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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科学家们将自己当作小白鼠，进行自我实验的事例并不少见。为了确定黄热病的传染途径，斯塔宾斯·弗斯以身试验将病人的体液涂到眼睛上，甚至直接喝下病人的呕吐物……
1994年的“搞笑诺贝尔奖”颁给了美国科学家罗伯特·洛佩斯，以表彰他在1968年时，为了证明“猫的耳螨也能传染给人类”，在自己身上做了一系列危险的实验。洛佩斯先用棉花棒沾水，从一只猫的耳朵里取出1克左右的耳螨，然后将它塞到自己的左耳中。这些耳螨在他的耳朵里呆了一个月后才消失。其间，洛佩斯详细记录了它们在耳朵里的活动情况以及自己的感受。然而，为了验证实验确实已经成功了，在耳螨消失后，洛佩斯竟然又重新做了一次实验。为了寻找真相而作出这么大的牺牲，也难怪“搞笑诺贝尔奖”会颁给他。
事实上，科学家们将自己当作小白鼠，进行自我实验的事例并不少见。他们有的是因为对自己的理论非常有把握，对自己所作的研究满腔热忱，才会敢于在自己身上进行实验;有的是为了避开道德委员会繁琐的批准手续，实在等不及才进行的自我实验;有的则是为了名垂青史，于是选择放手一搏以身试验。
研究黄热病
在人类与黄热病的漫长斗争史中，有着许多科学家既疯狂又充满了英雄主义的自我实验行为。在19世纪初期，黄热病席卷了许多国家和地区，这是一种可能会致命的疾病，患者主要表现为发热、发冷、呕吐和内出血。当时，关于黄热病的传染途径众说纷纭，不过大多数人都认为它是通过接触病人传染的。当时，一名叫做斯塔宾斯·弗斯的医学博士，为了解决这些争论，决定以身试验。他先是将黄热病人刚刚吐出来的黑色呕吐物，涂在了自己弄出伤口的手臂上，来看自己到底会不会被传染，又把病人的呕吐物以及血液、唾液、汗水和尿液，涂到自己的眼睛上，但这么做都没有引起感染。为了进一步证实他的想法，弗斯做了最后一个更为恶心的实验，他把病人的呕吐物吃了下去，先是以药丸的形式，最后直接将其喝下，因为他最后还是没有得病，所以证明了黄热病并不会传染。
同样为了研究黄热病，1900年，美国陆军细菌学家杰西·拉扎尔、阿里斯蒂德斯·阿格拉蒙德、詹姆斯·卡罗尔和沃尔特·里德被派往古巴进行研究。他们通过一系列的亲身实验最终证实——蚊子才是黄热病病毒的传播媒介。不幸的是，这几位专家最后都感染了黄热病，拉扎尔还因此病逝，年仅37岁。除了阿格拉蒙德，另外两位专家也未能幸免，里德1902年死于腹膜炎，卡罗尔也在5年后死于黄热病。
起初，人们并不知道这些专家为了研究黄热病作出的牺牲。直到1947年，拉扎尔的日记本被公开，他们的事迹才为人们所知，他们还成为了当时诺贝尔奖呼声最高的候选人。不过，最后是南非的马克思·泰勒获得了1951年的诺贝尔奖。因为他研制出了第一支針对黄热病的疫苗，而且，他也是这支疫苗的亲身试验者。
通往心脏的导管
除了对学术研究的热情，为了避开道德委员会繁琐的批准手续，也是迫使科学家们不得不进行自我实验的原因之一。比如，1956年的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得主、德国医生维尔纳·福斯曼。在上世纪30年代，要研究活人的心脏是一件几乎不可能的事。但福斯曼曾经见过，法国生理学家将一根管子穿过马的颈静脉，并沿着它的脖子一直往下，直到抵达它的心脏。在整个实验过程中，马都是活着的状态。福斯曼确信这项实验在人的身上也能实现，但他的想法被导师和其他专家驳斥了，他们认为福斯曼是个疯子。
为了继续对心脏的研究，福斯曼只好将自己作为试验品，他将一根软管从自己肘部的静脉插入，直到抵达心脏。为了确认软管已安全进入心脏，福斯曼还托着软管去放射科拍了X光，X光片显示这根软管正安全地放置在他的心脏里。如今，这种心脏导管术已被用来诊断和治疗多种心脏疾病，福斯曼医生的自我实验也获得了诺贝尔奖的肯定。
人体耐力的极限实验
科学家们的自我实验就像充满了英雄主义的史诗，但其中又带着一丝疯狂的气息。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空军急需知道飞行员从超音速飞机中弹出后，能否逃过一劫。因为速度的急剧变化，会让飞行员的身体承受巨大的压力，可能导致死亡。为此，美国空军外科医生约翰·保罗·斯塔普自告奋勇，在一系列的极限身体实验中找到了答案。他设计了一个由火箭推动的雪橇，先驾驶雪橇将速度提到音速，再紧急制动，以探索人类耐力的极限。在7年的时间里，斯塔普尝试了将近30次。每一次制动时，减速的压力都压迫着他的身体，他曾多次经历眩晕、脑震荡、剧烈头痛、肋骨破裂、肩膀脱臼和骨折。更可怕的是，当运动的人体突然停止时，眼球还有可能冲出眼眶，继续向前飞。
在1954年，斯塔普进行最后一次实验时，他真的差点儿丢掉了自己的眼球。当时9个火箭推动他达到了时速600多英里，当他紧急制动时，承受了破纪录的46.2G压力（相当于一头3吨多重的大象压在身上）。斯塔普在实验感想中写道：“有一瞬间，我感觉自己的眼睛要被拽出去了，我用手撑开我的眼皮，但我什么也看不见。”这次实验造成了他眼球的毛细血管破裂，差点儿引发视网膜脱落。虽然他最后没有失明，但视力还是留下了后遗症。
无论结果如何，这些自我实验都体现出科学家们追求真理的热情和无私忘我的精神，值得我们敬佩。
（朱权利荐自《海外文摘》2019年第5期）
1994年的“搞笑诺贝尔奖”颁给了美国科学家罗伯特·洛佩斯，以表彰他在1968年时，为了证明“猫的耳螨也能传染给人类”，在自己身上做了一系列危险的实验。洛佩斯先用棉花棒沾水，从一只猫的耳朵里取出1克左右的耳螨，然后将它塞到自己的左耳中。这些耳螨在他的耳朵里呆了一个月后才消失。其间，洛佩斯详细记录了它们在耳朵里的活动情况以及自己的感受。然而，为了验证实验确实已经成功了，在耳螨消失后，洛佩斯竟然又重新做了一次实验。为了寻找真相而作出这么大的牺牲，也难怪“搞笑诺贝尔奖”会颁给他。
事实上，科学家们将自己当作小白鼠，进行自我实验的事例并不少见。他们有的是因为对自己的理论非常有把握，对自己所作的研究满腔热忱，才会敢于在自己身上进行实验;有的是为了避开道德委员会繁琐的批准手续，实在等不及才进行的自我实验;有的则是为了名垂青史，于是选择放手一搏以身试验。
研究黄热病
在人类与黄热病的漫长斗争史中，有着许多科学家既疯狂又充满了英雄主义的自我实验行为。在19世纪初期，黄热病席卷了许多国家和地区，这是一种可能会致命的疾病，患者主要表现为发热、发冷、呕吐和内出血。当时，关于黄热病的传染途径众说纷纭，不过大多数人都认为它是通过接触病人传染的。当时，一名叫做斯塔宾斯·弗斯的医学博士，为了解决这些争论，决定以身试验。他先是将黄热病人刚刚吐出来的黑色呕吐物，涂在了自己弄出伤口的手臂上，来看自己到底会不会被传染，又把病人的呕吐物以及血液、唾液、汗水和尿液，涂到自己的眼睛上，但这么做都没有引起感染。为了进一步证实他的想法，弗斯做了最后一个更为恶心的实验，他把病人的呕吐物吃了下去，先是以药丸的形式，最后直接将其喝下，因为他最后还是没有得病，所以证明了黄热病并不会传染。
同样为了研究黄热病，1900年，美国陆军细菌学家杰西·拉扎尔、阿里斯蒂德斯·阿格拉蒙德、詹姆斯·卡罗尔和沃尔特·里德被派往古巴进行研究。他们通过一系列的亲身实验最终证实——蚊子才是黄热病病毒的传播媒介。不幸的是，这几位专家最后都感染了黄热病，拉扎尔还因此病逝，年仅37岁。除了阿格拉蒙德，另外两位专家也未能幸免，里德1902年死于腹膜炎，卡罗尔也在5年后死于黄热病。
起初，人们并不知道这些专家为了研究黄热病作出的牺牲。直到1947年，拉扎尔的日记本被公开，他们的事迹才为人们所知，他们还成为了当时诺贝尔奖呼声最高的候选人。不过，最后是南非的马克思·泰勒获得了1951年的诺贝尔奖。因为他研制出了第一支針对黄热病的疫苗，而且，他也是这支疫苗的亲身试验者。
通往心脏的导管
除了对学术研究的热情，为了避开道德委员会繁琐的批准手续，也是迫使科学家们不得不进行自我实验的原因之一。比如，1956年的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得主、德国医生维尔纳·福斯曼。在上世纪30年代，要研究活人的心脏是一件几乎不可能的事。但福斯曼曾经见过，法国生理学家将一根管子穿过马的颈静脉，并沿着它的脖子一直往下，直到抵达它的心脏。在整个实验过程中，马都是活着的状态。福斯曼确信这项实验在人的身上也能实现，但他的想法被导师和其他专家驳斥了，他们认为福斯曼是个疯子。
为了继续对心脏的研究，福斯曼只好将自己作为试验品，他将一根软管从自己肘部的静脉插入，直到抵达心脏。为了确认软管已安全进入心脏，福斯曼还托着软管去放射科拍了X光，X光片显示这根软管正安全地放置在他的心脏里。如今，这种心脏导管术已被用来诊断和治疗多种心脏疾病，福斯曼医生的自我实验也获得了诺贝尔奖的肯定。
人体耐力的极限实验
科学家们的自我实验就像充满了英雄主义的史诗，但其中又带着一丝疯狂的气息。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空军急需知道飞行员从超音速飞机中弹出后，能否逃过一劫。因为速度的急剧变化，会让飞行员的身体承受巨大的压力，可能导致死亡。为此，美国空军外科医生约翰·保罗·斯塔普自告奋勇，在一系列的极限身体实验中找到了答案。他设计了一个由火箭推动的雪橇，先驾驶雪橇将速度提到音速，再紧急制动，以探索人类耐力的极限。在7年的时间里，斯塔普尝试了将近30次。每一次制动时，减速的压力都压迫着他的身体，他曾多次经历眩晕、脑震荡、剧烈头痛、肋骨破裂、肩膀脱臼和骨折。更可怕的是，当运动的人体突然停止时，眼球还有可能冲出眼眶，继续向前飞。
在1954年，斯塔普进行最后一次实验时，他真的差点儿丢掉了自己的眼球。当时9个火箭推动他达到了时速600多英里，当他紧急制动时，承受了破纪录的46.2G压力（相当于一头3吨多重的大象压在身上）。斯塔普在实验感想中写道：“有一瞬间，我感觉自己的眼睛要被拽出去了，我用手撑开我的眼皮，但我什么也看不见。”这次实验造成了他眼球的毛细血管破裂，差点儿引发视网膜脱落。虽然他最后没有失明，但视力还是留下了后遗症。
无论结果如何，这些自我实验都体现出科学家们追求真理的热情和无私忘我的精神，值得我们敬佩。
（朱权利荐自《海外文摘》2019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