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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九年，享誉国际文学理论与比较文学界的《新文学史》杂志迎来四十周年华诞。享有“《新文学史》之父”美誉的拉尔夫·科恩（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英国皇家学术院通讯院士）已年逾期颐，就此辞去主编一职，《新文学史》进入了“后科恩”时代。身为《新文学史》掌门人，科恩数十载苦心经营，求变维新，兼收并蓄，致力于推动学科间的借鉴与交流，引介大西洋彼岸的理论思潮传入北美，扶植了众多日后蜚声学界的理论家。为彰其功绩，《新文学史》特邀佳亚特里·斯皮瓦克、海登·怀特、海伦娜·西苏等资深作者和学界名流撰写纪念文章，出版了“致敬科恩”专刊。所辑文章评述了科恩及《新文学史》的学术贡献，读者借此可概览美国文学理论和文学史研究四十年之流变。科恩本人亦撰写长文——《〈新文学史〉的历史》，回顾了《新文学史》四十年办刊史中所历之重大变革与事件。
透过《新文学史》四十年发展历程，我们大约可以窥见美国文学理论研究所经历的思想更新和观念嬗替。下文以这期专刊为主要文献，以《新文学史》的发展历程为主要线索，考察美国文学理论界如何穿越学科间的疆域，逐渐走向包容与开放，把文学理论研究推上了跨学科、跨文化对话的研究阶段。
拉尔夫·科恩和《新文学史》
《新文学史》与《批评探索》齐名，二刊并为文学理论刊物界之翘楚，对于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的文学理论批评的嬗变，影响颇深、举足轻重。《剑桥英国文学书目》主编弗雷迪·贝特森认为文学批评类刊物的寿命大致十年，而《新文学史》自创刊至今，久立潮头不衰，已然跳出了这个生命周期律，堪称学术刊物史上的神话。作为神话的创造者，拉尔夫·科恩自然居功至伟。
对于科恩，弗吉尼亚大学校长约翰·卡斯廷做如下评价：“拉尔夫·科恩任《新文学史》主编一职四十年，堪称任期最长的主编。这不仅证明科恩事业之执著、体格之健魄、学术之笃厚，又证明其思想需不断评估更新这一见识之睿智。”对于“新文学史”刊名之涵义，卡斯廷认为科恩意在强调文学批评理论之内涵与风尚总是变动不居的。正是得益于推陈出新之理念，科恩与《新文学史》经受了岁月之磨洗，保持了旺盛的理论活力。我们先且回顾一下《新文学史》的创刊背景。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经弗吉尼亚大学欧文·欧伦佩莱斯和马丁·巴特斯廷教授引荐，科恩离开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就聘于弗吉尼亚大学英文系。这是因为弗吉尼亚大学校长埃德加·夏伦同意科恩创办一份文学理论刊物。《新文学史》终于一九六九年正式起航。关于创刊的缘起，科恩后来回忆：
我本人虽已在众多学术刊物上发表文章，但仍感需要一份刊物，把文学研究与历史等相关学科相联系。具体而言，需将文学与艺术、哲学、人类学等学科加以联系。我以为，此刊物最需要表达不同观点的文章，因而，所刊登的文章必须符合此要求。对于论据、阐释和历史理论等的性质持不同观点的作者，至少可以存互相包容之心。因此，我所期待的是一份给人以教益的刊物，将文学研究与历史、理论和创造性阐释联系起来。
《新文学史》创刊，正值新批评如日中天、如火如荼之际。夏伦校长就曾求学于新批评研究之重镇——耶鲁大学，因此他对《新文学史》的支持自然有所保留。之前，科恩于洛杉矶分校供职期间也曾提议创办新刊，却遭校方拒绝。科恩所遇困阻，于此可见一斑。新批评派以细读的方法分析作品结构，此法被学界奉为圭臬，成一时之潮流。科恩不为时论所障，主张文学研究应打破封闭自足的结构，积极引入历史、艺术、哲学、人类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和理论视角，甚至从自然科学中获得某种观念的启发和更新。一言以蔽之，将文学研究置于多学科的多维视角中加以重新审视，为僵化淤滞的文学研究机体注入新鲜血液，拓展文学研究的疆域。另一方面，科恩主张学者即便观点相左，彼此之间也应相互包容，平等对话。为了秉持这一原则，《新文学史》“采取措施，确保对不同方法的分析成为理论和阐释的核心内容”，结果，来自不同理论背景、观点针锋相对的学者能够在《新文学史》上同台亮相，各自言说，平等交流与对话。对于《新文学史》的独特性和包容性，我们不妨从创刊号中涉及稿件录用要求的文字中体会一二：
《新文学史》作为一份理论和阐释的刊物欢迎以下三类文章：（一）有关文学理论的文章（涉及文学演变原因之类的论题），文学时期的划分，这种划分在阐释、风格、规则、文类的演变等方面的运用，以上各方面的相互关系及与各自流行的时代的关系，各个民族文学史之间的关联，文学史评价的场域等等；（二）来自其他学科的文章，有助于阐释和界定文学史领域的问题；（三）有关大学文学史课程的逻辑与功能的文章。我们欢迎上述研究领域的学者踊跃投稿。虽然我们重点关注英美文学，但稿件未必用英文撰写。
第一类文章强调一种历时或历史的理论视角，而非静态或共时的视角；第二类文章则突出一种跨学科的视角；第三类则把文学课程的教学也纳入研究视野。最后，写作语言的包容性则跨越了语言和文化疆界，吸引非英语学者也辐辏于《新文学史》周围。
在《新文学史》问世前，文学研究受到科学实证主义思潮之浸漫，雷内·韦勒克与奥斯汀·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一书，即是明证。二人认为文学研究之要义，在于揭示文学作品的规范结构，此观点当时统摄着人们的思想。《新文学史》力图冲破结构之樊篱，开文学研究之新风气。众多理论和批评刊物随之纷纷涌现，学者们在学术会议中激辩争鸣，对实证主义的文学研究提出挑战和质疑。由此，有关新批评和严格分类的研究方法日渐式微，渐成明日黄花。《新文学史》的理论取向在美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的观点中得到了支持。在《政治无意识》一书中，詹姆逊提出了“始终历史化”的思想和方法, 即始终将文学或文化现象置于广阔的历史语境中来考察和批判。这无疑也是对形式—结构主义批评的“文本化”方法的某种反拨和超越。
《新文学史》与文学的跨学科研究
关于《新文学史》的跨学科特征，很多学者都颇有感悟。卡斯廷指出：“读者翻阅刊物时也会发现众多学科的多样性特征。《新文学史》不仅刊登文学理论家和批评家的著述，而且还有哲学家、历史学家、人类学家等，他们从不同的视角丰富了有关文学的讨论。”伊利诺伊大学从事美国文学研究的戈登·亨特更是列数了《新文学史》的作者所来自的众多学科门类，包括了哲学、人类学、精神分析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甚至化学工程这样的自然科学学科。这些学科背景各异的作者带来了文学或史学学者难以捕获的理论视角。
跨学科性首先表现在议题的设置、撰稿人或点评人的学科背景和刊登文章的内容等方面。《新文学史》第一期的主题为“文学史的问题”，撰稿人包括哲学家詹姆斯·卡梅隆、现象学家乔治·普莱、德国马克思主义学者罗伯特·韦曼。第二期的主题为“不同文学时期的研讨”，撰稿人包括艺术批评家E.H.贡布里希、H.W.延森、乔治·卡布勒、麦耶·夏皮罗，历史学家亨利·梅，哲学家弗朗西斯·斯帕肖特。二○○七年第三期出版了“生态文化”专辑，戴维·莫里斯（医学和英文教授、职业作家，曾任《新文学史》副主编）和伦纳德·戴维斯两位学者试图说明生物学与人文科学如何卓有成效地交叉互动。该期就以下主题展开了讨论：“关爱”，“新全球健康运动”，“维多利亚时代的幻想”，“文学对当今遗传政策有何帮助”。点评人阿瑟·克莱恩曼认为，利用生物学来振兴人文科学的研究，或者利用文化研究来反思生物学理论，就是要求生物文化在转变其两个母体研究领域方面扮演强有力的角色。如果说《新文学史》新创之时，接受其他学科学者的投稿是文学刊物的创新方法，目的是探索文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跨学科方法已成研究者的自觉意识，文学专业的教师结合其他学科的知识教授文学课程，已蔚然成风。
以上，我们从跨学科、跨文化和对话意识等方面梳理和总结了《新文学史》的成功之道。如果我们溯本求源、继续深入，或许可以更为抽象地描述《新文学史》的办刊原则。首先，《新文学史》兼收并蓄，非宗一门一派之学说。但无门无派，并非无特色可言，超越学派意识便是《新文学史》的区别性特色。科恩也曾立场鲜明地提到：“我从来不愿参与任何文学运动。一旦投入其中，你就不可避免地迷信运动所宣扬的论调……虽然周围的人都卷入了文学运动，我却没有。”故而，无论新历史主义抑或解构主义、形式批评抑或女性主义，都无法在《新文学史》上一呼百应、号令天下，《新文学史》容许众家学派别各抒己见，鼓励百家争鸣。由此可见，正是拥有超越学派的自觉意识和宽广视野，《新文学史》方能超越学科之樊篱与文化之疆界，实现观点和思想的对话交流，进而推陈出新。除此之外，合作意识亦是《新文学史》一贯之特色。科恩宣称当年之规划正是经营一份合作性刊物,诸派学者可同期就具体观点展开讨论、质疑和争鸣。他曾明文要求投稿人“意识到自己是学术界的一分子，应关注他人的观点”。合作意识是解读《新文学史》的另一重要视角，前文所述之三大特色亦可解读为学科间的合作、文化间的合作和学者间的合作。
《新文学史》四十年薪火相传，这是足以自豪的，但是判别一份刊物的价值，其长寿与否却不是至为关键的标准。根本而言，应是刊物在学术史或文化史上是否产生过较大影响，起到过进步作用。十九世纪欧美出现了众多“小杂志”，往往历时数年而已，犹如昙花一现。然而，流星般的“小杂志”在文学史中划过了耀眼的轨迹，它们往往能够发现默默无闻却颇有实力的作家，为先锋派试验性文学提供舞台，为作家、编辑和读者创造了发展兴趣和友谊的环境。以斯拉·庞德就曾通过“小杂志”推介了詹姆斯·乔伊斯的惊世之作《尤利西斯》。可见，历史上的“小杂志”虽与《新文学史》修短有别，但都推动了各自时代中文学的发展，在文学刊物史上都应得到积极的评价。
在文化全球化的当下，西风东渐，与国际接轨成为评价国内学术刊物水平的重要标准。我们欣喜地看到，国内外语类刊物勇于破旧立新，积极吸收国际同行的成功经验，不断提高办刊水平。尤其在国际合作方面，不少刊物通过聘请外籍学者进入编委会，刊登西方学者的论文等举措提高刊物的开放度，加强中西学术对话，提高办刊水平。近年，国际权威索引A
透过《新文学史》四十年发展历程，我们大约可以窥见美国文学理论研究所经历的思想更新和观念嬗替。下文以这期专刊为主要文献，以《新文学史》的发展历程为主要线索，考察美国文学理论界如何穿越学科间的疆域，逐渐走向包容与开放，把文学理论研究推上了跨学科、跨文化对话的研究阶段。
拉尔夫·科恩和《新文学史》
《新文学史》与《批评探索》齐名，二刊并为文学理论刊物界之翘楚，对于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的文学理论批评的嬗变，影响颇深、举足轻重。《剑桥英国文学书目》主编弗雷迪·贝特森认为文学批评类刊物的寿命大致十年，而《新文学史》自创刊至今，久立潮头不衰，已然跳出了这个生命周期律，堪称学术刊物史上的神话。作为神话的创造者，拉尔夫·科恩自然居功至伟。
对于科恩，弗吉尼亚大学校长约翰·卡斯廷做如下评价：“拉尔夫·科恩任《新文学史》主编一职四十年，堪称任期最长的主编。这不仅证明科恩事业之执著、体格之健魄、学术之笃厚，又证明其思想需不断评估更新这一见识之睿智。”对于“新文学史”刊名之涵义，卡斯廷认为科恩意在强调文学批评理论之内涵与风尚总是变动不居的。正是得益于推陈出新之理念，科恩与《新文学史》经受了岁月之磨洗，保持了旺盛的理论活力。我们先且回顾一下《新文学史》的创刊背景。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经弗吉尼亚大学欧文·欧伦佩莱斯和马丁·巴特斯廷教授引荐，科恩离开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就聘于弗吉尼亚大学英文系。这是因为弗吉尼亚大学校长埃德加·夏伦同意科恩创办一份文学理论刊物。《新文学史》终于一九六九年正式起航。关于创刊的缘起，科恩后来回忆：
我本人虽已在众多学术刊物上发表文章，但仍感需要一份刊物，把文学研究与历史等相关学科相联系。具体而言，需将文学与艺术、哲学、人类学等学科加以联系。我以为，此刊物最需要表达不同观点的文章，因而，所刊登的文章必须符合此要求。对于论据、阐释和历史理论等的性质持不同观点的作者，至少可以存互相包容之心。因此，我所期待的是一份给人以教益的刊物，将文学研究与历史、理论和创造性阐释联系起来。
《新文学史》创刊，正值新批评如日中天、如火如荼之际。夏伦校长就曾求学于新批评研究之重镇——耶鲁大学，因此他对《新文学史》的支持自然有所保留。之前，科恩于洛杉矶分校供职期间也曾提议创办新刊，却遭校方拒绝。科恩所遇困阻，于此可见一斑。新批评派以细读的方法分析作品结构，此法被学界奉为圭臬，成一时之潮流。科恩不为时论所障，主张文学研究应打破封闭自足的结构，积极引入历史、艺术、哲学、人类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和理论视角，甚至从自然科学中获得某种观念的启发和更新。一言以蔽之，将文学研究置于多学科的多维视角中加以重新审视，为僵化淤滞的文学研究机体注入新鲜血液，拓展文学研究的疆域。另一方面，科恩主张学者即便观点相左，彼此之间也应相互包容，平等对话。为了秉持这一原则，《新文学史》“采取措施，确保对不同方法的分析成为理论和阐释的核心内容”，结果，来自不同理论背景、观点针锋相对的学者能够在《新文学史》上同台亮相，各自言说，平等交流与对话。对于《新文学史》的独特性和包容性，我们不妨从创刊号中涉及稿件录用要求的文字中体会一二：
《新文学史》作为一份理论和阐释的刊物欢迎以下三类文章：（一）有关文学理论的文章（涉及文学演变原因之类的论题），文学时期的划分，这种划分在阐释、风格、规则、文类的演变等方面的运用，以上各方面的相互关系及与各自流行的时代的关系，各个民族文学史之间的关联，文学史评价的场域等等；（二）来自其他学科的文章，有助于阐释和界定文学史领域的问题；（三）有关大学文学史课程的逻辑与功能的文章。我们欢迎上述研究领域的学者踊跃投稿。虽然我们重点关注英美文学，但稿件未必用英文撰写。
第一类文章强调一种历时或历史的理论视角，而非静态或共时的视角；第二类文章则突出一种跨学科的视角；第三类则把文学课程的教学也纳入研究视野。最后，写作语言的包容性则跨越了语言和文化疆界，吸引非英语学者也辐辏于《新文学史》周围。
在《新文学史》问世前，文学研究受到科学实证主义思潮之浸漫，雷内·韦勒克与奥斯汀·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一书，即是明证。二人认为文学研究之要义，在于揭示文学作品的规范结构，此观点当时统摄着人们的思想。《新文学史》力图冲破结构之樊篱，开文学研究之新风气。众多理论和批评刊物随之纷纷涌现，学者们在学术会议中激辩争鸣，对实证主义的文学研究提出挑战和质疑。由此，有关新批评和严格分类的研究方法日渐式微，渐成明日黄花。《新文学史》的理论取向在美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的观点中得到了支持。在《政治无意识》一书中，詹姆逊提出了“始终历史化”的思想和方法, 即始终将文学或文化现象置于广阔的历史语境中来考察和批判。这无疑也是对形式—结构主义批评的“文本化”方法的某种反拨和超越。
《新文学史》与文学的跨学科研究
关于《新文学史》的跨学科特征，很多学者都颇有感悟。卡斯廷指出：“读者翻阅刊物时也会发现众多学科的多样性特征。《新文学史》不仅刊登文学理论家和批评家的著述，而且还有哲学家、历史学家、人类学家等，他们从不同的视角丰富了有关文学的讨论。”伊利诺伊大学从事美国文学研究的戈登·亨特更是列数了《新文学史》的作者所来自的众多学科门类，包括了哲学、人类学、精神分析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甚至化学工程这样的自然科学学科。这些学科背景各异的作者带来了文学或史学学者难以捕获的理论视角。
跨学科性首先表现在议题的设置、撰稿人或点评人的学科背景和刊登文章的内容等方面。《新文学史》第一期的主题为“文学史的问题”，撰稿人包括哲学家詹姆斯·卡梅隆、现象学家乔治·普莱、德国马克思主义学者罗伯特·韦曼。第二期的主题为“不同文学时期的研讨”，撰稿人包括艺术批评家E.H.贡布里希、H.W.延森、乔治·卡布勒、麦耶·夏皮罗，历史学家亨利·梅，哲学家弗朗西斯·斯帕肖特。二○○七年第三期出版了“生态文化”专辑，戴维·莫里斯（医学和英文教授、职业作家，曾任《新文学史》副主编）和伦纳德·戴维斯两位学者试图说明生物学与人文科学如何卓有成效地交叉互动。该期就以下主题展开了讨论：“关爱”，“新全球健康运动”，“维多利亚时代的幻想”，“文学对当今遗传政策有何帮助”。点评人阿瑟·克莱恩曼认为，利用生物学来振兴人文科学的研究，或者利用文化研究来反思生物学理论，就是要求生物文化在转变其两个母体研究领域方面扮演强有力的角色。如果说《新文学史》新创之时，接受其他学科学者的投稿是文学刊物的创新方法，目的是探索文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跨学科方法已成研究者的自觉意识，文学专业的教师结合其他学科的知识教授文学课程，已蔚然成风。
以上，我们从跨学科、跨文化和对话意识等方面梳理和总结了《新文学史》的成功之道。如果我们溯本求源、继续深入，或许可以更为抽象地描述《新文学史》的办刊原则。首先，《新文学史》兼收并蓄，非宗一门一派之学说。但无门无派，并非无特色可言，超越学派意识便是《新文学史》的区别性特色。科恩也曾立场鲜明地提到：“我从来不愿参与任何文学运动。一旦投入其中，你就不可避免地迷信运动所宣扬的论调……虽然周围的人都卷入了文学运动，我却没有。”故而，无论新历史主义抑或解构主义、形式批评抑或女性主义，都无法在《新文学史》上一呼百应、号令天下，《新文学史》容许众家学派别各抒己见，鼓励百家争鸣。由此可见，正是拥有超越学派的自觉意识和宽广视野，《新文学史》方能超越学科之樊篱与文化之疆界，实现观点和思想的对话交流，进而推陈出新。除此之外，合作意识亦是《新文学史》一贯之特色。科恩宣称当年之规划正是经营一份合作性刊物,诸派学者可同期就具体观点展开讨论、质疑和争鸣。他曾明文要求投稿人“意识到自己是学术界的一分子，应关注他人的观点”。合作意识是解读《新文学史》的另一重要视角，前文所述之三大特色亦可解读为学科间的合作、文化间的合作和学者间的合作。
《新文学史》四十年薪火相传，这是足以自豪的，但是判别一份刊物的价值，其长寿与否却不是至为关键的标准。根本而言，应是刊物在学术史或文化史上是否产生过较大影响，起到过进步作用。十九世纪欧美出现了众多“小杂志”，往往历时数年而已，犹如昙花一现。然而，流星般的“小杂志”在文学史中划过了耀眼的轨迹，它们往往能够发现默默无闻却颇有实力的作家，为先锋派试验性文学提供舞台，为作家、编辑和读者创造了发展兴趣和友谊的环境。以斯拉·庞德就曾通过“小杂志”推介了詹姆斯·乔伊斯的惊世之作《尤利西斯》。可见，历史上的“小杂志”虽与《新文学史》修短有别，但都推动了各自时代中文学的发展，在文学刊物史上都应得到积极的评价。
在文化全球化的当下，西风东渐，与国际接轨成为评价国内学术刊物水平的重要标准。我们欣喜地看到，国内外语类刊物勇于破旧立新，积极吸收国际同行的成功经验，不断提高办刊水平。尤其在国际合作方面，不少刊物通过聘请外籍学者进入编委会，刊登西方学者的论文等举措提高刊物的开放度，加强中西学术对话，提高办刊水平。近年，国际权威索引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