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海地区作为沟通太平洋与印度洋的咽喉要道，作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和门户海域，是我国连接东南亚、南亚、西亚以及非洲、澳洲和欧洲的桥梁与纽带，蕴藏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历史文化资源，为我国在新时期建立海洋强国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是我国对外交流的一个重要突破口，是东南部战略防御的前哨阵地和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海上屏障，是海洋地缘战略中最具核心价值的海域。近年来，南海问题的性质发生了变化，逐渐由领土争议和海域主张争议演变为一场事关地缘政治、资源开发和航道管控的博弈，由原来争端直接当事国之间的“岛争”扩大到域内外力量间的“海争”。由于南海地区安全机制的缺失，以及亚太地区安全结构的演变，南海周边国家对中国的“战略猜疑”上升，并采取寻求域外国家的安全保护和加强自身军力建设的应对策略，因此，“大国借机谋势、小国伺机谋利、大小国联合应对中国”，以“结盟”和“拉帮结派”、谋求相对军事优势为特征的南海地缘政治博弈的特点日趋明显。争端各国中，菲律宾首当其冲，不仅因为是美国围堵中国和平崛起的马前卒，还因南海仲裁闹剧以后，菲律宾新总统杜特尔特上台，美菲关系、中菲关系出现了很多新情况、新问题，在菲律宾新总统即将访华之际，谋划南海博弈，我们应该打好手中的三张牌。
　　一、打好经济牌，爭取主动权，控制发展命脉
　　菲律宾作为一个群岛国家，经济外向型明显，而且长期处于热带气候，自然条件恶劣，主要财源来自于农产品的出口和国外务工人员的外汇流入，经济发展质量不高、稳定性不强、后劲不足，存在明显硬伤，制造业发展停滞，出口不振，低储蓄率和低投资率一直被认为是菲律宾的“增长障碍”。21世纪的头10年GDP平均增长率为4.8%，12年、13年、14年的增长分别达到6.8%和7.2%，6.3%。15年，菲律宾GDP同比增长5.8%，中国为菲律宾第二大贸易国，交易额和占比分别为172.23 亿美元，13.7%，低于第一名日本的187.66 亿美元、15%，高于第三名美国的160.2 亿美元、12.8%。《2014年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数据显示，菲外国直接投资、进出口总额与GDP之比分别为1.1%和64.7%，在东盟国家中列倒数第一和倒数第二。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上台以后，屡次对华释放善意，两国互动明显增多，杜特尔特7月在达沃市举行的一次演讲中，强调了中国参与菲国内的基础设施建设对菲是有利的。8月5日，中国商务部部长高虎城在老挝会见菲贸工部部长洛佩斯后表示，双方一致同意将共同努力加强中菲经贸合作，共同推动双边经贸关系早日重回正常发展轨道。
　　我们可以加大对菲律宾优质产品的进口，促进中菲工商界等民间交往，一方面可以让我国民众享受到物美价廉的产品，还可以让菲律宾普通民众感受中菲经济交往的红利，增强彼此之间的理解、包容，为当地居民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提高菲居民收入水平，在其国内形成促进中菲友好交往的巨大民意基础。抓住菲律宾外资投资率低的特点，以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为契机，利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平台，采取官方资本、民间资本等多种方式，有所侧重，适当在菲国内投资一些关乎其国计民生的重要领域和有影响力的重要工程，比如港口、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进行经济捆绑，逐渐剥离其经济上对美、日等国的依赖。因经济结构比较单一，很容易受到外贸交易的影响，14年4月我国在菲律宾水果中发现害虫，宣布并加强检疫监管后，首次拒绝菲律宾香蕉通关，上海、大连等港口堆积了1500个集装箱的香蕉，菲律宾香蕉出口损失超过14.4亿比索，完善经济制裁机制，持续保持在外贸、旅游、投资等方面对菲的制裁能力，使菲律宾执政者在谋求“领土”诉求的同时，不可能不忌惮中菲交恶所带来的经济上的巨大阵痛。
　　二、打好外交牌，争取话语权，赢得广泛支持
　　9月6日，东盟系列峰会在万象拉开帷幕，这是南海仲裁闹剧之后的首次东盟系列峰会，与会国家不仅包括东盟10国，还包括中国、日本、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峰会期间，李克强总理出席中国—东盟（10+1）领导人会议时，再次就南海问题阐述中方的立场和主张：“实践证明，中国与东盟国家遵照国际法原则达成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是行之有效的地区规则。”《宣言》中明确了解决南海争议的原则，即由直接当事国通过谈判协商和平解决。过去10 多年来，中国与东盟国家之所以能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宣言》可谓起到了“定海神针”作用。在7日发表的东盟主席声明中，再次强调各方要全面有效落实《宣言》，而并未提及所谓的南海仲裁。但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峰会上再提南海非法仲裁案，声称所谓仲裁结果“具有约束力”，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峰会上表示“期待（中国与菲律宾）两个当事国服从仲裁裁决，以此来促进和平解决纷争”，澳大利亚外长毕晓普还呼吁欧盟就南海问题向中国施加压力。这三个非南海问题直接当事方就对中国指手画脚，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根本就是在破坏南海乃至整个亚太的和平、稳定与繁荣。
　　1898年美西战争后，菲律宾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就深受美国影响，菲律宾国内存在家族政治传统，亲美派势力雄厚，南海问题是美国在应对中国崛起和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过程中中美两国的战略角力点和利益碰撞点，但不是中美关系的全部，利用美国在反恐、朝鲜半岛无核化等方面需要我国合作的要求，构建新型中美关系，明确合作底线，防止美国过多干涉。我们必须始终坚持“双轨思路”进行谈判，直接与争议当事国菲律宾通过协商谈判妥善解决，不需要第三国参与，找到彼此接受的解决争议办法，在此之前还可探讨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有效管控分歧。依靠东盟、联合国等组织，合纵连横，团结周边友好国家，形成利益共同体，在国际上形成支持中国南海主张的“同盟”，对菲律宾非分诉求构成外交上的围堵之势，2012 年东盟部长会议上，菲律宾迫不及待地在要通过南海行为准则“建议”，作为轮值主席的柬埔寨以“双边问题不应放在东盟集体声明中”为由拒绝了其中涉及南海争端的部分，导致东盟历史上首次未能推出东盟外长会议联合公报，这一前所未有的事件表明了东盟各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分歧。 　　三、打好军事牌，争取决定权，确保战之必胜
　　菲律宾总兵力为十二万一千多人，没有航母、潜艇、驱逐舰、护卫舰等海上作战必需的军事装备，仅有59艘海监船和11艘水陆两用军舰，与此相比，我国拥有1 艘航空母舰，数十艘潜艇、数百艘海监船和水陆两用军舰等。不仅如此，菲律宾的国防预算仅是我国的2.4%，处于“绝对劣势”，可以用“杯水车薪”来形容，菲律宾前总参谋长亚历山大·雅诺曾说过，菲律宾军队由于军事装备和武器的不足，不具备保护国家不受外部威胁的能力。这种虚弱的军事实力最终导致了菲律宾与我国的争端中，不得不把拥有全球最强军事实力的传统盟国——美国拉进来，这是中菲争端军事解决中最需要考虑的力量。1951年8月两国签订的《美菲共同防御条约》是美菲两国军事合作的法理基础，其中约定美菲任何一方受到外部武力攻击，另一方应军事支援，共同抵抗。1988 年签署的《美菲军事互访协定》及2001年的《美菲军需相互支援协定》是对原有条约的补充。美国计划到2020年在亚太地区最多可部署6艘航母，以及包括新型弗吉尼亚级战略核潜艇在内的一半以上的核潜艇，此外，美国正在向关岛和夏威夷部署最新型的战斗机、战略运输机、空中加油机和无人侦察机等军事装备。
　　军事实力是我们的绝对实力，军事手段也是我们确保南海争端解决的决定性手段。必须充分考虑美国因素在中菲军事解决南海争端中的作用，中美2014年11月在北京签订了《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谅解备忘录》和《重大军事行动相互通报信任措施机制谅解备忘录》，2015年9月双方完成了新增“军事危机通报”附件和“空中相遇”附件的正式签署，虽然美国频繁进入我国实际管控岛礁的附近海域，但彼此还是有相应的安全规则可以遵守，双方对管控危机、防止危机冲突升级是有共识的。但眼于准备打才有可能不必打，我们必须一刻不停的加快南海岛礁建设，确保可以停靠大型飞机、舰船，各军兵种加强南海海域针对性训练，一旦中菲军事斗争升级，我们必须建立美军军事参与预案，使火箭军和战略支援部队等杀手锏武器处于临战状态，力争速战速决，不给美日等国介入留下时间。加强与俄罗斯和周边友好国家等在南海地区的军事演习，9月12号，我们就与俄在南海举行“海上联合-2016”军演，采取多种形式，在南海宣誓主权。在渔政执法的基础上，适时组织軍舰护航，既要保证长期在争议地区的军事存在，又要避免过分触动周边国家的敏感神经，抓住中菲争端这个主要矛盾，力避两个拳头打人，把问题一个一个解决，使南海这片中国海牢牢的掌握在我们手中。
　　作者简介：高庆龙，男，山东济宁人，现于南京政治学院攻读军事思想及军事历史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外军军事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