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战不胜，金门战役折损九千将士，粟裕惊呼“所查损失，为解放战争以来之最大者”，转而研究新战法。毛泽东两次要林彪向粟裕取经。
　　毛泽东认定粟裕是指挥台湾战役的最佳人选。
　　建国前夕，中央研究华东人事安排，确定粟裕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常委，分管军事。毛泽东特地强调，“还要加上（攻打）台湾”。从此，解放台湾成为粟裕工作的重心，他没有想到，攻台的前哨仗竟然严重失利。
　　金门岛位于台湾与厦门之间，解放军视之为进攻台湾的前哨阵地，国民党则把它当作保卫台湾的最后屏障和反攻大陆的基地。蒋介石曾言“无金门即无台（湾）澎（湖），有台澎即有大陆”。在解放福建之后，第三野战军决定于1949年10月发起金门之战。
　　10月，是共和国成立的蜜月。从9月中旬开始，粟裕即带领第三野战军代表团参加全国政协会议、开国盛典。在这些活动中，作为华东战场的主帅，粟裕倍享殊荣。
　　9月25日，他作为第三野战军首席代表参加了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并发表讲话。
　　9月27日，刘伯承称赞“粟裕将军百战百胜，是解放军最优秀的将领之一”，《人民日报》记者发表专访，称他为“常胜将军”。
　　9月30日，中央举行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仪式，粟裕是继毛泽东、朱德、贺龙之后第四个参加铲土的代表。
　　粟裕在京期间，三野日常工作由华东军区党委第三书记唐亮、代参谋长袁仲贤和副参谋长周骏鸣主持，攻打金门的事宜由第十兵团司令员兼政委叶飞负责。
　　9月26日，叶飞在福建泉州主持召开第十兵团作战会议，研究攻打金门、厦门两岛的方案。作战处提交了三个预案，一是先金后厦，二是先厦后金，三是金厦同取。会上倾向于金厦同取，即以二十八军攻打金门，以二十九军、三十一军攻取厦门。
　　10月10日深夜（亥时），粟裕收到袁仲贤、周骏鸣转来的十兵团方案，隐隐不安，脑海中升起两个问号：
　　十兵团是否存在轻兵躁进情绪？
　　攻打金门的兵力是否充足？
　　他认为应当提醒叶飞：同意你们来电部署，依战役及战术要求，最好是按来电同时攻歼金厦两地之敌。但请你们考虑：根据金厦两地敌之兵力、内部情况（刘汝明、王修身之关系如何）及我方准备程度（尤其是船只），如以五个师攻厦门（有把握），同时以两个师攻金门，是否完全有把握？如考虑条件比较成熟，则可同时发起攻击，否则是否以一部兵力（主要加强炮火封锁敌舰阻援兵与截逃）钳制金门之敌，首求攻歼厦门之敌。此案比较稳当，但有使金门之敌逃跑之最大坏处。究如何，请你们依实际情况自行决定之。总以充分准备有把握的发起战斗为宜。
　　粟裕在电报中表达了三层意思：
　　一是充分信任叶飞。他批准十兵团金厦同取的方案，明确表示“请你们依实际情况自行决定之”。这种放权，实际是揽责，即从领导角度承担起金厦同取的后果。
　　二是力劝以稳妥为好。他有意识地重提先厦后台方案，认为虽然存在溜掉金门之敌的可能，但“此案比较妥当”。
　　三是强调目前方案的软肋。他认为五个师攻厦门是有把握的，质疑两个师攻金门“是否完全有把握”，各种准备中船只是否充足，提出要充分准备、有把握地作战。
　　其实，叶飞也感觉到了金厦同取方案的不足。大战前夕，他紧急检查三个团的战备情况，发现二十九军只有三个团的船只，三十一军只有三个多团的船只，二十八团则只有一个多团的船只。
　　接到粟裕的电报后，叶飞作了两点重大变动：
　　一、改变金厦同取的方案，先攻取厦门，然后再攻打金门，二十八军负责攻取大、小橙岛，并作攻取金门的准备，待攻占厦门后，再打金门；
　　二、增加攻金兵力，将二十九军的主力师增拨给二十八军。
　　10月15日至17日，十兵团发起厦门战役。战役发起前，守岛司令汤恩伯吹嘘“守三五年没有问题”，结果二十九、三十一军仅用三天即歼灭国民党第八、二十二兵团残部2.7万人，解放了这座驰名中外的“海上花园”。
　　战事主角移向二十八军。
　　当时，二十八军军长朱绍清、政治委员陈美藻均因病在福州休养，战事由副军长萧锋指挥。叶飞专门把萧锋和二十八军政治部主任叫到兵团指挥所，交代作战事宜。
　　谈话持续了两三个小时。叶飞结合刚刚结束的厦门战役，提醒他俩：注意敌机轰炸船只，船只要疏散、伪装、隐蔽；注意攻占滩头阵地，迅速构筑工事，在击退敌人反扑后，再展开纵深发展；注意敌人的波次反攻，由于我军只能在一个方向登陆，不能在其他方向牵制，敌军可能集中全力予以压制，发动二次、三次反扑。
　　萧锋表示：“坚决按首长指示办。”
　　谈完话，叶飞即将兵团指挥部由靠近金门的同安移至厦门。战后，叶飞认为这是一个失策，后悔不已：
　　我为什么会发生这个失误呢？这是因为轻视了金门，认为金门没有什么工事，金门守敌名义上是一个兵团，即李良荣兵团，实际只有两万多人，而且都是残兵败将；厦门有永久性设防工事的要塞，守军是汤恩伯集团，兵力充足，已被攻克了，则认为攻取金门问题不大了。
　　攻打金门的真正问题还是出在粟裕强调的兵力和船只是否充足上。
　　战前，三野掌握的情报是金门岛守军只有李良荣兵团2万人。
　　10月9日，二十八军攻打大小橙岛，俘虏了国民党整编第十一师的士兵，提审时俘虏交代：“胡琏兵团已有两个师在金门。”这一重要情报被二十八师忽略了。
　　10月12日，又有情报称，原来在广东的胡琏兵团奉命增援厦门、金门。由于在厦门战斗中，胡琏兵团没有参战，十兵团对这一情报持观察态度。
　　10月24日中午，萧锋打电报给十兵团，报告拟于当晚发起渡海作战。叶飞马上召集作战处长、情报处长和参谋人员等相关人员开会。
　　叶飞说：“现在，胡琏兵团的动向至关重要，我要知道它的确切位置。” 　　“胡琏兵团已经乘船离开了潮汕，去向不明。”情报处长回答。
　　叶飞追问：“它是否已经到达了金门？”
　　“它正在海上徘徊，并未到达金门。”参谋人员很肯定。
　　这时，机要人员走进作战室，递上一份23日截获的电报，内容是胡琏向蒋介石报告，强烈要求撤回台湾。
　　叶飞分析：“胡兵团的行动有两个可能，一是增援金门，二是撤回台湾。最大的可能是，蒋介石命令胡琏增援金门，而胡琏不愿意，所以打电报给蒋介石要求撤回台湾，故而在海上徘徊。”
　　他决定趁胡琏尚未到金门之际，发起登陆，如再延误，金门的情况就可能发生变化。
　　这是一瞬即逝的战机，也是异常危险的险棋。
　　叶飞同意萧锋开战。
　　金门战役结束后，叶飞才知道，蒋介石接到胡琏要求撤回台湾的电报后，于24日复电，严令胡琏按命令赶赴金门。这份要命的电报我方没有截获。
　　24日黄昏，金门战役按时打响。萧锋手上握有二十八军和二十九军主力师，兵力充足，但是，征集到的船只有限，一次只能运送3个团。25日凌晨2时，叶飞接到报告，先头部队三个团已经顺利登陆，占领古宁头滩头，正在向纵深推进。
　　叶飞松了口气，发电向三野司令部报告：
　　已登陆三个半团，25日晚可解决战斗。
　　登陆部队并未按照叶飞交代的先巩固滩头阵地，而是采取“不等待，不犹豫，向里猛插”的战术，除留一个营坚守古宁头外，主力分为两路，追击李良荣兵团，一直追出10多里，直至料罗湾。
　　这时，胡琏兵团登岛了。他看到破绽，下令兵团主力十八军立即实施反突击，同时派部队迂回攻占古宁头，烧毁登陆船只，切断登陆部队的后路。
　　二十八军手上还有4个团，离得很近，但是没有船，过不了海，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登陆部队孤军奋战。兵团部集中手上能够调集的所有船只，抢运4个连上岛驰援，又被包围于湖尾乡。登陆部队激战三昼夜，9086人（其中船工、民夫350人）大部分牺牲，一部分被俘。国民党部队也伤亡9000余人。
　　战后，蒋经国上岛“劳军”，见到的景象令他心悸：“俯瞰全岛，触目凄凉，车至途中，尸横遍野，血肉模糊。”
　　金门战役原本是三野将士献给新生共和国的贺礼，结果成了建国首挫。从战役筹划、部署到指挥，全然没有了陈粟大军一贯的严谨、缜密和华丽、潇洒，几乎成了滥战莽撞的典型，也创造了一次战役最大伤亡纪录。
　　28日，粟裕接到金门失利的电报，痛彻心扉。他在回电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查此次损失，为解放战争以来之最大者。其主要原因，为轻敌和急躁所致。”他要求十兵团深刻剖析教训，收容失散人员，周密准备各项事宜，在有绝对把握时再行攻打金门。
　　毛泽东认可粟裕的观点，将他的电报转发全军，并指出：“当此整个解放战争结束为期已不在远的时候，各级领导干部中，主要是军以上领导干部中，容易发生轻敌思想和急躁情绪，必须以金门事件深以为戒。对于尚在作战的兵团进行教育，务必力戒轻敌急躁，稳步地有计划地歼灭残敌，解放全国，是为至要。”
　　10月30日至11月2日，十兵团党委召开扩大会议，分析检讨战役完败的教训。叶飞列举了轻敌、草率、急躁的四种表现：第一，兵团组织金厦战役的开始，战役指导上就犯了重厦门轻金门的思想；第二，24日发起攻击时，胡琏兵团全部到达大小金门，兵团没有果断下令停止攻击；第三，对金门守敌抵抗和反扑的顽强性估计不足；第四，在渡海作战中，船工、风向、潮汐等因素非常重要，尤其是船只要保证充足，而此次作战，船只严重不足，来回使用都很困难。
　　叶飞和二十八军副军长萧锋向三野和中央军委发电报，请求处分。
　　陈毅定了调子：“现在不是处分什么人的问题，而是接受经验教训。”
　　粟裕把责任揽了过去，并将第三十四军一○一师全部划拨给十兵团，补充上次作战的损失，还询问道：“你们对金门的作战兵力，依十兵团现在情况，是否够用？”
　　按照原定计划，11月将进行旨在解放舟山群岛的定海战役。
　　为防止重蹈覆辙，粟裕决定由时任第七兵团司令员王健安、副政委吉洛与时任第八兵团司令员宋时轮共同指挥定海战役。
　　集中两个兵团的首长，指挥一个中小型战役，这在三野历史上从未有过。
　　不仅如此，他还不厌其烦地交代：定海作战必须充分准备（特别是船只），集中优势兵力，有把握有重点地实行逐岛攻占，确实掌握敌情、水情、风向、气候的变化，严格检查部队的作战部署和各种准备工作，防止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和指挥上的粗枝大叶。
　　11月1日，粟裕又电嘱：“力戒轻敌骄傲，弱敌当作强敌打。”
　　可惜，大胜之后的自满再次忽略了这些叮嘱，第七兵团首战登步岛即受挫。
　　登步岛，位于桃花岛东北，是舟山群岛东南弧形防线中的重要一环，原有兵力1个团又1个营，岛上设置水际照明弹、铁丝网、地雷，构成立体工事。
　　11月3日22时，第七兵团第二十一军第六十一师发起渡海作战。第一梯队3个营（7个半连）从桃花岛出发，冲上登步岛，歼灭守敌8个连，俘虏500余人。到4日天明，控制了岛上四分之三的地区，将残敌压缩到北部鸡冠礁一带。7时，国民党4个团的援军乘军舰登岛，分作两路反扑。登岛部队伤亡惨重，一八三团第一营子弹打光后，用刺刀拼、铁锹砍、石头砸，全营只剩下40余人，营连干部只剩下政治指导员魏国民一人。坚持到晚上，第六十一师第二纵队两个营和3个师部直属连上岛增援，激战一天，虽然歼敌3200余人，自身伤亡也达1488人，且陷入重围，被迫撤出战斗。
　　这次战斗失败的直接原因仍然是兵力投入不足，船只运送能力不够。
　　连续两战失利，失利的原因都出自轻敌，粟裕非常自责和内疚。15日，他给毛泽东发电：
　　关于金门、登步两岛战斗失利，虽由于该方面之高级干部犯轻敌骄傲与急躁等毛病，但职未尽到检查与督导之责亦不能辞其咎。除已于十四日酉时及十一月十四日两电（均发中央）给各该部指示并多加注意对他们的指导外，今后当遵钧示执行。 　　粟裕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总结两次战斗失利的原因，研究制定新战法。七天后，他将研究成果报告给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在报告中，再次承担责任：“金门、登步两岛作战遭受损失，虽由于该方面之高级干部轻敌骄傲与急躁所致，但职未能及时予以指导与教育，亦应负其责咎。”
　　粟裕的研究成果集中体现在毛泽东嗣后给林彪的信中：
　　渡海作战完全与过去我军所有作战的经验不相同，即必须注意潮水与风向，必须集中能一次运载至少一个军（四、五万人）的全部兵力，携带三天以上的粮食，于敌前登陆，建立稳固的滩头阵地，随即独力攻进而不要依靠后援。因为潮水需十二小时后第一次载运船只方能返回运第二次，而敌可用海空军切断多次运输，故非选择时机一次载运一个军渡海登陆，并能独立攻进，建立基地，取得粮食，便有后援不继，遭受重大损失之危险。
　　林彪正在准备海南岛战役。毛泽东叮嘱他：“望你向粟裕调查渡海作战的全部经验。”
　　两战失利之后，粟裕果断叫停了定海战役。原因有三：
　　一是三野没有海空军，尤其是空军的配合，主要靠陆军划木船渡海作战有困难；
　　二是作战部队未摸清海空配合下夺岛的基本规律，尤其不懂得计算海上潮汐、风雨、气候，不会利用暗礁、沙滩、陷泥、悬崖、峭壁以及淡水、盐水等有利条件；
　　三是国民党占据海空绝对优势，并能与凭岛固守的部队构成立体作战，我方对陆战有把握，对敌海空力量缺乏反制手段。
　　鉴于此，他认为目前尚不具备解放舟山群岛的条件，建议将定海战役的时间延后至1950年春。准备利用三个月的时间，集中海军17至20艘舰艇，空军数十架飞机和5个高射炮团参战，计划将解放舟山群岛当作台湾战役的预演。
　　毛泽东批准将定海战役推迟到1950年1月或2月。
　　粟裕决心打一场海陆空协同的新型战役：
　　陆军，除第七兵团外，又将第九兵团列入作战序列，陆军总兵力达到2个兵团6个军20万人；
　　海军，主要是华东海军第四舰队，共有登陆舰19艘，另外征集到2060艘木船，并将其中一部分改造成机帆船，可以一次运载10万人渡海；
　　空军，主要是华东空军第四混成旅，拥有战斗机、轰炸机50余架。
　　后勤，浙江支前委员会组织民工26万人。
　　在金门、登步两仗获胜后，蒋介石有了底气，梦想将舟山群岛经营成为反攻大陆的前进基地，把战斗力最强的五十九军和十九军分别从台湾、台门调到舟山，使守备力量增加到5个军16个师共计12万人。
　　1950年2月，毛泽东到苏联访问，仍然惦记着海空作战。4日，他致电粟裕，指示以1949年4月起义的原国民党空军伞兵第三团为基础，训练组建伞兵部队，“作为台湾登陆作战之用”；接着，又致电在国内主持工作的刘少奇，批准“粟裕调四个师演习海战”。
　　这期间，蒋介石以定海为基地，不断出动飞机侵扰上海等中心城市。军委紧急从北京抽调两个高射炮团到上海，又聘请苏联一个混合空军防空队，成立以陈毅为司令的上海防空军。毛泽东还不放心，指示粟裕暂时放下南京方面的工作，协助陈毅指挥上海防空作战。
　　部分干部对此不理解，说：“上海有个陈老总还不够，还要把粟司令请来？”
　　由于陈毅担任上海市长，政务繁忙，便把防空事务交给粟裕来组织。粟裕大刀阔斧，抽调160个连的干部参加防空基地建设，以上海、南京、杭州、徐州、济南、青岛为重点，抢建9个一级机场、5个飞行基地、6个场站，在最短时间内构建起华东防空网。苏联空军中将巴基斯基参观后，伸出大拇指说：“陈毅就是力量，粟裕就是力量的支柱。”
　　围绕“过得去、突得破、立得住”，粟裕提出五个“新”的指导原则：分析海陆军作战的新形势；树立现代化作战的新思想；使用新型武器装备；掌握新的作战方法和技术；摸索新型人民战争的规律。后来他又进一步总结了现代化战争的“新、效、速、协”的四大特点，指出：新，就是用新的战法对付敌人，与敌人斗智；效，就是充分发挥武器装备的效能；速，就是加强部队的机动性，掌握和发挥机械化装备；协，就是统一指挥，协同运作，发挥部队的整体威力。
　　4月25日，粟裕认为条件成熟，主持召开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海陆空三军联合作战会议，决定以第七、九两个兵团组成南北两个登陆突击集团，在5月发起定海战役。
　　就在这时，风云突变。5月1日，林彪指挥第四野战军发起海南岛战役。16日，蒋介石为确保台湾安全，急令从舟山撤军。粟裕趁势发起追击，于19日占领舟山群岛。
　　5月18日，毛泽东将华东接收经验转告林彪，要广东军区和十五兵团注意借鉴：
　　据粟裕同志五月十六日致七兵团关于占领舟山群岛后的处置称：“所有各岛敌之机场、码头、仓库、军营及各种交通、各种建筑设备，应妥为全部看管。特别敌海岸前沿阵地工事、副防御设备及纵深要点工事，应指定专门部队警备看管，不准破坏。发现群众乘隙拆毁破坏各种建筑设备应予以防范制止，并动员说服服从我军各项规定。至匪军侵犯群众利益，搬用木料砖石，修筑工事等，亦需说服他们，暂时忍耐，待秩序恢复，经我军许可后，再作处理”等语，我们认为这一处置是正确的。海南岛、广东临海中各岛及沿海岸线亦应照此办理。
　　海南岛、舟山群岛的解放，使台海形势发生巨大变化。
　　台湾原有兵力7个军共计20万人，其中战斗部队约为十三四万人。粟裕计划将三野8个军全部投入进攻，再加上特种兵和后勤人员，攻台总兵力达到50万人。
　　海南岛、定海两役结束后，国民党分别撤出7万人和12万人，使台湾守备力量增至40万人。粟裕据此对攻台方案作出大的调整：将第三野战军分为两个梯队，第一梯队由第七兵团和第九兵团组成，第二梯队由三野其他部队组成，一、二梯队总兵力约50万人，战斗部队为30至38万人。为增大获胜系数，他建议从其他野战军抽调三至四个军加强第二梯队或者组成预备队。 　　5月中旬，张震到北京开全军参谋会议，粟裕从南京打电话，要他将攻台准备情况向中央军委作一次汇报，再次提出希望增加第四野战军3至4个军参战。
　　由于参战部队已由第三野战军扩大到其他野战军，粟裕两次请求另择攻台统帅。
　　一次是七届三中全会，粟裕报告台湾战役的准备情况，提出战役由中央军委直接指挥。毛泽东表态：“兵力可以增加，指挥仍然是粟裕。”
　　另一次是1950年6月23日，粟裕向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报告攻台方案及准备情况，他在报告中提出：“由于此战役关系重大，而我个人的能力很薄弱，故曾于三中全会请示军委直接组织此一战役。虽经主席宣布仍由职负此责任，职实感能力有限，不堪负此重责。为此请示军委直接主持此一战役或请刘伯承、林彪两同志中来一个主持亦可。职在华东范围内当全力以赴。”
　　在粟裕看来，刘伯承、林彪是上上之选。前者在党内有“中共孙武”之称，是粟裕敬重的老领导；后者擅长大兵团作战，又有指挥海战的经历。
　　这两位军事统帅主持了决战中国命运的三大战役，确实具有攻台的能力、资历和威望。但是，毛泽东不改初衷，宣布：“解放台湾之战仍由粟裕指挥。”
　　正当粟裕要在攻台战役中再显身手时，朝鲜战争爆发，中共战略重点由东南移向东北，台湾战役让位给更加迫切的抗美援朝战争。
　　历史的这一错位，给粟裕，也给渴望在台湾战役中一雪前耻的福建前线将领留下了终身之憾。
　　叶飞在自述中坦言：
　　1950年，美帝国主义大举入侵朝鲜，中国人民志愿军准备入朝作战，抗美援朝，中央、毛主席来电，解除福建前线再攻金门的任务，集中全力剿匪，限期肃清福建境内一切成股土匪。我就失去了再攻金门、立功赎罪的机会，思想包袱更重了。
　　生病非时，毛泽东选定的两位抗美援朝总司令都以病辞帅。粟裕病在身体，林彪病在心理，两人把与世界最强军队过招的机会留给了“霹雳大帅”彭德怀。
　　粟裕不仅是毛泽东攻台最佳人选，而且是指挥抗美援朝战争的第一人选。
　　1950年7月6日深夜，毛泽东亲笔起草电文：
　　粟裕同志并告陈（毅）饶（漱石）：
　　现有重要任务委托粟裕同志执行。请粟于七月十六日前将三野事务处理完毕，于七月十八日来到北京接受任务，粟来时可随带秘书及参谋人员数人。
　　毛泽东
　　七月六日二十三时
　　电报虽然没有明言新任务是什么，但联系到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正在研究派志愿军入朝作战问题，陈毅、粟裕、饶漱石猜测肯定与此相关。
　　当时，粟裕正在病休。据张震回忆：“粟裕同志因操劳过度，身体很差，因此，就在那次华东局常委扩大会上（7月初）研究并报请中央军委批准，让他病休两个月。”
　　粟裕曾经6次负伤，其中3次重伤，2次伤及脑神经，1处弹片嵌入脑部未能取出。由于战争年代作战指挥高度紧张，建国后，他又一直忙于沿海作战和台湾战役，因此未能得到及时治疗和休养，致使高血压、心脏病、美尼尔氏综合征一并发作，持续的剧烈头疼，使其不能坚持正常工作。
　　粟裕思虑良久，电告毛泽东：“接受了这个任务，如果指挥不当，接手的人就难以指挥了，是要误事的。是不是考虑另外的同志？”
　　就在毛泽东去电的第二天（7月7日），中共中央决定派几个军到中朝边境成立东北边防军。这是一手攻守兼备的高招，一是预防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入侵，二是为可能进行的入朝作战打伏笔。6年后，毛泽东回忆：“战争开始后，我们先调去了三个军，后来又增加了两个军，总共有五个军，摆在鸭绿江边。所以后来当帝国主义越过‘三八线’后，我们才有可能出兵，否则毫无准备，敌人很快就要过来了。”
　　周恩来主持召开国防会议，就东北边防军编制、兵力和机构作出决定，拟任命粟裕为司令员兼政委，萧劲光为副司令员，萧华为副政委。值得注意的是，中南军区兼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林彪参加了会议。毛泽东批示“照此办理”。
　　这表明，在中央和毛泽东的心中，抗美援朝统帅第一人选并非林彪，而是粟裕。
　　边防军领导班子的配备也用心良苦。有学者经过研究，认为其出发点是扬粟之长、补其短缺：
　　这一指挥人选安排，是考虑到粟裕长于战役指挥，却长期在华东作战而不熟悉东北野战军的部队及东北情况。萧劲光、萧华在解放战争中长期在南满工作，既熟悉东北边防军的第四野战军部队，也比较了解朝鲜情况，可以协助粟裕指挥。
　　接到粟裕报告后，毛泽东于7月10日复电粟裕：“来电悉。有病应当休养，可以徐来，但仍希望你于八月上旬能来京，那时如身体已好，则担任工作，不好则继续休养。”
　　话说得很灵活，态度却很坚决。他还要陈毅做工作，希望这位老首长兼搭档打消粟裕的顾虑。
　　陈毅找粟裕谈心：
　　“毛主席把我召到北京，主要谈了三件事：一是目前形势，朝鲜战争爆发；二是要我们努力做好上海的工作，要恢复和发展经济；第三件事更紧迫，中央正在考虑组建志愿军，赴朝参加抗美援朝作战。金日成同志也有这个请求。毛主席认为，无论从保卫新中国还是履行国际主义义务，都有这个必要，唇亡齿寒嘛！毛主席明确要你担负抗美援朝的指挥重任。毛主席第一次点将要你指挥攻台，第二次点将要你指挥抗美援朝。”
　　“毛主席说你考虑问题周到，指挥打仗灵活，有胆有识，有勇有谋，他放心。”陈毅动情地说，“这不仅是你，也是我们华东部队的光荣啊！毛主席要我先给你打个招呼，有个思想准备。”
　　看到中央和毛泽东如此信任，粟裕很是感动：“如果毛主席一定要我去，我就不能推辞了，我还是要去的。”
　　“有胆有识，有勇有谋”这八个字出自毛泽东之口，字逾千金，既是激赏，又是激励。
　　粟裕强撑病体，从华东司令部选配指挥部的参谋、通信班子，调查入朝美军空军的飞机数量和作战能力，建议增调三野第九兵团加入东北边防军序列，研究朝鲜半岛军情动向。 　　病体加心急，终于将粟裕彻底击倒。他在批阅文件时，头疼欲裂，接着不停地呕吐、剧烈腹疼。医院经过抢救，腹疼、呕吐、头裂等症状得到缓解，但新的病情又产生了：他两眼不能左右移动，只能直视，吃饭的时候只能把饭菜摆成一条直线。
　　7月14日，中央和华东局决定送粟裕到青岛治疗。临行之前，粟裕还召集三野司令部，研究了朝鲜战局问题。
　　三天后，中央军委请华东局、华东军区转告粟裕：“毛主席前电粟要他于八月上旬来京，依情况或留京休养或担任工作。现粟裕已去青岛休养甚好。请粟于八月上旬来电报告身体情况。如病情重则继续在青岛休养，不要来京。如病已愈则盼来京。”
　　半个月很快就过去了。毛泽东派公安部长罗瑞卿到青岛看望粟裕，也有近距离观察粟裕病情严重到何种程度的意思。8月1日，粟裕写信报告自己久病不愈的状况和焦急心情，“因新任务在即，而自己病症未见转好，心中甚是焦虑，以致愈加不能定心休息”。
　　8月8日，毛泽东亲笔复信：
　　粟裕同志：
　　罗瑞卿同志带来的信收到了，病情仍重，甚为系念。目前新任务不甚紧迫，你可以安心休养，直至病愈。休养地点，如青岛合适则在青岛，如青岛不甚合适，可来北京，望酌定之。
　　问好！
　　毛泽东
　　八月八日
　　这封信粟裕珍藏了33年。1983年4月，他将这封信送给中央文献研究室，专附说明：“这是1950年我在青岛休养时向毛主席报告我的病情后，主席给我的回信。信中所指的新任务是参加抗美援朝作战，因我的病经久未愈，后来改由彭德怀同志去担任了。”
　　毛泽东之所以认为新任务不甚紧迫，一是朝鲜战事仍在剧烈变化之中，需要观察，抗美援朝事宜需要与苏联协商；二是鉴于粟裕的病情短期内难以治愈，他开始考虑第二人选——林彪。
　　林彪不拖不瞒，态度很干脆——“不”。
　　首先，他不赞成入朝作战，认为为了朝鲜几千万人把中国四亿人口拖入战争深渊，不划算。他建议北朝鲜人民军化整为零打游击，或者金日成到中国成立流亡政府。其次，他拒绝领兵，理由是身体不好，见光流泪，听水拉稀。
　　毛泽东非常失望。9月3日，他给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高岗去电：“林（彪）粟（裕）均病，两萧（萧劲光、萧华）此间有工作，暂时均不能来。”
　　情急之下，陈毅想为毛泽东解忧：“我如今虽担负地方工作，但只要前线需要，一声令下，我马上可以穿上军装去朝鲜作战！”
　　毛泽东经过慎重考虑，选择了彭德怀出任志愿军总司令兼政委，也给了敢于“横刀立马”的彭大将军与世界超一流军队亮剑夺魂的大舞台。
　　11月，中央决定派粟裕到苏联治疗。苏联专家进行会诊，认为主要是两方面的毛病：一是因枪伤导致脑神经受损，二是腹部出现肠错位。经过手术和物理治疗，病情得到初步控制，一直到1951年8月才基本痊愈。
　　粟裕、林彪、彭德怀均是中共杰出的军事统帅，他们每位挂帅出征，都能取得辉煌的成就。由于军事理念和指挥风格的差异，如果粟裕或林彪挂帅，也可能绽放出另样的异彩，书写他们军事生涯中另一座高峰。
　　对于因病失去征战的机会，粟裕无限感慨，晚年赋诗曰：“将军只合裹尸还，何其生入玉门关。”
　　政治不察，陈毅、粟裕出让华东军政委员主席。饶濑石说：“你们不做，我来做。”毛泽东半是提醒，半是告诫，“谦逊并非任何时候都是好的”。
　　新中国建立后，将全国划分为六个大区，设立军政委员会，原则上由各军区或野战军司令员担任。
　　西北军区兼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任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
　　西南军区兼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
　　中南军区兼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林彪任中南军政委员会主席。
　　唯独在华东，情况比较特殊。当时担任三野司令员和主持三野实际工作的是两人，一个是华东军区兼第三野战军司令员陈毅，另外一个是实际主持华东军区或三野军事工作的粟裕。
　　两个人都是大忙人，工作重心和地点也不一样。陈毅担任上海市市长，工作重心在上海；粟裕以指挥三野沿海作战为主，同时兼任南京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华东军区和三野指挥机关设在南京。
　　陈毅粗豪，认为上海的事情自己忙不过来，想把华东军政委员会的事情推给别人。
　　粟裕谦逊，一向敬重陈毅，认为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理所当然由司令员担任。
　　毛泽东也认为陈毅比较合适，遂交代：“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由你担任。”
　　陈毅觉得自己职务够多了，推辞道：“让饶漱石担任吧。”
　　毛泽东坚持道：“由谁担任该职要慎重。其他大区军政委员会主席都是由军区司令员担任的，我的意见还是由你担任。当然，你可以听听华东局同志们的意见。”
　　10月12日，毛泽东致电陈毅，把“组阁权”交给他：“请邀请刘晓、粟裕诸同志拟一个华东军政委员会的名单草案。党员占半数多一点，党外民主人士占比较少数，共约30人，于明（13）日交我为盼。”
　　陈毅与饶漱石商量华东军政委员会组成人员问题，流露出职多事繁的苦闷。
　　“你不担任，那就我来担任吧。”饶漱石倒是利索，也不提交华东局常委会议讨论，遂以中共中央华东局的名义报上他的名字。
　　毛泽东见到华东军政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主席为饶漱石，感到意外。饶漱石到北京，毛泽东问起此事。
　　“我征求过意见，华东局几位领导同志都不同意陈毅担任，只好由我来担任。”饶漱石当面撒谎。
　　建国初期的华东局第一书记为饶漱石，第二书记为陈毅。饶漱石所说的“几位领导同志”是饶、陈之外的常委，暗指副书记康生，常委粟裕、谭震林（组织部长）、舒同（宣传部长）等人。
　　毛泽东没想到陈毅会遇到这么多“反对派”，于是批准了名单。 　　自此之后，饶漱石身兼华东局书记和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处处高出陈毅一头，变本加厉地压制、排挤陈毅。
　　高、饶事件败露后，毛泽东曾批评陈毅和粟裕一味的谦让，说：“谦逊并非任何情况下都是好的。野心家就不让，让给他就使党受损失。”
　　在华东，饶漱石敢于与陈毅叫板，但对于点子多的粟裕则很忌惮，总是疑心和害怕陈粟联手拱倒他。
　　1952年新年伊始，饶漱石的眼部突然持续痉挛，两眼肿胀、充血，视力模糊。医生诊断后，要求他彻底住院治疗，离职休养。治疗可以，休养可以，就是离职不行。饶漱石不肯将工作交给别人。这样一来，华东局、华东军政委员会实际处于停顿状态，大小事务堆积如山，各地请示、报告雪片一样飞来，得不到批示，天天打电话催。
　　粟裕觉得饶漱石这样死撑，于公于私都不是办法，于是向中央如实报告了饶漱石的病情，提出“必须休养”。12小时之后，华东局收到毛泽东的亲笔批示：
　　华东局并陈毅粟裕同志：接2月1日14时粟裕同志来电，知饶漱石同志病情严重，必须休养。中央决定饶漱石同志立即开始休息两个月，各项职务交陈毅同志代理，由谭震林同志秉承陈毅同志指示，主持华东局和华东军政委员会的日常工作。关于饶漱石同志休养的地点，我们认为必须离开上海，最好到北京来。请粟裕同志再到上海与饶漱石同志当面商量，并和饶漱石同志同来为盼。
　　中央
　　2月2日
　　2月3日，粟裕从南京来到上海饶漱石家中，转告中央的电报内容。饶漱石生出许多疑云：为什么粟裕背着我给中央打电报？他有什么目的？为什么中央这么快就回电了？也不征求我的意见，就决定我离职休养？为什么一定要我离开上海到北京休养？为什么要粟裕与我同时入京？
　　病人本来敏感，饶漱石又特别多疑。他翻天覆地地想了许多，得出一个结论：粟裕在搞鬼，想帮陈毅重掌华东。
　　2月6日，粟裕陪同饶漱石登上入京的列车。饶漱石按捺不住心中的无名火，阴阳怪气地说：“粟裕同志啊，你给中央打电报，不要说按组织原则应该请示我，按常理事先给我通通气，总是可以的吧！”
　　“你眼睛都成这个样子了，还不赶快休息，想当瞎子呀！”粟裕笑着说，“我要先给你通气，这个电报你还同意发吗？”
　　饶漱石气得不行，却又无可奈何。
　　入京后，饶漱石住进北京医院，进行治疗。毛泽东关心他的身体，2月20日当面叮嘱粟裕：“抽时间去看看饶漱石同志，商量一下到哪里休养为好。”
　　当时，全国正在开展“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毛泽东更是抓住不放，每天与各大局负责人通话、通电，了解各地的情况，指导运动的开展。
　　在如此紧张的情况下，让我出外休养，究竟是什么用意？饶漱石心神不定。
　　3月1日和4日，粟裕两次向毛泽东书面报告陈毅关于上海“三反”运动情况和关于人事问题的建议。毛泽东全部采纳了陈毅的意见，在报告上批示：
　　同意陈毅同志提议：上海市委工作，由陈丕显同志负实际责任，华东局工作，在饶漱石同志病假期内由谭震林同志代理书记；但大事应和陈毅同志商酌，取得陈毅同志同意后处理。如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同意以上各点，即请粟裕同志以电话告陈（毅）、谭（震林）。
　　毛泽东
　　三月四日
　　华东局重大人事调整又略过饶漱石，他判断自己正在失去中央特别是毛泽东的信任。
　　一天凌晨三点多钟，饶漱石来到中南海，要求紧急面见毛泽东。
　　毛泽东以为有什么大事，请他进去。
　　饶漱石一开口，便收不住，谈了四个多小时。话很啰唆，反反复复，绕山绕水，中心意思就是请求毛泽东解答三个问题：
　　一、我在战争年代是否有错误？
　　二、我在华东局是否犯了路线错误？
　　三、为什么要采取由粟裕陪同的方法进京？
　　毛泽东一听就知道他弄拧了，看在他是病人的份上，毛泽东原谅了他的失态，对他好语相劝。但是，经过这件事，饶漱石暴露了他患得患失、索权护权的真实心理。毛泽东对饶漱石产生了警惕，提醒刘少奇：“你可能看错人了。”
　　刘少奇对饶漱石信任有过，后来提议饶漱石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直到饶漱石与高岗结成同盟，企图拱倒他，他才醒悟过来。粉碎高饶联盟后，刘少奇主动打电话给陈毅：“陈老总，你不出去吧？我和光美想到你家看看。”
　　陈毅很惊讶。刘少奇从不串门，这次夫妻双双上门，所为何事？由于饶漱石的挑拨，他与刘少奇之间在感情上有些疙瘩，长期公事公办，不涉私交。
　　他没有理出头绪，刘少奇的小轿车开进了门。
　　“稀客，稀客，你这是头一次光临寒舍。”陈毅热情地迎上去。
　　刘少奇握着陈毅的手，激动地说：“陈老总，我真糊涂！人家把机关枪架在我脖子上，我都不知道。”
　　进门后，刘少奇将陈毅按在沙发上，身子笔直地站在前面，内疚地说：“唉，过去我看错了人，信任了饶漱石，使你受了委屈，真对你不起，今天我是负荆请罪。现在我正式向你道歉，请求你的原谅。”
　　刘少奇的真诚态度和磊落胸怀令陈毅感动。他笑着连连摇手，说：“谈什么道歉嘛！饶漱石变成这个样子，也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对他的认识，我也是逐步提高的嘛，以前不晓得他是一个伪君子，还不是百般容忍、谦让。何况，我这个人毛病也多，历史上也确实犯过错误嘛。”
　　两个有过隔阂的战友尽释前嫌。
　　一个规定引得毛泽东雷霆大怒。两个厚道人、两份检讨书因第三种因素横生枝节。聂荣臻是粟裕得罪的第一个元帅，而且不是最后一个。
　　1951年9月，粟裕病愈，从苏联回国，在北京小住。
　　周恩来、朱德找粟裕谈话：“中央决定要你到总参工作。”
　　粟裕不愿进京，推辞道：“我水平很低，恐不能胜任，是不是考虑别的同志为好。” 　　朱德问：“你有另外的考虑？”
　　粟裕坦白地点点头道：“我到下面抓抓部队工作，或者搞学校工作，都可以。”
　　周恩来摇摇头说：“你来总部工作是毛主席点的将，我们认为你是完全可以胜任的。”
　　朱德也说：“你还是服从决定吧。”
　　这是毛泽东建国后第三次点将了，粟裕无法推辞，表示：“既然是组织决定，只好服从。”
　　谈完后，不久是国庆阅兵。10月1日晚上，粟裕被安排与毛泽东同桌观看焰火。席间，毛泽东问：“恩来和总司令跟你谈过了？”
　　“已经谈过了，感谢主席对我的信任，但我担心干不好。”粟裕老实地说。
　　毛泽东说：“我相信你，同时也相信我的选择不会错，你肯定干得了，干得好。”
　　第二天，粟裕回到了南京，主持召开华东军区整编会议。过了一个月，中央军委正式任命粟裕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第二副总参谋长，仍兼华东军区副总司令员。11月12日，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打来电话，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催促粟裕进京赴任。
　　1952年1月10日，人民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下达通知：“粟副总长已到部开始办公，分工负责管理作战、训练及海、空军和各特种兵种工作。”
　　从这天开始，粟裕开始了备受重用也备受误会的总参生涯。
　　共和国第一任总参谋长为徐向前，但他长期遭受肋膜炎、头疼病的折磨，发作起来，痛不欲生。战争年代，头疼发作时，他经常拿着手枪柄敲击脑袋，敲麻木了，感觉便舒缓一点儿。进城了，用老办法不管用，他就吃止痛药，然后绕着院子走，走累了，感觉便好点儿。
　　毛泽东嘱咐徐向前静养，由第一副总参谋长聂荣臻代理总长职务。
　　徐聂二人任职是典型的二元互换结构。在总参谋部，徐向前任总长，聂荣臻任副总长；在华北军区，聂荣臻任司令员，徐向前任副司令员。
　　这种任职在建国初期是绝无仅有的特例。
　　徐向前把工作交给聂荣臻，说：“聂总，你多辛苦了。”
　　聂荣臻理解他的心情，说：“大事共同研究，请示中央。日常工作就请徐总放心好了。”
　　这样一来，聂荣臻创造了党内身兼六职的纪录：副总参谋长、华北局第三书记、华北军区司令员、北平市长、北平市军管委员会主任、平津卫戍司令部司令员。聂荣臻回忆：“这是我一生中最繁忙的时期。”
　　建国初期，机构遵循战争年代精简高效的原则。总参领导岗位为一正一副，到1951年增加粟裕后，变成一正两副。由于徐向前有病在身，实际仍是一正（代理）一副。
　　粟裕赴任，大大减轻了聂荣臻的负担。他以惯常的高效开始履职，在一个月内，调研了各大兵种：
　　1月17日，听取空军司令员刘亚楼汇报，提出优先发展空军，建立真正“独立”的空军，要向苏联学习，但完全依靠也不行；
　　1月17日，听取海军司令员萧劲光汇报，指出要克服海军不愿出海、不愿上岛的思想，要根据实战扩军练军；
　　1月21日、23日、25日，分别听取装甲兵司令许光达、炮兵司令陈锡联、工程兵副司令李迎希汇报，提出过去是“枪”战为主，今后是“炮”战为主，要大力发展炮兵、装甲兵、工兵、通信兵、雷达兵、防化兵等技术兵种。
　　在调研的基础上，粟裕与聂荣臻把精力放在制定影响军队建设和发展的重大问题上。
　　1952年6月24日，聂荣臻、粟裕联名向毛泽东报送全军《军事建设五年建设计划初稿》。7月18日，毛泽东批示：“聂粟所拟军事建设五年计划及附件已阅过。基本同意，可即照此部署，请彭（德怀）主持。”这成为全军第一个由军委审定的军队建设的全面计划。
　　为加强特种部队建设，粟裕还向中央提议建立军事工程学院，大量培养军事工程干部，并对学院的院系设置、学制、校址提出建议。周恩来批示：“请林彪同志审阅或约粟裕同志一谈，如觉可行再送主席批办。”朱德、林彪都表示可行，毛泽东最后批示：“同意，退粟裕办。”
　　聂粟合作，把总参工作提升了一步，得到军委主席和副主席的称赞。这期间，正是战争年代向和平建设时期的转型阶段，党和国家领导体制处在不断调整之中，许多工作机制有待健全完善，总参因此也遭遇到一些新问题，出现过一些小“摩擦”。
　　摩擦起于汇报制度的改革。
　　张震就任总参作战部长不久，聂荣臻对他交代：“毛主席和其他几位军委副主席实在太忙了，常常是彻夜工作。我只管华北和总参的工作，就已经吃不消了，而他们要考虑全党全国全军的事，要处理的事情千头万绪，不能让他们过于劳累了，所以作战部的文件不能事无巨细都报上去。今后凡是准备报告毛主席等领导同志的报告，都送到我这里来。需要上报的，由我批呈。”
　　这条规定定了分类处理、逐级上报的程序，既体现了巨细有别的原则，又能减轻军委主要领导人的负担，让他们节省精力，以便议大事。作战部严格遵循，自此以后，直接送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军委领导的文件就少了一些。
　　两个月过去了。毛泽东很快觉察到这一点，于是很不满意。
　　1952年7月24日，颐年堂，军委开会。除了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聂荣臻等军委领导人外，还通知了总参作战部部长张震、军务部部长苏静列席。
　　会议由毛泽东主持，他开门见山道：“今天这个会，算是军委主持日常工作的副主席的交班会。我与彭总谈过，总理太忙了，今后军委的日常工作由他主持，但对外暂不宣布。朝鲜战场，看来大打打不起来，最后是要和谈停战的，等停战后再正式宣布。”
　　没等大家发言，毛泽东把话题一转，表情严肃地说：“最近一个时期，我感到工农青妇的‘菜’，摆满一大桌，吃也吃不了，可是军队系统的‘菜’太少，我饿得慌。”
　　他的话明显流露出火气，用词从诙谐转为尖厉，质问道：“你们为什么对我封锁呢？”
　　气氛陡然紧张起来了。 　　提问是针对总参的，该由聂荣臻回答。
　　聂荣臻见毛泽东火气很大，不便当场解释，没有吱声。
　　“你说话呀！”毛泽东把脸朝向聂荣臻，“过去政治局开会，我请你列席，你也不讲话，我怕把椅子坐坏了，就不请你了。”
　　张震怕产生误会，主动揽过话，站起来解释道：“主席日理万机，工作太忙。所以一般性的文件就不送了，只选最重要的上报。”
　　朱德顺口接过话说：“你应该送。我们忙，有军事秘书看呀。”
　　刘少奇批评道：“是你张震来了才减少的！”
　　毛泽东盯着聂荣臻说：“荣臻，你讲讲。”
　　聂荣臻还是一言不发。
　　毛泽东更生气了，说：“如果你不讲，就做组织调整。”
　　所谓组织调整，就是撸职。
　　见话越说越深，军委其他领导人纷纷出来打圆场，都表示：“此事不要急忙处理，等荣臻回去给主席打个报告再说。”
　　会议没有再开下去。
　　对于会场聂荣臻为何不说明、不解释、不声辩，而采取一言不发的方式，聂荣臻在回忆录中说，是毛泽东正在气头上。
　　在气头上不激化矛盾的做法，是聂荣臻的处事原则之一。他的女儿聂力在《山高水长：回忆父亲聂荣臻》一书中提到另外一次怀仁堂会议，彭德怀、陈毅批评总参。
　　“散会了，几位同志围着父亲，怪他为何不声辩一下。父亲说，彭总、陈总都在气头上，没必要顶牛嘛。再说，我们的工作也不是十全十美的，听听人家的不同意见，有好处嘛。个人受点批评误解，算不了什么。”
　　受到误会和委屈的聂荣臻没有介意，散会后写报告作了说明，并继续坚持按科学有序的原则处理上报文件。
　　当事人之一张震回忆道：“其实，聂总也是一片好意，出于对毛主席的关心，却引起了一场误会，但聂总并不介意，会后立即召集总参各部、各特种兵和总后勤部的负责人，如实传达了毛主席的批评，和大家一起研究报送文件的办法，并于7月30日向毛主席递送了书面检讨报告，同时对今后报送文件作了具体规定，其中关于作战和敌情简报，重要的、紧急的，立即直报主席、副主席、总长、副总长；一般的可五天左右汇集一次，以精炼简明文字分送主席、副主席及有关部门。毛主席看过报告后，于8月2日批示‘照此办理，应速实行’。”
　　一桩小事，一起小误会，一场小风波，起得突然，平息得也迅速，了无波痕。但是，这件事情又因为粟裕的好心引发了别样文章。
　　7月25日，粟裕给毛泽东报送了一份检查：
　　“您在谈话和会议上的训示，虽没有指名批评我，但您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重重地打到了我心里，对我教育很大。在总参工作期间，我违反了‘每半个月向您汇报一次情况与工作’的指示。”
　　这是粟裕第一次公开提到毛泽东“每半个月汇报一次”的指示。
　　粟裕写信有两个初衷：一是检讨违约。毛泽东要求他每半个月汇报一次，他答应了却没有做到。二是主动担责。颐年堂军委会议上，张震主动揽过，声称是作战部减少了文件的报送，作战部属于粟裕的分管范围，作为分管领导应该承担一定的责任。
　　他没有想到，这份电报却因毛泽东的一段批语成为敲打聂荣臻的石头。
　　7月26日，毛泽东作了如下批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德怀）、聂（荣臻）、粟（裕）阅。此种检讨很好。“粟在半年中所反映的情况和看出的问题……好得多，所以我那天没有批评粟。”
　　“好得多”，是一种比较，是对粟裕的肯定，对聂荣臻含蓄的批评。
　　事情到此为止，没有再延续，但是却在岁月中发酵，五年后成为粟裕“告阴状”的罪状之一。
　　聂荣臻好心为毛泽东分劳，引来了毛泽东的误会；粟裕好心为聂荣臻分责，却引来了当事人的误会。
　　共和国初期的政坛上不断地以误会的方式上演悲喜剧。
　　聂荣臻是粟裕无意中得罪的第一个元帅，引发更大级别风波的是第二个元帅——彭德怀。
　　第十位元帅人选，引发党内二、三号人物的争执。刘少奇推荐粟裕，周恩来力挺陈毅。毛泽东绝妙的平衡术，授大将军衔，行元帅事。
　　1954年，是粟裕焕发异彩的一年。这年发生了两件全军关切的事情，他都是其中的主角。
　　第一件是荣任总参谋长。
　　总参谋部是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统率全军的办公机关，是全军的首脑，列为解放军各总部之首。毛泽东历来都是亲自挑选总参谋长，并亲昵地称之为“总长”。
　　1954年10月，毛泽东找粟裕谈话：“我向中央提名你担任总参谋长。”
　　粟裕吃了一惊，问：“那聂总呢？”
　　毛泽东说：“荣臻同志身体不好，另有任用。”
　　“主席，我不能胜任！”粟裕极力推辞。他认为自己适合在地方工作，希望出京，下到地方去。
　　毛泽东说：“根据我的了解，你可以胜任的。不过牡丹虽好，还需要绿叶扶持。你努力干吧。”
　　毛泽东视粟裕为花中魁首，非常欣赏他的军事才能。他曾经对来访的蒙哥马利元帅说过，他的战友中，数粟裕最会打仗。
　　把最会打仗的人放在指挥全军作战的岗位是他的安排，也是他的期待。
　　第二件事是评定元帅。
　　元帅是军人的最高荣誉。它的含义有两种：一是主将、主帅；二是军衔，指统领将官的军官。
　　全国人大常委通过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第九条规定元帅评衔标准：
　　对创建和领导人民武装力量或领导战役军团作战、立有卓越功勋的高级将领，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
　　这个标准中的“或”，说明只要符合两者之一，即具备元帅资格。粟裕是华中野战军、华东野战军的主将，是解放军四大野战军中力量最大的一支（三野）的代司令员兼政委，消灭了蒋介石五大主力中的三支，其任职、能力和战功符合元帅标准。 　　问题出在只有十位元帅的职数，于是最后一名元帅便有两位候选人——陈毅与粟裕。前者已经转任地方工作，后者仍在军中。
　　一次，彭德怀、罗荣桓去向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汇报授衔方案。在最初的方案中，拟授毛泽东为大元帅，拟授转入地方工作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均为元帅，李先念、谭震林、邓子恢、张鼎丞均为大将。
　　毛泽东说：“根据国际国内的经验，这个大元帅我不能要，穿上大元帅的制服不舒服啊！”他还提议有授衔资格而主要转入地方工作的人都参加评衔授勋。他问在座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你们的元帅军衔还要不要评啊？”
　　刘、周、邓摆摆手，表态说：“不要评了，不要评了。”
　　毛泽东又问谭震林、张鼎丞、邓子恢、李先念等人：“你们几个的大将军衔还要不要评啊？”
　　谭等都说：“不要评了，不要评了。”
　　这样就形成了转入地方工作的原军队将领不评衔的规定。可是，在政治局最后敲定元帅名单时，刘少奇和周恩来产生了不同意见。
　　刘少奇推荐粟裕，不主张陈毅。他的理由之一是，按照政治局的规定，邓小平、李先念等已经在国务院任职的副总理、部长都退出了评衔。陈毅已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也应退出名单。如果陈毅不参加评衔，元帅中要有一位坚持南方游击战争、新四军和华东野战军必须有一位代表，粟裕当是首选。
　　周恩来主张陈毅。他打电话给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请他转达自己的意见：“军衔授予，对陈毅同志现在和将来的工作均无不便之处，平时可以不穿军服（必要时穿）。苏联的布尔加宁同志也有元帅衔，现在他做部长会议主席的工作就不常用元帅的头衔了。可以说是一个例子。”
　　对于陈上粟下，不仅党内高层，一些民主党派领袖也出面说话。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黄炎培听说元帅名单中没有粟裕，找到毛泽东，认为粟裕是常胜将军，是华东战场的主帅，应该授予元帅衔。
　　粟裕为人，争和不争都是传奇。他的基本准则是，争工作，不争职务；争重担，不争荣誉。在评衔、授勋过程中，他向中央一再表示谦让，不要说元帅，就是大将，也“只嫌其高，不嫌其低”。
　　毛泽东深为感动，在中南海颐年堂小会议室，对着周恩来、刘少奇、朱德说：“论功、论历、论才、论德，粟裕可以领元帅衔，在解放战争中谁人不晓得华东粟裕呀！”
　　他吸着烟，思维透过烟雾，飘出很远：“难得粟裕！壮哉粟裕！竟三次辞帅，1945年让了华中军区司令员，1948年让了华东军区司令员，现在又让元帅军衔，比起那些要跳楼的人强千百倍！”
　　周恩来也说：“粟裕二让司令，一让元帅，人才难得，大将还是要当的。”
　　毛泽东拍板说：“而且是第一大将。”
　　嗣后，他对粟裕说：“你是担大将衔，而干的却是元帅的任务。”
　　此言确实不虚。从毛泽东担任军委主席以来，兼任、担任或代理总参谋长的分别有刘伯承、周恩来、彭德怀、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除周恩来之外，其他五位均为元帅。
　　“每周向我汇报一次。”这是毛泽东交代给粟裕的任务，也是解难渡厄的护身符。可惜，战场上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的粟裕临阵生怯，忘记了最根本的一条。
　　毛泽东不仅对粟裕低衔高配，而且挑选了一位大将、九位上将作为他的助手。这十位副总参谋长分别是陈赓大将和张宗逊、李克农、张爱萍、王震、许世友、邓华、彭绍辉、杨成武、韩先楚上将。
　　粟裕知人善任，对十位副总长依其所长，进行分工，对几位主要精力在总参的副总长分管领域进行调整，由他抓总，同时侧重作战和涉及国防、军队建设的大事；陈赓协管作战事宜，李克农管情报，张爱萍管军务动员和行政管理。他抓总放权，有事同大家商量，商定后放手让别人干，从不干预，获得了军委领导的肯定和总参上下的拥戴。
　　毛泽东夸奖他“能发现问题”。
　　副总长们后来十分怀念粟裕领导总参的那段时光，称为“是总参最好的时期，也是我们心情最愉快的时期。也可以说，是军队建设最好的时期”。
　　张爱萍与粟裕是三度共事。第一次是抗战时期，粟裕任新四军一师师长，张爱萍先是任三师副师长，后任四师师长。第二次是解放战争初期，两人同任华中军区副司令员。第三次是这次在总参。
　　张爱萍虽然是一员虎将，但性格中有极其文人的一面，他不媚时俗，不搞关系，不来虚招。用他的话说：“对党内的那些事，不听，不问，不参与，管你驴打死马，还是马打死驴。”担任副总长之前，南京军区党委向军委上报《党委常委对张爱萍同志的意见》的报告，列举的缺点有：骄傲自负，自以为是，独断专行，不好合作，看不起其他领导同志……
　　但是，这样孤傲的人却与粟裕合作得特别融洽。晚年，张爱萍跟儿子聊天时，十分惬意地提起总长间逝去的轶事：
　　粟裕对我很信任，很放手，但也很讲党的原则……我们也争，但从不计较，相互之间从来没有隔阂。没有哪个是你整我、我整你的。有时开会晚了，就说去打个牙祭吧，到后海的烤肉季，还有全聚德，轮流做庄，自己掏钱。我们几辆吉普车一到，老板就跑出来了，都认得嘛。
　　我和他们都有过争论。和粟裕，抗日战争结束，国民党大举进攻，粟裕提出在华中打运动战，我不同意，我认为敌我力量悬殊太大，应该以游击战为主，不放弃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后来我负伤了，粟裕同志指挥得很出色。我们在对台作战上也有不同的看法，但我们都是同志式的争论。和陈赓我们也争。长征时过六盘山前，在固原打马步芳的骑兵，我们的意见不统一，陈赓拗不过我，是按我的意见打的。在总参讨论设立防化兵问题上，我们意见上也不一致。但这些都不影响相互之间的友谊。
　　但是，能“安下”的粟裕却不能“睦上”，他与主持军事工作的彭德怀出现了嫌隙。
　　首先，工作思路有异，如组建战略预备队的问题。粟裕提出，抽出几个军作为战略预备队，配置在机动地区，平时由各军区领导，但不编入各军区战斗序列，战时由统帅部统一机动。彭德怀认为不必要，认为全国都属于解放军，一旦战争爆发，统帅部完全可以从各军区临时抽调部队组成战略预备队。 　　通常情况下，当提议遭到主官否决后，便不再提起。粟裕认理不认人，拒绝偃旗息鼓，反驳道：“等战争爆发再抽调组织这支部队，一是会打乱各军区的作战计划，二是战争一爆发，交通被破坏，部队行动受阻，将会失去战机。”
　　他与彭德怀的争论，后来被扣上“有争夺这几个军的阴谋”。
　　其次，工作关系有违。1954年10月31日，在毛泽东提名粟裕任总参谋长的同一天，彭德怀提名黄克诚任军委秘书长。后来，军委会议又作出规定，在军委领导出外活动或生病期间，由黄克诚召开各部门首长联席会议处理日常工作，实际赋予黄克诚领导军委日常工作和管理总参的职权。粟裕既受命领导总参，又被要求向军委秘书长负责，非常为难。
　　再次，汇报机制有误。军委主席和军委副主席都是粟裕的顶头上司。上任之初，毛泽东给粟裕立下一个规矩：有事向他汇报，开始要求半个月直接汇报一次，后来规定每周直接汇报一次，这是军委主席履行职责的一个方面，也是毛泽东关照、保护粟裕的一种措施。
　　所谓直接汇报，就意味着要越过主持军委工作的副主席，彭德怀有想法了：“怎么，又想越级告状？”
　　粟裕试图两头都顾上，在报告中写“彭副主席转报毛主席”，彭德怀大怒：“我不是你的通讯员！”除此之外，还有两人性格上的原因。与彭德怀相交多年的杨尚昆，评价他“刚正而欠于通融，爽直而失之急切，有时容易造成矛盾的激化，不利于问题的妥善解决”。杨尚昆曾劝说过他，他不以为然，反而回敬说：“我不会像你那样‘和稀泥’。”
　　由于刚硬峻切的性格，很多人对彭德怀怀有畏惧之心。陈毅、粟裕与陈赓交好，对他有三个绝妙的比喻。一曰“陈赓像一块玻璃，从里到外都是清楚的、透明的。”二曰“陈赓是一块磁铁，能够团结大多数人一起革命。”三曰“陈赓是我们党的一门炮，疾恶如仇，旗帜分明。”就是这样人见人爱的大将，敢抢毛泽东的茶碗，敢跟周恩来拼酒，敢与九个元帅开玩笑，但是一见彭德怀就拘谨。
　　另一方面，处理人事关系，从来就不是粟裕的强项。过去在陈毅手下，他敢说、敢争，是因为陈毅诗人的情怀、豁达的性格、放手的风格和两人相知至深的信任，现在敢犟的粟裕遇到了敢横的彭德怀，就彻底没辙了。
　　这位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的英雄，束手无策，有时委屈得直掉眼泪。
　　对于粟裕困境的处境，几位副总长帮助分析原因。
　　陈赓说：“古往今来，两种人最危险，一是功劳太大的人，一是不去迎合上司的人，你老兄这两样一样都不少，能不被整吗？”
　　张爱萍说：“别这么没出息，干脆，开诚布公地、直截了当地找他谈一谈嘛！”
　　粟裕打不开僵局，于是心生退意，这也不失为一种办法。1956年11月4日，他给中央和军委的报告中正式提出：“由于身体和能力的关系，请求免去我现任的职务。”
　　彭德怀在报告中批示：“印发军委委员。”
　　毛泽东不仅没有批准粟裕的辞呈，还在半个月之后决定：增加粟裕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职务。
　　在最较劲的时刻，粟裕变得谨慎了，他甚至为了避免彭德怀的误解，不再直接向毛泽东汇报了，而是有意无意地“忘记了”原来每周一次的汇报。在他选择“忘记”的时候，毛泽东心中也荡起了涟漪。
　　对于毛泽东交代叮嘱的事情，顶着、拖着、含糊着不办，都会遭到无情的严罚。1948年，林彪和粟裕，这两位统兵东北和华东、大战连捷的主帅因为军务繁忙，违反了中央关于战区主要负责人两个月综合汇报一次的规定，惹得毛泽东雷霆大发。
　　东北局6个月没有作综合汇报，林彪想糊弄过去，找出种种理由：“常委各同志均极忙碌，事实上只各顾自己所分的工作，并皆对各部门的工作难求得全部了解，对作全貌的报告遂感困难”，“缺乏向中央作综合性报告的材料来源”。
　　“这些理由是不能成立的。”毛泽东举在大别山艰难转战的刘邓大军为例，训斥林彪，“我们5月间即告诉你们，像大别山那样严重的环境，邓小平同志尚且按照规定向中央主席作了综合性报告，并将邓小平同志来电转给你们阅读。你们的环境比大别山那时的好得多，何以你们反不能作此项报告？”
　　与林彪连续半年3次未提交报告相比，粟裕的情况算是轻的，只有一个月交得慢了一点儿，但是也遭到当头一棒。毛泽东以中央军委名义致信时任华东局书记的饶漱石：
　　自中央子虞电至今已九个月，未寒电至今亦已两个半月，华野前委书记（指粟裕）对于执行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及在军队中开展反对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反对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经验主义与游击主义的恶劣作风，至今没有表示态度，亦未申明理由，在此问题上失去主动性，落在一切兵团之后，实属不合。你是华东军区及华野全军的政治委员，现责成你传达中央意旨，处理此项问题，并以结果电告为盼。
　　受到告诫的林彪和粟裕不敢怠慢，赶紧检讨，动手撰写综合汇报。不同的是，建国后林彪始终记住了这一点，而粟裕则因为怕触怒彭德怀而选择了“遗忘”。
　　当粟裕有意识地忘事的时候，毛泽东会无意识地忘人。
　　粟裕三次越权，扑朔迷离，至今争论不休。浮着的是表象，流动的是烦躁。它曾经撬动了毛泽东对粟裕的信任与倚重。
　　《彭德怀全传》第一次披露了粟裕三次越权事件，引起粟裕老部下、身边工作人员的强烈质疑。剖析这三大越权，有助于了解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批粟的内在逻辑。
　　越权之一：擅自部署攻打马祖列岛。
　　对于解放福建沿海岛屿的部署，粟裕被批有两次“错误”。
　　一次是调空军入闽。
　　1955年6月3日，彭德怀当面指示粟裕：进驻福建空军以7月中旬四大国首脑会议前后去为宜。
　　6月8日，根据粟裕传达的指示，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到上海、杭州先行布置；待一切准备妥当后，再报军委正式派空军入闽。11日，刘亚楼看望在杭州的毛泽东。
　　毛泽东问刘亚楼：“你到杭州来干什么？” 　　刘亚楼说：“准备组织空军入闽。”
　　毛泽东吃了一惊：“谁决定的？这么大的问题，为什么中央还未讨论，就决定了？”
　　他要刘亚楼第二天坐飞机回京向周总理报告。总理召集会议，讨论决定空军暂不入闽。
　　在这件事中，粟裕是个“二传手”，不负主要责任。但他仍在7月11日向毛泽东写了检讨报告，说明福建修建机场及进驻空军，“是本着军委历来指示的精神布置的”。毛泽东作出批示：“我已于5月19日批示同意你们的意见，因此你们已无不事先请示责任；只有在后来决定具体部署时没有请示的责任。”
　　毛泽东以自己承担部分责任的方式，大度地了结此事。
　　二次是指示同时攻打马祖三岛。
　　1955年初，浙江沿海的江山、大陈、渔山、披山诸岛相继解放，华东军事重心转移到福建沿海的马祖、金门。
　　粟裕比较两个岛屿的情况后，认为攻打马祖作战规模小，补给容易，用时较短，建议“以解放马祖岛为下一步军事斗争目标”。3月5日，粟裕将这一设想上报彭德怀并军委。3月9日，彭德怀批示：“同意先打马祖部署。”
　　马祖列岛是高登、北竿塘、南竿塘三岛的总称，由南京军区组织攻击。南京军区向中央军委和总参谋部提出，采取逐岛攻击的战术，视情况采取两种方案：
　　第一种方案是先攻高登，得手后再攻击北竿塘、南竿塘；
　　第二种方案同时攻占高登与北竿塘，得手后再攻占南竿塘。
　　6月18日，粟裕与负责作战的陈赓副总长一起，约见在北京参加集训的福建军区副司令员皮定均，研究南京军区上报的作战方案。
　　粟裕在桌面上，用三个茶杯代表马祖三岛，摆成梯阶队形，说：“如果先打高登进展顺利，美帝又不出面干涉，则可以接着打北竿塘，再而南竿塘；如果情况不利，应以将准备打北竿塘或南竿塘的第二、第三梯队增援第一梯队，用以巩固高登，反击敌之反扑。”
　　“我同意粟总的建议。”陈赓补充，“一定要贯彻速战速决的原则。请你们再加以详细研究，具体计算，然后将结果报告军委最后确定。”
　　参加约谈的还有总参作战部部长王尚荣等人。
　　这本来是一次正常的工作谈话，粟、陈是在认可逐岛攻击的原则上，进行了战术方面的补充和完善。
　　预设多种腹案以应变潜在的可能，分梯次部署和使用兵力以掌握战场主动权，这是粟裕一贯的指挥风格。
　　当时唯一的纰漏是工作人员没有当场作记录，为随后发生变故无据可依。
　　两天后的深夜（6月20日），彭德怀接到南京军区的急电，认为同时攻击三岛困难很大，没有一年半以上的准备，根本无法实施。
　　“哪个叫你们同时进攻三岛？”彭德怀感到非常诧异。
　　南京军区的回答是：“是粟总长的指示。”
　　原来皮定均从北京回来后，传达粟、陈的指示内容是：
　　对马祖列岛的作战方针：应该是全面准备同时连续攻击高登、北竿塘、南竿塘。只准打好，不准打坏，以显示我国力量的强大，战斗实施应速战速决，准备工作应细致周到，并向最困难处着想。限今年内完成解放马祖列岛的作战任务。
　　彭德怀找粟裕核对情况，粟裕已离京去旅顺、大连接收苏军装备。
　　第二天一早，他把陈赓叫到办公室询问。
　　陈赓说：“粟总长认为如果能三个岛同时攻击，肯定有利于速战速决，但究竟是先攻一岛、两岛或者三岛，应由南京军区许司令等研究后再定。”
　　彭德怀火气很大，说：“毛泽东批准的1954年8月13日军委关于东海沿海作战方针，明确规定每次只选定一个最小最弱的敌占岛屿攻击，求得战则必胜。看来总参、南京军区、福建军区对这一方针还没有完全理解和掌握好。”
　　他恼火的原因是，总参谋部参与了军委关于沿海作战原则的制定，总参谋长和副总参谋长又带头违反。
　　7月8日，彭德怀主持关于福建沿海作战会议。粟裕、陈赓2位大将和叶飞、许世友、唐亮3位上将，海军副司令罗舜初、南京军区空军司令聂风智、东海舰队司令陶勇、总参作战部代部长王尚荣4位中将和总参作战部处长雷英夫等人参加。
　　会上，粟裕说明：“6月18日开会时，只是告诉皮定均要加紧全面准备，并未说三个岛要同时攻击，皮定均可能把全面准备误解为全面攻击。”
　　陈赓认同粟裕的说法，坚持认为：“先全面准备，攻击时再选择最小最弱的岛，符合军委8月13日的作战方针。”
　　王尚荣和雷英夫发言，说：“我们那天听到的和皮定均是一致的，我们也是这样理解的，回到部里也是这样传达的。”
　　他俩还认为，三岛同攻是可行的：“我们在研究时认为同时攻击的好处是三个岛敌军不能互相支援策应，有如解放战争中分割歼敌一样，只是需要投入足够兵力。”
　　会议结束后，彭德怀在纪要中罔顾粟、陈二人的说明，仍然在注释中写上：“粟总长确曾指示，要全面准备，同时攻击。”
　　显然，彭德怀有了明确的倾向。他将纪要呈报给毛泽东。7月13日，毛泽东在纪要上批示：“六月十八日讨论这样大的问题，不得中央批准，是很错误的。”
　　7月15日，彭德怀指示将毛泽东批复文件转送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轮阅后退彭德怀。”
　　7月17日，周恩来在文件上批示：
　　德怀同志：总参谈福建沿海作战计划，已在刘亚楼回来传达主席意见和我在军委的报告休息时谈话之后（6月12日至13日），为何粟（裕）、陈（庚）等不向军委和中央请示，就向下指示？请查。
　　这样，一桩传达“事故”演变成了一次越权“错误”。
　　粟裕看到纪要及指示后，感到委屈，在8月31日写出《关于六月十八日约福建军区副司令员皮定均同志谈攻击马祖作战准备工作的检讨》，上报彭德怀并毛泽东和中央，全面报告了处理马祖战备问题的经过，说明会议纪要中的“注释与上述情况是有出入的”。 　　彭德怀看后批注：“已阅。”
　　毛泽东看后批示：“已阅，退粟裕同志。”
　　都是“已阅”，但含义有不同的偏向。
　　彭德怀批“已阅”，却不对粟裕的辩解作出回应，显然是未被说服。
　　毛泽东批“已阅”，直接退粟裕同志，显然是表示知道了原委。他还将批示转给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中央常委，也是意在用这种方式平息风波。
　　这个会议纪要在中央常委范围内透露了将帅失和的信息。
　　越权二：擅自向俄方询问总参与国防部的关系。
　　1957年11月，苏联举行“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纪念活动，毛泽东、彭德怀分别率中共最高代表团和中国军事代表团前往庆祝。
　　11月24日，按照双方商定的日程，中苏两军领导人举行了对口会谈。粟裕总参谋长同苏军总参谋长索科洛夫斯基元帅会面，提到：“今天向索元帅还有一个请求，就是不知道苏军有没有国防部和总参谋部分工的材料，是否可以给我们一份。”
　　粟裕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有两个原因：
　　一是工作中面临着理顺关系的问题。1954年之前，解放军指挥体制为中央军委领导总政、总参、总后和各大兵种。1954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国务院设立国防部，国防部没有专设办公机构，军委办公厅同时兼总参办公厅、国防部办公厅，一个机构挂三块牌子，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领导同志又担任国防部部长，为了体现国防部的领导作用，要求有些文电用国防部的名义发出。但是，究竟哪些文电用国防部的名义发出，哪些文电用中央军委或总参谋部的名义发出，没有明确规定。为理顺关系，中共中央军委1955年3月责成总参谋部起草国防部与总参谋部职责条例。从1955年到1957年下半年，总参谋部先后5次拿出条例草案送审，次次都被打回。粟裕感到非常为难，希望借鉴参考苏联的做法和经验。
　　二是以俄为苏、学习苏联经验。条例上报期间，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领导多次对粟裕说：“你们问问人家是怎么分工的嘛！”这个“人家”，指的就是苏联军队。以俄为师，借鉴苏联的做法，是当时党内提供的做法。毛泽东曾致电中国驻俄大使张闻天说：“我们对于联共（布）中央的政治局、组织局和书记处三个机构的组成，职权和关系还不清楚，我们想了解联共（布）中央这三个组织机构的经验作为我们建立中央机构的参考，请你去找马林科夫同志或联共（布）中央其他负责同志作一些谈话，在谈话中，请你问明这三个机构的性质、任务、组织成分，职权、工作会议和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各共和国和直属州的党机构等，以及你认为需要了解的事项，然后向中央作一报告。”
　　正是既有需要，又有先例，还有军委领导人的催促，粟裕利用这个机会，想了解关于机构设置和分工的情况：“我们那儿国防部和总参的关系，也就是说它们之间的职责不太明确，我们总参谋部不是不管，而是管的东西太多了。管得太多可能忽略大的问题，现在总军械部也由总参管了，这样发展下去，总参的工作越来越多了，国防部只剩下办公厅，也就是萧向荣他们了。我们不太知道哪些工作应由国防部来管，哪些应由总参来管。”
　　索元帅回答说：“提出的问题本身是不正确的。因为总参和国防部之间没有什么分工问题，是隶属关系。总参谋部属于国防部系统的，也就是说，它隶属于国防部。”
　　粟裕说：“这一点我们是明确的，我是想请索元帅能否给我们一份关于国防部和总参谋部工作职责的书面材料。我们带回去可以作为参考，进行研究，或者通过顾问也可以。”
　　索元帅说：“顾问团没有这么大的权限，现在我口头讲，请翻译记录就可以。”
　　索元帅介绍了苏联国防部负责领导军种司令部和总参、总政、后勤等单位；总参负责大的工作事项和下属业务部门等。
　　会谈一共持续了二十分钟。随行翻译说：“这是一场礼节性的拜会，谈话很短，时间不长，前后加上翻译时间在内，大约二十来分钟，双方主要谈友谊、友好。”
　　彭德怀听说这件事后，很不高兴。
　　他认为，涉外无小事，未经授权不可为，这是外事纪律。粟裕未经请示，向苏方索取国防部职责资料，违反了外事纪律，是越权行为。
　　后来有人借题发挥，臆断粟裕此举是出于对彭德怀5次拒绝批准条例草案的报复，是“告洋状”，“争权夺利，跑到外国去找点根据”。
　　越权事件之三：擅调志愿军回国
　　1957年11月，在莫斯科访问期间，毛泽东与金日成元帅达成志愿军撤出朝鲜的意向。回国后，彭德怀、粟裕开始筹划志愿军回国后的驻地，告知有关军区会同当地省委磋商接待事宜。1958年1月，毛泽东致电金日成元帅，提出志愿军分三批撤出朝鲜，第一批回国人员约为志愿军总数的三分之一，时间拟在1958年3月至4月间。
　　1958年2月，粟裕代表总参提出志愿军撤军的两个方案。军委第143次会议讨论同意第二方案。根据军委会议的决议，总参谋部确定第一批回国部队为第21军、炮5师、坦克5、6团及汽车7团等，时间为3月8日。
　　但是，在以哪个部门下达命令的问题上，又发生了纠纷。
　　第一次，总参作战部以军委名义起草命令，没获同意。
　　第二次，总参作战部改用国防部名义起草命令，又被打回。
　　第三次，总参作战部以总参名义起草命令，送粟裕呈批。
　　粟裕认为用总参谋部或总参谋长名义下达这样的命令不妥，但是已经几次反复，就在电报稿上写上“请彭总阅后发”，把审定权交给彭德怀。
　　彭德怀接到电报稿后，认为这是原则问题。因为早在1951年12月28日，经毛泽东同意，总参曾明确规定：“有关国防部署调整方案、计划，以及国防要地步兵师以上部队，特种兵团以上部队的调动，均应用军委名义批准，呈毛泽东主席阅后发出。”
　　本应由毛泽东阅发的文件，怎能由总参谋长签发呢？
　　彭德怀将电报稿直接提交军委例会讨论，决定以中央军委名义发出命令。 　　后来这件事被说成是粟裕不仅觊觎国防部长的权力，还试图抢夺军委主席的调兵权。
　　粟裕身边的工作人员对此非常不解，提出疑问：
　　总参按照过去的规定，以军委或国防部的名义起草命令，为何被无故打回？
　　这份以总参名义下发的电报，是根据军委领导指示起草的，电报还只是一个呈彭德怀审定的草稿，既未上报中央，也未下达部队。这样一份没有发出的电报，能够算是粟裕“越权调兵”的证据吗？
　　三起“越权”事件，都事出有因，颇值争议。在彭德怀、粟裕两位当事人都已去世多年后，他们的秘书或身边的工作人员仍然各执一词，相互质疑。
　　这些事件本身并不复杂，复杂的是两位当事人当时的情绪。
　　彭德怀由事及人，对粟裕有看法，认为他对军委领导不尊重，与国防部争权，不遵守工作纪律和外事纪律，屡屡越权，这已经不再是防长和总长两人关系的问题了，而是需要严肃解决纪律问题。
　　彭德怀对陈毅说“不批不行啊”。毛泽东点火，林彪煽风，军委扩大会议陡然升级，进入白刃战。
　　1958年5月至7月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成为粟裕政治生涯中的“滑铁卢”，光彩照人的功臣变身为党内的“坏人”，被赶出军队。
　　三年后，在上海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讲话时，回过头说：“粟裕呀，你的事可不能怪我呀！那是他们那个千人大会搞的。”
　　这里的“他们”和“千人大会”，指的就是彭德怀主持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
　　彭德怀当时担任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主持军委工作，同时又是军委扩大会议三人领导小组的成员，对会议产生的后果无疑要负重要责任。
　　从个人角度讲，他对粟裕有看法，有情绪，想敲打一下。
　　但是，蹊跷的是，彭德怀在掌控会议进程中显得特别被动，几乎是被一股神秘的力量推着走，逐步升级，甚至超出了他的预想。
　　首先变调的是会议主题。毛泽东提议用整风的方式检查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军事工作。彭德怀设定的主题是军队整风和整编工作，批判所谓“个人主义”和“教条主义”并不是会议主旨。
　　而且关于军队教条主义，军委领导层也有不同的看法。
　　叶剑英认为至多有一些教条主义的成分或倾向。他说：“全军包括院校和部队都有教条主义的成分，当然不必安上一个‘教条主义’的帽子。”
　　毛泽东认为有教条主义，但不严重。他说：“工业、文化中的教条主义最多，军队中的教条主义是不少也不多的中间状态。”
　　彭德怀虽然说过一些尖刻的话，如他批评刘伯承任院长的南京军事学院是教条主义的大本营，叶剑英、萧克任正副部长的训练总监是教条主义的司令部，但在正式场合仍然按照毛泽东的估计，以中间状态来估量军队思想倾向，主张进行整风。
　　为会议强安主题的是新任中央副主席的林彪。一年后，他透露自己所起的作用：
　　去年军委扩大会议以前，彭德怀的态度是不明确的，当时军委扩大会议马上就要召开，但并没有确定以“反教条主义”为主题。我看到训练总监部四级干部会关于“反教条主义”争论的材料以后，认为这个问题很重要，应该以这个为主题，于是就把这个情况报告给毛主席。毛主席认为应该开展这个斗争。中央、主席有决定，彭德怀才有180度大转变来领导这次会议。
　　接着，会议的范围、分寸、热度也出现过火的偏向，而且呈几何级别陡升。
　　批判“个人主义”是会议的另一项内容，矛头指向粟裕。
　　会议召开前，黄克诚召开各总部负责人参加的座谈会，传达军委扩大会议的内容，谈到了国防部与总参谋部等敏感问题。引人注目的是，这次会议竟然没有通知总参谋长粟裕参加。
　　粟裕感觉到了微妙，在5月5日至23日召开的中共八届二中会议期间，提出面见毛泽东。毛泽东没有答应，要陈毅先了解情况。
　　陈毅也感觉事态严重，先见彭德怀、黄克诚。
　　彭德怀态度很明朗，说：“（对粟裕）不批不行啊！”
　　陈毅知道保不住了，找粟裕谈话，给他交底，算是先打了招呼。
　　5月26日、28日和6月4日，中南海居仁堂，由彭德怀、邓小平主持召开3次会议，批判粟裕。
　　这三次会议参加的人数很少，除粟裕外，彭德怀、聂荣臻、陈毅、贺龙、罗荣桓、叶剑英、林彪7位元帅和黄克诚、谭政、肖华参加。会议集中批判的是粟裕在“总参与国防部关系”上的所谓错误，并未涉及到个人品质等问题。
　　粟裕晕头转向，一些元帅也不知究竟。
　　叶剑英找总参同志询问：“到底出了什么事？”问过后松了口气，说，“我看粟裕最多是个骄傲的问题吧！”
　　这些都说明，起初包括彭德怀在内的老帅们还是十分克制的。
　　随着小型会议转为分组讨论和大会发言，一些原本在台面下的问题被端了出来。有些说粟裕“随饶（濑石）反陈（毅），逼迫陈毅离开新四军和华东；说粟裕“直接向（毛）主席汇报”，使聂荣臻无辜受批评；有人说总参与国防部争权，主要责任在粟裕。
　　揭发的人说得有根有据，多数人听得云遮雾罩，要求把问题说清楚。毛泽东也要求“把火线扯开，挑起战来，以便更好地解决问题”。
　　总参二级部一位部长在大会上发言：“彭总与粟总长之间有隔阂，将帅不和，应不应该扯开。”
　　大会主持人表态：“赞同扯开这个问题。”
　　被逼上桌面的彭德怀也不管不顾了，说：“扯开就扯开！”
　　鉴于涉及到敏感的人事问题，主席团开会讨论。有人提出，彭与粟的问题最好在军委小范围内扯开，不要扩大到师级干部。
　　“我不同意这种说法。”彭德怀有些意气用事了，“什么怕传出去，什么怕影响不好。有什么不好？这是欺弱！”
　　黄克诚在会上传达毛泽东、彭德怀的指示：“开不好，大家就不要走。还要扩大范围，每个师的党委书记都要来。” 　　起初，会议参加人数较少，范围是军内的中央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军区领导。从6月7日开始，扩大到了军以上单位和部分师级单位的领导，人数也由300余人增猛到1400余人。
　　王必成“奉命”揭发，“说粟裕‘大阴谋’，有两点我体会深刻，那就是‘大’和‘谋’，至于他阴的一面，我没有体会。”贺龙叹道：“王必成可信、可交，可深信、可深交！”
　　会议进入白刃战阶段。
　　整个会议分为两个战场。
　　一个是批判粟裕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另一个是批判刘伯承、叶剑英等为代表的“教条主义”。
　　由于大会采取大鸣大放的形式，过火的气氛令一些人变得狂热。粟裕的错误很快由“总参与国防部的关系”问题扩大到其他领域，被归纳成三大罪状：
　　第一条是“一贯反领导”，屡次引起将帅失和；
　　第二条是“伸手要权”，向党要权，向国防部要权，有野心；
　　第三条是“告洋状”，利用出访索要资料，挟洋自重。
　　有些人更是扯烂账，翻老底，颠倒黑白攻击粟裕。
　　——众所称道的苏中战役被嗤之以鼻：“什么七战七捷，在战略上是错误的，是粟裕不顾大局”；
　　——早有定论的两淮失守，又出旧案新说：“淮安、淮阴失守是因为粟裕恋战苏中，导致了淮南根据地丧失。”
　　——随军记者采访的报道，用了“常胜将军”一词，被视为粟裕“个人主义”的佐证。
　　——粟裕遭遇委屈流下泪水，被说成“表演”，“他在军委成员中间和中央负责同志们面前散布对彭总的不满，甚至哭哭啼啼，好像受到冤屈似的，但‘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将星闪烁的会场，一时间竟成了泼脏水的场所。
　　由于粟裕长期战斗在华东，三野的将领被动员揭发。与粟裕知之甚深的战友采取各种形式进行抵制，凸显出铮铮铁骨。
　　原南京军区政委傅奎清回忆说：“那时批判粟裕，我们华东局的同志不发言，还批评我们，说我们的态度不端正，因为华东局的同志都知道，粟裕二让司令，什么个人主义、野心家？根本不符合事实。”
　　原华东海军司令员张爱萍回忆说：“那次会议，说到粟裕同志的个人主义，我就不同意，我找过黄老（黄克诚），说粟裕同志不是那种人，我就不发言了吧，黄老点头说，也好。可后来军委领导还是指定我表态，我没办法，只好说粟裕同志过去在华东胜仗打的多，是有些骄傲的，总参千头万绪，总长不好当，算是表了态，但领导还是不满意，说我软弱，还点了我的名。”
　　在批斗浪潮中，粟裕的嫡系“叶王陶”成为重点“攻关”对象。
　　叶飞选择了缄默，无论谁出面做工作，无论怎样威逼利诱，他死活都不开口，要杀要剐由你来。
　　陶勇对动员的领导说：“首长，你是知道的，我家境贫寒，八代祖宗不识字。我自己呢，当了团长还不认识自己的名字。这样吧，就请你的秘书写一篇揭发材料，我来念吧。”
　　第二天，陶勇发言，先郑重其事地申明：“我文化低，识字不多，这篇稿子是×××首长的秘书×××写的。但这里笔画多的字实在太多了，怕念不好，错的地方，请×秘书补充……”
　　全场哄笑，陶勇被取消了发言资格。
　　王必成答应发言，他不拿讲稿，洪亮的声音响彻会场：“我，王必成，奉命揭发大阴谋家粟裕。上面说粟裕是‘大阴谋家’，对其中两点我体会深刻，那就是‘大’和‘谋’。”
　　接着，他讲了济南战役未结束，粟裕就向中央建议打淮海大战，一役基本解决蒋军的主力问题。
　　“中央采纳了粟裕的意见，我们取得了决战淮海的胜利，提前两年解放全国。这个谋有多大，我是小人物，不敢评论，也没资格评论，但是毛主席他老人家最清楚……”
　　“至于第三个字，粟裕阴的一面，我没有体会，请知情者揭发出来，让我们受教育！”
　　他的话，惊煞四座。贺龙元帅听完，对秘书说：“王必成可信、可交！”末了，他又补充道，“可深信，可深交！”
　　但是，这样的声音被淹没在揭发的怒吼中，显得极其微弱。
　　组织上命令粟裕在会上作检讨，他大会、小会作了8次检讨，都通不过。
　　粟裕不能阻止别人拆滥污，但不肯违背事实。他总是进行解释，或者陈述理由，每次都惹老帅上火，激起更大的反压。
　　陈毅批评他“阴”。粟裕以前也听陈毅这样批评过自己，知道其中的含义，解释说：“阴”就是“阴阴沉沉”的意思。
　　“不对。”一位老帅喝道，“所谓‘阴’，就是不在阳光底下做事，事情也是见不得阳光的。”
　　彭德怀批评他伸手争权。
　　粟裕解释，我不是个人争权，而是为总参争权。他列举历史上几次辞让司令、甘当副手的事，说明自己对权力没有野心。
　　彭德怀一句话把他顶了回去：“你不当司令，是因为你想当总司令。”
　　有的老帅话说得很重：“如一个普通人有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他可以做小偷，偷人家一点儿东西，作为总参谋长来讲，有了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就不是做小偷，而是要做大盗，‘大盗盗国’。”
　　粟裕的八次检讨，都被认为不够深刻，没有触及本质，不向党交心。
　　到了这个时候，粟裕意识到再顶下去，再解释下去，可能会发展成为“敌我矛盾”，他被迫将所有罪名承担下来。
　　他把写第九次检讨的差事交给了妻子楚青。
　　“我下不了手。”望着丈夫憔悴的样子，楚青说，“怎么写？”
　　“只要能够通过，怎么写都可以。”
　　楚青后来回忆：“我看了那些材料，大吃一惊。我担心不违心检讨要被划归到敌我矛盾的行列，就不顾实际代他写了一份检讨，把强加给他的罪名统统兜下来了。”
　　肖劲光直言相谏，毛泽东发话：“粟裕同志战争年代打仗打得好，是为公的。到北京以后是为公还是为私？不能说都是为私吧！”陈毅第一个上台解围。 　　火力全开，炮轰粟裕，出乎毛泽东、林彪意料。
　　林彪用意在批判“教条主义”，想整的是刘伯承、萧克等人，没想到粟裕成了单一的靶子。他不满地说：“打胜仗的挨批，打败仗的当英雄。这样的会，我不参加了吧。”
　　毛泽东对粟裕只想小惩薄戒，没打算往死里整。他找海军司令肖劲光了解情况。
　　在历史上，肖劲光与粟裕合作过三次。第一次是在红十一军，他任军政委，粟裕任军参谋长；第二次是在红七军团，他任军团政委，粟裕任军团参谋长兼二十四师师长；第三次是在建国后筹备攻台战役期间，他任海军司令，粟裕任三野副司令员。肖劲光用“相识几十年，亲如手足”来形容两人的关系。
　　“你对粟裕同志怎么看？”
　　肖劲光话不多，句句中肯：“粟裕同志为人正派，政治素质、军事素质都是难得之才，对你老人家没有二心。是好人。”
　　毛泽东点点头。
　　在粟裕第二次大会检讨之前，毛泽东在小范围内对粟裕作了评价。
　　典型的漫谈，千转百回。
　　先是批评：“淮海（一次）解决了三个兵团，老子天下第一。”
　　接着是表扬：“粟裕同志战争年代打仗打得好，是为公的。”
　　最后是设问：“到北京以后是为公还是为私？不能说都是为私吧！请大家来判断。”
　　邓小平领会了其中的真义。他后来说毛泽东有度、有底线，分寸拿捏得准：“虽然谁不听他的话，他就想整一下，但是整到什么程度，他还是有考虑的。”
　　陈毅也听懂了毛泽东的意思。
　　在粟裕作完检讨（即第九次检讨）后，陈毅离开座位，走上前，握着粟裕的手说：“讲得很好！”
　　他转身面向台下，带头鼓掌，表示通过。
　　第二天，陈毅又在大会上发言：“粟裕的检讨，我觉得很好。如果说我和他有很大的分歧，经过昨天他的检讨，造成了我和他重新团结的基础，我个人表示欢迎。过去他在三野军事上的贡献是很大的，这是不能抹杀的，战场指挥搞得好的，主要是打胜仗的。他转了就很好，欢迎他这个态度。”
　　这是在特殊情况下特殊的解围方式。后来邓小平也采取了同样的办法，对刘伯承伸出援手。在刘伯承洒泪作完检讨后，邓小平也是第一个上台表态：“伯承同志对党的领导是十分尊重的，对政治工作是十分重视的。我和他相处多年，深知他党性观念之强、组织纪律性之强。”
　　粟裕过关了，回到家里，对楚青说：“还是你有办法，写出的检讨让我过了关！”
　　语调极其阴冷，令人不寒而栗。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楚青开始品尝捉笔的代价。粟裕会周期性地质问她：“你为什么把我写成这样！简直不成样子！”
　　楚青也很痛苦：“不是你说怎么写都可以，只要能过关就行吗？”
　　接下来，两人默然不语，相对而泣。
　　楚青在回忆文章中说：“这样的场面我们经历了多次。”
　　直而遭屈，忠而被谤，令粟裕压抑了、痛苦了几十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在给中央的申诉书中直言：
　　“在当时的形势下，我无法为自己作实事求是的申明。而且，为了不致被打成敌我矛盾，只得违心作检讨。尤其是我的第二次（大会）检讨，完全是违心的，不符合实际的，把强加给我的罪名差不多都兜了下来，把自己说得简直不成样子。”
　　“那次军委扩大会发动对我的批判，用心是不好的，方法是错误的，强加给我的罪名是莫须有的。我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包括我在总参工作期间，我对人民对党一贯是忠诚的，任何时候都没有反党反领导，没有向党争权，没有在背后搞过任何同志的鬼，没有任何两面行为。”
　　7月22日，军委扩大会议落下帷幕。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解除粟裕总参谋长的职务，将他的“错误”口头传达到军队团一级、地方地委一级。
　　对粟裕的处分方式极其古怪。先是大会批判，再撤销职务，并把“错误”传达到全党全军，但是对于受批判者既不作结论，又不作决定。
　　这样的做法开了党内斗争极端不正常的先例，也为以后粟裕的平反留下了障碍。粟裕逝世后，楚青多次向中央提出平反要求，遇到的头一个难题就是：“没有结论，怎么平反？”
　　撤销总长职务后，粟裕提出不再担任国防部副部长，申请下部队。
　　“下部队？”彭德怀认为他有情绪，厉色诘问道，“下去是当师长，还是当团长？”
　　三军总长、著名战神、曾经统兵百万的主将沦落到当师团长的境界，粟裕无言以对，只得噤声。
　　同样的疾言厉色，还表现在对肖克上将的处理上。
　　彭德怀给肖克上将定性为“从极端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出发，进行反党反领导的宗派活动，企图改变我们人民军队的面貌”，撤销其在训练总监和国防部的领导职务。
　　“你表个态吧。”
　　肖克说：“我基本上同意。”
　　“基本同意？”彭德怀怒目相对，“你说的基本是指多少？百分之五十，还是百分之六十？”
　　黄克诚在旁说：“他不服，再开会研究一下。”
　　肖克被斗怕了，不敢吭声。
　　彭德怀无疑是一代伟人，对敌人有雷霆之威，对党有赤子之忱，政治上有松柏之节，生活上有冰雪之操，但是，他峻切苛严的作风和急躁暴烈的脾气，也给他增添了一些不和谐的因素。对此，他自己也有感受，自嘲是“高山上倒马桶——臭名远扬”。
　　他真正感觉到后悔是在一年之后。
　　庐山会议，彭德怀被打成反党集团。刘少奇劝粟裕把五八年的事讲一讲，部下说“你不好讲，我们替你讲”。粟裕拒绝了，“我决不利用党内政治风浪的起伏”。
　　刘伯承元帅和粟裕、肖克上将以及数十名高级将领，是建国后在政治斗争中最早下台的高干，从此党内出现了一类垂而不死、倒而不垮的“闲族”。
　　他们具备三个特点：
　　被赶出了核心岗位，但又仍然挂着较高的职务，担任着历届中央委员； 　　靠边站了，但又经常受命参预大事；
　　已是下架的凤凰，但又虎威不减，随时可能被毛泽东召见起用。
　　粟裕的最新职务是国防部副部长、军事科学院副院长。
　　叶剑英伸出热情的双手。他在全院欢迎会上说：“粟裕战斗一生，战功巨大，他的到来是对军事科学领导的力量的很大加强。”
　　当时，叶剑英兼任军科院院长、政委、党委书记。他推荐由粟裕任党委第一副书记，主持常务工作。
　　与此同时，中央领导找粟裕谈话，加了一道紧箍咒：“调你到军事科学院工作，今后你就呆在那里搞学术研究，不必到部队去跑了。”
　　实际是限制他接触部队，禁止接近指挥第一线。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粟裕都在咀嚼军委扩大会那些恶毒的语言和狰狞的嘴脸。他力争把人往好处想。
　　老部下来谈心，一肚子气：“粟老总，我们三野那次参加会议的将领很多，除了陶勇、王必成谈了一些个人看法外，没有一个敢站出来替你说话。站出来替你说话的，却是萧劲光和其他野战军的将领。”
　　粟裕反过来宽解老部下：“三野没有人站出来说话，是因为有人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工作，不止一次地进行个别谈话，施加了巨大压力的缘故，因此，我们应该理解才是。”
　　这位老部下又气乎乎地说：“还有几个人，颠倒黑白，无中生有，罗列你的罪名，甚至跑到三座门公开贴你的大字报，欲置你于死地而后快。如某某某，你对他十分敬重，如某某某你救过他的命，如某某某你对他不薄，但是他们……”
　　粟裕赶紧打断他的话：“这几个人这样干，一定有某种原因，某种力量在驱使他们。再说事情已经过去了，算了，不提了。”
　　在场的陶勇感慨道：“粟老总的胸怀，装得下整个海洋啊！”
　　有一次，粟裕与大儿子粟戎生聊起生死，问：“艰难与死，哪个更难受？”
　　粟戎生回答：“肯定是死了。”
　　“不对。”粟裕感伤地说，“死的过程很短暂，艰苦却要熬很长时间，要坚韧，要耐劳。”
　　粟裕从自己独特的生活体会中得出十个字的教子诀：“吃苦、耐劳、严肃、勇敢、顽强。”
　　粟惠宁是粟裕的独生女，很受父母疼爱。一次，粟裕带她去学游泳。站在高台上，粟惠宁左顾右盼，不敢往下跳。粟裕见她迟疑，走到背后，一把把她推下水。粟惠宁在叫喊和呛水中开始学游泳。每次游完，粟裕都要问她：“今天喝了几口水？游了多少米？”
　　一个顺口溜也因此风行京城：“粟司令教女儿游泳——扔进去不管！”
　　离开总参的第二年，粟裕迎来了为自己辩诬正名的机会，这就是庐山会议。
　　会议拟定的主题在纠正“大跃进”中“左”的错误，后来因为彭德怀给毛泽东的一封信，出现逆转，由纠“左”转而批“右”。
　　毛彭交恶表面上是对“大跃进”功过得失的看法分歧，深层次的因素之一是朱可夫事件的发酵。
　　朱可夫是苏联元帅、国防部长，在苏联卫国战争期间指挥过莫斯科会战、斯大林格勒会战、库尔斯克会战和柏林战役，功勋卓著。1957年10月，苏共突然解除朱可夫的职务，赫鲁晓夫的解释是，朱可夫凭借军功攫取党权，流露出“波拿巴式的意图”，试图制造政变。
　　事件引起毛泽东的高度关注，他在1958年1月南宁会议的结论中强调：“党委要抓军事。军队必须放在党的领导和监督之下。”他要求军队讨论朱可夫问题，吸取苏联的教训。
　　毛泽东、彭德怀都认为中国也有“朱可夫式”的人物。
　　彭德怀认为中国的朱可夫是粟裕，因此把反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列为整风内容，批评粟裕向党伸手要权。他在会上说：“朱可夫事件就暴露了苏军在这方面的弱点……我们虽然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分工负责制，没有抄袭他们的‘一长制’，但还是有些东西照搬了。我们所以要严肃地批判教条主义，就是为了把我军优良传统牢固地传下去。不然的话，当我们这批老的骨干逐渐死去以后，我军就可能有像匈牙利军队那样变质垮台的危险。”
　　可是，粟裕被解职后，毛泽东继续提朱可夫问题，调门更高了，多次在党内不同的场合提到“要准备对付党的分裂”。1959年3月，在上海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彭德怀提出不再担任下一届国防部长，毛泽东冲口而出：“副总理兼国防部长还不够吗？”
　　彭德怀感到茫然。
　　更明确的信号在玩笑中发出。一次，毛泽东跟彭德怀说：“老总，咱们定个协议，我死以后，你别造反，行不行？”
　　庐山会议上，毛泽东正式与彭德怀摊牌。除了彭德怀的万言书指责“大跃进”有失有得、是“资产阶级狂热病”刺激了毛泽东外，还有两位元帅的反映加深了他的焦虑。
　　——贺龙元帅反映，彭德怀在上山前的火车上说：“中国问题的严重困难继续下去，也许只有靠苏联红军帮助我们才能解决。”
　　——留守北京的陈毅元帅报告了另外一件更离奇的事情：
　　彭德怀见到苏联大使尤金，说：“他们都开会去了，就剩下我一个人。”
　　“这样你就可以搞政变了。”尤金说。
　　毛泽东把彭德怀的长信加上“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为题，发给会议代表，要求讨论信的“性质”。在政治局与彭德怀的谈话会上，毛泽东对彭德怀说：“你这个人有野心，历来有野心。你要用你的面目改造党、改造世界。过去因各种原因未得到机会，这次从国际上取了点经（不能断定）。去年八大二次会议上我讲过，准备对付分裂，是有所指的，就是指你。我六十六岁，你六十一岁，我快死了，许多同志有恐慌感，难对付你。”
　　到了这个时候，彭德怀才搞明白，毛泽东要军队接受朱可夫事件的教训，影射的对象不是粟裕，而是自己。
　　盖子被揭开后，已经错当中国的朱可夫被撤职的粟裕心里更是五味杂陈。
　　从8月2日开始，庐山会议进入揭发、批判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等“反党集团”的阶段。
　　粟裕被推上风口。 　　他的老上级刘少奇提醒道：“1958年的事，你可以说说嘛。”
　　粟裕是因与彭德怀将帅失和而遭受错误处理的，他的总长职务是被黄克诚取代的，而彭德怀、黄克诚是1958年主持军委扩大会议三人领导小组的两位成员。利用这个机会，澄清当时承受的不白之冤正当其时。
　　粟裕表示感谢，但没有动。
　　他的部将按捺不住，说：“1958年受冤枉的事，你不好讲，我们替你向上讲。”
　　粟裕断然制止，说：“这不关你们的事，你们不要管。”
　　看到粟裕十分木讷，组织上指定他在小组发言。粟裕在发言时，只简单地谈了一些众所周知的事情，没有任何“猛料”或“新闻”抖出。
　　很多好友表示不理解。粟裕说：“我不愿彭德怀受批判的时候提我自己的问题。我绝不利用党内政治风浪的起伏。我相信自己几十年的革命实践足够说明自己！”
　　会议快结束时，周恩来、彭真主持草拟《关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错误的决定》，送彭、黄、张、周签字承认。形势所迫，四个人都签了字，也都开始品味曾经令粟裕痛不欲生的自咒和懊悔。
　　黄克诚说：“这字好难签！但我们已经是不得不签了……等我冷静下来时，我认识到：违心地做检讨，违心地同意‘决议草案’，这才是我在庐山会议上真正的错误。我后来一想，就非常痛苦！”
　　庐山会议于8月16日结束，两天后，军委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开始只有100余人，后来扩大到正式人员1061人和列席人员508人，比1958年军委扩大会人数更多。主题是揭批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和“军事俱乐部”。
　　开会那天，毛泽东没有出席，而由刘少奇主持。9位元帅和8位大将（徐海东因病没有出席）坐在主席台上，剩下的一位元帅（彭德怀）和一位大将（黄克诚）被安排坐在台下特定的“被告席”上。
　　粟裕坐上主席台，曾经令他刻骨铭心的梦魇又以同样的场面再度上演。
　　一年前主持批判他的人、猛轰他的人轮番遭受空前狠毒的揭发和辱骂。
　　刚烈的彭德怀不甘受辱，据理力争，最后失去自制，骂道：“妈的，谁是‘军事俱乐部’的成员，自已报名，老子给你开证明！”
　　外柔内刚的黄克诚抗议：“批判就批判嘛，骂我娘干什么？我的娘有什么错！”
　　第三十九军军长吴信泉这样追述当时斗争场面：“会议上许多人发言，都是众口一词，什么‘胆小鬼’、‘杀人犯’、‘贪污犯’，揭发离谱，造谣捏造，扣帽子，打棍子，上纲上线，言辞激烈，使人感觉非常丑恶。”
　　一些受过彭德怀气的将军夹杂着个人感情，对彭德怀冷嘲热讽，诘问他：“你也有今天啊！”
　　粟裕没有加入报复的行列。
　　对于他异乎寻常的克制态度，陈毅有个精辟的诠释：“粟裕受过别人迫害，他绝对不会迫害别人！”
　　张闻天感佩地对家人说：“粟裕同志人格品德，光彩照人，有一颗金子般的心。”
　　以彼之道，还施彼身。历史用近乎残酷的方式让彭德怀反省过往主持的“运动”。在经历了无辜获罪——无限上纲——不准申辩——强迫认罪——撤职查办五环轮回之后，彭德怀懊悔地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1958年反教条主义和个人主义）这是一个错误，当时对刘伯承、粟裕、肖克等一批同志的批判处理太过火了，言过其实，使他们受了委屈。虽然不是我的本意，但我是会议的主持人，我有错误啊！”
　　陈毅设宴提亲：“你的姑娘不错，以后到我们家来吧。”楚青笑允：“把你们家晓鲁给我做女婿。”黄金搭档亲上加亲，全军仅一对。
　　庐山会议后，林彪取代彭德怀担任国防部长，主持军委工作。
　　林彪自比天马，眼空无物。他一生中除服膺毛泽东外，还始终盯着两个人，其中一个就是彭德怀。据聂荣臻回忆，红军时期，林彪有一个秘密的小本子，随身放在衣兜里，记载着红一军团歼敌的数字、缴获的物资，经常拿来与彭德怀领导的红三军团比长短，较高下。另一个人则是粟裕。解放战争期间，林彪经常研究华东野战军的战例。
　　东北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来向林彪请示，听到他感慨地说：“粟裕尽打神仙仗。”
　　刘亚楼没回过神来。
　　林彪又说：“粟裕打仗真行，他打的仗我都不敢下决心。”
　　刘亚楼开玩笑，说：“林总，你对华野的作战情况特别感兴趣，是不是想与粟裕同志比个高低啊？”
　　“你这个人说话欠考虑。”林彪付之一笑，然后说了一大段话，“首先，我对打了大胜仗的兄弟部队都很感兴趣；第二，我对粟裕同志的了解，比你们要全面和深刻。南昌起义之后，从南征路上开始，及至井冈山时期，就数我们两个打得好。后来，由于经历不同，而形成了不同的风格。我因为长期以来，肩负着保卫党中央的重任，又是毛主席直接指挥的主力，我的担子很重，打仗较为慎重。”
　　“一般情况下，我有了七成把握才打，只有五六成把握，风险太大，不能打，等到有了八九成把握，又会失去战机，无仗可打！而粟裕同志呢，长期远离中央，长期孤军作战，一般情况都是在敌人包围的态势下打的仗，不冒险就无法生存，所以他养成了敢于冒险的特点。如豫东战役，我看最多只有五成把握。”
　　林彪希望借重粟裕的军事才能。进入六十年代后，军委需要应美苏争霸、中苏交恶的新形势，研究人民解放军的战略方针和国防建设。林彪便找粟裕谈话，提出军事科学院应成为总参谋部的参谋部，要求军事科学院自己出题目，多提问题多研究。每个问题要出两个以上的方案，每个方案要有正反两方面的意见。
　　叶剑英更是支持粟裕从全局、未来的高度思考大问题。他对粟裕说：“你要准备接大班，不要接小班，把院里的工作交给其他同志。你是战将，要准备打仗。”
　　限制粟裕接触部队的禁令被取消了，令粟裕十分兴奋，他一头扎进基层连队，频繁地到东北、东南战区调研。
　　这一时期，不仅军事形势趋于紧张，国家经济建设也由于“大跃进”的弊端和三年自然灾害，面临困难。粟裕与陈毅同住北京，由于分处不同的领域，又都是忙人，两家接触有所减少，但两人彼此关注着对方的行踪。 　　1962年3月，全国科学家座谈会在广州召开。会上，声学专家马大蝤提出：“为什么现在还把我们称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受周恩来委托，陈毅在会上作报告。
　　他一开口便语惊四座。
　　“新中国成立到现在12年了，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到现在10年了，知识分子一直在经受考验。如果10年8年还不能考验一个人，12年还不能鉴别一个人，那共产党也太没有眼光了！”
　　“科学家是我们的国宝，但是，有些领导干部有眼不识金镶玉，轻视、漠视他们。”他话说得很重，“我是心所谓危，不敢不言。我垂涕而道：这个作风不改，危险得很！严重到大家不写文章，严重到大家不讲话，严重到大家只能讲好，这不是好的兆头。将来只能养成一片颂扬之声，危险得很呵！”
　　他宣布经过十多年的改造和考验，中国知识分子已经是中国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我把我讲话的大体意思跟周总理讲了一下，他赞成我这个讲话，说你们是革命的知识分子，应该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今天，我给你们行‘脱帽礼’。”
　　陈毅从主席台站起身，向台下与会者鞠了一躬。
　　全场掌声雷动，史称“脱帽加冕”。
　　陈毅的讲话引起轩然大波，党内高层提出质疑，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不准传达陈毅的讲话。据薄一波记载，在同年召开的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很不客气地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些阳魂过来了，但是阴魂未散，有的连阳魂也没有过来。”
　　粟裕看到陈毅广州讲话的简报，由衷地感叹：“也就只有军长才敢说这样的话啊！”
　　一次，陈毅的小儿子陈晓鲁来看粟裕，谈起这件事。粟裕深情地说：“陈军长那个人一辈子就赢得了两个字，那就是磊落。”
　　据粟裕女儿粟惠宁回忆，父亲自从与陈毅结为搭档以后，无论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无论两人的职务有何变化，始终尊敬陈毅为“军长”。
　　这是一个被历史和情感永远定格的尊称。
　　1963年，粟陈两家的关系又进了一层。
　　这年6月，两家在一起聚餐。
　　陈毅边削水果，边对粟裕说：“你的女儿不错，以后到我们家来吧。”
　　粟裕笑了。
　　楚青说：“那好啊，把你们家晓鲁给我们吧，给我做女婿好了。”大家都笑了，算是答应了。
　　当时，陈晓鲁不在场。等他回来后，张茜对儿子说：“这次你真的要去给你楚青阿姨做女婿了。”
　　就这样，两位亲密战友又成为了儿女亲家。
　　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发动，带来空前的浩劫。在中央主持一线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被当作“党内走资本主义路线的当权派”被打倒，林彪成为“副统帅”、“接班人”，走上政治舞台的中央。
　　陈毅预感在劫难逃。他把原来的华东老部下召集到家里，亲自给每人斟满酒，举起酒杯交底：“让我们干了最后一杯！我保不住你们了，你们各自回去过关吧。如果过得了关，我们再见；如若过不了关，很可能这是最后一次见面。”
　　分手前，他嘱咐大家：“困难，我们都见过。要说困难，长征不困难？三年游击战争不困难？建国初期要米没米，要煤没煤，头上飞机炸，下面不法投机商起哄捣乱，怎么不困难呢？困难！没有困难，要我们这些共产党干什么？我还是那句老话：无论多么困难，都要坚持原则，坚持斗争，不能当墙头蒿草，哪边风大，就往哪边跑！”
　　粟裕、叶飞、陶勇、王必成、陈丕显、江渭清、谭启龙……一干华东旧将遵循了军长的嘱咐，也都陷入劫难之中。
　　陈毅大闹怀仁堂，爽的是出了口怨气，悲的是戴上“右倾”的枷锁。他吩咐遭枉受屈的部下及家属：“有事找粟司令，他现在还行，尚能说句话！”
　　“文革”浪潮席卷政坛，粟裕与陈毅原本可以安全逃生。
　　粟裕靠边站已经七年，不在台上也就没有被打倒之虞。
　　陈毅虽然在台上，担任国务院常务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位置被各种势力觊觎，但是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见红卫兵时，主动挽着陈毅的胳膊合影，并说：“陈老总，我保你。”
　　陈毅回以军礼，说：“请主席放心，我能过关。我是共产党员，我靠我的工作，能取得群众的信任。”
　　问题出在他那张管不住的嘴和藏不了的磊落上。
　　一次，他与王震聊天，兴之所至，评点起“中央文革小组”的正副组长来。
　　“江青嘛，不该过问政治，搞点艺术嘛。本人实在对她不感冒。”
　　“康生这个人，爬得高，跌得重，哎呀，做个考古学家还可以。”
　　“陈伯达么，也不是政治家，写点历史文章还可以，以前他就是搞学问的嘛。”
　　说起林彪，他虽然不点名，但尖锐程度更甚：“德国出了马克思、恩格斯，又出了伯恩斯坦。伯恩斯坦对马克思佩服得五体投地，结果呢？马克思一去世，伯恩斯坦就当了叛徒，反对马克思！俄国出了列宁、斯大林，又出了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对斯大林比对亲生父亲还亲！结果呢？斯大林一死他就锉骨扬灰，背叛了列宁主义！中国现在又有人把毛主席捧得这样高。毛主席的威望内外都知道嘛，不需要这样捧嘛！我看哪，历史惊人的相似，他不当叛徒，我不姓陈！”
　　他对“文革”的不满，不仅与老战友谈，还公开表现在某些场合。他接见红卫兵、归国留学生、外事部门群众组织代表，不平则鸣，炮声轰轰：
　　“现在把刘少奇的100条罪状贴在王府井，这是泄密！八大的政治报告是政治局通过的嘛，怎么叫他一个人负责？”
　　“朱老总今年八十一岁了，历史上就是‘朱毛’，现在说朱老总是军阀，要打倒，人家不骂共产党过河拆桥呀？”
　　“贺龙是元帅，是副总理，怎么一下成了大土匪？这不是给毛主席脸上抹黑吗？”
　　“这样一个伟大的党，只要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伯达、康生、江青是干净的，承蒙你们宽大，加上我们五个副总理。这样一个伟大的党，就只有这样11个人是干净的？如果只要这11个人是干净的，我陈毅不要这个干净！把我揪出去示众好了。一个共产党员，到了这个时候还不敢站出来讲真话，那真是一个铜板都不值。” 　　他还指着光头骂秃子：“现在有些人，作风不正派！你要上去，你就上去嘛，不要踩着别人嘛，不要用别人的鲜血染红自己的顶子！”
　　他的最后一顿怒火是1967年2月13日发泄在中南海怀仁堂碰头会上。他与谭震林、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与康生、江青、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等文革小组发生激烈冲突，这就是党史上著名的“三老四帅大闹怀仁堂”。
　　陈毅在发言中提到三个敏感话题：一是斯大林晚年问题，二是赫鲁晓夫叛变问题，三是延安整风有偏差的问题。江青等人当晚即告御状。
　　毛泽东开始只是把老帅抗争当作牢骚话，当听到陈毅提及延安整风时，脸色马上变了，说：“你们说江青、陈伯达不行，那就把中央文革改组，让谭震林当组长，陈毅、徐向前当副组长，余秋里、薄一波当组员。再不够，把王明、张国焘都请回来。力量还不够，那请美国、苏联一起来。你们把陈伯达、江青逮捕、枪毙！让康生去充军！我也下台，你们把王明请回来当主席么！”
　　很快，大闹怀仁堂被诬为“二月逆流”，陈毅成为批斗对象。原来一群被打倒、靠边站的华东旧部将都被动员上阵揭发。
　　粟裕首当其冲。在一次中央全会分组会上，粟裕被团团围住：
　　“粟裕！你从抗战起就当陈毅的副司令，两人搭档一二十年了，对他知根知底，为什么不出来揭发？”
　　“粟裕！陈毅是‘二月逆流’的黑干将，他要反党反毛主席，你一声不吭，是什么政治态度？！”
　　好意的“提醒”，善意的“点拨”，一概如春风过耳，粟裕仍然不为所动。一些风派人物上火了，讥讽粟裕是陈毅的干儿子，有的甚至骂粟裕做孙子做上了瘾。
　　陈毅不忍一辈子争强好胜的粟裕继续受辱，于是主动说：“粟裕，你就说说吧。”
　　批陈已是不可逆转的趋势，陈毅不在乎身上再多几口唾沫，唯一能做的就是催促粟裕与自己划清界限，获得主动。
　　陈毅还知道，粟裕承载的压力很大。江青、康生等人将他列入“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的黑名单”；公安部在京西宾馆秘密成立专案组，调查他的“特嫌”问题，并无理拘捕了他的小儿子；军事科学院一部分造反派提出打倒“叶（剑英）粟（裕）王（树声）”的口号，派人到他的住所闹事。如果粟裕能在批陈问题上表明态度，无疑是解难脱困的良策。
　　但是，粟裕朝陈毅摆摆头，仍旧一言不发，忍受着铺天盖地而来的嘲讽、谩骂和恫吓。
　　大闹怀仁堂，陈毅出了一口恶气，也亲自拉上了自己政治生涯和外交生涯的帷幔。他对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说：“只要我陈毅不吭气，住在中南海是不成问题的。但是，在讲与不讲的问题上，我最后还是选择了讲。文章不准写了，再不讲话，还算什么共产党员！”
　　九大前夕，政治局讨论出席大会的代表名单。
　　陈毅发言：“我在‘文革’中有错误，对照九大的三条标准，恐怕已不够格。”
　　毛泽东既对陈毅有些恼火，又从内心欣赏他坦荡磊落的性格，半开玩笑地说：“这三条标准不够格，你可以作为‘右’的代表嘛。”
　　本是一句笑谈，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借机泄愤，立即以上海市委的名义，寄给陈毅一封公函。
　　陈毅：遵照最高指示，我们上海市××万党员一致推荐你作为“右派”代表参加九大，履历表随信寄去，填写完毕，立即退回。
　　陈毅流血的伤口又被狠狠地刺了一刀。粟裕听说此事，禁不住勃然大怒道：“这简直是欺人太甚，把信退回去！”
　　“为什么要退回去？”陈毅荣辱不惊，“既然今天上海选我作为‘右派’代表参加九大，说明我陈毅还有一点代表性嘛！这番盛情怎么好谢绝呢？”
　　陈毅工工整整地填写了履历表，寄回上海。
　　此后，中央勒令陈毅“请假检讨”。
　　在陈毅靠边站的同时，一直靠边站的粟裕却被起用。为应对全国范围的混乱状态，中央军委对重要部门和地区实行“军管”，一大批解放军将领被派往地方，介入“文化大革命”。
　　国困思良将。毛泽东记起了华东粟裕，说了一句：“粟裕过去有战功，打不倒。”
　　周恩来马上找到粟裕，说：“现在情况很困难，国防工业系统已处于半瘫痪状态。主席说过，你过去有战功，现在打不倒。你去支撑这个局面吧！”
　　从1967年3月开始，粟裕的职务越加越多，先是担任国防工办军事代表组组长、国防工业军管小组组长，接着参加国务院业务组。
　　由于陈毅等国务院副总理被打倒或请假检讨，周恩来请示毛泽东批准，成立协助总理处理国务院日常事务的业务组，其成员相当于原来的副总理。粟裕在业务组负责军事工业。
　　一下一上，没有改变粟裕对老领导的尊敬，反而使素来豁达的陈毅多了几分顾虑。一次，中央召开重要会议，两人在京西宾馆相遇。粟裕握着陈毅的手，嘘寒问暖，不愿放开。陈晓鲁回忆当时的情况：
　　“秘书回忆说他当时有点儿急了，怕别人看到说闲话，陈老总那时候已经被点名了的。秘书就暗示要快点儿，一方面他们还有会议要参加，主要的另一个方面就是担心让一些喜欢搬弄是非的人看到，父亲也不想因此连累粟裕同志，因为他那时候才刚刚被委以重任。”
　　粟裕说：“军长，请保重。”
　　陈毅挥挥手，说：“没什么，大不了又是一个三年游击战争。”
　　他不愿意因为自己牵连粟裕，但遇到老部下蒙难受冤，第一个找的就是粟裕。
　　1967年东海舰队司令陶勇、朱岚夫妻被迫害致死。海军司令李作鹏以海军党委的名义向中央通报，定性为“叛徒陶勇，畏罪自杀”。
　　陈毅吩咐原交通部部长彭海清：“叶、王、陶，就是陶勇不在，可疼可惜。陶勇不可能自杀，他的死大有问题，总有一天我要面陈毛主席，把这个问题说清楚。有事找粟司令，他现在还行，尚能说句话。”
　　粟裕闻知，大为震惊，说：“陶勇怎么会自杀？！”
　　几天后，军委办事组送来一份关于开除陶勇党籍的文件，要粟裕表态。 　　“我不同意这样做。”粟裕悲愤地质问道，“人都死了，还搞这些做什么？！”
　　粟裕将陶勇受冤的情况向周恩来汇报。周恩来感到痛惜：“陶勇同志打日本帝国主义那么坚决，说他是日本特务，无论如何说不过去嘛。”
　　当时军委办事组被林彪死党控制，周恩来也是有心无力。
　　粟裕给中央写信，力主为陶勇平反；给专案组写材料，证明陶勇历史清白；给海军政治部写信，列举和驳斥定案文件中不符合事实的所谓结论。这些信件如石沉大海，直到1977年“四人帮”被打倒后，“陶勇事件”才得以平反。
　　“有事找粟司令。”陈毅这句话，成为华野众将及其家属在遭遇劫难时的口头禅，粟裕也及时伸出了援手：
　　——时任军事科学院常务副院长的宋时轮拒绝批判陈毅被揪斗，军事科学院一些人乘机要求撤职严办。
　　“我和他们共事很久，我了解他们。他们主持日常工作，难免会有缺点和错误，对他们的错误先不要戴帽子、作结论，也不要开大会批斗。他们的问题要在核实之后才能确定性质。”
　　——时任南京军事学院院长的张震被绑架。他的孩子带着血衣进京来找粟裕。粟裕非常着急，半夜打电话向周恩来报告。
　　“他们这样做不对嘛，我打电话给他们。”周恩来向有关方面施压，迫使造反派释放张震。
　　——时任卫生部副部长的崔义田下放到江西永修县五七干校“劳动改造”。粟裕对他说：“你不要着急，要相信党和政策。你在新四军和华东军区的历史，陈毅同志和我都为你写了证明。”他在给卫生部的信中明确表态，“崔义田同志对新四军的医务工作和野战医疗的建设是有贡献的”。
　　——时任全国妇联负责人的章蕴被审查。粟裕写信给全国妇联军代表，证明章蕴同志在华中工作，表现是好的，对敌斗争是坚决的。
　　——上将钟期光长期被囚禁，子女被列为“黑五类”，两个儿子报名参军，所有条件都合格，“政审”不过关。两个小伙子扒火车进京找粟裕。
　　“我了解你爸爸，我们一起抗日、打国民党反动派，风风雨雨几十年，不能说他没有错误，但他是革命者。现在审查他，尚未下结论，我认为他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你们不要着急，要相信党，总有一天会搞清楚的。当兵政审问题我给你们作证。”粟裕不仅写信作证，还给安徽省军区打电话，帮助钟期光两个儿子顺利入伍。
　　……
　　据不完全统计，“文革”期间，粟裕先后为彭德清（原国家交通部部长）、何凤山（原内蒙古建设兵团司令员）等几十位挨整的省市领导、部队系统首长出具证明或写信，帮助他们解除揪斗、关押，重新工作。一位长期在北京卫戍区工作的老人说：“十年内乱中，我们看到粟裕同志的一些报告，都是要求解放干部的，没有一件是由他建议抓人的。”
　　最后的军礼。在陈毅追悼会上，粟裕向老首长敬礼诀别。毛泽东穿着睡衣，来到八宝山，望着长眠的陈毅，一手拉着粟裕，悲哀地说：“井冈山的老同志不多了！”
　　1970年军管结束，粟裕面临再就业。
　　林彪对粟裕的基本态度是“敬而不用”，做些研究可以，插手军队不行；其死党控制的军委办事组更是不准他踏入军界半步。
　　周恩来找粟裕谈话：“军管小组工作结束了，部队你也回不去了，留在我身边工作吧！你仍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
　　粟裕心里冰凉，说：“我打了一辈子仗，不会做地方工作。”
　　周恩来开解道：“不会做，学嘛。”
　　粟裕提出一个要求：“请总理替我向毛主席报告，将来一旦打起仗来，我还要重上前线。”
　　林彪主持军委工作后，粟裕与他交往坚守一个原则，即以老兵身份，只谈军事，不涉政治。
　　对于未来战争，他有强烈的责任感。他说：“未来的反侵略战争，我不一定能见到，但是战争是要死人的。我是一个革命了几十年，打了一辈子仗的老兵，如果面对新的形势，看不出问题或者不敢把看到的问题讲出来，一旦打起仗来，就会死人，多付代价。而我们这些老兵就会成为历史的罪人。”
　　对于林彪的政治图谋，粟裕始终保持着清楚的头脑。
　　林彪的毛家湾对粟裕敞开绿灯，林彪对粟裕发话：“你发现什么问题，或者有什么意见，可以直接反映面谈，打电话或者写信都可以。”
　　“文革”期间，一些老战友也希望粟裕搭桥，向林彪转交信件，解决个人问题。粟裕采取的方法是：凡是要求向周恩来转交的信件，他都及时面呈，说明情况，提出建议；凡是要求向林彪转交的信件，他一律退回。为此，在一段时间内，他遭受到误解或者责怪。几年后，林彪事发，专案组清查案件，把给林彪写信的人列为“上贼船”的审查对象，一一遭受追查。这些被粟裕退回信件的老战友才佩服他的先见之明，感谢他的另类保护。
　　1971年八九月间，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林彪、江青两个集团围绕权力分配问题展开激烈斗争。
　　林彪在大会上发言，称“我们说毛主席是天才，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并且不顾毛泽东的反对，坚决重设国家主席。他的政治智囊陈伯达和“四大金刚”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以及老婆叶群分别在华北组、中南组、西南组、西北组发言，群起响应，还扬言要揪斗反对设国家主席的人。
　　粟裕带领军事科学院的中央委员上山，编在西北组。军委办事组有人给粟裕打招呼：“到了表态的时候了！”
　　粟裕没有任何表示。
　　粟裕负责的小组有的委员沉不住气了。
　　有的说：“设不设国家主席，只是一个形式，我们国家反正是毛主席当主席。”
　　还有的催促粟裕：“粟老总啊，咱们也该表个态了吧。”
　　粟裕说：“别急，再等一等。”
　　催促者说：“不能再等了，再等就被动了。”
　　粟裕宁可被动，也不附和。
　　很快，毛泽东发现了会议的异常，便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强调：“不要搞分裂，不要揪人。有些话提起来有千斤重，放下来只四两，国家主席问题不要再提了。要我当国家主席就是要我早点儿死；你们再继续这样，我就下山，让你们闹。” 　　政治局决定开展批陈（伯达）整风。粟裕所在的小组没有“起哄”，免受冲击，开始催促要表态的中央委员惊出了一身冷汗：“粟老总啊，多亏了你，要不然，我们就犯错误了。”
　　庐山会议后，毛泽东决定向军委办事组掺沙子，派纪登奎、李德生任北京军区政委和司令员。北京军区负责北部边疆国土安全，新上任的两位首长虽然也是部队出身，但未指挥过大兵团作战，一时间，感到惶恐。周恩来指点他们拜粟裕为师。纪登奎回忆粟裕为他俩撑腰说：
　　“毛泽东派我和李德生等人去军委办事组‘掺沙子’。军事上的事，我确实不懂。李德生比我强点儿，也只指挥过一个师、一个军。当时，苏联在中苏、中蒙边境陈兵百万，万一有点儿闪失，恐怕不仅我要掉脑袋，而且还会成为民族罪人。我急中生智，去把粟裕请来了，那是我们军队的名将了。粟裕一听说有打仗的事，精神来了，很兴奋。我给他配了几名最好的作战参谋，坐上个吉普车，在边界防区满山遍野地转了几个月。粟裕辛苦劳累一番，搞出了一个防御的作战方案，拿去交给军事科学院和军事学院的内行和专家们看了，认为确实不错，我这才比较放心。”
　　纪登奎放心了，粟裕却揪心了。他在边境考查中，发现大量形式主义的军事工程，发现军队防御体系和指导原则受到唯心主义、极左思潮的严重冲击，战事一开，不堪设想。在考查过程中，他就对一些耗费巨大而无实际用途的工程提出批评。随行的参谋提醒：“这项工程是毛主席批准了的。”
　　粟裕不改观点，说：“不能因为主席批了，就不如实反映。工程虽是主席批的，但也要看报告情况时是怎样报告的。”
　　他关于国防建设和军队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与军委领导观点明显不合，甚至是对立的。帮助他执笔的同志都不敢下笔。粟裕坚决如实地向中央军委上报。
　　一年后，林彪阴谋败露，仓皇出逃，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中央召开老同志座谈会，王震抢着第一个发言，揭发林彪及其死党的罪行。
　　“王胡子，还是让我先讲，我对他了解得更多。”陈毅打断王震的话，一口气讲了两个多小时。第二天，他接着发言，又讲了整整一个上午。激愤之下，他一股鲜血从鼻腔涌出，被紧急送到医院抢救。
　　陈毅晚年，已经被查出结肠癌晚期，经这次发作，再也没有下床。
　　周恩来、叶剑英第一批到医院探望。陈毅身上插满管子，乐观地说：“它们在我的身上会餐呢。”
　　粟裕是去得最勤的一批。医院规定，每次见面都要事先申请，每次不能超过十分钟。
　　陈毅预感时日不多，说：“一个人的一生基本上开三种会。第一种是庆功会、庆祝会；第二种是批判会、检讨会；第三种是追悼会。我的追悼会你一定要参加，看看盖棺如何论定。”
　　在最后一次探视中，陈毅谈起了为陶勇平反的事，叮嘱粟裕：“这件事不办好，对不起道庸（陶勇原名）同志啊！”
　　1972年1月4日，一直昏迷的陈毅突然清醒，认出守在床边的妻子和四个孩子，嘴唇翕动着，声音极其微弱。女儿珊珊把耳朵贴近父亲嘴边，才听清：“……一直向前……战胜敌人……”
　　这是征战半个世纪的元帅留给家人的遗言。
　　两天后，陈毅溘然去世，终年71岁。
　　1月10日，陈毅追悼会在八宝山举行。毛泽东原定不参加，午饭后穿上睡衣准备午睡，突然站起身来说：“调车，我要去参加陈毅同志的追悼会。”
　　在八宝山休息室，张茜十分惊讶，说：“主席，您老人家怎么来了？”
　　“我也来悼念陈毅同志。”毛泽东对张茜和孩子们说，“陈毅同志是一个好同志，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作出了贡献，立了大功劳，历史已经作了结论。”
　　他走到党旗覆盖下的骨灰盒前面，深深地三鞠躬。
　　早早来到八宝山的粟裕，向前与毛泽东握手。毛泽东望了望长眠在骨灰盒里的陈毅，看了看眼前的粟裕，悲怆地说：“井冈山的老同志不多了！”
　　哀乐响起，粟裕行最后的军礼，为老首长、搭档、亲家送行。
　　从1927年相逢于败军之际算起，陈粟相识了45年；从1938年结为正副手，陈粟同行了35年。他俩相惜相护，风雨同舟，搏激流，闯险滩，度困厄，造奇迹，创造了无数辉煌，留下“陈不离粟，粟不离陈”的佳话。
　　陈毅善诗，浓稠可调蜜，淡处见清幽，放旷豁达见于韵律。粟裕善二胡，阔处可走马，细处能刺乡，杀伐韬略寄于节拍。两人相互影响，粟裕开始练习写作。1964年写下《老兵乐》的草稿，经过15年的打磨，于1979年最终改定：
　　半世生涯戎马间，一生系得几安危。
　　沙场百战笑谈过，际遇几番历辛艰。
　　松苍敢向云争立，草劲何惧疾风寒。
　　生死沉浮寻常事，乐将宏愿付青山。
　　这是战神粟裕对自己戎马生涯的写照，也是对陈粟这对黄金搭档的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