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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北京老人，在庙会上看到了一盏纸扎灯笼，激动得连声说：“对对，这就是我小时候的那盏！多少钱我都要买回去留个念想。”于是，这盏需要十几道工序才能完成的纯手工制作纸扎灯笼便被它的作者亲手送给了这位老人。
不少北京老手艺人，都会带着骄傲和欣慰，给你讲这个故事。不同的仅仅是当中的灯笼变成了绒花、毛猴或者别的什么老玩意儿。那些曾经代表了老北京民俗文化的老玩意儿，如今大部分都存在故事里。
这些老玩意儿卖贵了没人要，便宜了都不够成本。而靠这些手艺熬到了“特级大师”的级别，享受的政府津贴一个月才100元。前途，是真没有，但这不妨碍他们自娱自乐。
有工艺大师称号的“小灯张”张双庆老爷子，从水电设计院高级模型师的岗位退休后，没有拿着退休金在家享清福，他在家闲着人就打蔫，只要有人请去扎灯，马上就来了精神，不管有没报酬，肯定得跑过去一趟，人到了不算，经常连材料都一起背过去。那架势哪是干活去了，分明就是过瘾去了。
为了做只能卖二三十块钱的核桃工艺品，老郑经常钻到北京郊县那些连长途班车都不到的深山区，去找能结出自己中意的山核桃的那棵树。每次只要找到了中意的核桃，他就天天揣在身上，逮着个人就拿出来显摆，活脱一个得了“宝贝”的孩子，谁信他今年已经是50大几了呀。
这些老艺人们更愿意将自己还继续的老玩意制作手艺，称之为“玩”，玩毛猴的，玩绒花的，玩核桃的，玩灯笼的……
毛猴：一味快乐的“中药”
毛猴就是用蝉蜕、玉兰花花蕾等琐碎的材料拼接起来的人形玩偶。
“清水一碗、蝉蜕一只、辛夷一枚、白及少许，鸡冠花子两颗。”
这张方子华佗再世也看不懂！但到了邱志刚的手里，“疗效”确是出乎人意料的。
将蝉蜕放进清水，浸泡一阵，取出来，一把小剪刀灵巧地将蝉蜕头部的一部分和六条腿中的四条整齐地剪了下来，一根小铁棍在调好的白及浆中一蘸，在那枚毛茸茸的辛夷（玉兰花花蕾）上轻点几下，还没等你看明白，刚剪下的那部分蝉蜕已经长到了辛夷上。一个三分像人，七分像猴的小人偶就站在了你面前。从烟盒上再随意剪下一块往牙签上一粘，也不知怎么一摆弄，就扛到了那小人偶的肩上。这小人偶，一手扶着肩上的“幌子”，两腿蹒跚地走着，那两颗鸡冠花籽做的黑眼睛正油滑地看着你。活脱脱一个老北京串胡同算命的！这个人偶就是老北京的老玩意“毛猴”。
毛猴是用几味中药材做成的，相传第一个“毛猴”是诞生在中药铺里的，而且是一次恶作剧的产物。
在清朝同治年间，北京宣武门外骡马市大街有一家名为“南庆仁堂”的药铺，店中一个配药的小伙计因为没有伺候好账房先生而挨了一顿臭骂。晚上小伙计收拾药材时，随意将几种残破的药材拼在一起，竟然很像尖嘴猴腮的账房先生。拿去给师兄们看，大家都说像。于是大家围坐在一起，戳这个“人偶”以解心头之恨。事后，账房先生知道了这事，小伙计也就丢了饭碗，被赶出了药铺。一半出于生活所迫，可能还带着对帐房先生的报复心理，小伙计开始靠卖这“毛猴”为生。这种廉价的小玩意在当时很受欢迎，后来也就逐渐发展成了一门手艺。
邱志刚是北京为数不多的几个毛猴手艺传人之一。找邱志刚不难，走进北京南城一条曲折狭窄的胡同，一个门楼上挂着两盏一米多长的纸扎五彩鱼灯，从门楼内迎出来的那位，穿件灰色棉布对襟中式上衣正冲你拱手的中年男子，便是邱志刚了。
邱爷是一位电力工程师，从小喜欢画画做手工，当年被父母和老师打着骂着参加了1977年的高考，学了强电控制。但这个没能把他“不务正业”的毛病改过来，各色小玩意才是他的最爱。
邱志刚大学毕业后，他在刚刚恢复起来的庙会上见到一位老艺人正在现场制作“毛猴”，这一下唤醒了他童年的记忆，他向老艺人讨教做毛猴的秘诀，老头很慷慨地将毛猴工艺的基本要领以及制作原料都告诉了他，还特意送了他一包制作原料。得高人指点，邱志刚开始做起了真正的毛猴。而庙会上的老艺人，就是大名鼎鼎的“毛猴曹”曹仪简。
邱志刚开始制作毛猴后，一些朋友同事到家中串门，看到这个小玩意好玩，就向邱志刚要。邱志刚只要看你喜欢，从来都是慷慨奉送。日子久了，同样喜爱“毛猴”的邱夫人心疼了，但邱爷怎么也不好意思向要毛猴的朋友同事说个“不”字。最后他想出了个“绝”招来。将以前大多单独制作的毛猴，组合成一个长一米五的老北京风情场景。以前学来的古建筑模型制作和纸扎工艺这次帮上了大忙。上百个形态各异的毛猴，各自忙活着，熟悉老北京生活的人，马上就能分辨出哪个是算命测字的、打把式耍中幡的、卖菜卖柿子的、烧香许愿的、磨剪子磨刀的、拉洋车的，甚至还有架拐乞讨的、扛大包卖苦力的，它们在以古佛寺、老药铺、古字画庄为背景建筑的这条微缩街市上铺排开来，仿佛一下子回到了百年前的老北京南城。这么大的一套“毛猴”，在“毛猴”制作的历史上也是罕见的，而邱爷的“阴谋”也得逞了——谁也不好意思去破坏这个整体，要走一个了。
核桃：三维拼图
玩核桃，是老北京的传统，做一串简单的手珠，就要找十几个大小、纹理一样的核桃，一点都不简单。
一只近两尺高的棕红色镂空花纹大花瓶，细致流畅的镂空纹理，接近陈年红木的色泽质地，让人惊艳。这只花瓶的作者，老郑，此时正坐在旁边一边端详着手中的核桃，一边滔滔不绝地讲着它的来历，“这个北方非常少见，应该就延庆XX村XX地方的山上有两棵……”
老郑，大名郑忠义，他大部分时间都是个很安静的人，喜欢半低着头，好像在琢磨什么。大家聊天，他安静得像隐形人，但千万不要让他看到核桃，看到核桃的老郑，马上变成另一个人，两眼放光：“这是陕西的！这是东北的！这种从这边切进去，取出一片来，正面看是八字纹，背面像一只鞋，这种从那边切进去，花纹像个古铜钱……”说这些的时候，老郑盯着的只是核桃，至于你有没有听，能不能听明白，他完全不考虑。
大概也只有对核桃痴迷到这个程度，才能用核桃做出桌上那只花瓶来，那是用上千片核桃的剖面切片相互拼接起来的。至于花瓶上精致的镂空花纹，是老郑从几千片不同角度切出的核桃切片中根据自己的构思挑选出来。而花瓶流畅的外形线条，则得力于精湛的拼接技艺和后期的打磨工艺。
老郑对各种核桃都了如指掌，看到那棵还没挂果的核桃树，老郑就大概知道将来结出的核桃会是个什么形状，以及里面的纹理是什么样子，甚至从什么角度切下去，得到的花纹可以用来制作什么了。一只最简单的展翅蝴蝶，上面两片大翅膀要从一种东北核桃切下来，而下面两片小翅膀，则是陕西土产的一种核桃才能切出那个样子。
玩核桃，是老北京的传统，早在乾隆年间，皇宫神龛前就有摆放核桃工艺品以“驱邪呈祥，保佑平安”的记载。到今天，在公园遛鸟的老人中，还时常能看到手里盘核桃的。这种核桃被称为文玩核桃，选用表皮坚硬，几乎无果肉的原生品种的山核桃（平常我们吃的核桃是经过改良、嫁接的）。一直以来，核桃工艺品仅停留在对核桃表面的加工上。从小喜爱核桃的老郑，之前从事珠宝加工行业，自学了机械加工后，曾经搞出了专门用于珠宝切割的机械设备。他将山核桃用自己制作的珠宝切割设备切成了薄片。这让老郑看到了核桃的另一副面孔。原来核桃里的天然纹路那么丰富，比核桃外皮丰富得多。老郑将珠宝加工的粘接技法用在了核桃加工上，经过20多个工序，居然用几十个核桃的切片，制作了一个立方体的小挂件。
只要听说什么地方出山核桃，已经五十多岁的老郑都要跑过去看看，他时常在北京延庆、密云深山区里寻找山核桃。一件核桃工艺品，小件经常要用几十个核桃，大件用到几百上千个，从每个核桃上切下花纹纹路，镂空形状，与整体构思能够完全吻合的那一小片，光这选料就够吓人。每当有人拿起老郑的作品问价时，老郑憋到最后说一句，“不值钱……我也是做着玩，你喜欢就拿去……”而你要是能跟老郑聊会儿核桃，离开的时候，手上身上不给你挂上几件他做的核桃工艺品，都出不了老郑的门。
绒花：褪尽荣华
用江南上好蚕丝，经过挂、络、拐、煮、浆、沏、洗、批、染、拧、晒、翘这一系列特殊处理工艺才能用于制作。一件绒花凤冠，原料就得9000元。
我接在手上的名片，印了一张由大红花、凤凰构成的凤冠照片，这照片旁只有梁大成三个字，与两行电话号码。这位梁先生，便是绒花工艺的第六代传人， “绒花李”的乘龙快婿。
绒花的身份比“毛猴”显赫多了，当年这东西被称为“宫花”，只有宫里的人才有资格佩戴。《红楼梦》里，元春省亲，曾赐下一盘宫花，便是这绒花了。清末民初，老北京无论姑娘出门，还是老人作寿，甚至春节烧香祈福，都少不了绒花的点缀。绒花制作周期长，造价高，造型相对单一，除了偶尔出现在大型时装发布展示会上，已经很难寻其芳踪了。
与老婆恋爱时，梁大成还不知道未来的岳母是北京绒花第5代传人李桂英。而这个手指细长，精通国画和篆刻的小伙子，一眼就让老太太相中了，不仅把闺女嫁了他，还把自己的绒花手艺也传给他。提起这段往事，梁大成笑称这算是上了贼船了，要不是玩上了绒花，自己也不至于今天就住这8平方米的房间了。
绒花原料很昂贵，制作过程耗时费力，没有投入还真玩儿不了。必须用特别挑选的江南上好蚕丝，经过挂、络、拐、煮、浆、沏、洗、批、染、拧、晒、翘这一系列特殊处理工艺才能用于制作。而形成绒花最主要的绒条，是将成绒的蚕丝用手搓到事先处理过的紫铜丝上做成的。搓得既不能太松，更不能太紧，这些以及绒条的形状与粗细完全依靠手指的感觉与力度来控制，术语称为搓条。搓条时大气不敢出，稍有不当，就要返工。而绒条最后结尾部分的处理——刹尖则更看功夫，根据作品表现的不同需要，靠手指的手法，捻出柳尖、团尖、轧尖、圆尖等各种收尾方式。就这两项，手指头少不了要下几年工夫。而一件绒花作品少则需要十几条，大件作品，经常要七八百条，做好绒条后，再经过窝弯、烫活、攒活的多道工序才能最后完成。整个过程不光需要极大的耐心，而且双手皮肤必须保养得很好，有干裂、爆皮等情况，粘到绒丝就会挂住，不光做不出东西，连原料都会损坏。一件绒花凤冠，所需要的原料就得9000元人民币左右，而且需要自己去南方亲自挑选，正式制作需要4个月，而售价却只敢标到2万块。也就是说一个月的手工，还不值3000块。即使这样，绒花凤冠还是很难卖出去，到最后，可能就是箱子里又多装一件东西。
梁大成就这么守着“理论上”价值不菲的绒花，在自己的蜗居与百荣文化街之间奔忙着。赶上有对外文化交流展示一类的活动，梁大成作为传人，会被邀请去展示手艺，但展示的“出场费”通常只是300元左右。说起这些，梁大成一边拿着镊子为眼前的“凤凰”整形，一边跟我讲这只“凤凰”按照讲究应该是哪一旗的格格在什么日子戴的，最后说一句：“自己玩一个高兴就行！没这个玩心，玩不了咱们这个玩意儿！”
如今，绒花工艺已经被收录进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但说起这个“非遗”，梁大成半开玩笑地给了个新解释——非常遗憾。这个遗憾，里面包含的内容就多了。后续的传人，市场生存的空间，乃至这门手艺的前景，可能都只能用遗憾来概括。唯一不遗憾的，大概就是自己能玩一个高兴。
不少北京老手艺人，都会带着骄傲和欣慰，给你讲这个故事。不同的仅仅是当中的灯笼变成了绒花、毛猴或者别的什么老玩意儿。那些曾经代表了老北京民俗文化的老玩意儿，如今大部分都存在故事里。
这些老玩意儿卖贵了没人要，便宜了都不够成本。而靠这些手艺熬到了“特级大师”的级别，享受的政府津贴一个月才100元。前途，是真没有，但这不妨碍他们自娱自乐。
有工艺大师称号的“小灯张”张双庆老爷子，从水电设计院高级模型师的岗位退休后，没有拿着退休金在家享清福，他在家闲着人就打蔫，只要有人请去扎灯，马上就来了精神，不管有没报酬，肯定得跑过去一趟，人到了不算，经常连材料都一起背过去。那架势哪是干活去了，分明就是过瘾去了。
为了做只能卖二三十块钱的核桃工艺品，老郑经常钻到北京郊县那些连长途班车都不到的深山区，去找能结出自己中意的山核桃的那棵树。每次只要找到了中意的核桃，他就天天揣在身上，逮着个人就拿出来显摆，活脱一个得了“宝贝”的孩子，谁信他今年已经是50大几了呀。
这些老艺人们更愿意将自己还继续的老玩意制作手艺，称之为“玩”，玩毛猴的，玩绒花的，玩核桃的，玩灯笼的……
毛猴：一味快乐的“中药”
毛猴就是用蝉蜕、玉兰花花蕾等琐碎的材料拼接起来的人形玩偶。
“清水一碗、蝉蜕一只、辛夷一枚、白及少许，鸡冠花子两颗。”
这张方子华佗再世也看不懂！但到了邱志刚的手里，“疗效”确是出乎人意料的。
将蝉蜕放进清水，浸泡一阵，取出来，一把小剪刀灵巧地将蝉蜕头部的一部分和六条腿中的四条整齐地剪了下来，一根小铁棍在调好的白及浆中一蘸，在那枚毛茸茸的辛夷（玉兰花花蕾）上轻点几下，还没等你看明白，刚剪下的那部分蝉蜕已经长到了辛夷上。一个三分像人，七分像猴的小人偶就站在了你面前。从烟盒上再随意剪下一块往牙签上一粘，也不知怎么一摆弄，就扛到了那小人偶的肩上。这小人偶，一手扶着肩上的“幌子”，两腿蹒跚地走着，那两颗鸡冠花籽做的黑眼睛正油滑地看着你。活脱脱一个老北京串胡同算命的！这个人偶就是老北京的老玩意“毛猴”。
毛猴是用几味中药材做成的，相传第一个“毛猴”是诞生在中药铺里的，而且是一次恶作剧的产物。
在清朝同治年间，北京宣武门外骡马市大街有一家名为“南庆仁堂”的药铺，店中一个配药的小伙计因为没有伺候好账房先生而挨了一顿臭骂。晚上小伙计收拾药材时，随意将几种残破的药材拼在一起，竟然很像尖嘴猴腮的账房先生。拿去给师兄们看，大家都说像。于是大家围坐在一起，戳这个“人偶”以解心头之恨。事后，账房先生知道了这事，小伙计也就丢了饭碗，被赶出了药铺。一半出于生活所迫，可能还带着对帐房先生的报复心理，小伙计开始靠卖这“毛猴”为生。这种廉价的小玩意在当时很受欢迎，后来也就逐渐发展成了一门手艺。
邱志刚是北京为数不多的几个毛猴手艺传人之一。找邱志刚不难，走进北京南城一条曲折狭窄的胡同，一个门楼上挂着两盏一米多长的纸扎五彩鱼灯，从门楼内迎出来的那位，穿件灰色棉布对襟中式上衣正冲你拱手的中年男子，便是邱志刚了。
邱爷是一位电力工程师，从小喜欢画画做手工，当年被父母和老师打着骂着参加了1977年的高考，学了强电控制。但这个没能把他“不务正业”的毛病改过来，各色小玩意才是他的最爱。
邱志刚大学毕业后，他在刚刚恢复起来的庙会上见到一位老艺人正在现场制作“毛猴”，这一下唤醒了他童年的记忆，他向老艺人讨教做毛猴的秘诀，老头很慷慨地将毛猴工艺的基本要领以及制作原料都告诉了他，还特意送了他一包制作原料。得高人指点，邱志刚开始做起了真正的毛猴。而庙会上的老艺人，就是大名鼎鼎的“毛猴曹”曹仪简。
邱志刚开始制作毛猴后，一些朋友同事到家中串门，看到这个小玩意好玩，就向邱志刚要。邱志刚只要看你喜欢，从来都是慷慨奉送。日子久了，同样喜爱“毛猴”的邱夫人心疼了，但邱爷怎么也不好意思向要毛猴的朋友同事说个“不”字。最后他想出了个“绝”招来。将以前大多单独制作的毛猴，组合成一个长一米五的老北京风情场景。以前学来的古建筑模型制作和纸扎工艺这次帮上了大忙。上百个形态各异的毛猴，各自忙活着，熟悉老北京生活的人，马上就能分辨出哪个是算命测字的、打把式耍中幡的、卖菜卖柿子的、烧香许愿的、磨剪子磨刀的、拉洋车的，甚至还有架拐乞讨的、扛大包卖苦力的，它们在以古佛寺、老药铺、古字画庄为背景建筑的这条微缩街市上铺排开来，仿佛一下子回到了百年前的老北京南城。这么大的一套“毛猴”，在“毛猴”制作的历史上也是罕见的，而邱爷的“阴谋”也得逞了——谁也不好意思去破坏这个整体，要走一个了。
核桃：三维拼图
玩核桃，是老北京的传统，做一串简单的手珠，就要找十几个大小、纹理一样的核桃，一点都不简单。
一只近两尺高的棕红色镂空花纹大花瓶，细致流畅的镂空纹理，接近陈年红木的色泽质地，让人惊艳。这只花瓶的作者，老郑，此时正坐在旁边一边端详着手中的核桃，一边滔滔不绝地讲着它的来历，“这个北方非常少见，应该就延庆XX村XX地方的山上有两棵……”
老郑，大名郑忠义，他大部分时间都是个很安静的人，喜欢半低着头，好像在琢磨什么。大家聊天，他安静得像隐形人，但千万不要让他看到核桃，看到核桃的老郑，马上变成另一个人，两眼放光：“这是陕西的！这是东北的！这种从这边切进去，取出一片来，正面看是八字纹，背面像一只鞋，这种从那边切进去，花纹像个古铜钱……”说这些的时候，老郑盯着的只是核桃，至于你有没有听，能不能听明白，他完全不考虑。
大概也只有对核桃痴迷到这个程度，才能用核桃做出桌上那只花瓶来，那是用上千片核桃的剖面切片相互拼接起来的。至于花瓶上精致的镂空花纹，是老郑从几千片不同角度切出的核桃切片中根据自己的构思挑选出来。而花瓶流畅的外形线条，则得力于精湛的拼接技艺和后期的打磨工艺。
老郑对各种核桃都了如指掌，看到那棵还没挂果的核桃树，老郑就大概知道将来结出的核桃会是个什么形状，以及里面的纹理是什么样子，甚至从什么角度切下去，得到的花纹可以用来制作什么了。一只最简单的展翅蝴蝶，上面两片大翅膀要从一种东北核桃切下来，而下面两片小翅膀，则是陕西土产的一种核桃才能切出那个样子。
玩核桃，是老北京的传统，早在乾隆年间，皇宫神龛前就有摆放核桃工艺品以“驱邪呈祥，保佑平安”的记载。到今天，在公园遛鸟的老人中，还时常能看到手里盘核桃的。这种核桃被称为文玩核桃，选用表皮坚硬，几乎无果肉的原生品种的山核桃（平常我们吃的核桃是经过改良、嫁接的）。一直以来，核桃工艺品仅停留在对核桃表面的加工上。从小喜爱核桃的老郑，之前从事珠宝加工行业，自学了机械加工后，曾经搞出了专门用于珠宝切割的机械设备。他将山核桃用自己制作的珠宝切割设备切成了薄片。这让老郑看到了核桃的另一副面孔。原来核桃里的天然纹路那么丰富，比核桃外皮丰富得多。老郑将珠宝加工的粘接技法用在了核桃加工上，经过20多个工序，居然用几十个核桃的切片，制作了一个立方体的小挂件。
只要听说什么地方出山核桃，已经五十多岁的老郑都要跑过去看看，他时常在北京延庆、密云深山区里寻找山核桃。一件核桃工艺品，小件经常要用几十个核桃，大件用到几百上千个，从每个核桃上切下花纹纹路，镂空形状，与整体构思能够完全吻合的那一小片，光这选料就够吓人。每当有人拿起老郑的作品问价时，老郑憋到最后说一句，“不值钱……我也是做着玩，你喜欢就拿去……”而你要是能跟老郑聊会儿核桃，离开的时候，手上身上不给你挂上几件他做的核桃工艺品，都出不了老郑的门。
绒花：褪尽荣华
用江南上好蚕丝，经过挂、络、拐、煮、浆、沏、洗、批、染、拧、晒、翘这一系列特殊处理工艺才能用于制作。一件绒花凤冠，原料就得9000元。
我接在手上的名片，印了一张由大红花、凤凰构成的凤冠照片，这照片旁只有梁大成三个字，与两行电话号码。这位梁先生，便是绒花工艺的第六代传人， “绒花李”的乘龙快婿。
绒花的身份比“毛猴”显赫多了，当年这东西被称为“宫花”，只有宫里的人才有资格佩戴。《红楼梦》里，元春省亲，曾赐下一盘宫花，便是这绒花了。清末民初，老北京无论姑娘出门，还是老人作寿，甚至春节烧香祈福，都少不了绒花的点缀。绒花制作周期长，造价高，造型相对单一，除了偶尔出现在大型时装发布展示会上，已经很难寻其芳踪了。
与老婆恋爱时，梁大成还不知道未来的岳母是北京绒花第5代传人李桂英。而这个手指细长，精通国画和篆刻的小伙子，一眼就让老太太相中了，不仅把闺女嫁了他，还把自己的绒花手艺也传给他。提起这段往事，梁大成笑称这算是上了贼船了，要不是玩上了绒花，自己也不至于今天就住这8平方米的房间了。
绒花原料很昂贵，制作过程耗时费力，没有投入还真玩儿不了。必须用特别挑选的江南上好蚕丝，经过挂、络、拐、煮、浆、沏、洗、批、染、拧、晒、翘这一系列特殊处理工艺才能用于制作。而形成绒花最主要的绒条，是将成绒的蚕丝用手搓到事先处理过的紫铜丝上做成的。搓得既不能太松，更不能太紧，这些以及绒条的形状与粗细完全依靠手指的感觉与力度来控制，术语称为搓条。搓条时大气不敢出，稍有不当，就要返工。而绒条最后结尾部分的处理——刹尖则更看功夫，根据作品表现的不同需要，靠手指的手法，捻出柳尖、团尖、轧尖、圆尖等各种收尾方式。就这两项，手指头少不了要下几年工夫。而一件绒花作品少则需要十几条，大件作品，经常要七八百条，做好绒条后，再经过窝弯、烫活、攒活的多道工序才能最后完成。整个过程不光需要极大的耐心，而且双手皮肤必须保养得很好，有干裂、爆皮等情况，粘到绒丝就会挂住，不光做不出东西，连原料都会损坏。一件绒花凤冠，所需要的原料就得9000元人民币左右，而且需要自己去南方亲自挑选，正式制作需要4个月，而售价却只敢标到2万块。也就是说一个月的手工，还不值3000块。即使这样，绒花凤冠还是很难卖出去，到最后，可能就是箱子里又多装一件东西。
梁大成就这么守着“理论上”价值不菲的绒花，在自己的蜗居与百荣文化街之间奔忙着。赶上有对外文化交流展示一类的活动，梁大成作为传人，会被邀请去展示手艺，但展示的“出场费”通常只是300元左右。说起这些，梁大成一边拿着镊子为眼前的“凤凰”整形，一边跟我讲这只“凤凰”按照讲究应该是哪一旗的格格在什么日子戴的，最后说一句：“自己玩一个高兴就行！没这个玩心，玩不了咱们这个玩意儿！”
如今，绒花工艺已经被收录进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但说起这个“非遗”，梁大成半开玩笑地给了个新解释——非常遗憾。这个遗憾，里面包含的内容就多了。后续的传人，市场生存的空间，乃至这门手艺的前景，可能都只能用遗憾来概括。唯一不遗憾的，大概就是自己能玩一个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