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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20世纪，二胡的各个方面可谓是取得长足地进步和飞跃地发展。本文通过划分为建国前、建国初期至文革初、文革期间、文革后这四个历史时期，分别阐述了这四个时期二胡曲的创作背景、创作特征、艺术特色、代表人物等，从而展现了二胡艺术的飞跃发展和未来美好的前景。
关键词：20世纪；二胡创作；风格；继承；发展；创新
说来倒也惭愧，我自幼喜欢音乐，从小学习多种器乐，但经常是按兴趣行事，只有三分钟热度，学到一点皮毛，便又喜新厌旧。后来上了初中开始学习二胡，虽然初衷只是把其当做业余爱好来学习，但是学到一定程度，越发喜爱起来，加上老师的大力支持，于是开始把其当做专业来学习。也多亏了二胡，才让我如愿的考进了心仪的大学。虽然不是从小专业学习二胡的科班出身，但我对二胡的发展和近况自认为还是关注和了解的。看着这些年来，二胡发展的突飞猛进，心里满是欣喜，回想二胡一路走来的历程，心中不禁充满了感慨。
早在明清时期，随着戏曲艺术的蓬勃发展，胡琴类乐器及其拉弦乐特有的委婉如歌的演奏特色，在戏曲伴奏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但在20世纪之前，二胡一直处于低下的地位，仅仅只是给戏曲说唱伴奏，许多民间艺人更是由于生活贫困、地位低下而遭人歧视。尽管如此，在20世纪初期，二胡艺术在各个方面的发展还是有了质的飞跃。
二胡艺术发展的第二个时期是在新中国建立后的五六十年代。由于新中国的成立，党和政府十分重视民族音乐，采取了一些列保护和发展的措施，为二胡的创作和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和精神基础，使得二胡获得了较为繁荣的发展。二胡总体的发展情况是：新作品的数量较多，公开出版的各类二胡曲有100多首。许多二胡演奏家结合自身演奏，在创作中进行了较为广泛的民族化、大众化的探索。如果说建国前的二胡曲创作多以作者自己感怀、调子低沉的方式出现，那么这一时期作品的最大特征就是转向对新时代、新生活的歌颂。这一时期社会稳定、经济腾飞，演奏家、作曲家有一种歌颂祖国、讴歌生活、赞美自然的创作冲动，广大音乐爱好者迸发出为新中国放声歌唱的高涨热情。
当时在阿炳和刘天华他们的直接培育或是积极影响下，造就了一批从事二胡艺术的人才，他们成长于三四十年代，在五六十年代成为了推进二胡事业发展的中坚力量。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有陈振铎、储师竹、蒋风之、刘北茂、陆修棠、张韶、陈朝儒等人。他们直接或间接的承袭了先辈们的优良传统，不仅在二胡的演奏和创作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而且还在二胡的教学上做出了许多有益地探索，培养了一些后起之秀。在此提及两位颇具风格的代表人物，一位是南派的代表人物陆修棠，昆山人，会唱昆曲。他早年在上海国立音专，在进修声乐的同时，研习刘天华及二胡技艺。他推崇刘天华，经常演出刘氏创作的二胡曲，演奏风格细腻精巧，表现深刻内在，尤以处女作《怀乡行》最著。此曲为A-B-A的三段体，采用江南民间曲牌《梵五宫》的声韵情调发展创作。这是一首描写游子思归情怀的抒情作品，乐曲以深沉委婉的旋律，描绘了作者在他乡作客，对故乡美丽田园的怀念之情。
另外一位则是北派的代表人物——蒋风之，江苏宜兴人。他继承传统，苦心孤诣，在二胡表演艺术上形成了以古朴典雅、深邃内涵而著称的独特风格。所演奏的二胡曲《汉宫秋月》，把封建时代宫女内心的情感活动，刻画得维妙维肖，堪称一绝。蒋风之先生在二胡艺术上深得刘天华先生的真传，但又不拘泥于师承，而是独具匠心，在艺术上博采众长，兼容广蓄。蒋风之编著出版的《二胡曲八首》一书，收藏了他根据古曲、丝竹曲、民间乐曲而改编、整理的《汉宫秋月》、《熏风曲》、《花欢乐》、《云庆》、《三宝佛》等作品。不仅如此，他吸收戏曲和曲艺中微妙的音腔和声韵，用以丰富二胡的表现力，又巧妙的吸收琵琶和古琴的吟、揉、推、拉等手法，融入到二胡的技巧中，形成了自己古朴典雅、深邃细致、内在含蓄的“蒋派”风格。他对二胡艺术的影响也是不言而喻的。
接着二胡的创作进入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十年。由于当时受“重洋轻中”，过份强调音乐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等思想倾向的影响以及政治上的束缚，使得作曲家的艺术创作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创作数量较前段时期大幅度减少。这段时期作品的题材和内容与文革前的作品相比并没有新的突破，而是更趋同一、单调，作品内容政治性较强，以歌颂性主题为主，较为突出普通民众高兴、喜悦等表面化的情绪，而内容深刻、抒发个人内心情感的作品较少。进入七十年代以后，随着政治形势的好转和歌曲创作的逐步复苏，在一些民族乐器演奏家和作曲家的艰苦努力下，民族器乐创作也逐渐从萧条中挣脱出来，产生了一些有一定价值的作品。这一时期作品主要包括顾武祥、孟津津的《喜送公粮》，杨慧林、许讲得《喜唱丰收》，王国潼改编的《翻身歌》，王国潼、李秀琪的《奔驰在千里草原》、刘长福的《草原新牧民》，这一时期比较出色且对后期影响较大的应当属王国潼大师。
王国潼师承民族音乐家刘天华的直传弟子陈振铎、蒋风之等人。1960年以优异成绩提前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并留校任教。王国潼的二胡艺术早在20世纪60年代已蜚声乐坛，以创新的技巧成功演奏了《三门峡畅想曲》、《豫北叙事曲》，被誉为“开拓了二胡演奏的新风格”，“二胡演奏划时代的里程碑”。在长期的二胡艺术实践中，他不仅为国内外培育了一批优秀的二胡演奏人才，同时博采众长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其演奏技巧娴熟精湛，意境深邃动人，感情深沉真挚，表演朴实严谨。王国潼在这一时期创作的《奔驰在千里草原》是一首描绘草原新牧民生活情境的二胡齐奏曲。全曲由引子和一、二、三段四部分组成，乐曲借鉴并吸收了蒙古民歌和马头琴音乐的一些旋律和技巧，生动描绘了广大牧民对社会主义新草原无比热爱的感情及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和向往。
纵观这一时期的二胡创作，虽然一些作品在技巧上、技法上的运用和音乐风格的表现方面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是许多作品还是带有十分具体的标题且政治色彩很浓，音乐在题材上大多局限于歌颂性，注重描摹和叙事。但是值得提出的是，文革后一些音乐艺术院校已恢复了正常的招生制度，为今后二胡的教学与创作取得进一步地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准备。
在“文革”结束后，二胡曲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一时期的二胡作品体裁新颖、风格多样，较多的专业作曲家参与了二胡曲的创作，他们在创作的过程中，进一步吸收和借鉴西方现代作曲技法，形成了二胡曲创作领域的全新局面。二胡曲创作开始进入一种专业性较强且具有广泛实验性和探索性的新阶段。与之前时期的创作相比，从思想观念到创作技法上，更加多元化，作品的面貌更加百花齐放。越来越多的一系列活动有力促进了二胡事业的发展，从而形成了再一次的飞跃发展。这一时期创作的曲目有张式业改编的《一枝花》、关铭的《蓝花花叙事曲》、曾加庆的《正气歌》、马熙林和朱昌耀的《江南春色》、陈耀星的《陕北抒怀》和《山村小曲》、陈军的《椰岛风情》、王建民的《第一二胡狂想曲》等佳作。
这一时期的创作特点还表现在一些较大型的二胡协奏曲作品的产生，从这些二胡曲中可以看出二胡具备驾驭大型艺术体裁的能力。这些二胡协奏曲大多从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积淀中寻找题材，但是也有一部分作品以现实生活中人们的真实感受为内容，绝大多数都是标题性的作品，但是在对标题性音乐的理解和运用上摆脱了以往简单、幼稚的作法，在内容、表现手法上都有了新的开拓和发展。这一时期因为在各高等院校的本科和附中及一些师范院校音乐系乃至省、地级艺术学校，都开设了二胡演奏课程，从练习曲到乐曲的教学逐步规范，为学习者打下扎实的基本功创造了条件。80年代以来，经过严格和刻苦的训练，我国的二胡艺术涌现了一批中流砥柱式的人物，为二胡艺术的发展起到了进一步的推进作用。如余其伟、宋飞、刘长福、朱昌耀、赵寒阳、陈耀星、陈军等。这一时期我个人比较喜爱的演奏家和教育家当推宋飞。宋飞，精通胡琴、古琴、琵琶等多达13种弦乐器，被誉为“民乐皇后”。宋飞7岁开始受其父宋国生的启蒙教育，从小习琴，多次在国内国际比赛中收获奖项。后来多年出访世界各地，特别是作为中国音乐家的代表，在美国卡内基、奥地利维也纳金色大厅等著名音乐厅演奏中国音乐，演出获得了极大的成功。20世纪90年代，宋飞还经常在中国的各个高等院校演出，进行中国民乐的普及工作。在一次返场中，宋飞用二胡演奏了柯萨科夫的《野蜂飞舞》，令西方观众倍感惊喜。1999年，宋飞在演出生涯如日中天的时候，突然选择了教书育人的职业。她说，这既是受父亲为人师表的影响，更是对民乐人才青出于蓝的期望。宋飞说她愿意在生理和心理都处于巅峰的状态下，与更多、更年轻的生命一起发掘民族音乐独树一方的生命力。她善于吸取古典的﹑民间的﹑西洋的音乐营养，对各家各派的精粹勤于钻研。她的演奏刻意于作品的意、情、趣，听起来自然流畅、挥洒、自如，与人们的心灵那样的贴近、那样的融通、那样的感人至深。
回首二胡在20世纪命运的改变，我们会发现今日的洋洋大观与20世纪初之凋敝相比，一个巨大的时代落差就十分显豁地悬挂在我们面前。如今二胡在制作上更为精致，音响更加纯净，而且由于作曲家和演奏家的共同努力，大量新曲目不但拓宽了二胡的表现范围，也极大的丰富了二胡的演奏技巧和表现力。创作永远是二胡艺术发展的第一动力，如果没有大批经典曲目作为支撑自己强大的“软件”系统，二胡艺术当然不能取得今天这样高的成就。当然二胡在今后的道路上要继续发展，要生存就不能固守原有的程式和套路，要去了解、研究当代社会和人们的审美需求和审美心理，在创作观念和音乐语言风格上都要有所革新和突破。对于现代将二胡“小提琴化”的现象，何昌林先生有一段话说的很是中肯：“进年来，我听过许多次‘帕卡尼尼式’的二胡演奏，但没有一次使我深深感动，……写到这里想起毕加索对张大千开的一个玩笑：张大千去办自己的‘新潮’作品展，特邀毕加索去莅临指教。毕加索绕厅一周，扭头就走，张大千急忙拦住他，恳请他为自己的作品提一些意见。毕加索说：‘墙上这些作品哪些是你张大千画的？我发现这些全是我毕加索画的！’说完匆匆就走，茫然中的张大千，受到了极大的震动，突然领悟到了‘自我’的价值，认识到张大千‘化’毕加索或是毕加索‘化’张大千，则断然不可！此理同样适用于二胡与小提琴，二胡‘化’小提琴或是小提琴‘化’二胡，不仅是贻笑大方，而且是自取灭亡！”所以在二胡艺术继承、发展、创新的同时，一方面要保持二胡个性之美的独特气质，也要敢于吸收、借鉴世界音乐艺术，正确处理继续民族传统和借鉴外国技巧的关系。继承和借鉴有机结合，不可偏废任何一方。
尽管在当代二胡的创作中还有一个比较普遍的问题——民俗性、色彩性的题材多，而表现社会哲理性主题，抒发人生感悟，有深度、有思考分量的作品还太少，这确实是现代二胡创作的一个薄弱之处。虽然我们需要展现民间音乐的独特魅力，歌唱日常生活和大自然的细腻情感的作品，但是我们也需要一些内涵深邃、发人深省、给人启迪的作品。我相信，只要不断地总结二胡曲的创作经验，努力学习民族民间音乐、戏曲中国传统音乐的精华，同时也借鉴国外优秀的创作技法，不断探索，大胆创新，同时用心去感受、去体悟生活，尽心尽力的用二胡曲的热情讴歌生活、深刻表现，让二胡作品有更丰富的精神内涵。我始终相信并期待二胡创作一定会迈进新的发展阶段，二胡的发展前景一定会越来越好。
参考文献：
[1]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0：371.
[2]林俊卿.二胡乐曲的传统与创新[J].民族音乐研究.
[3]冯光钰，黄钟.20世纪的中国二胡艺术[J].1998，（1）.
[4]袁静芳.民族器乐[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5]冯丽梅.中国现代二胡曲创作概观[J].民族音乐研究，
[6]居其宏.新中国音乐史[M].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02.
[7]梁茂春.中国当代音乐[M].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4：83.
关键词：20世纪；二胡创作；风格；继承；发展；创新
说来倒也惭愧，我自幼喜欢音乐，从小学习多种器乐，但经常是按兴趣行事，只有三分钟热度，学到一点皮毛，便又喜新厌旧。后来上了初中开始学习二胡，虽然初衷只是把其当做业余爱好来学习，但是学到一定程度，越发喜爱起来，加上老师的大力支持，于是开始把其当做专业来学习。也多亏了二胡，才让我如愿的考进了心仪的大学。虽然不是从小专业学习二胡的科班出身，但我对二胡的发展和近况自认为还是关注和了解的。看着这些年来，二胡发展的突飞猛进，心里满是欣喜，回想二胡一路走来的历程，心中不禁充满了感慨。
早在明清时期，随着戏曲艺术的蓬勃发展，胡琴类乐器及其拉弦乐特有的委婉如歌的演奏特色，在戏曲伴奏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但在20世纪之前，二胡一直处于低下的地位，仅仅只是给戏曲说唱伴奏，许多民间艺人更是由于生活贫困、地位低下而遭人歧视。尽管如此，在20世纪初期，二胡艺术在各个方面的发展还是有了质的飞跃。
二胡艺术发展的第二个时期是在新中国建立后的五六十年代。由于新中国的成立，党和政府十分重视民族音乐，采取了一些列保护和发展的措施，为二胡的创作和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和精神基础，使得二胡获得了较为繁荣的发展。二胡总体的发展情况是：新作品的数量较多，公开出版的各类二胡曲有100多首。许多二胡演奏家结合自身演奏，在创作中进行了较为广泛的民族化、大众化的探索。如果说建国前的二胡曲创作多以作者自己感怀、调子低沉的方式出现，那么这一时期作品的最大特征就是转向对新时代、新生活的歌颂。这一时期社会稳定、经济腾飞，演奏家、作曲家有一种歌颂祖国、讴歌生活、赞美自然的创作冲动，广大音乐爱好者迸发出为新中国放声歌唱的高涨热情。
当时在阿炳和刘天华他们的直接培育或是积极影响下，造就了一批从事二胡艺术的人才，他们成长于三四十年代，在五六十年代成为了推进二胡事业发展的中坚力量。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有陈振铎、储师竹、蒋风之、刘北茂、陆修棠、张韶、陈朝儒等人。他们直接或间接的承袭了先辈们的优良传统，不仅在二胡的演奏和创作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而且还在二胡的教学上做出了许多有益地探索，培养了一些后起之秀。在此提及两位颇具风格的代表人物，一位是南派的代表人物陆修棠，昆山人，会唱昆曲。他早年在上海国立音专，在进修声乐的同时，研习刘天华及二胡技艺。他推崇刘天华，经常演出刘氏创作的二胡曲，演奏风格细腻精巧，表现深刻内在，尤以处女作《怀乡行》最著。此曲为A-B-A的三段体，采用江南民间曲牌《梵五宫》的声韵情调发展创作。这是一首描写游子思归情怀的抒情作品，乐曲以深沉委婉的旋律，描绘了作者在他乡作客，对故乡美丽田园的怀念之情。
另外一位则是北派的代表人物——蒋风之，江苏宜兴人。他继承传统，苦心孤诣，在二胡表演艺术上形成了以古朴典雅、深邃内涵而著称的独特风格。所演奏的二胡曲《汉宫秋月》，把封建时代宫女内心的情感活动，刻画得维妙维肖，堪称一绝。蒋风之先生在二胡艺术上深得刘天华先生的真传，但又不拘泥于师承，而是独具匠心，在艺术上博采众长，兼容广蓄。蒋风之编著出版的《二胡曲八首》一书，收藏了他根据古曲、丝竹曲、民间乐曲而改编、整理的《汉宫秋月》、《熏风曲》、《花欢乐》、《云庆》、《三宝佛》等作品。不仅如此，他吸收戏曲和曲艺中微妙的音腔和声韵，用以丰富二胡的表现力，又巧妙的吸收琵琶和古琴的吟、揉、推、拉等手法，融入到二胡的技巧中，形成了自己古朴典雅、深邃细致、内在含蓄的“蒋派”风格。他对二胡艺术的影响也是不言而喻的。
接着二胡的创作进入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十年。由于当时受“重洋轻中”，过份强调音乐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等思想倾向的影响以及政治上的束缚，使得作曲家的艺术创作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创作数量较前段时期大幅度减少。这段时期作品的题材和内容与文革前的作品相比并没有新的突破，而是更趋同一、单调，作品内容政治性较强，以歌颂性主题为主，较为突出普通民众高兴、喜悦等表面化的情绪，而内容深刻、抒发个人内心情感的作品较少。进入七十年代以后，随着政治形势的好转和歌曲创作的逐步复苏，在一些民族乐器演奏家和作曲家的艰苦努力下，民族器乐创作也逐渐从萧条中挣脱出来，产生了一些有一定价值的作品。这一时期作品主要包括顾武祥、孟津津的《喜送公粮》，杨慧林、许讲得《喜唱丰收》，王国潼改编的《翻身歌》，王国潼、李秀琪的《奔驰在千里草原》、刘长福的《草原新牧民》，这一时期比较出色且对后期影响较大的应当属王国潼大师。
王国潼师承民族音乐家刘天华的直传弟子陈振铎、蒋风之等人。1960年以优异成绩提前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并留校任教。王国潼的二胡艺术早在20世纪60年代已蜚声乐坛，以创新的技巧成功演奏了《三门峡畅想曲》、《豫北叙事曲》，被誉为“开拓了二胡演奏的新风格”，“二胡演奏划时代的里程碑”。在长期的二胡艺术实践中，他不仅为国内外培育了一批优秀的二胡演奏人才，同时博采众长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其演奏技巧娴熟精湛，意境深邃动人，感情深沉真挚，表演朴实严谨。王国潼在这一时期创作的《奔驰在千里草原》是一首描绘草原新牧民生活情境的二胡齐奏曲。全曲由引子和一、二、三段四部分组成，乐曲借鉴并吸收了蒙古民歌和马头琴音乐的一些旋律和技巧，生动描绘了广大牧民对社会主义新草原无比热爱的感情及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和向往。
纵观这一时期的二胡创作，虽然一些作品在技巧上、技法上的运用和音乐风格的表现方面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是许多作品还是带有十分具体的标题且政治色彩很浓，音乐在题材上大多局限于歌颂性，注重描摹和叙事。但是值得提出的是，文革后一些音乐艺术院校已恢复了正常的招生制度，为今后二胡的教学与创作取得进一步地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准备。
在“文革”结束后，二胡曲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一时期的二胡作品体裁新颖、风格多样，较多的专业作曲家参与了二胡曲的创作，他们在创作的过程中，进一步吸收和借鉴西方现代作曲技法，形成了二胡曲创作领域的全新局面。二胡曲创作开始进入一种专业性较强且具有广泛实验性和探索性的新阶段。与之前时期的创作相比，从思想观念到创作技法上，更加多元化，作品的面貌更加百花齐放。越来越多的一系列活动有力促进了二胡事业的发展，从而形成了再一次的飞跃发展。这一时期创作的曲目有张式业改编的《一枝花》、关铭的《蓝花花叙事曲》、曾加庆的《正气歌》、马熙林和朱昌耀的《江南春色》、陈耀星的《陕北抒怀》和《山村小曲》、陈军的《椰岛风情》、王建民的《第一二胡狂想曲》等佳作。
这一时期的创作特点还表现在一些较大型的二胡协奏曲作品的产生，从这些二胡曲中可以看出二胡具备驾驭大型艺术体裁的能力。这些二胡协奏曲大多从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积淀中寻找题材，但是也有一部分作品以现实生活中人们的真实感受为内容，绝大多数都是标题性的作品，但是在对标题性音乐的理解和运用上摆脱了以往简单、幼稚的作法，在内容、表现手法上都有了新的开拓和发展。这一时期因为在各高等院校的本科和附中及一些师范院校音乐系乃至省、地级艺术学校，都开设了二胡演奏课程，从练习曲到乐曲的教学逐步规范，为学习者打下扎实的基本功创造了条件。80年代以来，经过严格和刻苦的训练，我国的二胡艺术涌现了一批中流砥柱式的人物，为二胡艺术的发展起到了进一步的推进作用。如余其伟、宋飞、刘长福、朱昌耀、赵寒阳、陈耀星、陈军等。这一时期我个人比较喜爱的演奏家和教育家当推宋飞。宋飞，精通胡琴、古琴、琵琶等多达13种弦乐器，被誉为“民乐皇后”。宋飞7岁开始受其父宋国生的启蒙教育，从小习琴，多次在国内国际比赛中收获奖项。后来多年出访世界各地，特别是作为中国音乐家的代表，在美国卡内基、奥地利维也纳金色大厅等著名音乐厅演奏中国音乐，演出获得了极大的成功。20世纪90年代，宋飞还经常在中国的各个高等院校演出，进行中国民乐的普及工作。在一次返场中，宋飞用二胡演奏了柯萨科夫的《野蜂飞舞》，令西方观众倍感惊喜。1999年，宋飞在演出生涯如日中天的时候，突然选择了教书育人的职业。她说，这既是受父亲为人师表的影响，更是对民乐人才青出于蓝的期望。宋飞说她愿意在生理和心理都处于巅峰的状态下，与更多、更年轻的生命一起发掘民族音乐独树一方的生命力。她善于吸取古典的﹑民间的﹑西洋的音乐营养，对各家各派的精粹勤于钻研。她的演奏刻意于作品的意、情、趣，听起来自然流畅、挥洒、自如，与人们的心灵那样的贴近、那样的融通、那样的感人至深。
回首二胡在20世纪命运的改变，我们会发现今日的洋洋大观与20世纪初之凋敝相比，一个巨大的时代落差就十分显豁地悬挂在我们面前。如今二胡在制作上更为精致，音响更加纯净，而且由于作曲家和演奏家的共同努力，大量新曲目不但拓宽了二胡的表现范围，也极大的丰富了二胡的演奏技巧和表现力。创作永远是二胡艺术发展的第一动力，如果没有大批经典曲目作为支撑自己强大的“软件”系统，二胡艺术当然不能取得今天这样高的成就。当然二胡在今后的道路上要继续发展，要生存就不能固守原有的程式和套路，要去了解、研究当代社会和人们的审美需求和审美心理，在创作观念和音乐语言风格上都要有所革新和突破。对于现代将二胡“小提琴化”的现象，何昌林先生有一段话说的很是中肯：“进年来，我听过许多次‘帕卡尼尼式’的二胡演奏，但没有一次使我深深感动，……写到这里想起毕加索对张大千开的一个玩笑：张大千去办自己的‘新潮’作品展，特邀毕加索去莅临指教。毕加索绕厅一周，扭头就走，张大千急忙拦住他，恳请他为自己的作品提一些意见。毕加索说：‘墙上这些作品哪些是你张大千画的？我发现这些全是我毕加索画的！’说完匆匆就走，茫然中的张大千，受到了极大的震动，突然领悟到了‘自我’的价值，认识到张大千‘化’毕加索或是毕加索‘化’张大千，则断然不可！此理同样适用于二胡与小提琴，二胡‘化’小提琴或是小提琴‘化’二胡，不仅是贻笑大方，而且是自取灭亡！”所以在二胡艺术继承、发展、创新的同时，一方面要保持二胡个性之美的独特气质，也要敢于吸收、借鉴世界音乐艺术，正确处理继续民族传统和借鉴外国技巧的关系。继承和借鉴有机结合，不可偏废任何一方。
尽管在当代二胡的创作中还有一个比较普遍的问题——民俗性、色彩性的题材多，而表现社会哲理性主题，抒发人生感悟，有深度、有思考分量的作品还太少，这确实是现代二胡创作的一个薄弱之处。虽然我们需要展现民间音乐的独特魅力，歌唱日常生活和大自然的细腻情感的作品，但是我们也需要一些内涵深邃、发人深省、给人启迪的作品。我相信，只要不断地总结二胡曲的创作经验，努力学习民族民间音乐、戏曲中国传统音乐的精华，同时也借鉴国外优秀的创作技法，不断探索，大胆创新，同时用心去感受、去体悟生活，尽心尽力的用二胡曲的热情讴歌生活、深刻表现，让二胡作品有更丰富的精神内涵。我始终相信并期待二胡创作一定会迈进新的发展阶段，二胡的发展前景一定会越来越好。
参考文献：
[1]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0：371.
[2]林俊卿.二胡乐曲的传统与创新[J].民族音乐研究.
[3]冯光钰，黄钟.20世纪的中国二胡艺术[J].1998，（1）.
[4]袁静芳.民族器乐[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5]冯丽梅.中国现代二胡曲创作概观[J].民族音乐研究，
[6]居其宏.新中国音乐史[M].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02.
[7]梁茂春.中国当代音乐[M].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4：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