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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十七世纪的世界中，东方文明开始走向封闭保守，经历了漫长中世纪的西方世界则从黑暗中醒来，进入了一个“开挂”的年代。笛卡尔、牛顿、莱布尼茨等科学巨匠开始打造现代文明的数理基础，大航海时代的开启，让世界第一次进入了全球化。
与今日全球化的标志——互联网不同，那个时代，航海是构筑全球贸易路线、文化交流的主要途径。参与航海的人群也并不是些温文尔雅的文明人士，一批充满冒险精神的野蛮人士——海盗充当了资本世界的先驱，在1691年至1723年这段时间，被称之为30年的海盗们的“黄金时代”，成千上万的海盗活动在商业航线上，这个时代的结束以臭名昭著的海盗头子巴沙洛缪·罗伯茨的死为标志。
而在此之前，十六世纪中叶，大海盗王直也已经开启了他的航海贸易生涯，他由商转寇，从某种意义上造成了“倭乱”的持续，也从某种意义上彰显了彼时中国参与全球贸易的民间意愿。他的发迹与死亡，彰显了一个王朝的破局生机和最终没落。
“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寇”
明人郑若曾的《筹海图编》中是这样记载王直的：“王直，歙人也。少落魄，有任侠气。及壮，多智略，善施舆，以故人宗信之……”
王直曾与朋友一起商量去海外经商谋生，原因是“中国法度森严，动辄触禁，孰与海外乎逍遥哉？”后来王直去广东，造巨舰，运载着一些生丝和硝磺等，去日本、暹罗、西洋诸国，五六年的时间，王直就发了大财。
嘉靖十九年（1540年），王直与李光头、许栋等商人在宁波的双屿岛与佛郎机（葡萄牙）、倭人（日本）开展贸易。《明史》中说他们“踞宁波之双屿岛（今六横岛和佛渡岛）为之主”。
当时的双屿岛被中日历史学家称为“16世纪的上海”，全球的商品、财富在这里交换、中转、集散，来自日本、西班牙的白银通过这里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国，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等由这里进入世界。这里很像香港—一个世界自由贸易区。
1524—1547年，这个经济特区、自由贸易港迅速发展起来，葡萄牙人在上面建立了教堂、医院、市政厅等，岛上居民多达数千人，其中葡萄牙人占一半，此外还有各国的商人。但明王朝实行海禁，禁止海上的自由贸易，朱元璋定的规矩是“片板不许入海”。双屿岛，在朝廷的眼里便是“倭寇”盘踞之地。不久，朝廷来剿，从此这个“16世纪的上海”又成为了两个只有海浪拍打的默默无闻的小岛。王直侥幸逃脱，远走日本。
后来他占据了日本一个岛屿星布、名为“五岛”的地区（今日本九州西海岸外群岛，包括福江、久贺、奈留、若松和中通），自称“徽王”，又招来徐海、陈东、叶明等人为他的部将，他的侄子和养子是他的心腹。他还吸纳了几个日本人为他的下属，日本史料中称他为“五峰船主”，周围三十六岛都归附于他。
这时的王直还没有想做强盗，他给中国官府捎信说：他愿意率领自己的人马帮助官府扫清海盗，条件就是开放海禁，允许贸易，他愿意做一个管理贸易的小官。
但明王朝不这样想，官府没有答应王直开市贸易的条件，帮助肃清海盗可以，为此奖给王直100石大米。这奖励对于富可敌国的王直来说，简直就是讽刺。王直大忿，将这些大米全都扔进海里。由此他对在明王朝的统治下能否作商人产生了怀疑。后来他不顾禁令，驾船在舟山群岛附近的岛屿停泊做贸易，遭到明朝官军的围剿，王直靠发射火箭侥幸突围。从此王直绝了走私经商的念头，由此走上了劫掠财物、攻城杀人的强盗之路。
当时，中国东南沿海已经进入了世界商贸圈，既然这些人依靠海洋贸易为生，那么海禁就等于不允许农民种地，不允许牧民放牧，等于剥夺了他们生存的基础，他们只能铤而走险，违法经营，武装走私，武装走私做不成，那只好上岸以劫掠烧杀为生。
于是中国沿海一带商人转为“倭寇”也就很自然了。在明代，一些明白人早就看出了这一点。《虔台倭纂》载：寇与商同是人，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寇……禁愈严而寇愈盛。
“全球化”的终结
在明朝之前的宋元朝代，中国东南沿海已经经历了方兴未艾的海洋贸易时代，一个围绕着中国渤海、黄海、东海和南中国海的商贸圈已经形成，而通向印度、非洲的远洋航线也已经形成，中国人生产的丝绸、茶叶、瓷器等是当时最受欢迎的商品。东南沿海的居民已经成了依靠海洋贸易为生的一群人。
在明初的高压下，与番通商、贸易发财的冲动被压抑了，那些迎风远航的中国帆船不见了。但是贸易、赚钱、利润一经发现，就无法阻挡，人们甘愿铤而走险。何况越是禁止，中国货就越缺，价格就越高，走私的诱惑就越大。
为什么到了明中叶的嘉靖年间，倭乱最盛？一个原因是明初，中国海上还看不到西方殖民者，中国人的贸易对象还是东亚、东南亚、西亚一些国家。朱元璋1368年做了皇帝，哥伦布1492年才登上美洲大陆，这中间差了100多年。但到了明中叶嘉靖皇帝（1522年）时，西方殖民者葡萄牙人已经占据了马六甲海峡、菲律宾等地，荷兰人接着也到了。1517年，开始有葡萄牙人在澳门定居。外国人已经开始出现在中国海，找上门来和中国人做生意了。王直在宁波附近的双屿岛制造的“16世纪的上海”就是一个例证。
明朝的皇帝不知何谓“全球化”，虽然有永乐年间郑和七下南洋的壮举，但那已经过去了近百年了，而且彼时下南洋的主题也并不是为了商业贸易。
明朝与前面宋元两朝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对农业的重视和对商业的排斥。本来中国文明的主体就是一种重农抑商的农耕文明，朱元璋更有许多重农抑商的名言，他经常用本末二字指称农和商。他常说“一夫不耕，民有受饥者；一女不织，民有受寒者”，这里哪有商的位置。
商业精神是海洋文明的重要体现，中国虽然也有“靠海吃海”的说法，但那不过是为了获取海洋的“渔盐之利、舟楫之便”所形成的生产和生活方式。那种以海为田、耕海牧渔的生产和生活，本质上还是农耕文明，从事这种活动的渔民还是农民，从事这种活动的濒海民族还是农业民族。所以东北、华北、华中的几个省，虽然濒海，但是这里不曾产生海洋文明。他们有航海史，但没有海洋文明史。
明朝的统治者不仅不能理解下南洋，不能理解南中国海，就是像王直这样的在家门口的贸易他们也必须彻底消灭而后快。
商业的本质在于资本的自由流动，这种流动与中国王朝的传统权力秩序是相违背的，王朝统治者们对待这种隐藏的危患只有两种方法：镇压和招安。
博尔赫斯在其《恶棍列传》小说集中，曾写过一篇《女海盗金寡妇》的故事。在故事的结尾，金寡妇得到了政府的收编，晚年从事鸦片走私。她不再叫金寡妇了，起了另一个名字，叫“慧光”。
文章的最后写道：从那天起（一位历史学家写道），船舶重新得到太平。五湖四海成了安全的通途。农民们卖掉刀剑，换来耕牛种地。他们在山顶祭祀祈祷，白天在屏风后面唱歌作乐。
与今日全球化的标志——互联网不同，那个时代，航海是构筑全球贸易路线、文化交流的主要途径。参与航海的人群也并不是些温文尔雅的文明人士，一批充满冒险精神的野蛮人士——海盗充当了资本世界的先驱，在1691年至1723年这段时间，被称之为30年的海盗们的“黄金时代”，成千上万的海盗活动在商业航线上，这个时代的结束以臭名昭著的海盗头子巴沙洛缪·罗伯茨的死为标志。
而在此之前，十六世纪中叶，大海盗王直也已经开启了他的航海贸易生涯，他由商转寇，从某种意义上造成了“倭乱”的持续，也从某种意义上彰显了彼时中国参与全球贸易的民间意愿。他的发迹与死亡，彰显了一个王朝的破局生机和最终没落。
“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寇”
明人郑若曾的《筹海图编》中是这样记载王直的：“王直，歙人也。少落魄，有任侠气。及壮，多智略，善施舆，以故人宗信之……”
王直曾与朋友一起商量去海外经商谋生，原因是“中国法度森严，动辄触禁，孰与海外乎逍遥哉？”后来王直去广东，造巨舰，运载着一些生丝和硝磺等，去日本、暹罗、西洋诸国，五六年的时间，王直就发了大财。
嘉靖十九年（1540年），王直与李光头、许栋等商人在宁波的双屿岛与佛郎机（葡萄牙）、倭人（日本）开展贸易。《明史》中说他们“踞宁波之双屿岛（今六横岛和佛渡岛）为之主”。
当时的双屿岛被中日历史学家称为“16世纪的上海”，全球的商品、财富在这里交换、中转、集散，来自日本、西班牙的白银通过这里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国，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等由这里进入世界。这里很像香港—一个世界自由贸易区。
1524—1547年，这个经济特区、自由贸易港迅速发展起来，葡萄牙人在上面建立了教堂、医院、市政厅等，岛上居民多达数千人，其中葡萄牙人占一半，此外还有各国的商人。但明王朝实行海禁，禁止海上的自由贸易，朱元璋定的规矩是“片板不许入海”。双屿岛，在朝廷的眼里便是“倭寇”盘踞之地。不久，朝廷来剿，从此这个“16世纪的上海”又成为了两个只有海浪拍打的默默无闻的小岛。王直侥幸逃脱，远走日本。
后来他占据了日本一个岛屿星布、名为“五岛”的地区（今日本九州西海岸外群岛，包括福江、久贺、奈留、若松和中通），自称“徽王”，又招来徐海、陈东、叶明等人为他的部将，他的侄子和养子是他的心腹。他还吸纳了几个日本人为他的下属，日本史料中称他为“五峰船主”，周围三十六岛都归附于他。
这时的王直还没有想做强盗，他给中国官府捎信说：他愿意率领自己的人马帮助官府扫清海盗，条件就是开放海禁，允许贸易，他愿意做一个管理贸易的小官。
但明王朝不这样想，官府没有答应王直开市贸易的条件，帮助肃清海盗可以，为此奖给王直100石大米。这奖励对于富可敌国的王直来说，简直就是讽刺。王直大忿，将这些大米全都扔进海里。由此他对在明王朝的统治下能否作商人产生了怀疑。后来他不顾禁令，驾船在舟山群岛附近的岛屿停泊做贸易，遭到明朝官军的围剿，王直靠发射火箭侥幸突围。从此王直绝了走私经商的念头，由此走上了劫掠财物、攻城杀人的强盗之路。
当时，中国东南沿海已经进入了世界商贸圈，既然这些人依靠海洋贸易为生，那么海禁就等于不允许农民种地，不允许牧民放牧，等于剥夺了他们生存的基础，他们只能铤而走险，违法经营，武装走私，武装走私做不成，那只好上岸以劫掠烧杀为生。
于是中国沿海一带商人转为“倭寇”也就很自然了。在明代，一些明白人早就看出了这一点。《虔台倭纂》载：寇与商同是人，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寇……禁愈严而寇愈盛。
“全球化”的终结
在明朝之前的宋元朝代，中国东南沿海已经经历了方兴未艾的海洋贸易时代，一个围绕着中国渤海、黄海、东海和南中国海的商贸圈已经形成，而通向印度、非洲的远洋航线也已经形成，中国人生产的丝绸、茶叶、瓷器等是当时最受欢迎的商品。东南沿海的居民已经成了依靠海洋贸易为生的一群人。
在明初的高压下，与番通商、贸易发财的冲动被压抑了，那些迎风远航的中国帆船不见了。但是贸易、赚钱、利润一经发现，就无法阻挡，人们甘愿铤而走险。何况越是禁止，中国货就越缺，价格就越高，走私的诱惑就越大。
为什么到了明中叶的嘉靖年间，倭乱最盛？一个原因是明初，中国海上还看不到西方殖民者，中国人的贸易对象还是东亚、东南亚、西亚一些国家。朱元璋1368年做了皇帝，哥伦布1492年才登上美洲大陆，这中间差了100多年。但到了明中叶嘉靖皇帝（1522年）时，西方殖民者葡萄牙人已经占据了马六甲海峡、菲律宾等地，荷兰人接着也到了。1517年，开始有葡萄牙人在澳门定居。外国人已经开始出现在中国海，找上门来和中国人做生意了。王直在宁波附近的双屿岛制造的“16世纪的上海”就是一个例证。
明朝的皇帝不知何谓“全球化”，虽然有永乐年间郑和七下南洋的壮举，但那已经过去了近百年了，而且彼时下南洋的主题也并不是为了商业贸易。
明朝与前面宋元两朝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对农业的重视和对商业的排斥。本来中国文明的主体就是一种重农抑商的农耕文明，朱元璋更有许多重农抑商的名言，他经常用本末二字指称农和商。他常说“一夫不耕，民有受饥者；一女不织，民有受寒者”，这里哪有商的位置。
商业精神是海洋文明的重要体现，中国虽然也有“靠海吃海”的说法，但那不过是为了获取海洋的“渔盐之利、舟楫之便”所形成的生产和生活方式。那种以海为田、耕海牧渔的生产和生活，本质上还是农耕文明，从事这种活动的渔民还是农民，从事这种活动的濒海民族还是农业民族。所以东北、华北、华中的几个省，虽然濒海，但是这里不曾产生海洋文明。他们有航海史，但没有海洋文明史。
明朝的统治者不仅不能理解下南洋，不能理解南中国海，就是像王直这样的在家门口的贸易他们也必须彻底消灭而后快。
商业的本质在于资本的自由流动，这种流动与中国王朝的传统权力秩序是相违背的，王朝统治者们对待这种隐藏的危患只有两种方法：镇压和招安。
博尔赫斯在其《恶棍列传》小说集中，曾写过一篇《女海盗金寡妇》的故事。在故事的结尾，金寡妇得到了政府的收编，晚年从事鸦片走私。她不再叫金寡妇了，起了另一个名字，叫“慧光”。
文章的最后写道：从那天起（一位历史学家写道），船舶重新得到太平。五湖四海成了安全的通途。农民们卖掉刀剑，换来耕牛种地。他们在山顶祭祀祈祷，白天在屏风后面唱歌作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