组建冀中纵队，下辖3个旅，11个团，杨成武任司令员，李志民任政治委员。冀中纵队是由长期在冀中平原各分区分散作战的地方武装为主组成，基础较弱，武器装备也比较差。杨成武、李志民等纵队领导深知，要把这支由地方游击队编成的队伍锻炼成为一支坚强的野战部队，需要艰苦的磨炼。他们利用向绥远进军和沙城整训的有利时机，下大气力抓部队的政治教育，通过整顿思想、作风，批判不愿离开家乡的地域观念和游击习气，树立不怕远征、不怕进山、不怕吃苦的思想；同时通过调整组织，培养充实骨干，建立完善各种制度，使部队逐渐巩固起来。
1946年6月，冀中纵队改称晋察冀野战军第三纵队。此时，国民党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发动全面内战，杨成武和李志民率第三纵队随即投入保卫晋察冀解放区的战斗。12月，李志民告别了共同战斗两年多的杨成武，奉命调任晋察冀军区第二纵队政治委员。杨成武后来多次回忆他同李志民在冀中的那段亲密合作岁月，称赞李志民是“政治工作的行家”。
1972年10月，饱经“文革”创伤的李志民重新出来工作，出任福州军区政治委员。粉碎“四人帮”以后的1977年9月，中央决定由副总参谋长杨成武兼任福州军区司令员。30年后李志民和杨成武又成了搭档。劫后重逢，两人分外高兴。他们遵照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坚决支持福州军区部队驻地福建、江西两省的工作，并先后派出2.8万多名干部战士，进驻福州、莆田、晋江等受林彪、“四人帮”破坏特别严重的地区，宣传党的政策，支持地方党委工作，深入进行揭、批、查斗争，对稳定局势，恢复和发展生产，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中央对此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认为福州军区在关键的时候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1978年5月关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开展伊始，便引起李志民、杨成武的高度重视。李志民亲自组织军区党委常委学习讨论，并抱病主持召开了有全区军以上干部参加的讨论会，旗帜鲜明地批判“两个凡是”的错误，并在《人民日报》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发表文章，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使福州军区和地方的干部耳目为之一新，帮助广大干部打破了长期以来盛行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从而极大地促进了部队各项建设，也为开创军区部队建设新局面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1980年2月，由于年龄和健康原因，李志民不再担任福州军区政治委员，退居第二线，回京担任中央军委顾问。
从国内到国外：和杨得志并肩战斗
李志民担任调晋察冀军区第二纵队政治委员，杨得志任该纵队司令员。在此之前，李志民虽然没有与杨得志在一起共事过，但久闻这位湖南老乡的大名，知道他作战勇敢，带兵有方，曾率红一团突击队强渡大渡河而名扬全军。到任之后，他们一起深入部队调查研究，了解分析部队的情况。他们分工协作，互相支持，部队军政素质提高很快。
1947年4月，杨得志、李志民率部参加正太战役。这次战役与兄弟部队一起，共歼敌两个师及大批反动地方武装共3.5万余人，切断了太原与石家庄之敌的联系。从此，石家庄成了孤城，晋察冀与晋冀鲁豫解放区的联系被打通。接着，第二纵队活跃于平汉路上，积极开展运动战，连续打了多次胜仗。1947年5月，解放战争即将转入战略反攻阶段。晋察冀军区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再次组建了晋察冀野战军领导机关，杨得志为司令员，罗瑞卿兼第一政治委员，杨成武为第二政治委员。杨得志调离第二纵队，结束了和李志民半年多时间的首次愉快合作。 1949年5月，李志民接替罗瑞卿，由第二十兵团政治部主任调任第十九兵团政治委员，与兵团司令员杨得志再次成为搭档。根据中央决定，第十九兵团转归第一野战军建制，参加解放整个大西北的战斗。第十九兵团在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的指挥下，积极贯彻“钳马打胡”的作战方针，经过长途行军，于7月11日进驻乾县、礼泉地区，钳制“二马”（时任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代长官和副长官的马步芳、马鸿逵）的部队；同时配合兄弟部队全歼国民党军胡宗南集团4个军9个师约4.4万余人于扶风、眉县地区，取得扶眉战役的胜利。此战胜利，从根本上改变了西北战场双方力量的对比，第一野战军由相对优势变成绝对优势。 由于“二马”放弃平凉决战，分别向兰州及宁夏撤退。7月下旬，第十九兵团沿西（安）兰（州）公路追击“二马”所部。当时正值盛夏酷暑，行军速度又快，部队指战员十分辛苦；加之这里是回族群众聚居区，国民党军造谣“共产党要灭族灭教”、“进驻清真寺”等谣言，给第十九兵团的进军行动造成了许多困难。李志民要求各部队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充分发挥“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的作用，大力宣传我党的民族政策，严格执行群众纪律，尊重回族同胞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等。针对“二马”在马家军中的长期欺骗宣传，李志民组织制定了《宽待回民俘虏守则》。对俘虏的马家军官兵，一律教育后释放，每人还发给3块银元作路费，使国民党军的欺骗宣传不攻自破。李志民与杨得志带头尊重回族同胞的风俗习惯，与士兵同甘共苦，所到之处，秋毫无犯，使部队逐渐赢得回族同胞的信任和欢迎。
8月20日，第十九兵团和第二兵团会师兰州城郊，从东、西、南三面包围兰州城。在首战不利后，遵照彭德怀的指示，杨得志、李志民组织部队深入进行政治动员，反对骄傲轻敌思想，开展军事民主，为总攻创造有利条件。经认真准备，总攻发起后，一举攻破敌阵，与友邻部队一起把红旗插上了兰州城。兰州解放，宁夏马鸿逵部完全陷入孤立。马鸿逵及其子马敦静见大势已去，先后乘飞机逃跑。杨得志、李志民代表第十九兵团与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马鸿宾的代表签订《和平协定》，宁夏全境解放。
1949年冬，杨得志和李志民奉命率第十九兵团机关和陕西军区机关进驻西安。在西安居住的一年中，杨得志和李志民两家各住在两间破旧的小平房里，过着艰苦朴素的生活。
1950年10月5日，杨得志、李志民接到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的急电，令第十九兵团于12月5日前，到达山东兖州、泰安、滕县一线集结待命，准备保卫东北边防和抗美援朝。11月22日，杨得志和李志民率兵团机关离开西安向兖州开进。兵团机关刚到兖州不几天，杨得志和李志民接到军委通知，朱德总司令在京召见他们两人，当面交代任务。朱德在中南海接见他们，详细地询问了部队的人员编制、武器装备、思想动态等各方面的情况。应杨得志和李志民的邀请，不几天，朱德便到了兖州，向团以上干部作形势与任务的报告。1951年2月5日，周恩来也在中南海接见杨得志和李志民。周恩来说：“你们十九兵团，还有杨勇、杨成武同志指挥的两个兵团，都是有着光荣传统、战斗力很强的部队。我曾经说过，要把你们‘三杨’拿出去，叫做‘三杨（阳）开台（泰）！’”“三杨开台”是典故“三阳开泰”的谐音，寓有吉祥祝福之意，它寄托着周恩来对第十九兵团出征旗开得胜的期望。
第十九兵团入朝后，李志民和各级政治干部深入连队了解情况，帮助解决困难，进行战场鼓励。针对“联合国军”火力强大的特点，杨得志和李志民将冀中地道战运用到抗美援朝作战前线，创造了依靠坑道工事、以劣势装备抗击现代化技术装备之敌重兵进攻并取得胜利的战争奇迹。据统计，第十九兵团自1951年2月入朝至1952年11月底，在兄弟部队的支持下，共歼敌14.4万余人。1952年7月，根据工作需要，杨得志调任志愿军第二副司令员。依依惜别之时，在杨得志前往志愿军总部上任的前一天，李志民和夫人刘平为杨得志、申戈军夫妇“饯行”。所谓“饯行”，并没有什么丰盛佳肴，只是在李志民的宿舍——一个有几根木头和一些树枝、茅草搭个顶棚的小土洞子里，4个人围坐在用树桩、木板钉起来的粗糙的小桌子旁，喝一点祖国人民送来的慰问酒，别无什么下酒的菜肴。大家边啜口酒边谈谈心，条件虽然很简陋，但情意却比美酒更甘醇更浓郁。
从政治部到司令部：和杨勇密切配合
1952年12月，李志民调任志愿军政治部主任，此时志愿军已完全掌握了正面战场的主动权。1953年5月，志愿军举行夏季进攻战役。李志民在志愿军党委扩大会议上作了《夏季反击作战政治工作》的报告，提出要根据战役特点和可能遇到的新问题，广泛发扬军事民主，发动广大指战员“提困难，想办法”，群策群力，研究解决的办法，做到对困难心中有数，使战前准备更加周密和完善，保证了战役战斗的胜利。由于志愿军总部的正确指挥和大力支持，在第三次进攻战役——金城战役中，杨勇、王平率领的志愿军第二十兵团向南扩展阵地160多平方公里，歼敌5.3万余人，有力地促进了朝鲜停战的实现。
朝鲜停战以后，志愿军总的任务，一是继续加强战备，搞好军政训练，提高部队战斗力，坚决维护朝鲜停战协定，随时准备粉碎敌人可能发动的突然事变；二是继续增进和朝鲜人民的团结，协助朝鲜人民进行经济恢复和建设工作。1954年2月， 杨勇任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李志民任志愿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不久，由于邓华、杨得志等志愿军领导人的先后离朝， 杨勇和李志民实际上主持志愿军总部的全面工作。1955年3月，杨勇、李志民被任命为志愿军司令员、政治委员。这对湖南浏阳老乡第一次有机会搭班子做搭档。
杨勇、李志民担任志愿军主要领导职务后，他们密切配合，团结协作，大力加强战备，积极应付敌人随时可能挑起的突发事件。朝鲜停战以后，美国仍然制造紧张局势，违反停战协定的事件屡屡发生。中朝方面为维护朝鲜停战协定，一方面在政治上不断揭露美方违反和破坏停战协定的行为，积极同美方作针锋相对的斗争；另一方面，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一起，积极修筑工事，加强军政训练，随时对付美伪军任何军事挑衅。据统计，志愿军在撤军前仅修筑坑道就达1250公里，挖各种堑壕、交通壕长达6240公里；所修的10万个地堡，出土6000多万立方米，如果把这些土堆成宽高各一米的长堤，可以围绕赤道转一圈半，人称“当代地下长城”。由于在这两方面进行了斗争，使朝鲜停战后保持了相对稳定的局面。
志愿军在坚决维护停战协定的同时，把帮助朝鲜人民医治战争创伤，重建朝鲜人民美好家园当作自己的责任。杨勇、李志民以高度的热情，率领志愿军指战员积极参加战后重建工作。在接近战区的许多地方，志愿军战士协助回乡的朝鲜农民取出敌人埋下的地雷等爆炸物，帮助盖房子、平整农田，使他们尽快恢复生产和生活。志愿军铁道兵部队帮助朝鲜人民修复铁路线和火车站，重建新建铁路桥梁，迅速恢复朝鲜北部的铁路交通运输。志愿军工程部队全力以赴，投入平壤、咸兴等城市的重建工作，担负了修建办公大楼、医院、学校等大规模的建筑工程。志愿军在战后的5年多时间内，共帮助朝鲜人民修建公共场所881座，民房4.5万多间，恢复和新建各种桥梁4260座；修建堤坝4096条，全长近430公里；修建大小水渠2295条，长达1200多公里；植树3600多万棵，运送各种物资63000多吨，为群众治病188万多人次。志愿军全体指战员为朝鲜人民重建家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对于杨勇和李志民这段志愿军总部的工作经历，1983年1月，杨勇去世后，李志民曾撰文《在抗美援朝战场上》回忆：“我们朝夕相处，亲密无间，合作得非常好。”李志民在志愿军工作达7年之久，是在朝鲜前线战斗、工作时间最长的志愿军主要领导人。其间，他先后3次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授予的一级国旗勋章，两次荣获一级自由独立勋章。◇
从冀中到福州：和杨成武二度搭档
李志民，湖南浏阳人。1906年7月9日生，1926年开始参加农民运动，1927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10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历任红三军团教导营政委、红五军第七团政委、红八军第十一师政治部主任，红二十七军政治部主任等职，参加了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作战和长征。抗战爆发后，李志民先后任抗大第二分校政治部主任、晋察冀军区四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治委员等职。随着抗战的节节胜利，1944年11月，中央决定恢复中共冀中区委、冀中军区，杨成武任军区司令员，林铁任区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李志民任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李志民对有机会和当年长征中飞夺泸定桥、突破天险腊子口的开路先锋杨成武共事十分高兴。在重建冀中军区的过程中，李志民积极配合军事斗争，把政治工作搞得非常活跃。他按照党的干部政策，结合冀中的实际，积极开展工作。对在日伪军大“扫荡”后仍坚持各种斗争的干部给予大力表彰，并颁发奖章；对在日伪军大“扫荡”后失散回家或逃亡外地的干部，耐心地动员归队；对被捕或被日伪军抓去当劳工后又逃出来的干部，除极少数叛变投敌者外，大部分查清情况后照常分配工作；这样就使一大批干部重新聚集起来，通过他们再去发动群众，冀中的革命队伍很快发展壮大起来。
从1945年4月起，冀中军区部队由杨成武、林铁、李志民统一指挥，在春、夏季攻势中，共歼灭日伪军1.1万多人，使冀中地区近900万人口获得解放。在此期间，李志民十分重视群众工作，每次战役他都积极动员广大民兵和群众参战、支前。他还大力宣传“冀中子弟兵的母亲” 李杏阁等先进模范的动人事迹，深入开展拥军优属和拥政爱民活动，进一步深化了军民鱼水关系。
为响应8月9日毛泽东《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号召，冀中军区几天内就动员编成26个团，由杨成武、李志民等率领向天津进发，并曾一度攻占天津外围的火车站和飞机场，切断了平津铁路、津浦铁路的交通，显示了冀中军区抗日武装力量的强大威力。
1945年9月，根据晋察冀军区的决定，以冀中军区地方武装为基础组建冀中纵队，下辖3个旅，11个团，杨成武任司令员，李志民任政治委员。冀中纵队是由长期在冀中平原各分区分散作战的地方武装为主组成，基础较弱，武器装备也比较差。杨成武、李志民等纵队领导深知，要把这支由地方游击队编成的队伍锻炼成为一支坚强的野战部队，需要艰苦的磨炼。他们利用向绥远进军和沙城整训的有利时机，下大气力抓部队的政治教育，通过整顿思想、作风，批判不愿离开家乡的地域观念和游击习气，树立不怕远征、不怕进山、不怕吃苦的思想；同时通过调整组织，培养充实骨干，建立完善各种制度，使部队逐渐巩固起来。
1946年6月，冀中纵队改称晋察冀野战军第三纵队。此时，国民党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发动全面内战，杨成武和李志民率第三纵队随即投入保卫晋察冀解放区的战斗。12月，李志民告别了共同战斗两年多的杨成武，奉命调任晋察冀军区第二纵队政治委员。杨成武后来多次回忆他同李志民在冀中的那段亲密合作岁月，称赞李志民是“政治工作的行家”。
1972年10月，饱经“文革”创伤的李志民重新出来工作，出任福州军区政治委员。粉碎“四人帮”以后的1977年9月，中央决定由副总参谋长杨成武兼任福州军区司令员。30年后李志民和杨成武又成了搭档。劫后重逢，两人分外高兴。他们遵照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坚决支持福州军区部队驻地福建、江西两省的工作，并先后派出2.8万多名干部战士，进驻福州、莆田、晋江等受林彪、“四人帮”破坏特别严重的地区，宣传党的政策，支持地方党委工作，深入进行揭、批、查斗争，对稳定局势，恢复和发展生产，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中央对此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认为福州军区在关键的时候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1978年5月关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开展伊始，便引起李志民、杨成武的高度重视。李志民亲自组织军区党委常委学习讨论，并抱病主持召开了有全区军以上干部参加的讨论会，旗帜鲜明地批判“两个凡是”的错误，并在《人民日报》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发表文章，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使福州军区和地方的干部耳目为之一新，帮助广大干部打破了长期以来盛行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从而极大地促进了部队各项建设，也为开创军区部队建设新局面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1980年2月，由于年龄和健康原因，李志民不再担任福州军区政治委员，退居第二线，回京担任中央军委顾问。
从国内到国外：和杨得志并肩战斗
李志民担任调晋察冀军区第二纵队政治委员，杨得志任该纵队司令员。在此之前，李志民虽然没有与杨得志在一起共事过，但久闻这位湖南老乡的大名，知道他作战勇敢，带兵有方，曾率红一团突击队强渡大渡河而名扬全军。到任之后，他们一起深入部队调查研究，了解分析部队的情况。他们分工协作，互相支持，部队军政素质提高很快。
1947年4月，杨得志、李志民率部参加正太战役。这次战役与兄弟部队一起，共歼敌两个师及大批反动地方武装共3.5万余人，切断了太原与石家庄之敌的联系。从此，石家庄成了孤城，晋察冀与晋冀鲁豫解放区的联系被打通。接着，第二纵队活跃于平汉路上，积极开展运动战，连续打了多次胜仗。1947年5月，解放战争即将转入战略反攻阶段。晋察冀军区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再次组建了晋察冀野战军领导机关，杨得志为司令员，罗瑞卿兼第一政治委员，杨成武为第二政治委员。杨得志调离第二纵队，结束了和李志民半年多时间的首次愉快合作。 1949年5月，李志民接替罗瑞卿，由第二十兵团政治部主任调任第十九兵团政治委员，与兵团司令员杨得志再次成为搭档。根据中央决定，第十九兵团转归第一野战军建制，参加解放整个大西北的战斗。第十九兵团在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的指挥下，积极贯彻“钳马打胡”的作战方针，经过长途行军，于7月11日进驻乾县、礼泉地区，钳制“二马”（时任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代长官和副长官的马步芳、马鸿逵）的部队；同时配合兄弟部队全歼国民党军胡宗南集团4个军9个师约4.4万余人于扶风、眉县地区，取得扶眉战役的胜利。此战胜利，从根本上改变了西北战场双方力量的对比，第一野战军由相对优势变成绝对优势。 由于“二马”放弃平凉决战，分别向兰州及宁夏撤退。7月下旬，第十九兵团沿西（安）兰（州）公路追击“二马”所部。当时正值盛夏酷暑，行军速度又快，部队指战员十分辛苦；加之这里是回族群众聚居区，国民党军造谣“共产党要灭族灭教”、“进驻清真寺”等谣言，给第十九兵团的进军行动造成了许多困难。李志民要求各部队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充分发挥“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的作用，大力宣传我党的民族政策，严格执行群众纪律，尊重回族同胞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等。针对“二马”在马家军中的长期欺骗宣传，李志民组织制定了《宽待回民俘虏守则》。对俘虏的马家军官兵，一律教育后释放，每人还发给3块银元作路费，使国民党军的欺骗宣传不攻自破。李志民与杨得志带头尊重回族同胞的风俗习惯，与士兵同甘共苦，所到之处，秋毫无犯，使部队逐渐赢得回族同胞的信任和欢迎。
8月20日，第十九兵团和第二兵团会师兰州城郊，从东、西、南三面包围兰州城。在首战不利后，遵照彭德怀的指示，杨得志、李志民组织部队深入进行政治动员，反对骄傲轻敌思想，开展军事民主，为总攻创造有利条件。经认真准备，总攻发起后，一举攻破敌阵，与友邻部队一起把红旗插上了兰州城。兰州解放，宁夏马鸿逵部完全陷入孤立。马鸿逵及其子马敦静见大势已去，先后乘飞机逃跑。杨得志、李志民代表第十九兵团与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马鸿宾的代表签订《和平协定》，宁夏全境解放。
1949年冬，杨得志和李志民奉命率第十九兵团机关和陕西军区机关进驻西安。在西安居住的一年中，杨得志和李志民两家各住在两间破旧的小平房里，过着艰苦朴素的生活。
1950年10月5日，杨得志、李志民接到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的急电，令第十九兵团于12月5日前，到达山东兖州、泰安、滕县一线集结待命，准备保卫东北边防和抗美援朝。11月22日，杨得志和李志民率兵团机关离开西安向兖州开进。兵团机关刚到兖州不几天，杨得志和李志民接到军委通知，朱德总司令在京召见他们两人，当面交代任务。朱德在中南海接见他们，详细地询问了部队的人员编制、武器装备、思想动态等各方面的情况。应杨得志和李志民的邀请，不几天，朱德便到了兖州，向团以上干部作形势与任务的报告。1951年2月5日，周恩来也在中南海接见杨得志和李志民。周恩来说：“你们十九兵团，还有杨勇、杨成武同志指挥的两个兵团，都是有着光荣传统、战斗力很强的部队。我曾经说过，要把你们‘三杨’拿出去，叫做‘三杨（阳）开台（泰）！’”“三杨开台”是典故“三阳开泰”的谐音，寓有吉祥祝福之意，它寄托着周恩来对第十九兵团出征旗开得胜的期望。
第十九兵团入朝后，李志民和各级政治干部深入连队了解情况，帮助解决困难，进行战场鼓励。针对“联合国军”火力强大的特点，杨得志和李志民将冀中地道战运用到抗美援朝作战前线，创造了依靠坑道工事、以劣势装备抗击现代化技术装备之敌重兵进攻并取得胜利的战争奇迹。据统计，第十九兵团自1951年2月入朝至1952年11月底，在兄弟部队的支持下，共歼敌14.4万余人。1952年7月，根据工作需要，杨得志调任志愿军第二副司令员。依依惜别之时，在杨得志前往志愿军总部上任的前一天，李志民和夫人刘平为杨得志、申戈军夫妇“饯行”。所谓“饯行”，并没有什么丰盛佳肴，只是在李志民的宿舍——一个有几根木头和一些树枝、茅草搭个顶棚的小土洞子里，4个人围坐在用树桩、木板钉起来的粗糙的小桌子旁，喝一点祖国人民送来的慰问酒，别无什么下酒的菜肴。大家边啜口酒边谈谈心，条件虽然很简陋，但情意却比美酒更甘醇更浓郁。
从政治部到司令部：和杨勇密切配合
1952年12月，李志民调任志愿军政治部主任，此时志愿军已完全掌握了正面战场的主动权。1953年5月，志愿军举行夏季进攻战役。李志民在志愿军党委扩大会议上作了《夏季反击作战政治工作》的报告，提出要根据战役特点和可能遇到的新问题，广泛发扬军事民主，发动广大指战员“提困难，想办法”，群策群力，研究解决的办法，做到对困难心中有数，使战前准备更加周密和完善，保证了战役战斗的胜利。由于志愿军总部的正确指挥和大力支持，在第三次进攻战役——金城战役中，杨勇、王平率领的志愿军第二十兵团向南扩展阵地160多平方公里，歼敌5.3万余人，有力地促进了朝鲜停战的实现。
朝鲜停战以后，志愿军总的任务，一是继续加强战备，搞好军政训练，提高部队战斗力，坚决维护朝鲜停战协定，随时准备粉碎敌人可能发动的突然事变；二是继续增进和朝鲜人民的团结，协助朝鲜人民进行经济恢复和建设工作。1954年2月， 杨勇任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李志民任志愿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不久，由于邓华、杨得志等志愿军领导人的先后离朝， 杨勇和李志民实际上主持志愿军总部的全面工作。1955年3月，杨勇、李志民被任命为志愿军司令员、政治委员。这对湖南浏阳老乡第一次有机会搭班子做搭档。
杨勇、李志民担任志愿军主要领导职务后，他们密切配合，团结协作，大力加强战备，积极应付敌人随时可能挑起的突发事件。朝鲜停战以后，美国仍然制造紧张局势，违反停战协定的事件屡屡发生。中朝方面为维护朝鲜停战协定，一方面在政治上不断揭露美方违反和破坏停战协定的行为，积极同美方作针锋相对的斗争；另一方面，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一起，积极修筑工事，加强军政训练，随时对付美伪军任何军事挑衅。据统计，志愿军在撤军前仅修筑坑道就达1250公里，挖各种堑壕、交通壕长达6240公里；所修的10万个地堡，出土6000多万立方米，如果把这些土堆成宽高各一米的长堤，可以围绕赤道转一圈半，人称“当代地下长城”。由于在这两方面进行了斗争，使朝鲜停战后保持了相对稳定的局面。
志愿军在坚决维护停战协定的同时，把帮助朝鲜人民医治战争创伤，重建朝鲜人民美好家园当作自己的责任。杨勇、李志民以高度的热情，率领志愿军指战员积极参加战后重建工作。在接近战区的许多地方，志愿军战士协助回乡的朝鲜农民取出敌人埋下的地雷等爆炸物，帮助盖房子、平整农田，使他们尽快恢复生产和生活。志愿军铁道兵部队帮助朝鲜人民修复铁路线和火车站，重建新建铁路桥梁，迅速恢复朝鲜北部的铁路交通运输。志愿军工程部队全力以赴，投入平壤、咸兴等城市的重建工作，担负了修建办公大楼、医院、学校等大规模的建筑工程。志愿军在战后的5年多时间内，共帮助朝鲜人民修建公共场所881座，民房4.5万多间，恢复和新建各种桥梁4260座；修建堤坝4096条，全长近430公里；修建大小水渠2295条，长达1200多公里；植树3600多万棵，运送各种物资63000多吨，为群众治病188万多人次。志愿军全体指战员为朝鲜人民重建家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对于杨勇和李志民这段志愿军总部的工作经历，1983年1月，杨勇去世后，李志民曾撰文《在抗美援朝战场上》回忆：“我们朝夕相处，亲密无间，合作得非常好。”李志民在志愿军工作达7年之久，是在朝鲜前线战斗、工作时间最长的志愿军主要领导人。其间，他先后3次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授予的一级国旗勋章，两次荣获一级自由独立勋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