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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博士教育规模快速增长，为社会输出了诸多高层次人才，也制造生产过剩、质量下滑等问题。“教育生产的跑步机”在一定程度解释了这种社会现象。循环往复地增加生产，追赶指标，很可能偏离教育初衷。博士生群体、家庭、高校、政府、国家等对博士教育期望过高，导致博士数量超过社会需求。教育问题的产生源于社会系统，教育政策的制定需放置在社会系统中考虑。
关键词：博士生；群体焦虑；“教育生产的跑步机”；社会问题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博士工厂”，一方面向社会输出了诸多高层次人才，另一方面出现了一些问题。近几年较为突出问题有“博士生产过剩”，“博士质量下滑”等。根据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04年全国共招收研究生32.63万人，其中博士生5.33万人，比2003年增加了4600人。2014年全国共招收研究生62.13万人，其中博士生7.26万人，比2013年增加了1100人①。中国的博士教育虽然起步晚，但是博士数量年增率超过20%，实现了数量上的“赶英超美”。数量的快速增多引发的首要问题就是博士质量下滑。2007年，国务院学位办主持，北京大学、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联合组成“中国博士质量分析”课题组，调查发现，我国博士研究生教育面临严峻挑战，优秀生源流失严重，少数单位对博士学位论文质量把控不严。另有调查显示，50%的用人单位认为我国博士培养质量10年来整体上没有进步，甚至还有下降趋势[1]。
在博士培养遭受质疑的情况下，社会追逐高学历热度却不减。高学历成为很多人趋之若鹜的需求，从学生到家长再到社会在职人员，都将学位当作就业、晋升、成长的敲门砖。以官场的读博热为例，有学者认为中国相当一部分博士群体不在高校，而在官场。这里面有两层含义，其一持有博士学历的毕业生，面对从政、从商、从文三种人生道路选择时，相当一部分人选择“从政”，步入官场；其二，进入官场的官员对高学历亦有追求，高学历可作为晋升的筹码。这里至少说明了一点，从招聘单位到用人单位再到社会群体，都对“高学历”深信不疑。“高学历”似乎蒙上一层功利色彩。人们对教育的功利性认识刺激着博士教育的需求，日益增长的需求又进一步刺激着博士教育规模的扩张，博士扩张过快，成长周期缩短，培养质量下降，未及时对博士生产过度现象进行反馈，博士教育过度的产生在所难免。“博士学位”作为一个符号的话，社会各个层面均有“生产的动力”，也有“消费的动力”。
笔者联想到史耐伯格提出的关键概念“跑步机”（Treadmill）②。跑步机虽然是为了解释现代市场经济制度运作方式和环境问题的关联，但仍具有普适性，对教育问题也具有较强的解释力。跑步机作为一个比喻，意在一旦踏上了“生产的跑步机”（The Production of Treadmill）和“消费的跑步机”（The Consumption of Treadmill），不断地生产、消费，进入“为了生产而生产，为了消费而消费”的工具化模式，最终可能偏离了原本目的，导致意外后果。如果把博士教育现状比喻成“博士工厂”，那么生产过剩——“无限制的教育增长”，好似教育中的市场经济规则运作，可能会导致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等庸俗化方向。这架“教育生产的跑步机”③意为：循环往复的“产品”（文凭）生产，大家都在跑步机上竞争，越跑越快，为了各自利益的追求，甚至不惜通过降低产品质量、违反社会规则，破坏社会环境来实现教育经济增长，对于社会进步的意义却不大。这样的社会机器让在其中的每一个人过着一种无法停止，循环往复的利益生产过程中，相关利益群体的注意力却从教育发展上转移开来。同时，激烈的竞争环境制造了普遍的焦虑心态，同时也增加了社会的不确定性和风险。
二、“跑步机”上的焦虑
史耐伯格等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分析框架，将市场规则下的社会生产行为总结为一种“工具理性化的程序”状态，和韦伯所谈的“理性的牢笼”有某种逻辑的相似。韦伯认为西方新教激发出这样一种行为：人们勤勉工作是在荣耀上帝。新教徒终日勤勉工作，摒弃情感因素，专注生产过程，类似于“在跑步机上工作”，普遍陷入焦虑、紧张感[2]。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中国的教育体系在加速生产过程中制造了大量的焦虑和紧张感。相关教育问题的产生和群体性焦虑无不关系。可以从四个层面来探讨“跑步机”上的焦虑，包括博士生个体层面的焦虑，政府、学校层面的焦虑，教育制度层面和文化层面的焦虑。
博士阶段学习是“军备竞赛”[3]的最后一个环节，博士生的焦虑有来自于个体心理层面，也有来自外部的制度因素。从博士群体的焦虑主要来自两方面，其一是论文生产的压力，其二是就业不确定的压力。在“论文生产”过程中，一些学校将SCI等论文的发表数量作为考核博士生质量的标准，致使一些博士生终日将小论文发表的数量苦恼，忽视了博士论文的质量④，引起“为发论文而发论文”的群体性焦虑。有数据表明，中国的科技论文数量位居世界前列，但是每篇论文平均被引用次数很低，跌破百名之后，从侧面反映了一味追求数量导致的论文质量问题。此外，公众普遍认为这样一些观点，“高学历等于高收入”、“文凭越高，收入越高”，对于博士们来说，学位与就业之间存在太多的不确定性。当社会普遍用金钱来衡量一个学位的时候，形成一种浮躁心态，这种心态类似于渴望从“教育生产的跑步机”中获取一种“利益”回报。当这些“利益”还不确定时，个体就产生了对风险难以预测的莫名担忧。
从高等院校的角度来看，因为院校之间存在排名竞争，加速博士生产有利排名。高等院校竞争的内容很多，包括高校排名、研究生学位点、师资和生源、财政支持等，在这些竞争因素中，学位点竞争成为关键。如博士学位点是高等院校获得良好师资和生源、政府、企业、社会资助的重要基础。政府根据博士培养单位的招生规模而非人才市场的有效需求对其进行补贴，博士生扩招被认为可获得更多的教育财政拨款支持。在“综合定额加专项补助”教育财政拨款的制度下，在校生数成为拨款的基本依据，有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学校在数量和结构上的盲目扩张[4]。博士生人数而非质量成为学术生产能力的符号和象征，这使得博士培养在某种程度上出现异化，每年高校都会盯着数量和排名，而非愿意花较长的时间进行学术研究文化培养。在现实中，教育评价制度中的一些硬性指标和某些环节被过分强调，参照的手段仿佛变成了追逐的目的。 从制度上分析，博士生产过度与政府的政策选择有关。目前我国政府对博士教育的期望值过高，对博士人才的社会需求预估也偏高。认为要适应国际间的竞争和知识经济的挑战，必须培养大批高学历的人才，致使博士教育规模大跃进。政府不遗余力地增加博士教育投资，推动博士教育规模扩展，批准博士点的建立，致使博士规模盲目扩大。同时，博士教育制度改革有些滞后，劳动力市场制度也不完善。社会对博士的需求不足和博士教育的快速供给并存，加剧了博士产出和劳动力市场配置之间的矛盾。相关机构用过于急功近利的心态去培养博士，没有很好地理解教育内部的复杂性。
从深层的心理文化角度来看，加速博士生产均源于一种社会性焦虑。19世纪中叶开始，中国被动地卷入了全球化，并选择追赶现代化的发展路线。借鉴于二战后，美、日的现代化过程中对教育的投入，教育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扮演的核心角色，发展教育已经成为世界公认的现代化话语。社会公众普遍认为，教育对社会变迁有正向功能，坚信教育对社会变迁有着巨大的帮助。一个假定，博士数量的增加将直接推动经济加速增长是默认的法则。事实上，这个假定存在问题。我们夸大了博士教育对改善社会的潜力。我们迫切希望与国际高等教育水平接轨，不断地刺激教育经济的增长，却没有好好地思考如何在一个大系统中考虑教育发展。在我们的政策和研究中，都忽视这样的事实，只有在一定的条件下，博士教育才能发挥改善社会的正功能。
三、“合谋”的社会病
“教育生产的跑步机”在一定程度解释某种社会现象，它较为形象地描述了“博士生产”过程，一个竞争激烈、高度紧张、模式化生产的过程，不断地增加数量，不停地生产，导致博士数量超过社会需求。“教育生产的跑步机”制造的教育问题，其实是一个社会病。至少是三股力量的合谋。
其一，在“文凭社会”[5]的驱动下，很多人对学历过于迷信。博士学位证书被看成是最高级别的学位证明，这种证书使得持有者可望被准许进入到象征荣耀的圈子以及拥有合乎身份地位的工资报酬。
其二，在中国的国情下，高层次人才培养人数的增加直接意味着高校自身声誉和地位的提高。虽然中国研究生招生计划由教育部、国家发改委等部门统一下达，政府规定了博士教育规模限制，但是高校并不是消极地应对政策，他们之间存在竞争，并有自己的利益诉求，渴望通过扩招乃至扩张拥有更大的发展前景。
其三，在教育与社会发展关系方面，主流认识导向“高等教育促进社会进步”的论断。认为高等教育扩张是全球的趋势，发展教育，构建一整套关于发展的理性话语成为一种信仰，在宏观社会环境上得到高度宣扬。
博士生培养其实是一个社会系统工程。在中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教育问题、经济问题、社会问题等都具有深层次的相关性，盲目的为了利益最大化而进行教育生产，不考虑其他系统的运作，都将形成一种零和游戏。“教育生产的跑步机”只是考虑单方面生产，并没有充分考虑到社会环境，比如博士学术质量，博士与社会需求之间的衔接，劳动力市场的特征。社会进入过快生产行列，也将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高等教育发展，需要深化学校教育内外改革，规避单一的、孤立的、冒然的政策制定。可将教育系统放进整个社会经济系统中来考虑，综合把握学术精神、社会需求、社会变化、师资力量、科研管理、学校办学条件等因素，加强对博士生教育规模的宏观调控。将博士生培养的质量、学术精神为中心，促进博士生群体的规模、质量、结构的协调发展。
注释：
①摘自2014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http：//www.moe.edu.cn/srcsite/A03/s180/moe_633/201508/t20150811_199589.html。
②摘自：Allan Schniaber，David N.Pellow，and Adam Weinberg，“The Treadmill of Production and the Environmental State”。
③“生产的跑步机”源于“treadmill”一词。
④博士论文直接反应了博士教育的质量和水平，是博士培养计划的核心。没有博士论文，就无法对博士生的水平做出评价。需权衡好各方面的制度关系。
参考文献：
[1]周光礼.中国博士质量调查[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2]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群言出版社，2007.
[3]郑也夫.吾国教育病理[M].中信出版社，2013.
[4]王善迈.改革教育财政拨款体制提高教育资源配置效率[J].教育研究，1995（2）.
[5]柯林斯著，刘慧珍译.文凭社会[M].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8.
关键词：博士生；群体焦虑；“教育生产的跑步机”；社会问题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博士工厂”，一方面向社会输出了诸多高层次人才，另一方面出现了一些问题。近几年较为突出问题有“博士生产过剩”，“博士质量下滑”等。根据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04年全国共招收研究生32.63万人，其中博士生5.33万人，比2003年增加了4600人。2014年全国共招收研究生62.13万人，其中博士生7.26万人，比2013年增加了1100人①。中国的博士教育虽然起步晚，但是博士数量年增率超过20%，实现了数量上的“赶英超美”。数量的快速增多引发的首要问题就是博士质量下滑。2007年，国务院学位办主持，北京大学、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联合组成“中国博士质量分析”课题组，调查发现，我国博士研究生教育面临严峻挑战，优秀生源流失严重，少数单位对博士学位论文质量把控不严。另有调查显示，50%的用人单位认为我国博士培养质量10年来整体上没有进步，甚至还有下降趋势[1]。
在博士培养遭受质疑的情况下，社会追逐高学历热度却不减。高学历成为很多人趋之若鹜的需求，从学生到家长再到社会在职人员，都将学位当作就业、晋升、成长的敲门砖。以官场的读博热为例，有学者认为中国相当一部分博士群体不在高校，而在官场。这里面有两层含义，其一持有博士学历的毕业生，面对从政、从商、从文三种人生道路选择时，相当一部分人选择“从政”，步入官场；其二，进入官场的官员对高学历亦有追求，高学历可作为晋升的筹码。这里至少说明了一点，从招聘单位到用人单位再到社会群体，都对“高学历”深信不疑。“高学历”似乎蒙上一层功利色彩。人们对教育的功利性认识刺激着博士教育的需求，日益增长的需求又进一步刺激着博士教育规模的扩张，博士扩张过快，成长周期缩短，培养质量下降，未及时对博士生产过度现象进行反馈，博士教育过度的产生在所难免。“博士学位”作为一个符号的话，社会各个层面均有“生产的动力”，也有“消费的动力”。
笔者联想到史耐伯格提出的关键概念“跑步机”（Treadmill）②。跑步机虽然是为了解释现代市场经济制度运作方式和环境问题的关联，但仍具有普适性，对教育问题也具有较强的解释力。跑步机作为一个比喻，意在一旦踏上了“生产的跑步机”（The Production of Treadmill）和“消费的跑步机”（The Consumption of Treadmill），不断地生产、消费，进入“为了生产而生产，为了消费而消费”的工具化模式，最终可能偏离了原本目的，导致意外后果。如果把博士教育现状比喻成“博士工厂”，那么生产过剩——“无限制的教育增长”，好似教育中的市场经济规则运作，可能会导致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等庸俗化方向。这架“教育生产的跑步机”③意为：循环往复的“产品”（文凭）生产，大家都在跑步机上竞争，越跑越快，为了各自利益的追求，甚至不惜通过降低产品质量、违反社会规则，破坏社会环境来实现教育经济增长，对于社会进步的意义却不大。这样的社会机器让在其中的每一个人过着一种无法停止，循环往复的利益生产过程中，相关利益群体的注意力却从教育发展上转移开来。同时，激烈的竞争环境制造了普遍的焦虑心态，同时也增加了社会的不确定性和风险。
二、“跑步机”上的焦虑
史耐伯格等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分析框架，将市场规则下的社会生产行为总结为一种“工具理性化的程序”状态，和韦伯所谈的“理性的牢笼”有某种逻辑的相似。韦伯认为西方新教激发出这样一种行为：人们勤勉工作是在荣耀上帝。新教徒终日勤勉工作，摒弃情感因素，专注生产过程，类似于“在跑步机上工作”，普遍陷入焦虑、紧张感[2]。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中国的教育体系在加速生产过程中制造了大量的焦虑和紧张感。相关教育问题的产生和群体性焦虑无不关系。可以从四个层面来探讨“跑步机”上的焦虑，包括博士生个体层面的焦虑，政府、学校层面的焦虑，教育制度层面和文化层面的焦虑。
博士阶段学习是“军备竞赛”[3]的最后一个环节，博士生的焦虑有来自于个体心理层面，也有来自外部的制度因素。从博士群体的焦虑主要来自两方面，其一是论文生产的压力，其二是就业不确定的压力。在“论文生产”过程中，一些学校将SCI等论文的发表数量作为考核博士生质量的标准，致使一些博士生终日将小论文发表的数量苦恼，忽视了博士论文的质量④，引起“为发论文而发论文”的群体性焦虑。有数据表明，中国的科技论文数量位居世界前列，但是每篇论文平均被引用次数很低，跌破百名之后，从侧面反映了一味追求数量导致的论文质量问题。此外，公众普遍认为这样一些观点，“高学历等于高收入”、“文凭越高，收入越高”，对于博士们来说，学位与就业之间存在太多的不确定性。当社会普遍用金钱来衡量一个学位的时候，形成一种浮躁心态，这种心态类似于渴望从“教育生产的跑步机”中获取一种“利益”回报。当这些“利益”还不确定时，个体就产生了对风险难以预测的莫名担忧。
从高等院校的角度来看，因为院校之间存在排名竞争，加速博士生产有利排名。高等院校竞争的内容很多，包括高校排名、研究生学位点、师资和生源、财政支持等，在这些竞争因素中，学位点竞争成为关键。如博士学位点是高等院校获得良好师资和生源、政府、企业、社会资助的重要基础。政府根据博士培养单位的招生规模而非人才市场的有效需求对其进行补贴，博士生扩招被认为可获得更多的教育财政拨款支持。在“综合定额加专项补助”教育财政拨款的制度下，在校生数成为拨款的基本依据，有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学校在数量和结构上的盲目扩张[4]。博士生人数而非质量成为学术生产能力的符号和象征，这使得博士培养在某种程度上出现异化，每年高校都会盯着数量和排名，而非愿意花较长的时间进行学术研究文化培养。在现实中，教育评价制度中的一些硬性指标和某些环节被过分强调，参照的手段仿佛变成了追逐的目的。 从制度上分析，博士生产过度与政府的政策选择有关。目前我国政府对博士教育的期望值过高，对博士人才的社会需求预估也偏高。认为要适应国际间的竞争和知识经济的挑战，必须培养大批高学历的人才，致使博士教育规模大跃进。政府不遗余力地增加博士教育投资，推动博士教育规模扩展，批准博士点的建立，致使博士规模盲目扩大。同时，博士教育制度改革有些滞后，劳动力市场制度也不完善。社会对博士的需求不足和博士教育的快速供给并存，加剧了博士产出和劳动力市场配置之间的矛盾。相关机构用过于急功近利的心态去培养博士，没有很好地理解教育内部的复杂性。
从深层的心理文化角度来看，加速博士生产均源于一种社会性焦虑。19世纪中叶开始，中国被动地卷入了全球化，并选择追赶现代化的发展路线。借鉴于二战后，美、日的现代化过程中对教育的投入，教育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扮演的核心角色，发展教育已经成为世界公认的现代化话语。社会公众普遍认为，教育对社会变迁有正向功能，坚信教育对社会变迁有着巨大的帮助。一个假定，博士数量的增加将直接推动经济加速增长是默认的法则。事实上，这个假定存在问题。我们夸大了博士教育对改善社会的潜力。我们迫切希望与国际高等教育水平接轨，不断地刺激教育经济的增长，却没有好好地思考如何在一个大系统中考虑教育发展。在我们的政策和研究中，都忽视这样的事实，只有在一定的条件下，博士教育才能发挥改善社会的正功能。
三、“合谋”的社会病
“教育生产的跑步机”在一定程度解释某种社会现象，它较为形象地描述了“博士生产”过程，一个竞争激烈、高度紧张、模式化生产的过程，不断地增加数量，不停地生产，导致博士数量超过社会需求。“教育生产的跑步机”制造的教育问题，其实是一个社会病。至少是三股力量的合谋。
其一，在“文凭社会”[5]的驱动下，很多人对学历过于迷信。博士学位证书被看成是最高级别的学位证明，这种证书使得持有者可望被准许进入到象征荣耀的圈子以及拥有合乎身份地位的工资报酬。
其二，在中国的国情下，高层次人才培养人数的增加直接意味着高校自身声誉和地位的提高。虽然中国研究生招生计划由教育部、国家发改委等部门统一下达，政府规定了博士教育规模限制，但是高校并不是消极地应对政策，他们之间存在竞争，并有自己的利益诉求，渴望通过扩招乃至扩张拥有更大的发展前景。
其三，在教育与社会发展关系方面，主流认识导向“高等教育促进社会进步”的论断。认为高等教育扩张是全球的趋势，发展教育，构建一整套关于发展的理性话语成为一种信仰，在宏观社会环境上得到高度宣扬。
博士生培养其实是一个社会系统工程。在中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教育问题、经济问题、社会问题等都具有深层次的相关性，盲目的为了利益最大化而进行教育生产，不考虑其他系统的运作，都将形成一种零和游戏。“教育生产的跑步机”只是考虑单方面生产，并没有充分考虑到社会环境，比如博士学术质量，博士与社会需求之间的衔接，劳动力市场的特征。社会进入过快生产行列，也将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高等教育发展，需要深化学校教育内外改革，规避单一的、孤立的、冒然的政策制定。可将教育系统放进整个社会经济系统中来考虑，综合把握学术精神、社会需求、社会变化、师资力量、科研管理、学校办学条件等因素，加强对博士生教育规模的宏观调控。将博士生培养的质量、学术精神为中心，促进博士生群体的规模、质量、结构的协调发展。
注释：
①摘自2014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http：//www.moe.edu.cn/srcsite/A03/s180/moe_633/201508/t20150811_199589.html。
②摘自：Allan Schniaber，David N.Pellow，and Adam Weinberg，“The Treadmill of Production and the Environmental State”。
③“生产的跑步机”源于“treadmill”一词。
④博士论文直接反应了博士教育的质量和水平，是博士培养计划的核心。没有博士论文，就无法对博士生的水平做出评价。需权衡好各方面的制度关系。
参考文献：
[1]周光礼.中国博士质量调查[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2]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群言出版社，2007.
[3]郑也夫.吾国教育病理[M].中信出版社，2013.
[4]王善迈.改革教育财政拨款体制提高教育资源配置效率[J].教育研究，1995（2）.
[5]柯林斯著，刘慧珍译.文凭社会[M].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