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画作品的高度商品化，与人们想提升居室品位有关。而晚明时期，家具更是点缀居室环境的重要一环，甚至已经有人开始研究款式、尺度与空间位置的关系了。想像一下，那时的家具“设计师”应该是很受市场欢迎的吧。
　　由于元末时张士诚曾割据苏州，与朱元璋对抗了三年，致使朱元璋建明之后迁怒于苏州，对吴人施行了一系列苛重政策，如籍没富室豪民的田产、增加田赋税收，乃至科考不录取苏州士子等。而此后发生的政治风暴更促使苏州士人形成了市隐文化心态，他们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价值定位，追求个性解放，纷纷弃官归田。
　　明人沈周在《石田杂记》中云：“今之仕宦罢归者，或陶情于声伎，或肆意于山水，或学仙谭禅，或求田问舍，总之为排遣不平，然不若读书训子之为得也。”他们追求精雅的艺术化生活，这既是注重精神自由和物质享受的表现，也是排遣内心苦闷的宣泄方式。据文震亨《长物志·序》所言：“夫标榜林壑，品题酒茗，收藏位置图史、杯铛之属，于世为闲事，于身为长物，而品人者于此观韵焉，才与情焉，何也？挹古今清华美妙之气于耳、目之前，供我呼吸，罗天地琐杂碎细之物于几席之上，听我指挥，挟日用寒不可衣、饥不可食之器，尊踰拱璧，享轻千金，以寄我之慷慨不平，非有真韵、真才与真情以胜之，其调弗同也。”董其昌《骨董十三说》也谈道：“玩骨董有却病延年之助，骨董非草草可玩也，宜先治幽轩邃室。虽在城市，有山林之致……饭余晏坐，别设净几，辅以丹罽，袭以文锦，次第之出其所藏，列而玩之。若与古人相接欣赏，可以舒郁结之气，可以敛放纵之习，故玩骨董有助于却病延年也。”可知家具是建构文化空间的重要元素。
　　行业渐崛起
　　《长物志·序》中提出了家具与建筑的关系：“几榻有度，器具有式，位置有定，贵其精而便，简而裁，巧而自然也。”明代的家具陈设重视尺度、款式等与摆放空间位置的关系，并制定出相应的规范。陈从周在《说园》中谈到家具在园林中的地位：“家具俗称屋肚肠，其重要可知，园缺家具，即胸无点墨，水平高下自在其中。”范濂在《云间据目抄》卷二“纪风俗”中写道：“隆万以来，虽奴隶快甲之家，皆用细器，而徽之小木匠，争列肆于郡治中，即嫁装杂器，俱属之矣。纨绔豪奢，又以椐木不足贵，凡床厨几桌，皆用花梨、瘿木、乌木、相思木与黄杨木，极其贵巧，动费万钱，亦俗之一靡也。尤可怪者，如皂快偶得居止，即整一小憩，以木板装铺，庭蓄盆鱼杂卉，内列细棹拂尘，号称‘书房’，竟不知皂快所读何书也。”这种对家具的广泛需求促进了该行业的崛起。
　　仇英《竹院品古图》画面中心的场景，表现的是士大夫一次隆重的鉴赏雅集活动。画中的三位士大夫皆留长髯，面相儒雅。右侧两位坐在斑竹禅椅上，这是雅室中常用的一种坐具。他们围坐在一张大画案旁，案呈长方形，有束腰，面板上铺一黄色大毯，其上再覆一稍小些的缠枝牡丹纹锦，故看不到面心结构。这件画案四条腿的马蹄甚高，比较少见。从传世的实物看，陈梦家夫人旧藏的一件明黄花黎霸王枨条桌桌面稍喷出，可见一道不明显的束腰，仍属四面平式。足下马蹄甚高，断面曲尺形，挖缺做。霸王枨大而低，因无枨子，腿足须用它加强连接。足下极高的马蹄，与仇英此处所绘画案四腿的马蹄形制接近。
　　交易集散地
　　郑和下西洋之后，由明朝政府主导的朝贡贸易刺激了海外木材的大量进口。其时从南洋进贡的木材主要有紫檀、花梨、铁黎、乌木、苏木、樟木、檀香等，分别来自琉球、占城、真腊、暹罗、榜葛刺、吕宋、渤泥、西伯里、婆罗洲、苏门答腊、爪畦、满刺加、新几内亚、大洋州、所罗门群岛、新喀里多尼亚、锡兰山、阿丹、溜山等地。明中期以后，民间海商主导的私货贸易兴盛起来。
　　苏州是京杭大运河沿线的重要枢纽城市和商业中心城市，各地运来的木料在此汇合，该地成为江南木材交易中心。苏州也集中了来自各地的能工巧匠，成为家具制造中心。苏工家具被时人称为“细木家具”或“小木家具”，原是采用当地盛产的椐木，明中期以后则选用花梨、紫檀、潞鶒等珍贵硬木。苏州人顾蚧在《海槎余录》中讲述了优质硬木的获取难度。“花梨木、鸡翅木、土苏木皆产于黎山中，取之必由黎人，外人不识路径，不能寻取，黎众亦不相容耳。”据万历时人王士性《广志绎》卷四“江南诸省”载，长途运来的贵州楠木“大者备官家之采，其小者土商用以开板造船，载负吴中拆开船板，吴中拆取以为他物料……近吴中器具皆用之。”原本用来造屋的楠木都被苏州巧匠制成了楠木箱、凭几等。
　　在仇英《清明上河图》卷中绘一家屋内挂“太古冰弦”匾额的“斫琴”铺，此旁是一家具作坊，一名工匠正在使用平刨制作春凳，屋里放着已完工的架子床和圆角柜。该画卷中还有一处场景表现家具店的细节，可见当时苏州家具店之多。冯梦龙《醒世恒言》卷二十“张廷秀逃生救父”中描写，木匠张权在苏州阊门外开了个店，以“木料又干又厚，工夫精细，比别家不同”的经营理念吸引顾客。
　　现存实物中还有不少画中所绘的家具式样，如明铁力木五抹门圆角柜，柜门用四段五抹攒成，第三段在桦木上镶贴薄板圈口，中间开光露出桦木板，部分圈口脱落。有柜膛，柜膛立墙安两柱，分三段装成。又如明黄花梨带门围子架子床，带门围子架子床，因有立柱六根，故又名“六柱床”。正面两块方形门围子及后、左、右三面长围子，都用短材攒接成整齐的“卍”字图案。床顶四周的挂檐由锼花绦环板组成。
　　赋予入格化
　　明代士子还把家具与人品相关联，将作为物的家具人格化。如王世贞《奉赠盛原济国医》中有“青囊不博书生篚，白恰能分御史床”之句。以家具构筑政治身份，如喻隐士，见朱诚泳《清溪小隐卷》：“座中每下高人榻，门外时来长者车。”王世贞《复与诸君游张氏园其四》：“洗却侯家态，胡床仅薜萝”。如喻儒士，杨荣《送吕少卿升常归省》：“暂淹侯頫师儒席，还拥行台使者车。”如喻僧人，祝允明《宿摄山栖霞寺》：“灯花暗入僧床冷，山阁冯江万木林。”如喻文人，王廷陈《寄颜惟乔五首其三》：“著书唯木榻，远害獨荷衣。”如喻贤士，潘希曾《次韵苔张东所廷实》：“春风偶下贤人榻，南国空惭使者旌。”
　　正因为家具被赋予了高士的人格属性，所以文震亨《长物志·位置卷》云：“云林清秘，高梧古石中，仅一几一榻，令人想见其风致，真令神骨俱冷，故韵士所居，入门便有一种高雅绝俗之趣。”
　　（注：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文化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