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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金锁记》中曹七巧与众人间的关系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她的语言暴力的影响。其语言暴力主要包括对他人的骂詈、敏感话题的提及、对子女的心理施压等。其与传统母亲相违背的形象引人思考两代关系。其出身导致的一定程度上的自卑、家族的冷漠、爱情和自由的缺失等引发其语言暴力及对子女的伤害。
【关键词】曹七巧;语言暴力;骂詈;敏感话题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33-0025-03
1944年，傅雷以“迅雨”为笔名发表了《论张爱玲的小说》，认为《金锁记》“颇有《狂人日记》中某些故事的风味”[1]。夏志清先生亦将《金锁记》誉为“中国自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2]。对于《金锁记》的研究前人已有诸多探索，可以发现曹七巧这一人物的独特性和研究价值，其与诸人势同水火的关系或与其语言暴力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在《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中对于“暴力”的解释如下：（1）强制的力量;（2）特指国家的强制力量。相关词条“精神暴力”的解释为：对人精神上施加的严重折磨和伤害等。在这里说的“语言暴力”绝不是国家的强制力量，而是不同主体由于家庭、社会、心理等多种原因而通过语言对他人精神施加或轻或重的折磨和伤害，而是属于精神暴力的一种。
一、曹七巧语言暴力实施途径
美国社会语言学家尤金·奈達曾说：“有些场合鼓励某种类型的交谈而阻碍另一些类型的交谈。”[3]《金锁记》中曹七巧则经常在阻碍某些交谈的场合下反其道而行，并因此造成了她与众人间的关系连表面上的和谐也不存在的局面，甚至丫环也要议论批评两句。
（一）骂詈语
“‘不愉快’的情感是导致人类骂詈行为和骂詈语产生的直接心理根源，要想消除骂詈现象，就只有设法使人类永远保持一个愉快、舒畅的心境。显然，这是一个永远无法实现的梦。”[4]没有任何一次詈骂行为不是处于社会规范和约束之中的。“语言的性别歧视，就是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社会惯例对男、女性在语言行为要求上的不平等，即对男性的语言行为要求较为宽容、放纵，而对女性的语言行为要求则要严格、规范和苛刻得多。”[5]正是因为语言的性别歧视以及特殊的社会环境造就了曹七巧具有特殊风格的骂詈语。
第一，直陈语较少。文本中所能找到的直陈骂詈语较少，主要集中在对春熹、长安的训斥中——训斥春熹：“我看你这混蛋，也还想不出这等主意来，敢情是你把着手儿教的！我把那两个狼心狗肺忘恩负义的老浑蛋！齐了心想我的钱，一计不成，又生一计！”，训斥长安：“你三婶替你寻了汉子来，就是你重生父母，再养爹娘！也没见你这样的轻骨头！”说自己的女儿是“死不要脸的丫头！”和“天生的败家精。”
尽管在这里有直陈语，但也仅限于“混蛋”“死不要脸”“轻骨头”“败家精”这四个词，即骂詈语相对来说数量少，而且没有选择更尖刻的词。“混蛋”一词的重复使用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出语言上的性别歧视。正是因为这种性别歧视，所以女性所掌握或者认为能说出口的骂詈语更加有限，只能选择一个（或几个）重复。这种普遍存在的语言上的性别歧视亦是引发女性心理问题的因素之一。
第二，贬称语较多。贬称语主要是通过动物、鬼神、什物、卑贱奸邪、亲属称谓等方式实现骂詈。同样在训斥春熹的时候，曹七巧说了四次“狼心狗肺”;在与长安倾诉的时候骂众人“狗眼看人低”;在训斥长安的时候，曹七巧说：“不害臊！你是肚子里有了搁不住的东西是怎么着？”说新媳妇：“还说呢！你新嫂子这两片嘴唇，切切倒有一大碟子！”在提到自己的丈夫的时候，无论是在小叔子、娘家人的面前，还是在孩子们的面前，从来不留一丝情面，对对方的生理缺陷进行无情嘲笑。如“坐下去，脊梁骨直溜下去，看上去还没有我那三岁的孩子高哪！”“你瞧你二哥那样儿，还成个人吗？”“你爹不如人，你也不如人？”……
第三，性语较隐晦。由于丈夫常年卧病在床，曹七巧的性需求不得到满足以及她的“出身”等原因，她的言语中丝毫不避讳性话题，但在具体描述的时候又有所收敛，并没有用过于粗鄙的话描述。如在说到新婚媳妇的时候，她描述道：“天性厚，并不是什么好话……但愿咱们白哥儿这条命别送在她手里！”“你别瞧咱们新少奶奶老实呀——一见了白哥儿，她就得去上马桶！”这里的“天性厚”“上马桶”等都是性语较为隐晦的表达。
在曹七巧的语言中，除了上述的几种明显的骂詈语，还存在诸多的讽刺、抱怨;她的话有很大一部分是以感叹号结尾的，即她的语气相对来说较为强烈，这往往也会引起受话者的不愉悦。
（二）敏感话题
正如前文所述，某些话题在某些场合是不适于进行的。如公众场合下表现对于“性”“金钱”“大烟”等话题的特殊偏好。
第一，“性”。由于曹七巧的丈夫常年卧病在床，所以她自己的性生活难以得到满足，面对众人也丝毫不顾及地说“你倒跟我换一换试试，只怕你一晚上也过不惯。”在和姜季泽对话时说：“你不知道没病的身子是多好的……多好的……”除此之外，对于儿媳芝寿她也是不留情面，说出了“天性厚”“上马桶”等较为隐晦的性语，使得在芝寿对于婆婆的恐惧和羞耻中含恨而终。
第二，“金钱”。从麻油店嫁入姜家，曹七巧是空有名分的“二奶奶”，事实上，整个姜家甚至包括丫环在内也没有一个人是真正尊重她的。因娘家对于金钱的需求而嫁入姜家，丈夫对这个家既在物质上毫无贡献、亦不能满足她的精神需求，因此，似乎金钱最能给她安全感。在分家产的时候，无论曹七巧怎么哭怎么闹，也无论场面多么尴尬，可哪怕是豁出面子也并没能改变结局。尽管曹七巧对姜季泽有情愫，可当姜季泽想让曹七巧卖地买房的时候，她并没有掉进这个男人的“甜蜜”陷阱中，坚定地赶走了他。当长安弄丢褥单的时候，曹七巧骂她是“天生的败家精”;长安说不去上学的时候，曹七巧也一心想要把学费拿回来，不能便宜学校;对于长安的教导也一直是“男人是混蛋”“男人图你的钱”之类……尽管曹七巧对于儿女也并不吝啬，只是时常把“钱”挂在嘴边让人生厌。毕竟她这个“没脚蟹”押上了一生，还要养育儿女，没有钱是万万行不通的。 第三，“大烟”。自鸦片传入中国，对中国人荼毒至深，但仍有不少人寻求片刻欢愉，深陷其中。曹七巧不仅自己抽大烟，还拉着儿女一起，用大烟将儿女绑在自己身边。甚至还说出“就是我今天卖了两顷地给他们姐俩儿抽烟，又有谁敢放半个屁？”当童世舫来访的时候，曹七巧的一番话更是彻底切断了女儿与这个男人的姻缘—— “她再抽两筒就下来了……戒戒抽抽，这也有十年了。”大烟在《金锁记》中象征着腐朽、衰败，正如曹七巧的人生。
（三）心理施压
曹七巧无时无刻不在对长安施以语言暴力，使得这个清纯的女孩子最终沦为了第二个曹七巧。除去前文的骂詈，拥有“女儿”这一特殊身份的长安还要忍受母亲的心理施压。如“我的儿，你知道外头人那你怎么长怎么短糟蹋得一个钱也不值……明里暗里我不知受了他们多少气……我千辛万苦守了这二十年，无非是指望你姐俩儿长大成人，替我争回一点面子来……”借此逼得长安说出：“既然娘不愿结这头亲，我去回掉他们就是了。”
在进行言语交际的时候，曹七巧违背了诸如礼貌原则、合作原则等，使受话者感觉自己没有得到尊重。而敏感的话题又往往让人尴尬，甚至成为压死芝寿的最后一根稻草。她将腿放在儿子肩上，让儿子为自己点烟，诱导儿子发泄他对芝寿的不满。如此种种，实在有悖于大众心中的母亲形象。
二、曹七巧语言暴力形成原因
（一）心理学角度
前人多用弗洛伊德所提出的力比多（libido）分析曹七巧的心理状态，弗洛伊德认为：“精神神经症起源于力比多，力比多的性欲满足途径遭到堵塞，各种精神病征便成了它的变态使用和替代满足。”[6]著名的“马尔库塞和弗洛姆之争”中，马尔库塞与弗洛姆就弗洛伊德的理论予以阐发，马尔库塞坚持力比多理论是批判的基石，而弗洛姆则在出版《逃避自由》这本书后正式放弃了力比多理论。
弗洛姆认为“推动人类行为的最强力量，起源于人的生存状况，而不是力比多（libido）。”[7]而且“在今天这个社会主要不是性的压抑，而是生机、自由和爱情的冲动的压抑。”[8]
回顾曹七巧的经历，其婚姻实质是一桩买卖。素未谋面的丈夫是瘫痪在床的病人，自己嫁过去空有名分而得不到众人的尊重，即使是分家产的时候也并未因自己哭闹而有所改变，拖着孩子且需为他们留够生存发展的资金，唯一有情感寄托的姜季泽却只想着算计她……或许曹七巧更多缺乏的是可以随性追求的爱情、可以不愁银两的自由、可以奋发向上的希望。而这一切因为她的身份、思想以及所处的环境等而被束缚，她通过抽大烟来追求片刻欢愉也可看作是对现实的逃避。内心對爱情和自由等过度压抑，干脆选择以这种方式自暴自弃。
（二）社会学角度
中国传统社会的等级制度鲜明，在历史的发展中这一特点也有所遗留。若是姜二爷是个健全人，在那个讲究“门当户对”的时代，这二奶奶的身份是绝轮不到她的，何况还是正房。故而“麻油店的女儿”这一身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众人对她的态度，就连丫环竟也在背后议论，议论的言辞中也离不开“麻油店”。
曹七巧在姜家既没有得到爱情，也没有得到尊重。受传统社会思想观念的影响，甚至可能自己也是自卑的。为了自我保护，犀利的言辞便是她的铠甲。
（三）民俗学角度
乌丙安先生在《中国民俗学》中说道：“家族与整个社会产生了物质生活的相依性，同时也必然地产生了精神生活的相依性”。[9]而在姜家这样一个由多对夫妻及其子女构成的复合家族中，曹七巧似乎并未体会到“精神生活的相依”，甚至物质上也要靠自己去争抢。
在这样一个根本感觉不到家庭温暖、受尽白眼的宅院中，满怀得不到爱情的痛苦以及对家人的怨恨，曹七巧如何能温柔贤淑得起来？
三、总结
“作为语用主体的语言人在构建良好的语言生态环境中的作用是无与伦比的。”[10]“话语生态位即话语的‘住所’或‘栖息地’，是表达被容忍或可‘存活’的程度或范围”。[11]曹七巧的出身导致她的自卑，在此情境下得不到爱情与尊重，爱情、自由、生机的冲动的压抑使得她对子女也显示出非常人的对待。西蒙·波伏娃认为母爱不是“直觉的”“天生的”，女人也是后天塑造的。曹七巧自己得不到爱情，在儿女的婚姻幸福上也横加阻拦，这一行为异于“伟大的母亲”这一传统印象，但对子女的钱财用度上也不曾短缺，毕竟抽大烟是相当烧钱的。曹七巧的这种矛盾性还体现在长安的裹脚与上学问题上，他人反对的时候她要给长安裹脚，后来又拆掉;想让长安上学，但是又不能坚持，轻易让长安退了学……
曹七巧的语言暴力种类较多，成因复杂，其不仅违背了言语交际原则，还加深了与众人不和的程度，这种犀利的言辞看起来是坚硬的铠甲，实际上伤害了别人也伤害了自己。如今各种语言暴力充斥着大家的生活，在高压状态下，要想营造一个更加轻松和谐的氛围必须完善自我、合理抒发情绪，切不可图一时口快伤及他人自尊，否则必将祸及己人。
参考文献：
[1]傅雷（迅雨）.论张爱玲的小说[J].万象，1944：3（11）.
[2]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M].香港：香港友联出版社，1979：343.
[3]祝畹瑾.社会语言学译文集[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29.
[4][5]文孟君.骂詈语[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16，41.
[6]（奥）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M].彭舜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400.
[7]（美）弗洛姆.精神分析的危机[M].许俊达译.
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
[8]（美）弗洛姆.健全的社会[M].欧阳谦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
[9]乌丙安.中国民俗学[C].长春：长春出版社，2014：127.
[10]冯光艺.语言人与语言生态[J].江汉学术，2013，（1）.
[11]潘世松.语言生态伦理概念提出的理论依据及实践可能[J].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44（01）：144-149.
【关键词】曹七巧;语言暴力;骂詈;敏感话题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33-0025-03
1944年，傅雷以“迅雨”为笔名发表了《论张爱玲的小说》，认为《金锁记》“颇有《狂人日记》中某些故事的风味”[1]。夏志清先生亦将《金锁记》誉为“中国自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2]。对于《金锁记》的研究前人已有诸多探索，可以发现曹七巧这一人物的独特性和研究价值，其与诸人势同水火的关系或与其语言暴力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在《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中对于“暴力”的解释如下：（1）强制的力量;（2）特指国家的强制力量。相关词条“精神暴力”的解释为：对人精神上施加的严重折磨和伤害等。在这里说的“语言暴力”绝不是国家的强制力量，而是不同主体由于家庭、社会、心理等多种原因而通过语言对他人精神施加或轻或重的折磨和伤害，而是属于精神暴力的一种。
一、曹七巧语言暴力实施途径
美国社会语言学家尤金·奈達曾说：“有些场合鼓励某种类型的交谈而阻碍另一些类型的交谈。”[3]《金锁记》中曹七巧则经常在阻碍某些交谈的场合下反其道而行，并因此造成了她与众人间的关系连表面上的和谐也不存在的局面，甚至丫环也要议论批评两句。
（一）骂詈语
“‘不愉快’的情感是导致人类骂詈行为和骂詈语产生的直接心理根源，要想消除骂詈现象，就只有设法使人类永远保持一个愉快、舒畅的心境。显然，这是一个永远无法实现的梦。”[4]没有任何一次詈骂行为不是处于社会规范和约束之中的。“语言的性别歧视，就是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社会惯例对男、女性在语言行为要求上的不平等，即对男性的语言行为要求较为宽容、放纵，而对女性的语言行为要求则要严格、规范和苛刻得多。”[5]正是因为语言的性别歧视以及特殊的社会环境造就了曹七巧具有特殊风格的骂詈语。
第一，直陈语较少。文本中所能找到的直陈骂詈语较少，主要集中在对春熹、长安的训斥中——训斥春熹：“我看你这混蛋，也还想不出这等主意来，敢情是你把着手儿教的！我把那两个狼心狗肺忘恩负义的老浑蛋！齐了心想我的钱，一计不成，又生一计！”，训斥长安：“你三婶替你寻了汉子来，就是你重生父母，再养爹娘！也没见你这样的轻骨头！”说自己的女儿是“死不要脸的丫头！”和“天生的败家精。”
尽管在这里有直陈语，但也仅限于“混蛋”“死不要脸”“轻骨头”“败家精”这四个词，即骂詈语相对来说数量少，而且没有选择更尖刻的词。“混蛋”一词的重复使用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出语言上的性别歧视。正是因为这种性别歧视，所以女性所掌握或者认为能说出口的骂詈语更加有限，只能选择一个（或几个）重复。这种普遍存在的语言上的性别歧视亦是引发女性心理问题的因素之一。
第二，贬称语较多。贬称语主要是通过动物、鬼神、什物、卑贱奸邪、亲属称谓等方式实现骂詈。同样在训斥春熹的时候，曹七巧说了四次“狼心狗肺”;在与长安倾诉的时候骂众人“狗眼看人低”;在训斥长安的时候，曹七巧说：“不害臊！你是肚子里有了搁不住的东西是怎么着？”说新媳妇：“还说呢！你新嫂子这两片嘴唇，切切倒有一大碟子！”在提到自己的丈夫的时候，无论是在小叔子、娘家人的面前，还是在孩子们的面前，从来不留一丝情面，对对方的生理缺陷进行无情嘲笑。如“坐下去，脊梁骨直溜下去，看上去还没有我那三岁的孩子高哪！”“你瞧你二哥那样儿，还成个人吗？”“你爹不如人，你也不如人？”……
第三，性语较隐晦。由于丈夫常年卧病在床，曹七巧的性需求不得到满足以及她的“出身”等原因，她的言语中丝毫不避讳性话题，但在具体描述的时候又有所收敛，并没有用过于粗鄙的话描述。如在说到新婚媳妇的时候，她描述道：“天性厚，并不是什么好话……但愿咱们白哥儿这条命别送在她手里！”“你别瞧咱们新少奶奶老实呀——一见了白哥儿，她就得去上马桶！”这里的“天性厚”“上马桶”等都是性语较为隐晦的表达。
在曹七巧的语言中，除了上述的几种明显的骂詈语，还存在诸多的讽刺、抱怨;她的话有很大一部分是以感叹号结尾的，即她的语气相对来说较为强烈，这往往也会引起受话者的不愉悦。
（二）敏感话题
正如前文所述，某些话题在某些场合是不适于进行的。如公众场合下表现对于“性”“金钱”“大烟”等话题的特殊偏好。
第一，“性”。由于曹七巧的丈夫常年卧病在床，所以她自己的性生活难以得到满足，面对众人也丝毫不顾及地说“你倒跟我换一换试试，只怕你一晚上也过不惯。”在和姜季泽对话时说：“你不知道没病的身子是多好的……多好的……”除此之外，对于儿媳芝寿她也是不留情面，说出了“天性厚”“上马桶”等较为隐晦的性语，使得在芝寿对于婆婆的恐惧和羞耻中含恨而终。
第二，“金钱”。从麻油店嫁入姜家，曹七巧是空有名分的“二奶奶”，事实上，整个姜家甚至包括丫环在内也没有一个人是真正尊重她的。因娘家对于金钱的需求而嫁入姜家，丈夫对这个家既在物质上毫无贡献、亦不能满足她的精神需求，因此，似乎金钱最能给她安全感。在分家产的时候，无论曹七巧怎么哭怎么闹，也无论场面多么尴尬，可哪怕是豁出面子也并没能改变结局。尽管曹七巧对姜季泽有情愫，可当姜季泽想让曹七巧卖地买房的时候，她并没有掉进这个男人的“甜蜜”陷阱中，坚定地赶走了他。当长安弄丢褥单的时候，曹七巧骂她是“天生的败家精”;长安说不去上学的时候，曹七巧也一心想要把学费拿回来，不能便宜学校;对于长安的教导也一直是“男人是混蛋”“男人图你的钱”之类……尽管曹七巧对于儿女也并不吝啬，只是时常把“钱”挂在嘴边让人生厌。毕竟她这个“没脚蟹”押上了一生，还要养育儿女，没有钱是万万行不通的。 第三，“大烟”。自鸦片传入中国，对中国人荼毒至深，但仍有不少人寻求片刻欢愉，深陷其中。曹七巧不仅自己抽大烟，还拉着儿女一起，用大烟将儿女绑在自己身边。甚至还说出“就是我今天卖了两顷地给他们姐俩儿抽烟，又有谁敢放半个屁？”当童世舫来访的时候，曹七巧的一番话更是彻底切断了女儿与这个男人的姻缘—— “她再抽两筒就下来了……戒戒抽抽，这也有十年了。”大烟在《金锁记》中象征着腐朽、衰败，正如曹七巧的人生。
（三）心理施压
曹七巧无时无刻不在对长安施以语言暴力，使得这个清纯的女孩子最终沦为了第二个曹七巧。除去前文的骂詈，拥有“女儿”这一特殊身份的长安还要忍受母亲的心理施压。如“我的儿，你知道外头人那你怎么长怎么短糟蹋得一个钱也不值……明里暗里我不知受了他们多少气……我千辛万苦守了这二十年，无非是指望你姐俩儿长大成人，替我争回一点面子来……”借此逼得长安说出：“既然娘不愿结这头亲，我去回掉他们就是了。”
在进行言语交际的时候，曹七巧违背了诸如礼貌原则、合作原则等，使受话者感觉自己没有得到尊重。而敏感的话题又往往让人尴尬，甚至成为压死芝寿的最后一根稻草。她将腿放在儿子肩上，让儿子为自己点烟，诱导儿子发泄他对芝寿的不满。如此种种，实在有悖于大众心中的母亲形象。
二、曹七巧语言暴力形成原因
（一）心理学角度
前人多用弗洛伊德所提出的力比多（libido）分析曹七巧的心理状态，弗洛伊德认为：“精神神经症起源于力比多，力比多的性欲满足途径遭到堵塞，各种精神病征便成了它的变态使用和替代满足。”[6]著名的“马尔库塞和弗洛姆之争”中，马尔库塞与弗洛姆就弗洛伊德的理论予以阐发，马尔库塞坚持力比多理论是批判的基石，而弗洛姆则在出版《逃避自由》这本书后正式放弃了力比多理论。
弗洛姆认为“推动人类行为的最强力量，起源于人的生存状况，而不是力比多（libido）。”[7]而且“在今天这个社会主要不是性的压抑，而是生机、自由和爱情的冲动的压抑。”[8]
回顾曹七巧的经历，其婚姻实质是一桩买卖。素未谋面的丈夫是瘫痪在床的病人，自己嫁过去空有名分而得不到众人的尊重，即使是分家产的时候也并未因自己哭闹而有所改变，拖着孩子且需为他们留够生存发展的资金，唯一有情感寄托的姜季泽却只想着算计她……或许曹七巧更多缺乏的是可以随性追求的爱情、可以不愁银两的自由、可以奋发向上的希望。而这一切因为她的身份、思想以及所处的环境等而被束缚，她通过抽大烟来追求片刻欢愉也可看作是对现实的逃避。内心對爱情和自由等过度压抑，干脆选择以这种方式自暴自弃。
（二）社会学角度
中国传统社会的等级制度鲜明，在历史的发展中这一特点也有所遗留。若是姜二爷是个健全人，在那个讲究“门当户对”的时代，这二奶奶的身份是绝轮不到她的，何况还是正房。故而“麻油店的女儿”这一身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众人对她的态度，就连丫环竟也在背后议论，议论的言辞中也离不开“麻油店”。
曹七巧在姜家既没有得到爱情，也没有得到尊重。受传统社会思想观念的影响，甚至可能自己也是自卑的。为了自我保护，犀利的言辞便是她的铠甲。
（三）民俗学角度
乌丙安先生在《中国民俗学》中说道：“家族与整个社会产生了物质生活的相依性，同时也必然地产生了精神生活的相依性”。[9]而在姜家这样一个由多对夫妻及其子女构成的复合家族中，曹七巧似乎并未体会到“精神生活的相依”，甚至物质上也要靠自己去争抢。
在这样一个根本感觉不到家庭温暖、受尽白眼的宅院中，满怀得不到爱情的痛苦以及对家人的怨恨，曹七巧如何能温柔贤淑得起来？
三、总结
“作为语用主体的语言人在构建良好的语言生态环境中的作用是无与伦比的。”[10]“话语生态位即话语的‘住所’或‘栖息地’，是表达被容忍或可‘存活’的程度或范围”。[11]曹七巧的出身导致她的自卑，在此情境下得不到爱情与尊重，爱情、自由、生机的冲动的压抑使得她对子女也显示出非常人的对待。西蒙·波伏娃认为母爱不是“直觉的”“天生的”，女人也是后天塑造的。曹七巧自己得不到爱情，在儿女的婚姻幸福上也横加阻拦，这一行为异于“伟大的母亲”这一传统印象，但对子女的钱财用度上也不曾短缺，毕竟抽大烟是相当烧钱的。曹七巧的这种矛盾性还体现在长安的裹脚与上学问题上，他人反对的时候她要给长安裹脚，后来又拆掉;想让长安上学，但是又不能坚持，轻易让长安退了学……
曹七巧的语言暴力种类较多，成因复杂，其不仅违背了言语交际原则，还加深了与众人不和的程度，这种犀利的言辞看起来是坚硬的铠甲，实际上伤害了别人也伤害了自己。如今各种语言暴力充斥着大家的生活，在高压状态下，要想营造一个更加轻松和谐的氛围必须完善自我、合理抒发情绪，切不可图一时口快伤及他人自尊，否则必将祸及己人。
参考文献：
[1]傅雷（迅雨）.论张爱玲的小说[J].万象，1944：3（11）.
[2]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M].香港：香港友联出版社，1979：343.
[3]祝畹瑾.社会语言学译文集[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29.
[4][5]文孟君.骂詈语[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16，41.
[6]（奥）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M].彭舜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400.
[7]（美）弗洛姆.精神分析的危机[M].许俊达译.
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
[8]（美）弗洛姆.健全的社会[M].欧阳谦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
[9]乌丙安.中国民俗学[C].长春：长春出版社，2014：127.
[10]冯光艺.语言人与语言生态[J].江汉学术，2013，（1）.
[11]潘世松.语言生态伦理概念提出的理论依据及实践可能[J].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44（01）：144-1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