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满弄堂都是浓浓的奶香
老上海人的记忆中也许还有这样的场景：清晨的天刚蒙蒙亮，送奶工穿梭在大街小巷里，踏着满载着牛奶的自行车或拖车来到订户家门口，取走放在门口的空奶瓶，换上装在由蜡纸和火漆封口的玻璃瓶里的新鲜牛奶。
据旅美老人华新民撰文回忆，在那个质朴的年代里，也许是牛奶实在太过珍稀，在他居住的附近，放在家门口的牛奶经常不翼而飞。因此大家伙想出防盗新招：在大门上装一个单独的或者几家合用的木制“奶箱”，再配上防盗的锁，头天晚上把空瓶放进去，送奶的工人送达后负责把箱子锁上。那时的牛奶还没经过均质化工艺的处理，里面的脂肪毫无损耗地保留着，微微沸腾的牛奶晾凉后表面浮着一层厚厚的奶皮，煮牛奶的灶台上飘散出阵阵乳脂气味，满弄堂都是浓浓的奶香。
牛奶糖需要凭奶糖票购买
除了饮用鲜牛奶，牛奶糖和其他乳制品也是获取牛奶营养的另一重要途径。和鲜牛奶一样，牛奶糖也需要凭奶糖票购买。当时的俗话讲“上海的奶糖、广州的水果糖、北京的红虾酥”，而上海奶糖中又以“熊猫”和“大白兔”为最佳。“大白兔”奶糖是冠生园的创新产品，1959年作为国庆献礼推向市场的。
由于“大白兔”以奶粉和炼乳为原料，奶香浓郁，营养价值高，推出后一直供不应求，成为沪上最难买的奶糖，本厂员工也需要开条子到商店去买。到食品商店买“大白兔”，就意味着一定要排长队。如果结婚喜宴的喜糖是 “大白兔”，那是很有面子的事。那时候连有小孩和老人的家庭都订不到牛奶，有人就拿几颗“大白兔”丢到热水里化开权充牛奶。
那时的牛奶糖都用彩色的蜡纸或玻璃纸扎起，上面既没有生产日期和保质期，也没有成分营养表，奶糖甫一出厂便会销售一空。大多数糖纸上印有一只卡通奶牛或一瓶牛奶，花边精美、造型别致，还有些印有系列风景或外国风光绘图，受到很多儿童的喜爱，因此收集不同款式的奶糖纸成为当时很多孩子最甜蜜的乐趣。
“大跃进”时期喝牛奶成为奢侈的享受
由于难以言说的“天灾人祸”，在“大跃进”时期，所有的记忆都与饥饿有关。因为粮油定量供应，城市中虽不至“饿殍遍野”，但百姓也难免在温饱线上苦苦挣扎，在填不饱肚子的年代，喝牛奶成为越来越奢侈的享受。受到技术及其他条件的制约，牛奶产量一直没有大幅的增长，然而需求却居高不下。至1958年，上海城区的消毒牛奶饮户达25.6万户，饮户分布面越来越广，导致送奶量成倍增长。在这一以生产为导向的市场中，由于切断了大额乳制品进口渠道，国内市场上的牛奶几乎全部依靠本土生产，加之上海市牛奶公司奶源不足，产品转向以奶粉为主，鲜牛奶只占非常少量，鲜牛奶的供求关系极度不平衡。由于物资匮乏，如同其他商品一样，城市牛奶由敞开供应，转变成凭卡凭票供应。同时采取种种供奶政策，新订户要有特殊情况，如家中有新生婴儿、危重病人，到居委会开具证明才能订到牛奶。只有特殊群体，如高级知识分子、民族工商业者、离休干部等能够享受到一定数量的特供牛奶的待遇。
送奶员队伍人数不足，牛奶公司便不再安排送奶到户，而是由订户到指定地点去领取。1960年下半年起，上海全市各街道和里弄居民委员会组织500余个服务部负责分发牛奶，除少部分地区保留送奶上门的方式之外，全市约七成的牛奶订饮改为饮户自行到站“取奶付款”。
“文革”中牛奶供需蒙上政治色彩
1960年代中期，席卷全国的“文革”开始了。各行业受到了巨大的冲击。政治压倒了一切，上海牛奶公司将生产的消毒牛奶更名为“红旗牌”，奶卡上印着毛主席语录。而送牛奶上门的方式被扣上了“资产阶级陋习”的政治帽子加以革除。各厂将奶站设在露天地点，要求订户自行取奶，抵制资产阶级歪风邪气的侵袭。
“文革”初期消毒牛奶的年供应瓶数甚至比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的还要少，消毒牛奶日产量从1966年前的34.5万瓶，下降到1976年的26万瓶，且一瓶一角六分的价格对普通人家来说颇为不菲。牛奶卡的发行量大幅紧缩，甚至需要凭借医生开具证明方可配发，奶粉需要凭婴儿出生证明领取。虽然有提供牛奶的管道，然而没有奶卡，即使有钱也是枉然。在那样一个人人自危的飘摇年代，如非必须，谁还会念念不忘一瓶牛奶呢？只有家有婴儿、老人、病人的普通家庭，托人想尽办法通过各种渠道才能寻到奶卡或奶粉票一解燃眉之急，或者从走街串巷的私人牛奶小贩处购买没有消过毒的生牛奶。求之而不得的，则托人从海外邮寄、携带回进口的奶粉、炼乳，还必须缴纳不低的进口税才能通行。
作为重点批判与改造对象，知识分子在“文革”之前享受的特供牛奶权自然被取消了。政府系统和军队系统虽然要凭票证购买牛奶，但由于有国营牛奶场或军区后勤部下属的专供牛奶场做后勤支援，情况似乎没有那么糟，如果分不到奶卡，政府系统中的领导特批总能满足一部分需求。对知青也有一定的政策照顾。伴随着支援“小三线”建设以及知识青年大规模“上山下乡”， 1968年上海市炼江牧场在安徽歙县桂林镇境内创办了“上海炼江奶牛场”，专门为知青和援建职工供应牛奶，同许多稀缺食物一样，牛奶愈发被蒙上了一层政治等级性的色彩。（据《网易财经频道》）
编辑/吴雨
老上海人的记忆中也许还有这样的场景：清晨的天刚蒙蒙亮，送奶工穿梭在大街小巷里，踏着满载着牛奶的自行车或拖车来到订户家门口，取走放在门口的空奶瓶，换上装在由蜡纸和火漆封口的玻璃瓶里的新鲜牛奶。
据旅美老人华新民撰文回忆，在那个质朴的年代里，也许是牛奶实在太过珍稀，在他居住的附近，放在家门口的牛奶经常不翼而飞。因此大家伙想出防盗新招：在大门上装一个单独的或者几家合用的木制“奶箱”，再配上防盗的锁，头天晚上把空瓶放进去，送奶的工人送达后负责把箱子锁上。那时的牛奶还没经过均质化工艺的处理，里面的脂肪毫无损耗地保留着，微微沸腾的牛奶晾凉后表面浮着一层厚厚的奶皮，煮牛奶的灶台上飘散出阵阵乳脂气味，满弄堂都是浓浓的奶香。
牛奶糖需要凭奶糖票购买
除了饮用鲜牛奶，牛奶糖和其他乳制品也是获取牛奶营养的另一重要途径。和鲜牛奶一样，牛奶糖也需要凭奶糖票购买。当时的俗话讲“上海的奶糖、广州的水果糖、北京的红虾酥”，而上海奶糖中又以“熊猫”和“大白兔”为最佳。“大白兔”奶糖是冠生园的创新产品，1959年作为国庆献礼推向市场的。
由于“大白兔”以奶粉和炼乳为原料，奶香浓郁，营养价值高，推出后一直供不应求，成为沪上最难买的奶糖，本厂员工也需要开条子到商店去买。到食品商店买“大白兔”，就意味着一定要排长队。如果结婚喜宴的喜糖是 “大白兔”，那是很有面子的事。那时候连有小孩和老人的家庭都订不到牛奶，有人就拿几颗“大白兔”丢到热水里化开权充牛奶。
那时的牛奶糖都用彩色的蜡纸或玻璃纸扎起，上面既没有生产日期和保质期，也没有成分营养表，奶糖甫一出厂便会销售一空。大多数糖纸上印有一只卡通奶牛或一瓶牛奶，花边精美、造型别致，还有些印有系列风景或外国风光绘图，受到很多儿童的喜爱，因此收集不同款式的奶糖纸成为当时很多孩子最甜蜜的乐趣。
“大跃进”时期喝牛奶成为奢侈的享受
由于难以言说的“天灾人祸”，在“大跃进”时期，所有的记忆都与饥饿有关。因为粮油定量供应，城市中虽不至“饿殍遍野”，但百姓也难免在温饱线上苦苦挣扎，在填不饱肚子的年代，喝牛奶成为越来越奢侈的享受。受到技术及其他条件的制约，牛奶产量一直没有大幅的增长，然而需求却居高不下。至1958年，上海城区的消毒牛奶饮户达25.6万户，饮户分布面越来越广，导致送奶量成倍增长。在这一以生产为导向的市场中，由于切断了大额乳制品进口渠道，国内市场上的牛奶几乎全部依靠本土生产，加之上海市牛奶公司奶源不足，产品转向以奶粉为主，鲜牛奶只占非常少量，鲜牛奶的供求关系极度不平衡。由于物资匮乏，如同其他商品一样，城市牛奶由敞开供应，转变成凭卡凭票供应。同时采取种种供奶政策，新订户要有特殊情况，如家中有新生婴儿、危重病人，到居委会开具证明才能订到牛奶。只有特殊群体，如高级知识分子、民族工商业者、离休干部等能够享受到一定数量的特供牛奶的待遇。
送奶员队伍人数不足，牛奶公司便不再安排送奶到户，而是由订户到指定地点去领取。1960年下半年起，上海全市各街道和里弄居民委员会组织500余个服务部负责分发牛奶，除少部分地区保留送奶上门的方式之外，全市约七成的牛奶订饮改为饮户自行到站“取奶付款”。
“文革”中牛奶供需蒙上政治色彩
1960年代中期，席卷全国的“文革”开始了。各行业受到了巨大的冲击。政治压倒了一切，上海牛奶公司将生产的消毒牛奶更名为“红旗牌”，奶卡上印着毛主席语录。而送牛奶上门的方式被扣上了“资产阶级陋习”的政治帽子加以革除。各厂将奶站设在露天地点，要求订户自行取奶，抵制资产阶级歪风邪气的侵袭。
“文革”初期消毒牛奶的年供应瓶数甚至比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的还要少，消毒牛奶日产量从1966年前的34.5万瓶，下降到1976年的26万瓶，且一瓶一角六分的价格对普通人家来说颇为不菲。牛奶卡的发行量大幅紧缩，甚至需要凭借医生开具证明方可配发，奶粉需要凭婴儿出生证明领取。虽然有提供牛奶的管道，然而没有奶卡，即使有钱也是枉然。在那样一个人人自危的飘摇年代，如非必须，谁还会念念不忘一瓶牛奶呢？只有家有婴儿、老人、病人的普通家庭，托人想尽办法通过各种渠道才能寻到奶卡或奶粉票一解燃眉之急，或者从走街串巷的私人牛奶小贩处购买没有消过毒的生牛奶。求之而不得的，则托人从海外邮寄、携带回进口的奶粉、炼乳，还必须缴纳不低的进口税才能通行。
作为重点批判与改造对象，知识分子在“文革”之前享受的特供牛奶权自然被取消了。政府系统和军队系统虽然要凭票证购买牛奶，但由于有国营牛奶场或军区后勤部下属的专供牛奶场做后勤支援，情况似乎没有那么糟，如果分不到奶卡，政府系统中的领导特批总能满足一部分需求。对知青也有一定的政策照顾。伴随着支援“小三线”建设以及知识青年大规模“上山下乡”， 1968年上海市炼江牧场在安徽歙县桂林镇境内创办了“上海炼江奶牛场”，专门为知青和援建职工供应牛奶，同许多稀缺食物一样，牛奶愈发被蒙上了一层政治等级性的色彩。（据《网易财经频道》）
编辑/吴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