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久未谋面的朋友寄赠一本他的新著，书前有一位出版家写的“出版序”。“出版序”是个少见的名称。作家出书，总是求名流或学问家写序，很少谋之于出版家。因为出版家这个雅号，讲穿了，只是“出版商”，老派的作者，迳直称之为“书贾”。也许这位出版家正是一位学者，或名流——只是我辈孤陋而已。“出版序”十分耐读，特别是其中有话，是我辈“刊贾”写不出来的：
　　
　　这一代的中国人怕甚么？我们怕向前看，因昨天的历史叫我们不敢奢望；我们怕认真思考，因为“聪明人”总没好收场；我们更怕再提那叫人赴汤蹈火的理想，因为至终我们总发现只是人家手中的棋子。
　　这一代的中国人爱甚么？我们爱向钱看，尽情工作，尽情享乐，因为昨天我们错过太多。我们爱肤浅无聊，因为今天的生活顶真艰难而又荒谬。我们爱说“难得胡涂”，因为我们发现其中蕴藏明哲保身的借口。
　　
　　看了这些话，心里不禁一沉。当然是事实，但是忒可怕。幸好作者接着宽慰我们说，世上还有“怕人家爱的，爱人家怕的”的人在，而且，据这位可爱的出版家的说法，这样的人“绝不孤单”，“走这路的可真不少”。
　　有宽慰还不行，得用事实来验证。幸好，事实马上就来了。就在这十来天里，四面八方来消息说，我们《读书》好些位喜欢写“怕人家爱的，爱人家怕的”的文章的作者，几乎被几家杂志的编辑包围起来了。不少杂志许以比《读书》高一倍二倍乃至三四倍的稿酬，希望“转移阵地”。
　　如果没有上面这篇“出版序”和那本书中的精彩论述打底，我们也许真的会灰心丧气。真想不到，在这块冷门土地上，居然也有竞争。但是，转而一想，这岂不正说明，“怕人家爱的，爱人家怕的”之道不孤，应当为此而高兴，有什么可怕呢！市场经济和学术自由的一大特点便是：这世上总是有人愿意唱不同的歌，喊不同的调。当“怕人家爱的，爱人家怕的”曾被说成是一部分人的可疑动向之后，转眼之间，它居然成了竞争的对象。世上之奇事，岂有更甚于此哉！
　　更何况，据一些位作者对我们说，他们还是愿意将自己最成熟的稿件给《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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