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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家莫言的很多小说中都有“红”这个颜色，《红高粱》中的高粱地也独独用了红来修饰，结合中国的红色情节，体现出了自强不息，生机盎然，热情奔放的乡村情怀，其完全契合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在视红色为邪恶，血腥的西方国度里，霍桑的《红字》却是独树一帜的，《红字》中的“红”摒弃了西方那固有的观念，表现了主人公对生命的热爱，以及对自我的追求。因此，在经济，政治，文化都迥然不同的背景下，时空也相差甚远的情况下，文学上的相互碰撞也会产生相似的火花。
关键词：《红高粱》；《红字》；“红”颜色；异同
作者简介：蒋晓琦（1993-），吉林大学公共外语教育学院16级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硕士在读。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15-0-02
语言是社会生活的集中反映和概括，但人类不仅仅生活在用语言编织的网中，人类也生活在一个缤纷多彩的世界里的，赤橙红绿青蓝紫等颜色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点缀，因为有颜色的存在，每个人才拥有专属于他自己的色彩斑斓的人生。颜色是一种客观存在的事物，它的本质对各个民族是一样的，但各个民族对颜色的认知，特别是各个民族赋予它的比喻意义，联想意义，现实渊源以及文化意象是不尽相同的。下面就会从东方的《红高粱》和西方的《红字》中体会文字之于文学艺术的强大表现力，特别是相同颜色“红”如今激烈的文化冲击中的相似性。
一、《红高粱》中的红色寓意
红色在中华民族传统中是一种喜庆的颜色，它象征着吉祥如意，健康幸福。过新年的时候，家家在门口贴上红对联；在举行中国传统婚礼时，新娘要穿红色喜服，双方家中要在墙上，窗上，门上贴上红喜字，客人们送的礼金都要用红纸包上；与西方星座相对应的东方属相是极其引人注意的，如果恰逢本命年即12年一轮回的话，人们都会从里到外穿一身红。东方特别是中国极其推崇红色，不仅仅是因为火把可以驱逐野兽，吓跑了古神话中的年兽，祛除旧日子当中的灾病，以祈求新生活中和平安定，更是因为在列强侵略无论是物质还是思想都很贫乏的中国之时，革命先辈用他们的鲜血染红旗帜，用生命敲响警钟，用身体堵住侵略者前进的脚步。那用鲜血染就的红色精神带领着全世界被压迫的民族起身反抗，浴血奋战，奋勇杀敌，红色精神就是为了自由勇于反抗的精神，为了小至个人大至民族的解放而奋斗的精神。
《红高粱》中的红色精神是秉承天地，生机勃勃的野性精神，承载了人作为原始生命力的象征意义。它带领着人们闯荡荆棘丛生，虎豹横行的世界，体现了自立自强，敢作敢为，生机勃勃，热情奔放，混着阳刚和血性的蓬勃生命力，这种生命力在余占鳌和戴凤莲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莫言通过《红高粱》赞美了高密县东北乡人民的红高粱精神般的品格，赞美了祖辈洋溢着的原始生命力和无所畏惧的精神，赞美了作为人最本真的欲望和追求，而这一望无际的高粱地庄严肃穆，不仅仅是“我爷爷”和“我奶奶”生活，奋战的场景，它已经成为一种象征，一种符号，一种标记和一种生命力的传达，是家族的光荣图腾，更是优秀传统民族精神的写照。
《红高粱》是最能反映莫言风格的一部奇作，小说由一块块感觉画面组合而成，形成一个以独特感觉为基础的“红高粱”世界。从题材上看，小说取材于莫言家乡的抗战生活，写作目的极其明确，以家乡的红高粱地作为背景，以活生生的回忆为依托，描写着家乡的本真生活。无边无际的高粱地被染成汪洋的血海，在血海中，不但有生命的野合，活剐的血腥，土匪的野蛮，也饱含着英勇的伏击，顽强的抵抗。与以往抗战类文学作品不同，《红高粱》摒弃了种种思想条框，抹去了单纯乐观的色调，把家乡的抗战生活重新放入民族的发展史中，使之与历史现实相融合，开拓出一条属于莫言的新路。
《红高粱》中的“红”充满了人对个性的追求和对生命的渴望。莫言在写此书之时就痛感现代都市中的人性龌龊和生命力的枯萎，转而在高密东北乡那一片粗犷，野蛮的乡间黑土上，发现了爷爷，奶奶的那种顽强的生命力，自由自在，无拘无束，无所畏惧，朴素坦然的生活方式。这种现实与历史的交流，使得人们发现民间文化的魅力和散发着乡土气息的精神，而这一切恰恰是现代人所缺失的。莫言笔下的主要人物往往都不是那种由正统文化观念所认定的历史主体，而是那些被主流历史所排除在外的人。就像是《红高粱》中的那一群英勇抗战的英雄，碰巧就是由土匪，轿夫，流浪汉等等拼凑起来的乌合之众。然而这些看似粗鲁，愚笨的人身上，莫言发现了他们的闪光点，可能不仅仅是莫言发现了金子，但是莫言却成了第一个把蒙纱的金子放到台面的人。站在正统历史进程的长河中，和徘徊在其边缘的人成为朋友，尽管他们的生活方式，大大僭越了文明，但是莫言却赋予他们另一种精神表现，国难面前，人人有责，奋勇杀敌，顽强斗争，这种精神与现在那种犯我中华，虽远必诛的信念相呼应，映射出刚毅的品格与强大的生命力。
二、《红字》中的红色寓意
红色在以英语为母语的英美人眼中，则意味着流血，恐怖和危险，甚至使人联想到淫荡和低级。如red light district 译为红灯区，scarlet 常常伴随着血腥的，淫荡的，臭名昭著的等等一系列贬义涵义。这种情况可能是由宗教等各个方面的因素相互作用而成，也可能与现今西方相传的超自然现象和残忍暴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尽管这些不由而知并且无从考证，但是通过这种现象不难看出，因历史传统，风俗习惯，政治制度等等的不同，东西方两民族对待颜色的态度也大相徑庭。
《红字》是美国著名作家霍桑于1850年发表的长篇小说，这篇小说将19世纪美国复杂的社会问题揭露出来，在这部小说中霍桑把自己对于爱情，宗教信仰，女性意识等等尖锐问题的观点都蕴含在这篇小说之中。《红字》成功塑造了海斯特这一女性形象，她以自己的方式捍卫自己做女人应有的权利，起初她只是一个被侮辱被伤害的可怜女性，但是凭借永不放弃地对幸福的追求，逐渐成为思想上的自由者，甚至最后成为了女权活动家。全文以海斯特这一女性形象的塑造为线索，体现了霍桑的女性主义意识，表达了其自身对真正自由平等的追求。 《红字》中的大面积篇幅都是为海斯特这一女性形象服务的，这种布局毫无疑问的是为了凸显海斯特的主体地位，以表达全文的主旨。而小说中的两位主要男性人物，则与同时期的小说不同，处于相对次要的地位。这就表明，霍桑一改当时男权社会中应把男性作为主要人物的传统观念，破除了旧制度的条条框框，在作品中为海斯特赢得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主体地位，这一做法将作者潜在的女性主义意识潜移默化的渗透出来。从海斯特一出场，霍桑对她的形象描写，就从正面积极地传达出小说的主旋律，海斯特的衣着言谈和手中抱着的婴儿，仿佛让读者以为是一个圣母的形象，可是出乎意料的是她竟然是一个通奸犯，这处对比不禁使人哗然。描写和现实的强烈对比反差，突出了海斯特追求美的天性，自由奔放的气质，对清教教规的反抗，对社会习俗的轻视以及追求爱情的精神。
《红字》是以十七世纪的波士顿为大的写作背景，在当时，清教统治者为了统治，对妇女设立了一系列严厉的法律法规，在这样一个男尊女卑的环境中海斯特不仅不臣服于传统的观念，还通过自己的自身行动表示拒绝，表達出她与清教社会的针锋相对。由于海斯特犯了所谓的通奸罪，受到当权者的逼迫，必须在其胸前带有象征耻辱的标记“A”，当时她怀抱着婴儿，站在刑台接受统治者的审判时，他们以拯救海斯特灵魂为借口，想要用自以为神圣感化的语言诱导她说出同伙的名字时，海斯特坚决并大声地说不，以导致这红字烙的太深，海斯特一辈子也无法取下来。在当时迂腐的男性社会中，语言是男性的专利，所以基于这样一种情况，海斯特竟然用语言驳回了审判者的审问，表达出自己的思想，这一切的一切都将她追求爱情的精神和勇于承担结果的勇气表现出来。
随着海斯特胸前那鲜红的“A”的含义不断转变，从最初的通奸，到能干，最后上升为天使，那红颜色的含义也在不断改变，红色不再仅仅可以用来形容淫荡，也可以形容像天使一样善良的人。海斯特是一位对女权的维护者，对浪漫爱情的追逐者，对自身命运的反抗者，正是通过海斯特那顽强的生命力，映射出其对生命的渴望和对人性本质的追求。海斯特表达出的那种对自己与之前丈夫之间没有爱情的婚姻的不满与大胆追求与年轻牧师的美好爱情，都是值得被当时受压迫的女性学习的，这是一个女性应有的合情合理的自我权利，也是作为一个平等的人对人性的基本要求。
三、结语
如上所述，虽然莫言和霍桑所处时代不同，文化大背景迥异，就连所处地域也是相差万里，但是就是通过文学载体，使他们的思想上产生共鸣，“红”色抹除了其原本的标记，被赋予了新的含义，代表着主人公对人性与本质的追求。无论是“我爷爷”，“我奶奶”，还是海斯特都是通过对生命的渴望，对自我的追求，在荆棘之中以生存。其实这些本应该是人最基本的权利，但是在那个世界里，在那个时代中，是需要斗争反抗，甚至牺牲自己，才有可能获得的。所以说我们不能否定人们对基本颜色的感知大体上是相似的，那是由于人类文化本身就存在着共性，并且文化间通过交流的方式相互渗透，趋同的现象也就日益增多了起来，英汉两种语言是分别属于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体系中的，但由于文化之间不但存在差异还包含共性，不同民族的人们观察事物的方式以及表达思想感情的手段会有很多相似之处，与其说是巧合，还不如说是一种文化重叠的现象。
参考文献：
[1]霍桑.方华文译.《红字》.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9.
[2]胡尚田.论《红字》中的红字.四川外语学院学报， 1999，10.
[3]莫言.《红高粱》[M].北京：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1987.
[4]任晓晋，魏玲.《红字》中象征与原型的模糊性、多义性和矛盾性.外国文学研究， 2000，1.
[5]王逢鑫.英汉比较语义学[M].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01.
[6]吴进业.跨文化交际与外语学习[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5.
[7]张清华.叙述的极限――莫言论[J].当代作家评论， 2003年第2期.
[8]张绍九.时代情绪的迸发――从叙述学角度再读《红高粱》[J].曲靖师范学院学报， 2005年第1期.
关键词：《红高粱》；《红字》；“红”颜色；异同
作者简介：蒋晓琦（1993-），吉林大学公共外语教育学院16级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硕士在读。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15-0-02
语言是社会生活的集中反映和概括，但人类不仅仅生活在用语言编织的网中，人类也生活在一个缤纷多彩的世界里的，赤橙红绿青蓝紫等颜色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点缀，因为有颜色的存在，每个人才拥有专属于他自己的色彩斑斓的人生。颜色是一种客观存在的事物，它的本质对各个民族是一样的，但各个民族对颜色的认知，特别是各个民族赋予它的比喻意义，联想意义，现实渊源以及文化意象是不尽相同的。下面就会从东方的《红高粱》和西方的《红字》中体会文字之于文学艺术的强大表现力，特别是相同颜色“红”如今激烈的文化冲击中的相似性。
一、《红高粱》中的红色寓意
红色在中华民族传统中是一种喜庆的颜色，它象征着吉祥如意，健康幸福。过新年的时候，家家在门口贴上红对联；在举行中国传统婚礼时，新娘要穿红色喜服，双方家中要在墙上，窗上，门上贴上红喜字，客人们送的礼金都要用红纸包上；与西方星座相对应的东方属相是极其引人注意的，如果恰逢本命年即12年一轮回的话，人们都会从里到外穿一身红。东方特别是中国极其推崇红色，不仅仅是因为火把可以驱逐野兽，吓跑了古神话中的年兽，祛除旧日子当中的灾病，以祈求新生活中和平安定，更是因为在列强侵略无论是物质还是思想都很贫乏的中国之时，革命先辈用他们的鲜血染红旗帜，用生命敲响警钟，用身体堵住侵略者前进的脚步。那用鲜血染就的红色精神带领着全世界被压迫的民族起身反抗，浴血奋战，奋勇杀敌，红色精神就是为了自由勇于反抗的精神，为了小至个人大至民族的解放而奋斗的精神。
《红高粱》中的红色精神是秉承天地，生机勃勃的野性精神，承载了人作为原始生命力的象征意义。它带领着人们闯荡荆棘丛生，虎豹横行的世界，体现了自立自强，敢作敢为，生机勃勃，热情奔放，混着阳刚和血性的蓬勃生命力，这种生命力在余占鳌和戴凤莲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莫言通过《红高粱》赞美了高密县东北乡人民的红高粱精神般的品格，赞美了祖辈洋溢着的原始生命力和无所畏惧的精神，赞美了作为人最本真的欲望和追求，而这一望无际的高粱地庄严肃穆，不仅仅是“我爷爷”和“我奶奶”生活，奋战的场景，它已经成为一种象征，一种符号，一种标记和一种生命力的传达，是家族的光荣图腾，更是优秀传统民族精神的写照。
《红高粱》是最能反映莫言风格的一部奇作，小说由一块块感觉画面组合而成，形成一个以独特感觉为基础的“红高粱”世界。从题材上看，小说取材于莫言家乡的抗战生活，写作目的极其明确，以家乡的红高粱地作为背景，以活生生的回忆为依托，描写着家乡的本真生活。无边无际的高粱地被染成汪洋的血海，在血海中，不但有生命的野合，活剐的血腥，土匪的野蛮，也饱含着英勇的伏击，顽强的抵抗。与以往抗战类文学作品不同，《红高粱》摒弃了种种思想条框，抹去了单纯乐观的色调，把家乡的抗战生活重新放入民族的发展史中，使之与历史现实相融合，开拓出一条属于莫言的新路。
《红高粱》中的“红”充满了人对个性的追求和对生命的渴望。莫言在写此书之时就痛感现代都市中的人性龌龊和生命力的枯萎，转而在高密东北乡那一片粗犷，野蛮的乡间黑土上，发现了爷爷，奶奶的那种顽强的生命力，自由自在，无拘无束，无所畏惧，朴素坦然的生活方式。这种现实与历史的交流，使得人们发现民间文化的魅力和散发着乡土气息的精神，而这一切恰恰是现代人所缺失的。莫言笔下的主要人物往往都不是那种由正统文化观念所认定的历史主体，而是那些被主流历史所排除在外的人。就像是《红高粱》中的那一群英勇抗战的英雄，碰巧就是由土匪，轿夫，流浪汉等等拼凑起来的乌合之众。然而这些看似粗鲁，愚笨的人身上，莫言发现了他们的闪光点，可能不仅仅是莫言发现了金子，但是莫言却成了第一个把蒙纱的金子放到台面的人。站在正统历史进程的长河中，和徘徊在其边缘的人成为朋友，尽管他们的生活方式，大大僭越了文明，但是莫言却赋予他们另一种精神表现，国难面前，人人有责，奋勇杀敌，顽强斗争，这种精神与现在那种犯我中华，虽远必诛的信念相呼应，映射出刚毅的品格与强大的生命力。
二、《红字》中的红色寓意
红色在以英语为母语的英美人眼中，则意味着流血，恐怖和危险，甚至使人联想到淫荡和低级。如red light district 译为红灯区，scarlet 常常伴随着血腥的，淫荡的，臭名昭著的等等一系列贬义涵义。这种情况可能是由宗教等各个方面的因素相互作用而成，也可能与现今西方相传的超自然现象和残忍暴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尽管这些不由而知并且无从考证，但是通过这种现象不难看出，因历史传统，风俗习惯，政治制度等等的不同，东西方两民族对待颜色的态度也大相徑庭。
《红字》是美国著名作家霍桑于1850年发表的长篇小说，这篇小说将19世纪美国复杂的社会问题揭露出来，在这部小说中霍桑把自己对于爱情，宗教信仰，女性意识等等尖锐问题的观点都蕴含在这篇小说之中。《红字》成功塑造了海斯特这一女性形象，她以自己的方式捍卫自己做女人应有的权利，起初她只是一个被侮辱被伤害的可怜女性，但是凭借永不放弃地对幸福的追求，逐渐成为思想上的自由者，甚至最后成为了女权活动家。全文以海斯特这一女性形象的塑造为线索，体现了霍桑的女性主义意识，表达了其自身对真正自由平等的追求。 《红字》中的大面积篇幅都是为海斯特这一女性形象服务的，这种布局毫无疑问的是为了凸显海斯特的主体地位，以表达全文的主旨。而小说中的两位主要男性人物，则与同时期的小说不同，处于相对次要的地位。这就表明，霍桑一改当时男权社会中应把男性作为主要人物的传统观念，破除了旧制度的条条框框，在作品中为海斯特赢得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主体地位，这一做法将作者潜在的女性主义意识潜移默化的渗透出来。从海斯特一出场，霍桑对她的形象描写，就从正面积极地传达出小说的主旋律，海斯特的衣着言谈和手中抱着的婴儿，仿佛让读者以为是一个圣母的形象，可是出乎意料的是她竟然是一个通奸犯，这处对比不禁使人哗然。描写和现实的强烈对比反差，突出了海斯特追求美的天性，自由奔放的气质，对清教教规的反抗，对社会习俗的轻视以及追求爱情的精神。
《红字》是以十七世纪的波士顿为大的写作背景，在当时，清教统治者为了统治，对妇女设立了一系列严厉的法律法规，在这样一个男尊女卑的环境中海斯特不仅不臣服于传统的观念，还通过自己的自身行动表示拒绝，表達出她与清教社会的针锋相对。由于海斯特犯了所谓的通奸罪，受到当权者的逼迫，必须在其胸前带有象征耻辱的标记“A”，当时她怀抱着婴儿，站在刑台接受统治者的审判时，他们以拯救海斯特灵魂为借口，想要用自以为神圣感化的语言诱导她说出同伙的名字时，海斯特坚决并大声地说不，以导致这红字烙的太深，海斯特一辈子也无法取下来。在当时迂腐的男性社会中，语言是男性的专利，所以基于这样一种情况，海斯特竟然用语言驳回了审判者的审问，表达出自己的思想，这一切的一切都将她追求爱情的精神和勇于承担结果的勇气表现出来。
随着海斯特胸前那鲜红的“A”的含义不断转变，从最初的通奸，到能干，最后上升为天使，那红颜色的含义也在不断改变，红色不再仅仅可以用来形容淫荡，也可以形容像天使一样善良的人。海斯特是一位对女权的维护者，对浪漫爱情的追逐者，对自身命运的反抗者，正是通过海斯特那顽强的生命力，映射出其对生命的渴望和对人性本质的追求。海斯特表达出的那种对自己与之前丈夫之间没有爱情的婚姻的不满与大胆追求与年轻牧师的美好爱情，都是值得被当时受压迫的女性学习的，这是一个女性应有的合情合理的自我权利，也是作为一个平等的人对人性的基本要求。
三、结语
如上所述，虽然莫言和霍桑所处时代不同，文化大背景迥异，就连所处地域也是相差万里，但是就是通过文学载体，使他们的思想上产生共鸣，“红”色抹除了其原本的标记，被赋予了新的含义，代表着主人公对人性与本质的追求。无论是“我爷爷”，“我奶奶”，还是海斯特都是通过对生命的渴望，对自我的追求，在荆棘之中以生存。其实这些本应该是人最基本的权利，但是在那个世界里，在那个时代中，是需要斗争反抗，甚至牺牲自己，才有可能获得的。所以说我们不能否定人们对基本颜色的感知大体上是相似的，那是由于人类文化本身就存在着共性，并且文化间通过交流的方式相互渗透，趋同的现象也就日益增多了起来，英汉两种语言是分别属于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体系中的，但由于文化之间不但存在差异还包含共性，不同民族的人们观察事物的方式以及表达思想感情的手段会有很多相似之处，与其说是巧合，还不如说是一种文化重叠的现象。
参考文献：
[1]霍桑.方华文译.《红字》.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9.
[2]胡尚田.论《红字》中的红字.四川外语学院学报， 1999，10.
[3]莫言.《红高粱》[M].北京：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1987.
[4]任晓晋，魏玲.《红字》中象征与原型的模糊性、多义性和矛盾性.外国文学研究， 2000，1.
[5]王逢鑫.英汉比较语义学[M].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01.
[6]吴进业.跨文化交际与外语学习[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5.
[7]张清华.叙述的极限――莫言论[J].当代作家评论， 2003年第2期.
[8]张绍九.时代情绪的迸发――从叙述学角度再读《红高粱》[J].曲靖师范学院学报， 200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