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之铜，以却尔噶山为代表，矿色苍翠、质地纯净。其所铸之钱不掺杂锡铅，色泽红润莹滋，仅在当地专用，故称“新疆红钱”。由于西域地处偏远，民族风情迥异，使得新疆红钱在铸行的百余年间不囿于桎梏、不拘于一格，产生了诸多有趣的现象。

一币三体文

　　清代早期，新疆在准葛尔汗国掌控之下，其主葛尔丹汗曾攻占喀尔喀草原，威胁京师，引得康熙帝御驾亲征。乾隆二十四年（1736年），清廷利用汗国内部矛盾里应外合，经过鏖战终灭亡准葛尔汗国，旋又平定“大小和卓”之乱，尽收天山南北，史称“乾隆统一新疆”。

　　统一后，为了宣誓对疆的有效管辖，回收旧汗国遗留的“普尔”铜钱，尽_决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确立以“天朝”货币体系为纲的方孔红钱制度，清廷于乾隆二十五年（1737年）九月，在叶尔羌（今新疆喀什地区莎车县）设立钱局（据王永生《清代叶尔羌局及其铸钱研究——清代新疆铸钱局研究之二》），铸造新式红钱。按照乾隆帝的御批，该钱（图1）正面“乾隆通宝”四字对读，系“尊用天朝年号，以彰同文之制”。背为铸地名称，系“幕文兼用回字，从其俗”，穿右为老维文“叶尔羌”，穿左满文却错译成“叶尔奇木”。乾隆二十六年（1738年）八月，户部另颁样钱，将“叶尔奇木”改为“叶尔羌”，修正了原先的错误。
　　而乾隆通宝背左右满、维文叶尔羌币（图2）的铸成，标志着新疆红钱的诞生。同时，币面铸有汉、满、维三种文字的形式，也开创了新疆红钱“一币三体文”的先河。此后的红钱多从此例。一枚小小的钱币不仅反映了新疆地区多民族聚集的特点，还展现了清代統治者主张民族融合的治疆政策。

发行虚值大钱

　　道光六年（1826年）七月，和卓张格尔在浩汗国（位于中亚费尔干纳盆地的国家）的支持下，煽动暴动，攻占喀什噶尔、叶尔羌、和田等城，自立为“赛义德张格尔苏丹”（译为“圣裔张格尔国王”）。清廷任命伊犁将军长龄平暴。其从阿克苏出发，于次年三月发动总攻，收复喀什噶尔等城，活捉张格尔槛送京师处死。
　　鉴于南疆不通用制钱，平暴官兵只能随身携带白银入疆。同时，战乱使得阿克苏等地红钱产量骤降。这就导致了“银贱钱贵”的“钱荒”现象。为解决此问题，时任朝廷驻疆钦差大臣那彦成破天荒地向道光皇帝提出了铸造“当五”和“当十”虚值“大钱”的建议。“当五”钱（图3）直径2.42厘米、厚0.11厘米、重3.3克。正面“道光通宝”，背面左右为满、维文“阿克苏”，穿上为“八年”二字，表明是道光八年铸造，穿下是单字“五”表明“以一当五枚制钱”。

　　“当十”钱（图4）直径2.68厘米、厚0.13厘米、重4.69克。除背面“五”字改为“十”外，其他均相同，可“以一当十枚制钱”。由于红钱本就是一枚当五枚制钱比例兑换，因此“道光通宝背八年五”的价值与原先“小平”红钱相同，而“八年十”的价值翻了一倍，相当于“折二”红钱的功能。该钱系清代第一种虚值“大钱”，在当时虽解决了“钱荒”的困难，但也为咸丰年间滥造虚值“大钱”的不良风气埋下了伏笔。

奇特面值

　　咸丰四年（1854年），天下大乱，各地起义军战火四起。南方有太平天国运动，北方有捻军起义，西北还有“甘陕回乱”。新疆地区也爆发了哈比布拉、热西丁等农民起义。为了筹集军饷、镇压起义，缓解朝廷的财政赤字，咸丰帝不得不允许各省发行虚值“大钱”。新疆各局也效仿内地铸造了不同面值的咸丰重宝和元宝。在此中，宝伊局铸行的“当四”钱和宝迪局铸行的“当八”钱面值尤为奇特，可谓独树天下、绝无仅有。
　　咸丰重宝伊局当四钱（图5），直径3.45厘米、厚0.245厘米、重14.3克。正面“咸丰重宝”四字对读，背面左右满文“宝伊”，表示伊犁铸造，上下汉文“当四”表示面值。原来，宝伊局最初仿照内地，也是铸造“当十”钱，但该钱遭到百姓强烈抵制，无法推广使用。政府便上奏朝廷将“当十”改为“当四”行用，并在以后仅铸造“当四”钱了。 　　咸丰重宝迪局当八钱（图6），直径2.63厘米、厚0.18厘米、重5.9克。正面“咸丰重宝”四字对读，背面左右满文“宝迪”，表示迪化（今新疆乌鲁木齐）铸造，上下汉文“当八”表示面值。当时新疆银、钱并用，一两银子换八百枚制钱，“当八”钱正好值银一分，百枚此钱换白银一两，因此有了“当八”的面值。

具有纪念性质

　　光绪四年（1878年），左宗棠领军平定了入侵南疆的“阿古柏”政权，又威震沙俄迫使归还伊犁，最终成功收复新疆。随后，他在给朝廷上报的《遵旨统筹全局折》中认为，“为新疆画久安长治之策，纾朝廷西顾之忧，则设行省、改郡县”，提出了新疆建省的主张。光绪八年（1882年）十一月十五日，清廷正式批准建省事宜，次年全面筹备建省。光绪十年（1884年）十月初二发布上谕“授刘锦棠为甘肃新疆巡抚，仍以钦差大臣督办新疆事宜”，标志新疆建省正式完成。为庆贺此重大事件，当时南疆最重要的两大铸钱局，库车局和阿克苏局都铸行了具有纪念性质的行用红钱。
　　库车局铸行“光绪通宝背九年十”钱，直径2.52厘米、厚0.12厘米、重约3.8克。正面“光绪通宝”四字对读，由于工艺原因，“通宝”两字往往漫漶不清。背穿上下为“九年十”，代表了新疆建省是从光绪九年开始筹建的。背穿左右有两种样式，常见的一种为满、维文“库车”（图7），另有一种为满文“宝库”（图8），相当稀少。
　　阿克苏局铸行“乾隆通宝背九”钱（图9），直径2.52厘米、厚0.12厘米、重约4.2克，属于光绪年间补铸乾隆年号的红钱。正面“乾隆通宝”四字对读，但往往漫漶不清。背穿左右为满、维文“阿克苏”，穿上为数字“九”，以纪念筹备建省之年。
　　铸行纪年、纪念又流通的铜质建省纪念方孔圆钱，是新疆红钱的一大创举，也是清代货币史的一项创新。它记载了新疆摆脱“伯克制”（南疆盛行的贵族世袭统治旧制度）和“扎萨克制”（北疆盛行的类似“八旗”管理制度）的旧制度，开启“郡县”制度的新篇章。

铸有两个年号

　　早在乾隆帝统一新疆时，其为纪念自身功绩，颁发一道圣旨，要求新疆地区“永远恪尊”乾隆通宝，嗣皇帝“不必改毁另铸”其他年号红钱。嘉庆帝亲政后，并没完全照旨执行，而是采用了当朝年号红钱与乾隆通宝共同铸造的方式，后嗣皇帝多袭此制。至左宗棠收复新疆后，库车局率先恢复铸钱。在铸造当朝“光绪通宝”的同时，也对“乾隆通宝”进行补铸。这其中，有一种背满文“光绪”的“乾隆通宝”格外引人瞩目。
　　该币直径2.48厘米、厚0.11厘米、重3.8克。正面为“乾隆通宝”四字对读。背面有两种版式，一种是左右满文“光绪”，上有一轮“弯月”，称为“上月”版（图10）。另一种，仅有满文，无月纹，下有一星，称为“下星”版（图11）。这是由于在收复新疆重开库车局后，铸钱多以“弯月”为标记（包括仿宝源局背上月也是如此），后取消月记而造成的。
　　这种在一枚钱币上铸造有两个皇帝年号的情形在中国货币史上绝无仅有。笔者揣测当时设计者的意图，正面铸汉文“乾隆通宝”是面向统治阶级的满、汉官集团，以示不违高宗皇帝遗旨，背面铸维文“光绪”是面向当地民族百姓，以宣扬当今圣上之恩惠，从而达到了既不违背祖制，又兼顾实用功能的目的。可惜，这种新颖独特的设计没有被当时主流思想接受，不久就被其他品种的红钱取代了。铸有两个皇帝年号的新疆红钱也成了千古绝唱。

唯一纪年的“孔方兄”

　　光绪后期，内地开始流行铸造机制铜元以取代传统的方孔圆钱。机制铜元的一大创新在于币身明确标注了造钱年份。这一创举广受欢迎，也同时影响到了地处偏远的新疆。虽然当时还没有能够铸造机制铜元的机器设备，但库车局打破传统观念，创新性地尝试在方孔圆钱的正面加入了铸钱年份。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即农历丁未年，库车局铸造了“光绪丁未”红钱（图12），背穿上下为汉文“新十”，左右为满文“宝库”。该币直径2.55厘米、厚0.16厘米、重约4.3克。原先“通宝”二字的地方被改为了“丁未”，以示铸钱的年份。“新”表示省份，“宝库”则表示铸局。次年，光绪三十四年（农历戌申年），库车局又铸造了“光绪戊申”红钱（图13）。该币除纪年外，其形制、背文均与“光绪丁未”相同。
　　這一对红钱的铸造，打破了原先的“年号+通宝”的固有形式，别出心裁地在方孔钱上加入干支纪年，迎合了当时时代发展潮流，诚如彭信威在《中国货币史》所云，是新疆红钱在中国货币史上的一大创举。但可惜，随着光绪皇帝的驾崩，这种铸币形式也戛然而止，最终成了唯一铸有纪年的“孔方兄”。（注：本文由上海掌柜泉社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