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是教师，爱人也是教师，家族中还有数位教师，可以说，我们家就是教师家庭，我最熟悉的人群，除了农民，就是乡村教师。写作这些年，题材也偶尔涉及过教师这一角色，但没有作深入挖掘。《听见》创作的契机是爱人的感慨。每天下班后我们坐一起吃饭，他乘机给我发发牢骚，都是关于工作的，学校，学生，班级，上课，下课，作业，试卷，家长，如果再往外延伸，外延是广阔的外界社会。
　　他常常被苦恼困扰。具体教育教学过程里发生的各种琐事，以及由这些琐事引发的各种各样的纠纷。对于一个一线教师来说，这些其实就是常态。苦和累也是常态，常常背着一身粉笔末回家，动不动嗓子发炎咳嗽。每天凌晨起得最早喊我们起床的是他，出门最早去学校的也是他，饭桌上正吃呢，忽然电话来了，不是家长询问孩子学习就是孩子还没回家。尤其当班主任带班的时候，似乎就没有消停过。班额太大，一节课需要扯着嗓子吼，吼完一天，他觉得嗓子就要哑了。回家来懒洋洋躺在沙发上，我看着那葛优瘫，常常恍惚间觉得他已经是一个很老迈的人。他看着微信上那些牛逼烘烘的成功男人，禁不住感慨自己的人生，似乎，就这样一辈子做一名小小的教师是不甘心的，似乎他忽然某一天会跳出这个行业，去从事更为中意的事情，大把挣钱，横着走路，再也不是谨小慎微战战兢兢的小教师。然而感慨毕竟只是感慨，发过也就过去了，日子还是那个过法，他依旧是那个兢兢业业啰唆琐碎的小学教师，依旧站在属于他的讲台上，把一届学生送出校门，开始带新一届。
　　日子庸常，毫无新意地重复，我在他日复一日的牢骚里一天天也間接地厌倦了那个早就离开的行业。写一写教师的念头却一直盘桓心头，动笔的时机来自一个实例，损伤的不是耳朵，是别的器官，由此引发的纠葛恩怨一度被人们当下酒菜不咸不淡地议论着。爱人那次提起这事特别愤慨，饭桌上喷着唾沫说要是有哪怕一点点转行的机会，男人都不应该一辈子做教师，窝囊。我默默听着，愤怒在内心涌动。不知道愤慨什么，却就是觉得心里不平。这不平在心里窝藏了半年之久，也就折磨了我半年之久。终于到了不写难以平息一些东西的地步。于是写了。没有添油加醋，没有大肆渲染，老老实实地写，像个饶舌的农村大娘，从头到尾复述了一个事件的过程。过程并不顺利，做了很多准备工作，中断数次，将结局反复修改，最后成为现在的面目。好人与坏人，善与恶，欲望与挣扎，我无法给出明确的答案，我只是讲述者，至于对与错，我没有资格评价，交给文本，交给读者，交付大家。只是在默默地呼唤，希望我们的时代能有属于自己的人心与道义。
　　感谢《民族文学》和《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尤其感谢《民族文学》的编辑哈闻老师，国庆节别人都在安闲地度假，他却还为这个作品的诸多细节不断和我电话沟通，交流，指导。所以说《听见》不是我一个人的成绩，也倾注着编辑老师的心血，再次鞠躬致谢。
　　马金莲，女，回族，八零后，宁夏人。发表作品300余万字，著有作品《父亲的雪》《碎媳妇》《长河》《1987年的浆水和酸菜》《绣鸳鸯》《难肠》《马兰花开》《数星星的孩子》。中国作协会员。
　　获《民族文学》年度奖、《小说选刊》年度奖、首届朔方文学奖、郁达夫小说奖、飞天十年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首届茅盾文学新人奖、第十一届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