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席刽子手”的蜕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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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生,杰里·吉文斯杀死过62个人,但都是合法的。他曾是弗吉尼亚州的“首席刽子手”。或许,他也是美国夺命最多的“监狱职业杀手”
  然而,一起法庭误判的案例,以及自身入狱的经历,让吉文斯不仅终结了刽子手的职业生涯,更产生了对死刑的反感,变成了一个通过现身说法积极呼吁废除死刑的名人
  在前半生里,杰里·吉文斯的头衔也有着“首席”的称呼,不是CEO,而是CE(Chief Executioner) ——美国弗吉尼亚州监狱处决死刑犯的“首席刽子手”。
  17年中,他一共合法地对62条生命施以极刑。今天,“首席刽子手”吉文斯却成了坚定的死刑反对者。

“首席刽子手”的技巧


  吉文斯出生于弗吉尼亚州首府里士满,家境贫寒,早年失父。在他的生活里,向来没有家人的庇佑。高中毕业后,他在烟草巨擘菲利普·莫里斯公司的一个工厂工作,因为与工友打架被开除。1976年,不想再无所事事的他经人指点,当上了狱警。
  也是在那一年,弗吉尼亚州恢复了死刑。后来,一名监狱官员问吉文斯是否愿意加入死刑犯行刑组。尽管这份特殊的工作没有额外的收入,他还是决意参加。
  让吉文斯下定决心的动因,是少年时的一桩往事:14岁时,吉文斯在一次参加家庭晚会的时候,正准备去邀请一个女孩跳舞,一名枪手突然闯入并朝人群随意开枪。那个女孩不幸被射中,“头部中枪后的碎片,飞到了我的手里。”
  小吉文斯似乎一夜长大了。那时的他相信,“以牙还牙,以暴制暴”的古训自有道理,却不知道,“替法行道”会成为他的工作,乃至半生梦魇。
  时至今日,吉文斯已成为美国监狱史上知名度最高、资历最特别的工作人员之一。但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他的妻子对丈夫是个“监狱职业杀手”一无所知。按照規定,处死囚犯的过程一定要严格保密,而刽子手也要保持匿名。
  “我太太知道我跟死刑犯打交道,因为每次有人越狱,他们都会打我电话。有的人没逃成,就得是我和同事一起去机场,把他们带回来。她知道我的工作是对付这些人,但从来不知道具体的工作细节。”
  2000年离开这个岗位后,吉文斯才向妻子披露了他的职业秘密。尽管万分吃惊,她还是留在了吉文斯的身边。
  吉文斯的工作程序程式一成不变:先为死刑犯刮脸,接着把双手放在犯人的光头上,祈求上帝宽恕其罪行。然后,他和同事会用皮带将人犯绑在行刑电椅上。
  “清空你的头脑,别顾着害怕,不安,或者后悔。只要把思维都集中在电椅上就行了。”
  行刑小组一共有9名警员。有的人专门负责绑住左右腿和身体其他部位。但吉文斯是惟一负责处决死刑犯的人。他会根据犯人的的体型来调整电压强度和时间。有时,电椅会散发出皮肤烧焦的味道。“如果囚犯是个小个子,那么就不能释放太多电流,你知道,你不能将他的身体烤熟。”
  吉文斯一共用电椅处决了37名犯人,有25名由他实施注射死刑。第一场亲眼目睹的注射法死刑中,死刑犯高唱《奇异恩典》(Amazing Grace)。他几乎唱完了整首歌,药物才开始生效。这让吉文斯印象深刻,也“很不自在”。相比之下,电刑更为迅速,也更为简单。当然,也更为昂贵。注射死刑平均花费只要几百美元,而使用一次电椅则高达300-600万美元。
  62人合法地死在他的手上,这个数字占那些年里全国死刑执行人数的11%。不过,吉文斯并未受过正式的医疗培训。上述经验都是“实践出真知”。
  那62个人的名字和行刑细节,吉文斯一一记在脑中。其中,最为刻骨铭心的,自然是1982年8月第一次的处决经历。
  那个犯人名叫弗兰克·科波拉,曾是一名警官,罪名是抢劫和杀害一名妇女。因为无法忍受孩子们知道父亲犯下了如此罪行,科波拉放弃了所有的上诉机会。
  吉文斯记得,那天天气特别闷热,犯人们都在“号子”里大声叫喊抱怨。行刑组打开了大风扇。“我和同事都很紧张,我们的头儿也很紧张。弗兰克准备好后,他双手竖起大拇指示意我们,‘来吧’。”
  于是,吉文斯按下了按钮,2.2万千到2.3万千伏的电流流向科波拉的身体。先是45秒钟的高压电,接着是45秒钟的低压电。然后,就结束了。“你能看见烟,还能闻到肉被烧焦的味道,很难闻。”
  科波拉一点也没有挣扎。尽管在那之前,为了应对死刑犯最后的挣扎,行刑组训练了几个月,但最后这些功夫一点也没用上。因为弗兰克“配合”得很好。
  之后,行刑组要做一个报告,大家询问彼此的感受。由于弗兰克是自己放弃上诉的,这多少让吉文斯和同事们松了口气,似乎“对他的死少了很多责任”。
  然而,回家后,吉文斯一夜无眠。他反复问自己:我做得对吗?事情没出什么岔子?

误判让他对死刑产生怀疑


  “首席刽子手”当然不是一桩美差。
  据报道,美国监狱的行刑官一直人手紧缺。密苏里州联邦法官曾要求该州执行死刑处决时,必须有麻醉专家在场。但该州检察官说,他们曾向298名麻醉专家发出邀请信,却全都遭到了断然拒绝。
  纽约行刑者Dow Hover 1990年死于一氧化碳自杀,John Hulbert 1929年饮弹身亡。Hulbert死前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厌倦了杀人”。
  和他的两个同行相比,吉文斯显然找到了纾解之道。但他同样具有人格分裂的特征。行刑前,他会一个人待在酒店或行刑室隔壁的房间,自己做一些准备。就好像是脱离一个自我,成为另一个自我。每次行刑后,吉文斯会休息一两天,但通常都需要三周左右的时间才能平静下来。“你不可能好受,”他说。“你会想到死刑犯的家人,还有受害者的家庭。两个家庭都失去了亲人。”   还有些细微的感受难以言传。吉文斯说,一般的人都不知道自己的“大限”在何时何地,但死刑犯却具有某种超越我们的心理优势。当他们知道去日无多时,脸上会有种很不一样的表情。“你不一定能看出来,可我能。虽然我说不太清楚。他们还可以忏悔。”
  和这些执行死刑的不适感相比,最困难的一点在于吉文斯要完成的“身份转型”:担任狱警时,他的使命是“拯救生命”,而成为死刑执行者,却是要“剥夺生命”。
  “我们都会为自己行为的正当性辩护,这样才能面对活着的每一天。”在他看来,那些犯下滔天罪行的人既然清楚地知道在这个州难逃死罪,却还是肆意妄为,那他们的行为便是形同自杀。每当这样想时,吉文斯才能确认自己没有“谋杀”,而是在尽应尽之责。
  当被问到,《十诫》中“不可杀人”的戒律对于他有何触动,吉文斯回答,当然会有影响。可是,在漫长的行刑生涯里,他也渐渐学会了自我消化。尽管这过程并不容易。他常常与上帝对话,“神啊,瞧瞧这个人犯下的罪恶。他真的要以命抵命吗?”对自己问出的这个问题,吉文斯并不期待回答。因为越过这个迟疑的瞬间,他便会往下继续——(这是)他的工作。
  只是,有些事情并非一成不变。首先,吉文斯发现,弗州对重犯施以死刑的事实,并不能挡住很多人的作恶之念。相反,那些年里,犯罪率却越发高了。1985年,一个无辜者遭受误判更加速了他对司法制度公正性的怀疑。
  那一年,厄尔·华盛顿(Earl Washington Jr.)承认他奸杀了一名19岁的年轻母亲并被判处死刑。但华盛顿的智商只有69,在警察局接受讯问时,他的回答也与罪案事实明显不符。
  就在华盛顿的死刑将被执行的前几天,律师们根据案件疑点获得了暂缓对其行刑的机会。1993年,DNA测试证明他并非真凶,华盛顿的刑罚由死刑改为终身监禁。随后,进一步的法医测试也证实了他的清白。厄尔·华盛顿也由此成为首个受益于DNA证据而从死囚牢房中“逃生”的人。
  “如果我真的‘错杀’无辜,我就和那些犯下死罪的人没有什么两样了。”吉文斯开始回首自己“辉煌”的行刑岁月,不知道那62个人里,到底有没有蒙冤而死的案例。
弗吉尼亚州监狱

全美巡回演讲倡议废除死刑


  1999年,一切发生了转折。
  檢察人员称,吉文斯和一个朋友共同使用毒品交易的钱购买了一辆汽车。朋友被指控贩毒,吉文斯则被控洗钱,并且在联邦大陪审团面前撒谎,否认自己的罪行。
  吉文斯坚称自己无罪,但依然获刑4年。多年所受的信任,和他二十余年的监狱职位,全都付诸东流。法官宣称:“法律是有界限的。吉文斯有过许多优良表现,但他这次的确越界了。 ”
  4年的牢狱生活,吉文斯都靠苦读《圣经》消磨。有一天,他突发奇想:“如果耶稣被关在死囚牢房,我会不会亲手处决他?”吉文斯的问答是否定的,“因为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他意识到,多年来的行刑经历,和耶稣的宽恕之道完全不符。
  “这是上帝在用他的方式唤醒我。”
  2004年获释后,吉文斯当起了司机,开始积极宣传废除死刑的好处。他积极参加激进反死刑组织“死刑替代品”的活动,并成为这个组织的委员会成员。
  他开始在全美发表巡回演讲,讲述自己的职业生涯,传播废除死刑的观点。2010年,他在一场州立法听证会上发言,就是否应该将死刑适用群体扩大至谋杀案从犯这一法案发表自己的看法。结果,吉文斯感情充沛的证词阐述了死刑的负面影响,最终令这一法案未获通过。
  “那些人,他们判一个人死罪。然后又说这个人是清白的。结果呢,不是由他们来执行死刑。是我。他们只是有那么丁点儿的不舒服,我的余生却为此备受折磨。如果让宣判的人来执行死刑,我敢肯定90%的机会,那些案子都会改判无期徒刑。”
  事实上,美国在上世纪60年代一度废除死刑。但由于保守派的压力和居高不下的谋杀率,1976年,美国又恢复了死刑。目前,美国共有36个州和联邦政府有死刑法律。上个月,弗吉尼亚州处决了美国恢复死刑以来的第110个死刑犯。已经退出行业很久的吉文斯不仅为这个死刑犯祈祷,同时也再一次祈祷废除死刑。
  吉文斯的这种转变也折射出弗吉尼亚州以及整个美国在对待死刑方面的态度变化。尽管民调显示,弗吉尼亚州大多数居民依然支持死刑,但实际情况是,过去5年以来,弗吉尼亚州的死刑判决比20世纪70年代以来任何5年都要少。
  “每当有人被执行死刑,我都会想起自己曾做的事。这就是人性。”吉文斯说,通过呼吁废除死刑,他的心灵感受到了安宁。去年,他还专门写了一本书,讲述自己的经历。在他的记忆里,大多数被他终结生命的,都是“十恶不赦”之徒,其中一个家伙在强奸了一个86岁的老妇后将她烧死。“这种恶棍,人人得而诛之。如果我爱的人受到这样的凌辱和非难,我也恨不得要了对方的性命。不过,现在的我会希望政府不要让我这种心愿得以实现。”
  每一天,吉文斯都会为自己和死去的人祈祷。而他最确信的一件事,就是自己再也不会担任CE的工作:“如果我们都能学会根除心中的仇恨,去爱他人,不关肤色或其他背景。我想,死刑——这个犯罪的衍生物最终会消失,犯罪率也会下降。人类会学着好好地感激生命本身,这个世界也会变得更美好。”
美国执行死刑的方式
和很多国家一样,美国历史上曾使用过绞刑和枪决,后来用过电椅和毒气。斩首在20世纪以前的犹他州是合法的死刑执行方式之一,尽管从未使用过。
目前,在有死刑的36个州和联邦司法体系内,绝大多数都规定使用注射方式。在某些州,其他可供死刑犯自己选择的处决方式有可能包括电椅、毒气、枪决和绞刑。不过,绝大多数已执行死刑采用的都是注射方式。
死刑存废争议
死刑在美国是一个引起争议的问题。每次处决杀人犯时都会有反对死刑的人权和宗教人士出来抗议。反对死刑制度的欧洲联盟以及一些国际人权组织也批评美国联邦政府和36个州至今仍然保留死刑。
反对死刑者从道德、社会公平、错杀概率和法律成本等多方面批评美国的死刑制度,并且指出死刑其实并没有起到威慑犯罪的作用。不过,根据盖洛普民意测验,百分之六十几的美国人支持把犯有谋杀罪的人判处死刑。
复杂的死刑上诉程序
在美国,被判死刑的人有多重上诉程序。即使是在州法律系统内被判死刑,死刑犯在州内上诉失败后,还可以依据美国宪法中的“人身保护权”上诉到联邦法院。死刑上诉往往会一路打到美国最高法院。另外,死刑犯还可以呼吁总统或州长行政干预,宣布暂停执行、减刑或大赦等等。
这些复杂申诉的程序往往旷日持久。杰克·奥尔德曼1975年因杀害妻子而被佐治亚州判处死刑,在2008年被处决,他在死囚牢房里生活的时间超过了3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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