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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生态翻译理论对译者的翻译行为提出了行的标准，要求译者在翻译时，从目的语读者角度出发，充分考虑生态环境。本文从生态翻译学的基本内涵、《我不是药神》的字幕翻译分析，最终得出中国电影文化英译适应性策略，对国产电影的英译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和意义。
【关键词】生态翻译观;电影字幕;三维视角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标号】2096-8264（2021）39-0127-02
一、生态翻译学的基本内涵
现今，生态已成为当下全球上下密切关注和重视的话题。2021年3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更加强调要加快形成绿色发展方式，重点是调结构、优布局、强产业、全链条。因此，在此大背景下，跟生态相关的学术理论研究也愈来愈多，生态翻译观就是其中之一。
20世纪60年代，整个世界正在经历一场大的变革，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型。因此，便涌现出了很多与生态有关的理念。
1995年，美国生态哲学家戴维·格里芬首次提出了“生态存在”的概念，标志着生态存在哲学的诞生。生态翻译学这一理论的正式提出是由我国翻译学家胡申庚教授于2011年首次提出的。该理论进一步解释了翻译过程，论述了翻译方法，提出了翻译标准，形成了生态翻译学研究路径。
该理论的核心即“以译者为中心”。 此外，该理论另一核心思想为“三维翻译视角”，即“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際维”。
首先，译者在翻译时要从语言维出发。采用“适应选择”策略，从词汇、语法、标点的方面充分考虑译文的可读性。
其次，译者在翻译时要从文化维出发。因此，在翻译时，一定要充分考虑目的语和源语言之间的文化差异性，可根据不同的翻译环境，采用“归化”或“异化”的翻译策略，尽可能地将源语言的文化意向传递给目的语读者。
最后，译者在翻译时要从交际维出发。充分考虑源语言和目的语的交际意图，是否能够实现源语言的交际目的是译者应当重点考虑的问题。
二、《我不是药神》字幕翻译在生态翻译学下的
三维转换翻译案例分析
首先，作为一部电影，应当具有以下特点：
1.服务观众性
一部优秀的影视作品的首要任务便是服务大众。因此字幕翻译必然需要考虑不同受众的文化背景，让观众能够真正走近人物、走近影片。从而体现该影片字幕翻译的服务观众性。
2.语言简洁性
由于电影字幕一般出现的位置位于电影下方，并且要与源语言一一对应，因此便会受到时间和空间的制约。因此，在翻译时，要用最简单的句式传递最详细、具体的内容，从而打破时空的桎梏。
3.文化异域性
由于全球化和“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推进，电影越来越成为一种国际化的产物，因此便催生出了其文化的异域性。因此，在进行字幕翻译时，就需要考虑到异域文化的差异。
其次，就语言维度而言，翻译任务的重点应该放在词汇上。译者在翻译时，需要对影片中的语言形式进行“适应和选择”，将源语言翻译成目的语的时候，要注意词汇的选用，例如：
例1：气死我了。
译文：She is pissing me off.
分析：这里的“气死我了”并不是真的把对方气“死”，因此不能翻译成“She makes me died with anger”。所以，该译文在翻译时译者根据当时对话所发生的场景，为了准确地表达说话人的愤怒和对于这个女人的厌恶，将源语言“气死我了”翻译为“She is pissing me off”。而“anger”一词的词义通常为“the strong feeling that you have when sth has happened that you think is bad and unfair”，虽然也能表达出愤怒的意思，但是不够口语化，所以，译者选用了“ piss sb off”一词，该短语的意思一般指“to make sb annoyed or bored”。这样翻译既能够体现源语言的感情色彩，使目的语读者感同身受，又能体现出译文的口语化。
再次，就文化维而言，译者应从文化角度进行选择性适应，以使目标语言满足读者和听众的需求。文化相关内容的准确达意可以使电影文化内容的传播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例如：
例2：比猴还精。
译文：sly as a fox.
分析：此处的源语言为“比猴还精”，目的语将其翻译成“sly as a fox”。因为英汉两种语言之间存在巨大差异，“猴”这一形象在中国人的心中是智慧、聪明、灵敏的象征，但是在西方人的印象中，“猴”可能并没有这一意向，因此，如果将该句简单翻译为“smart as a monkey”，便会造成目的语观众的困惑，因此，译者将其译文“fox”，这一意向在西方人心中便是“狡猾、聪敏”的象征，此处的生态环境也恰好符合这一译本。
最后，就交际维而言，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要对源语言和目的语的交际意图进行选择和适应性转换，这要求译者在翻译时，要忠实于目的语，并且要对目的语读者的于都感受负责。
如果翻译与期望的效果冲突，那么译者应该更加注意效果，而不是翻译本身。
例3：《我不是药神》。
译文：Dying to Survive.
分析：本部影片名为《我不是药神》，对应的英文标题为“Dying to Survive”。在翻译时，译者充分考虑了其交际意图，并没有将其生硬地直译为“I’m not a Medicine God”，很明显这样的翻译是非常失败的，丝毫没有起到交际的作用。 而“Dying to Survive”这一译本恰如其分地体现了这部电影的主题和主人公的角色任务和最终的希望，实现了和目的语读者的交流。
三、中国电影文化英译适应性策略
钱绍昌将电影语言的特性总结为五个方面：聆听性、综合性、瞬间性、通俗性和无注性。
就语言层面而言，译者要在翻译过程中，对不同的语言形式进行适应和选择，在翻译时，不仅要准确地将源语想表达的意思传递给目的语读者，还要注意词汇的选择，比如要选取非正式还是正式的、口语的还是书面的等等，这些都需要译者根据不同的翻译生态环境去进行抉择。
就文化层面而言，译者要在翻译过程中，从文化的角度进行适应和选择，以使满足目的语读者的文化需求。因此，译者要判断影片中的细节是否与特定的文化现象和背景有关，充分考慮“文化差异”这一因素，充分发挥译者主体性，尽量减少源语文化意义的流失。
就交际层面而言，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两种语言的交际意图进行适应和选择。纽马克认为，交际翻译要求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要将目的语读者视为整个翻译任务的核心，要将“忠实于目的语和目的语读者”作为翻译的最高目的，所以翻译应符合目的语的文化背景。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可采取异化的翻译策略来实现这一翻译目的。通俗来说，如果翻译与期望的效果冲突，那么译者应该更加注意效果，而不是翻译本身。
对于电影翻译而言，为使生态环境中的各因素，包括译文、译者、源语言、目的语、观众甚至是利益因素，更好地融合。
首先要求译者在翻译时考虑电影巨大的商业价值。因此，在翻译时，要体现出影片的乐趣，增强观感体验，以提高票房。
最后，就是文化这一关键要素，一定要解决文化屏障。只有这样，观众才能更好地理解影片所表达的意思。但是，在翻译时，也可适当进行一些不影响理解的归化，这样一来，能给观众更多特别的感受，给观众更多思考的空间。这些信息将为观众提供更多想象空间。
参考文献：
[1]Lawrence Venuti.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9.
[2]李明涛.生态翻译视角下字幕翻译中的文化缺省和翻译补偿——以《舌尖上的中国》为例[J].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18，37（10）：122-124.
[3]辜正坤.互构语言文化学原理[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4]胡庚申.翻译适应选择论初探[P].香港：国际译联第三届亚洲翻译家论坛宣读论文，2001.
[5]胡庚申.翻译适应选择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
作者简介：张恒茂，男，汉族，陕西咸阳人，助教，翻译硕士，研究方向：翻译。
【关键词】生态翻译观;电影字幕;三维视角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标号】2096-8264（2021）39-0127-02
一、生态翻译学的基本内涵
现今，生态已成为当下全球上下密切关注和重视的话题。2021年3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更加强调要加快形成绿色发展方式，重点是调结构、优布局、强产业、全链条。因此，在此大背景下，跟生态相关的学术理论研究也愈来愈多，生态翻译观就是其中之一。
20世纪60年代，整个世界正在经历一场大的变革，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型。因此，便涌现出了很多与生态有关的理念。
1995年，美国生态哲学家戴维·格里芬首次提出了“生态存在”的概念，标志着生态存在哲学的诞生。生态翻译学这一理论的正式提出是由我国翻译学家胡申庚教授于2011年首次提出的。该理论进一步解释了翻译过程，论述了翻译方法，提出了翻译标准，形成了生态翻译学研究路径。
该理论的核心即“以译者为中心”。 此外，该理论另一核心思想为“三维翻译视角”，即“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際维”。
首先，译者在翻译时要从语言维出发。采用“适应选择”策略，从词汇、语法、标点的方面充分考虑译文的可读性。
其次，译者在翻译时要从文化维出发。因此，在翻译时，一定要充分考虑目的语和源语言之间的文化差异性，可根据不同的翻译环境，采用“归化”或“异化”的翻译策略，尽可能地将源语言的文化意向传递给目的语读者。
最后，译者在翻译时要从交际维出发。充分考虑源语言和目的语的交际意图，是否能够实现源语言的交际目的是译者应当重点考虑的问题。
二、《我不是药神》字幕翻译在生态翻译学下的
三维转换翻译案例分析
首先，作为一部电影，应当具有以下特点：
1.服务观众性
一部优秀的影视作品的首要任务便是服务大众。因此字幕翻译必然需要考虑不同受众的文化背景，让观众能够真正走近人物、走近影片。从而体现该影片字幕翻译的服务观众性。
2.语言简洁性
由于电影字幕一般出现的位置位于电影下方，并且要与源语言一一对应，因此便会受到时间和空间的制约。因此，在翻译时，要用最简单的句式传递最详细、具体的内容，从而打破时空的桎梏。
3.文化异域性
由于全球化和“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推进，电影越来越成为一种国际化的产物，因此便催生出了其文化的异域性。因此，在进行字幕翻译时，就需要考虑到异域文化的差异。
其次，就语言维度而言，翻译任务的重点应该放在词汇上。译者在翻译时，需要对影片中的语言形式进行“适应和选择”，将源语言翻译成目的语的时候，要注意词汇的选用，例如：
例1：气死我了。
译文：She is pissing me off.
分析：这里的“气死我了”并不是真的把对方气“死”，因此不能翻译成“She makes me died with anger”。所以，该译文在翻译时译者根据当时对话所发生的场景，为了准确地表达说话人的愤怒和对于这个女人的厌恶，将源语言“气死我了”翻译为“She is pissing me off”。而“anger”一词的词义通常为“the strong feeling that you have when sth has happened that you think is bad and unfair”，虽然也能表达出愤怒的意思，但是不够口语化，所以，译者选用了“ piss sb off”一词，该短语的意思一般指“to make sb annoyed or bored”。这样翻译既能够体现源语言的感情色彩，使目的语读者感同身受，又能体现出译文的口语化。
再次，就文化维而言，译者应从文化角度进行选择性适应，以使目标语言满足读者和听众的需求。文化相关内容的准确达意可以使电影文化内容的传播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例如：
例2：比猴还精。
译文：sly as a fox.
分析：此处的源语言为“比猴还精”，目的语将其翻译成“sly as a fox”。因为英汉两种语言之间存在巨大差异，“猴”这一形象在中国人的心中是智慧、聪明、灵敏的象征，但是在西方人的印象中，“猴”可能并没有这一意向，因此，如果将该句简单翻译为“smart as a monkey”，便会造成目的语观众的困惑，因此，译者将其译文“fox”，这一意向在西方人心中便是“狡猾、聪敏”的象征，此处的生态环境也恰好符合这一译本。
最后，就交际维而言，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要对源语言和目的语的交际意图进行选择和适应性转换，这要求译者在翻译时，要忠实于目的语，并且要对目的语读者的于都感受负责。
如果翻译与期望的效果冲突，那么译者应该更加注意效果，而不是翻译本身。
例3：《我不是药神》。
译文：Dying to Survive.
分析：本部影片名为《我不是药神》，对应的英文标题为“Dying to Survive”。在翻译时，译者充分考虑了其交际意图，并没有将其生硬地直译为“I’m not a Medicine God”，很明显这样的翻译是非常失败的，丝毫没有起到交际的作用。 而“Dying to Survive”这一译本恰如其分地体现了这部电影的主题和主人公的角色任务和最终的希望，实现了和目的语读者的交流。
三、中国电影文化英译适应性策略
钱绍昌将电影语言的特性总结为五个方面：聆听性、综合性、瞬间性、通俗性和无注性。
就语言层面而言，译者要在翻译过程中，对不同的语言形式进行适应和选择，在翻译时，不仅要准确地将源语想表达的意思传递给目的语读者，还要注意词汇的选择，比如要选取非正式还是正式的、口语的还是书面的等等，这些都需要译者根据不同的翻译生态环境去进行抉择。
就文化层面而言，译者要在翻译过程中，从文化的角度进行适应和选择，以使满足目的语读者的文化需求。因此，译者要判断影片中的细节是否与特定的文化现象和背景有关，充分考慮“文化差异”这一因素，充分发挥译者主体性，尽量减少源语文化意义的流失。
就交际层面而言，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两种语言的交际意图进行适应和选择。纽马克认为，交际翻译要求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要将目的语读者视为整个翻译任务的核心，要将“忠实于目的语和目的语读者”作为翻译的最高目的，所以翻译应符合目的语的文化背景。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可采取异化的翻译策略来实现这一翻译目的。通俗来说，如果翻译与期望的效果冲突，那么译者应该更加注意效果，而不是翻译本身。
对于电影翻译而言，为使生态环境中的各因素，包括译文、译者、源语言、目的语、观众甚至是利益因素，更好地融合。
首先要求译者在翻译时考虑电影巨大的商业价值。因此，在翻译时，要体现出影片的乐趣，增强观感体验，以提高票房。
最后，就是文化这一关键要素，一定要解决文化屏障。只有这样，观众才能更好地理解影片所表达的意思。但是，在翻译时，也可适当进行一些不影响理解的归化，这样一来，能给观众更多特别的感受，给观众更多思考的空间。这些信息将为观众提供更多想象空间。
参考文献：
[1]Lawrence Venuti.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9.
[2]李明涛.生态翻译视角下字幕翻译中的文化缺省和翻译补偿——以《舌尖上的中国》为例[J].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18，37（10）：122-124.
[3]辜正坤.互构语言文化学原理[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4]胡庚申.翻译适应选择论初探[P].香港：国际译联第三届亚洲翻译家论坛宣读论文，2001.
[5]胡庚申.翻译适应选择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
作者简介：张恒茂，男，汉族，陕西咸阳人，助教，翻译硕士，研究方向：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