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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农村社会治理是中国社会治理的重点和难点。习近平总书记对新时代对加强农村社会治理的重要性尤其是如何加强农村社会治理进行了充分论述，认为搞好农村社会治理必须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从解决农民群众切身利益出发，充分依靠和发动农民群众参与农村社会治理。
关键词：中国特色；农村社会治理；思想
农业强不强、农村美不美、农民富不富，决定着全面小康社会的成色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质量。农村社会治理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受到习近平总书记的高度重视。认真研究领会学习习近平关于乡村社会治理的科学论断，对于我们加强和改进乡村社会治理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一、新时代社会发展需要加强农村社会治理
完善农村社会治理既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必然要求，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内在体现。
第一，乡村振兴需要农村社会的有效治理
为解决中国社会发展中日益突出的城乡差距的矛盾，党的十九大明确指出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2018年1月，党中央下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开启了解决“三农”问题的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解决的不仅仅是农业能不能实现产业化、能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农民能不能增收、能不能生活幸福的问题，它同时也要解决乡村社会发展问题，就是要通过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的同步推进，使农村成为广大农民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很显然，农业的发展、农民生活的改善和乡村社会和谐三者是一个有机统一体，相互支撑、相互促进。没有乡村社会的和谐稳定就不可能有农业的健康持续发展的社会环境，也不可能有农民的美好幸福生活的现实保障，也就不可能实现乡村振兴。可见，“乡风文明、治理有效”既是乡村振兴的标志和内涵要求，也是实现农业“产业兴旺”和农民“生活富裕”的前提和保证。
第二，和谐社会建设需要农村社会的有效治理
十九大报告指出，“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基本实现现代化，再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战略安排”，而无论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还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再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社会和谐”都是其内在要求和外在体现。然而，实现社会的和谐需要克服和解决很多现实问题，其中，有效化解社会矛盾尤其是乡村社会矛盾十分关键。由于种种原因，乡村社会矛盾复杂多样：既有因基层管理机制、干部作风带来的干群之间的不信任，甚至对立的矛盾，也有因社会观念改变、法治意识淡薄导致的邻里之间的纠纷；既有因社会上层建筑发展变化引起的观念上的冲突，更有因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造成的民生问题。能不能有效解决这些问题既事关乡村社会的和谐稳定，也影响整个社会的长治久安。2015年6月17日，习近平在贵州农村考察时指出，“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最突出的矛盾和问题也在基层，”“社会治理的重心必须落实到城乡社区，社区服务和管理能力强了，社会治理的基础就实了”，“必须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丝毫不能放松。”[1]因此，加强乡村社会既是乡村振兴的要求，更是社会和谐稳定的需要。
第三，民族复兴需要农村社会的有效治理
作为一个农业人口占比依然较大、仍然处于发展中的农业大国，要实现中华民族偉大复兴的中国梦，当然离不开广大农民群众的力量，离不开乡村社会的有效治理。乡村社会治理的一个基本原则是以人为本、改善民生，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提高广大农村居民的精神文明水平。也就是说，有效的乡村社会治理，既是充分相信和依靠广大农民群众、充分调动和发挥农民群众积极性、主动协调处理基层矛盾的的社会治理，也是以提高农村居民素质、更好的发挥农民群众创造力、推动乡村发展的社会治理。“新形势下，如果利益关系协调不好、各种矛盾处理不好，就会导致问题激化，严重的就会影响发展进程”[2]因此，调动和发挥农民群众劳动生产和社会治理的积极性、主动性，更好的发挥农民群众的聪敏才智，那就必须创新乡村社会治理体系，增强乡村社会治理能力，着力协调解决好与农民群众密切相关的各种矛盾和利益关系。
二、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是搞好农村社会治理的根本保证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基层党组织在农村社会治理中的战斗堡垒作用，明确指出“要把夯实农村基层党组织同脱贫攻坚有机结合起来，选好一把手、配强领导班子，特别是要下决心解决软弱涣散基层班子的问题，发挥好村党组织在脱贫攻坚中的战斗堡垒作用。还要依法打击村霸黑恶势力，严防他们干扰基层政权运行。”[3]“贯彻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方针，必须扎实做好抓基层、打基础的工作，使每个基层党组织都成为坚强战斗堡垒”“要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支持基层，加大投入力度，加强带头人队伍建设，确保基层党组织有资源、有能力为群众服务”[4]习近平认为，抓基层党组织建设就是要解决党的基层组织涣散、软弱无力的问题，提高为民服务的能力和本领，更好的打击村霸黑恶势力、带领广大群众完成脱贫攻坚任务，总之一句话，充分发挥党的基层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
习近平之所以强调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是因为，一方面农村基层党组织直接面对和服务于基层广大群众，是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带头人，是发展农村经济、维护农村社会稳定的决定性力量。另一方面，长期以来，特别是十八大以前，农村基层党组织不健全，作用不突出的问题十分普遍。一些地方农村基层党组织机构不健全，不能正常开展工作；一些地方虽然形式上有党的基层组织，但其领导班子软弱涣散，没有发挥应有的战斗堡垒作用；甚至一些地方基层党组织与村霸黑恶势力相勾结，危害民众利益，严重损害党的形象。
“党员强不强，关键看肩膀。”习近平认为基层党的建设关键是要选好一把手、配好班子。为此，十八大以后，党中央在一些存在“软、散、乱、穷”问题的乡村派驻了第一书记，帮助地方党委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驻村书记制度的实施，不仅有利于党了解基层真实情况，夯实党的基层工作基础，而且有利于培养锻炼年轻干部，可谓一举多得。 三、改善和保障民生是维护农村社会稳定的前提
如何保障和改善民生？习近平认为，一是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让人民群众过上好日子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5]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广大人民群众的温饱问题以得到根本解决，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已基本得到满足。在这种背景下，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同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逐渐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这种矛盾在中国广大乡村地区表现更为明显。因此，要解决这种矛盾，就必须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理念，着力解决中国乡村生产力发展不充分、与城市相比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要充分考虑广大乡村地区历史与现实的问题，对不同地区和不同的人群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对农村贫困人口要实施精准扶贫，对农民工要让他们逐步公平享受当地基本公共服务；对老少边穷地区要“我们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针对特定人群面临的特定困难，想方设法帮助他们解决实际问题”[6]
二是要重点解决好民生基本问题。习近平多次强调，在当前经济下行、社会矛盾问题增多的背景下，一定要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这个根本问题，抓住劳动就业、技能培训、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安全卫生等突出问题。但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我国广大农村地区所面临的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问题更为突出，一些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不到位，村民健康饮水、交通出行、网络通信等得不到很好保障；不少农村地区教育资源紧缺，导致学校办学条件差、教育质量低下、安全隐患多、家庭教育成本高；很多农村地区普遍存在“空壳化”、“碎片化”现象，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留守妇女等留守问题突出，不可避免带来财产、人身安全、心理健康问题的出现，等等。
要解决好农村的基本民生问题，就要正视城乡收入差距问题，加大对农村的投入，“努力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一项重要任务”[7]“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加大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的转移支付”[8]“要优化教育资源配置，逐步缩小区域、城乡、校际差距，特别是要加大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远地区、贫困地区基础教育的投入力度，保障贫困地区办学经费，健全家庭困难学生资助体系。要推进教育精准脱贫，重点帮助贫困人口子女接受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让每一个孩子都对自己有信心、对未来有希望。”[9]
四、要充分依靠法治的力量和群众的智慧来解决农村社会矛盾
处在转型时期的中国广大乡村社会，不可避免的存在大量矛盾，如何看待和解决这些矛盾，考验着中国共产党的能力和智慧。习近平以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为基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创造性地提出了解决农村社会矛盾的新思想。
一是要善于运用法治思维解决农村社会矛盾。随着社会急剧发展转型，特别是社会结构的调整和变革，不同主体之间的矛盾冲突复杂尖锐。如何有效解决社会矛盾是事关国家治理、社会发展稳定的大问题。习近平认为，解决社会矛盾、稳定社会秩序必须要善于运用法治思维。“治理和管理一字之差，体现的是系统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综合施策”[10]
改革开放后，我国虽然先后进行了六次大规模的普法教育，广大农民群众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也明显增强，但受长期封建社会“人治”思想的影响，以及中国乡村地广人多等因素的制约，农民群众的法治意识依然比较淡薄。主要表现为农民法律知识不断丰富，但法律认知水平仍然较低；农民用法意识不断强化，但存在畏法息诉倾向；农民守法意识初步形成，但法律信仰模糊。[11]树立法律意识，增强法制观念，已成为乡村社会治理的基础性工作。
树立法律意识必须领导带头。十八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坚持把领导干部带头学法、模范守法作为树立法治意识的关键”。基层党委政府、乡村领导干部是广大基层群众的示范者、领路人，只有基层党委和政府率先垂范，带头尊法、守法，才能营造良好的法治氛围，才能逐渐带动普通民众的守法意识。
树立法律意识必须维护法律权威。“要在全社会树立法律权威，使人民认识到法律既是保障自身权利的有力武器，也是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培育社会成员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的良好环境，自觉抵制违法行为，自觉维护法治权威”[12]法律权威的维护，既要靠领导干部的率先垂范，身体力行，更要靠严格执法、公正司法。这就需要全面维护群眾的切身利益、解决好人民群众合理合法的利益诉求；让老百姓相信法律、尊重法律。
二是要善于依靠群众的智慧来解决农村社会矛盾。中国共产党历来十分重视依靠群众的力量和智慧来治理社会、建设国家。早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毛泽东就肯定和倡导了“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的“枫桥经验”，2013年10月，习近平也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充分认识“枫桥经验”的重大意义，发扬优良作风，适应时代要求，创新群众工作方法，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矛盾和问题，把“枫桥经验”坚持好、发展好，把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好、贯彻好。
“枫桥经验”的核心就是充分依靠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就地解决矛盾。它体现的是党的“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和工作方法。尽管当前我国乡村社会矛盾呈现多样化和复杂化的特点，但主要的还是邻里纠纷、家庭不和引发的非对抗性的矛盾，通过基层政府和人民调解委员会对这些矛盾进行诉讼外调解，不仅能节约诉讼成本和司法资源，而且能够防止矛盾激化，维护社会和谐。
基金项目：河南省政府决策研究招标课题（《推进河南农村社会治理精细化问题研究》2017B412）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新华社：《看清形势适应趋势发挥优势 善于运用辩证思维谋划发展》[N]人民日报，2015-06-19）
[2）《下大力气破解制约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点难点问题》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11月版，82页）
[3]《加大力度推进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11月版，91页）
[4]2013年6月28日，习近平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5]张怡恬《深刻认识和切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学习习近平同志参加内蒙古等代表团审议时关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 人民日报 》 2018年03月20日 07 版
[6]《下大力气破解制约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点难点问题》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11月版，80页）
[7]《下大力气破解制约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点难点问题》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11月版，81页）
[8]《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N]人民日报，2015-11-04）
[9]《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11月版，366页）
[10]《推进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 加强和创新特大城市社会治理》新华社2014-03-05）
[11]（张红霞 王超《全面依法治国条件下的农民法治意识培养》红旗文稿2016-23
[12]《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11月版，120页）
作者简介
王晓勇（1965-），男，教授，河南光山人，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作者单位：河南农业大学文法学院）
关键词：中国特色；农村社会治理；思想
农业强不强、农村美不美、农民富不富，决定着全面小康社会的成色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质量。农村社会治理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受到习近平总书记的高度重视。认真研究领会学习习近平关于乡村社会治理的科学论断，对于我们加强和改进乡村社会治理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一、新时代社会发展需要加强农村社会治理
完善农村社会治理既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必然要求，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内在体现。
第一，乡村振兴需要农村社会的有效治理
为解决中国社会发展中日益突出的城乡差距的矛盾，党的十九大明确指出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2018年1月，党中央下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开启了解决“三农”问题的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解决的不仅仅是农业能不能实现产业化、能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农民能不能增收、能不能生活幸福的问题，它同时也要解决乡村社会发展问题，就是要通过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的同步推进，使农村成为广大农民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很显然，农业的发展、农民生活的改善和乡村社会和谐三者是一个有机统一体，相互支撑、相互促进。没有乡村社会的和谐稳定就不可能有农业的健康持续发展的社会环境，也不可能有农民的美好幸福生活的现实保障，也就不可能实现乡村振兴。可见，“乡风文明、治理有效”既是乡村振兴的标志和内涵要求，也是实现农业“产业兴旺”和农民“生活富裕”的前提和保证。
第二，和谐社会建设需要农村社会的有效治理
十九大报告指出，“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基本实现现代化，再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战略安排”，而无论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还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再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社会和谐”都是其内在要求和外在体现。然而，实现社会的和谐需要克服和解决很多现实问题，其中，有效化解社会矛盾尤其是乡村社会矛盾十分关键。由于种种原因，乡村社会矛盾复杂多样：既有因基层管理机制、干部作风带来的干群之间的不信任，甚至对立的矛盾，也有因社会观念改变、法治意识淡薄导致的邻里之间的纠纷；既有因社会上层建筑发展变化引起的观念上的冲突，更有因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造成的民生问题。能不能有效解决这些问题既事关乡村社会的和谐稳定，也影响整个社会的长治久安。2015年6月17日，习近平在贵州农村考察时指出，“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最突出的矛盾和问题也在基层，”“社会治理的重心必须落实到城乡社区，社区服务和管理能力强了，社会治理的基础就实了”，“必须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丝毫不能放松。”[1]因此，加强乡村社会既是乡村振兴的要求，更是社会和谐稳定的需要。
第三，民族复兴需要农村社会的有效治理
作为一个农业人口占比依然较大、仍然处于发展中的农业大国，要实现中华民族偉大复兴的中国梦，当然离不开广大农民群众的力量，离不开乡村社会的有效治理。乡村社会治理的一个基本原则是以人为本、改善民生，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提高广大农村居民的精神文明水平。也就是说，有效的乡村社会治理，既是充分相信和依靠广大农民群众、充分调动和发挥农民群众积极性、主动协调处理基层矛盾的的社会治理，也是以提高农村居民素质、更好的发挥农民群众创造力、推动乡村发展的社会治理。“新形势下，如果利益关系协调不好、各种矛盾处理不好，就会导致问题激化，严重的就会影响发展进程”[2]因此，调动和发挥农民群众劳动生产和社会治理的积极性、主动性，更好的发挥农民群众的聪敏才智，那就必须创新乡村社会治理体系，增强乡村社会治理能力，着力协调解决好与农民群众密切相关的各种矛盾和利益关系。
二、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是搞好农村社会治理的根本保证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基层党组织在农村社会治理中的战斗堡垒作用，明确指出“要把夯实农村基层党组织同脱贫攻坚有机结合起来，选好一把手、配强领导班子，特别是要下决心解决软弱涣散基层班子的问题，发挥好村党组织在脱贫攻坚中的战斗堡垒作用。还要依法打击村霸黑恶势力，严防他们干扰基层政权运行。”[3]“贯彻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方针，必须扎实做好抓基层、打基础的工作，使每个基层党组织都成为坚强战斗堡垒”“要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支持基层，加大投入力度，加强带头人队伍建设，确保基层党组织有资源、有能力为群众服务”[4]习近平认为，抓基层党组织建设就是要解决党的基层组织涣散、软弱无力的问题，提高为民服务的能力和本领，更好的打击村霸黑恶势力、带领广大群众完成脱贫攻坚任务，总之一句话，充分发挥党的基层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
习近平之所以强调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是因为，一方面农村基层党组织直接面对和服务于基层广大群众，是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带头人，是发展农村经济、维护农村社会稳定的决定性力量。另一方面，长期以来，特别是十八大以前，农村基层党组织不健全，作用不突出的问题十分普遍。一些地方农村基层党组织机构不健全，不能正常开展工作；一些地方虽然形式上有党的基层组织，但其领导班子软弱涣散，没有发挥应有的战斗堡垒作用；甚至一些地方基层党组织与村霸黑恶势力相勾结，危害民众利益，严重损害党的形象。
“党员强不强，关键看肩膀。”习近平认为基层党的建设关键是要选好一把手、配好班子。为此，十八大以后，党中央在一些存在“软、散、乱、穷”问题的乡村派驻了第一书记，帮助地方党委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驻村书记制度的实施，不仅有利于党了解基层真实情况，夯实党的基层工作基础，而且有利于培养锻炼年轻干部，可谓一举多得。 三、改善和保障民生是维护农村社会稳定的前提
如何保障和改善民生？习近平认为，一是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让人民群众过上好日子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5]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广大人民群众的温饱问题以得到根本解决，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已基本得到满足。在这种背景下，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同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逐渐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这种矛盾在中国广大乡村地区表现更为明显。因此，要解决这种矛盾，就必须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理念，着力解决中国乡村生产力发展不充分、与城市相比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要充分考虑广大乡村地区历史与现实的问题，对不同地区和不同的人群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对农村贫困人口要实施精准扶贫，对农民工要让他们逐步公平享受当地基本公共服务；对老少边穷地区要“我们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针对特定人群面临的特定困难，想方设法帮助他们解决实际问题”[6]
二是要重点解决好民生基本问题。习近平多次强调，在当前经济下行、社会矛盾问题增多的背景下，一定要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这个根本问题，抓住劳动就业、技能培训、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安全卫生等突出问题。但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我国广大农村地区所面临的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问题更为突出，一些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不到位，村民健康饮水、交通出行、网络通信等得不到很好保障；不少农村地区教育资源紧缺，导致学校办学条件差、教育质量低下、安全隐患多、家庭教育成本高；很多农村地区普遍存在“空壳化”、“碎片化”现象，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留守妇女等留守问题突出，不可避免带来财产、人身安全、心理健康问题的出现，等等。
要解决好农村的基本民生问题，就要正视城乡收入差距问题，加大对农村的投入，“努力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一项重要任务”[7]“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加大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的转移支付”[8]“要优化教育资源配置，逐步缩小区域、城乡、校际差距，特别是要加大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远地区、贫困地区基础教育的投入力度，保障贫困地区办学经费，健全家庭困难学生资助体系。要推进教育精准脱贫，重点帮助贫困人口子女接受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让每一个孩子都对自己有信心、对未来有希望。”[9]
四、要充分依靠法治的力量和群众的智慧来解决农村社会矛盾
处在转型时期的中国广大乡村社会，不可避免的存在大量矛盾，如何看待和解决这些矛盾，考验着中国共产党的能力和智慧。习近平以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为基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创造性地提出了解决农村社会矛盾的新思想。
一是要善于运用法治思维解决农村社会矛盾。随着社会急剧发展转型，特别是社会结构的调整和变革，不同主体之间的矛盾冲突复杂尖锐。如何有效解决社会矛盾是事关国家治理、社会发展稳定的大问题。习近平认为，解决社会矛盾、稳定社会秩序必须要善于运用法治思维。“治理和管理一字之差，体现的是系统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综合施策”[10]
改革开放后，我国虽然先后进行了六次大规模的普法教育，广大农民群众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也明显增强，但受长期封建社会“人治”思想的影响，以及中国乡村地广人多等因素的制约，农民群众的法治意识依然比较淡薄。主要表现为农民法律知识不断丰富，但法律认知水平仍然较低；农民用法意识不断强化，但存在畏法息诉倾向；农民守法意识初步形成，但法律信仰模糊。[11]树立法律意识，增强法制观念，已成为乡村社会治理的基础性工作。
树立法律意识必须领导带头。十八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坚持把领导干部带头学法、模范守法作为树立法治意识的关键”。基层党委政府、乡村领导干部是广大基层群众的示范者、领路人，只有基层党委和政府率先垂范，带头尊法、守法，才能营造良好的法治氛围，才能逐渐带动普通民众的守法意识。
树立法律意识必须维护法律权威。“要在全社会树立法律权威，使人民认识到法律既是保障自身权利的有力武器，也是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培育社会成员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的良好环境，自觉抵制违法行为，自觉维护法治权威”[12]法律权威的维护，既要靠领导干部的率先垂范，身体力行，更要靠严格执法、公正司法。这就需要全面维护群眾的切身利益、解决好人民群众合理合法的利益诉求；让老百姓相信法律、尊重法律。
二是要善于依靠群众的智慧来解决农村社会矛盾。中国共产党历来十分重视依靠群众的力量和智慧来治理社会、建设国家。早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毛泽东就肯定和倡导了“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的“枫桥经验”，2013年10月，习近平也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充分认识“枫桥经验”的重大意义，发扬优良作风，适应时代要求，创新群众工作方法，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矛盾和问题，把“枫桥经验”坚持好、发展好，把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好、贯彻好。
“枫桥经验”的核心就是充分依靠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就地解决矛盾。它体现的是党的“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和工作方法。尽管当前我国乡村社会矛盾呈现多样化和复杂化的特点，但主要的还是邻里纠纷、家庭不和引发的非对抗性的矛盾，通过基层政府和人民调解委员会对这些矛盾进行诉讼外调解，不仅能节约诉讼成本和司法资源，而且能够防止矛盾激化，维护社会和谐。
基金项目：河南省政府决策研究招标课题（《推进河南农村社会治理精细化问题研究》2017B412）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新华社：《看清形势适应趋势发挥优势 善于运用辩证思维谋划发展》[N]人民日报，2015-06-19）
[2）《下大力气破解制约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点难点问题》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11月版，82页）
[3]《加大力度推进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11月版，91页）
[4]2013年6月28日，习近平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5]张怡恬《深刻认识和切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学习习近平同志参加内蒙古等代表团审议时关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 人民日报 》 2018年03月20日 07 版
[6]《下大力气破解制约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点难点问题》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11月版，80页）
[7]《下大力气破解制约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点难点问题》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11月版，81页）
[8]《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N]人民日报，2015-11-04）
[9]《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11月版，366页）
[10]《推进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 加强和创新特大城市社会治理》新华社2014-03-05）
[11]（张红霞 王超《全面依法治国条件下的农民法治意识培养》红旗文稿2016-23
[12]《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11月版，120页）
作者简介
王晓勇（1965-），男，教授，河南光山人，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作者单位：河南农业大学文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