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晓丹，作家，翻译家，曾出版小说《1980的情人》，曾经她用最美的文字把惊世骇俗的《洛丽塔》带到中国。在《内秀：一个纽约内衣设计师的时尚手记》中，她讲述自己从一个设计小菜鸟嬗变为时尚女王的奋斗历程。
　　
　　从设计小菜鸟变为混迹于时尚界的女人我得益两位老师。
　　一位是我的绘画老师。我的大部分同学每逢绘画课便兴奋异常，似乎只有我每次走进教室时都压抑得透不过气。因为我糟糕的基础，图不够漂亮，设计基本无理念可谈。轮到我打开展示版时，老师立刻变得面无表情，眉头抽紧。她这副神色让我在坚持了两个月之后幾乎神经崩溃，莫名其妙地大哭，甚至生出了“被迫害”的妄想。
　　她让我很痛苦，后来我却十分感激她的坦率。她不隐瞒，也不伪装善良，让我早早便认识到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没人会为不好的东西埋单。而且更重要的是，她在我求学阶段，就用她的“冷漠”提醒了我，在服装工业里我没有可能靠绘画手艺吃饭，趁早想点别的辙。所以，我觉得一个好老师，诚实是宝贵的品质。我们很多时候留恋学校的单纯和干净，但似乎更感谢这种诚实，因为进入公司后你常会遇到上一秒对你笑颜相迎、下一秒就把你请出公司的人。所以，学校不应是避风港，更应是社会的试水池，扑腾过后才会有更强的生命力。
　　我的第二位老师，是我内衣专业的指导。姓王，却非亚裔，嫁了个台湾人。虽然她后来说过我是她历届学生中最出色的几个之一，可上学时我完全体会不到这份“爱意”。
　　我的内衣作业向来是A，按照从小到大的经验，我这样的学生应该是被老师格外宠爱的，可她挑优秀作品时从不挑我。我的毕业设计，大家都猜测会获内衣专业最高奖，最后却落了选──她把大奖给了一位活泼开朗的黑人同学。为什么？这个疑问一直存我心里。毕业前那段既兴奋又格外辛苦的非常日子我也始终不能忘记。那时我受了王老师不少训，有一次，是因为我擅自修改了已被她批准的设计草图，她在教室里大声斥责我“为什么？谁让你改的？”另一次，我按照她已认可的草图去买布料和辅料，可后来心血来潮，把本是橘色的辅料买成了丁香色。回来后，她又吼起来，强迫我拆了已经缝纫了一半的衣服，重新买料从头做起。我辩解说，我更喜欢我选择的这个颜色搭配，她大怒：“你喜欢？！这是集体项目，要互相配合你懂不懂？”
　　五年后，我作为设计师，获得全美年度内衣界最高奖，在酒会上又与王老师相遇了。我递上名片，那张名片上印的已是我的英文名字。她念了几遍，高兴地搂着我合了好几张影。我忍不住，还是问了那个始终没放下的问题。她想了想说，我希望你能知道，在这个工业里你一个人再好也是不够的，你需要一个团队，而且，你也应该让周围人知道你需要。她晃晃我的名片，说：比如，有个让大家都会念的名字就是一种很好的表示啊。
　　所谓教书育人，关注我们学业的老师很多，可关注我们会成为什么样的“人”的老师没有几个。而这个，实际比什么都来得重要。
　　（摘《内秀：一个纽约内衣设计师的时尚手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