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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怜君身似江南燕，又逐秋风望北飞。”这似乎是马连良生命历程的写照，他一生对于艺术苛刻到精致，对于生活精致到苛刻，一个唱腔，千回百转；一件蟒袍，镶金绣银，以繁华声色呈现于舞台，曾让多少人心醉神往。
马连良，于1901年2月28日生于北京，字温如，京剧老生，中国著名京剧艺术家。民国时期京剧三大家之一，开创的马派艺术影响深远，甚至超越了京剧的界限，是我国京剧界里程碑式的代表人物。其人艺海生涯五十八春，其中四十几载大红大紫的岁月，与梅兰芳其名，有“须生泰斗”之称。
十年辛苦不寻常
马连良成长在一个回民大家庭中，世代信奉伊斯兰教，同父辈一样，自幼受到“门马茶馆”里的京戏熏陶，咿呀学语之时，耳朵里就灌满了西皮二黄。年幼的马连良被舞台上的艺术魔力所征服。从此曲不离口，戏瘾也越来越大。
家人见他对戏“魔怔”，便送他入喜连成科班，师从叶善春，时年8岁。马连良开始学戏较慢，经常挨打。旁人讥笑他口齿不清，他险些被扫地出门，正巧名丑郭春山先生来这里教戏，见这孩子哭得可怜，于是帮忙说情，马连良才又留了下来。
马连良在科班里总憋着一股劲，为了摆脱“大舌头”的毛病，他整天拿着一个粗瓷坛子，用嘴对着坛子口大段大段地练念白。每次在开戏之前，无论自己在戏中角色的大小，他总是找时间把这天所要演的剧目从头到尾地“默演”一遍，做到心中有数才踏实。后来他曾对人说：“别人唱过五十遍的戏，我已经唱过一百遍了。”
18岁那年，马连良终于凭借《借东风》一炮而红。《借东风》从此成了马连良的代表作，跟随他在舞台上红了半个世纪，人名与戏名就此划上等号。
须生泰斗 独树一帜
1930年，北伐战争结束，军阀混战的硝烟已渐渐散尽。国家实现了暂时的“大一统”局面，老百姓也开始休养生息。在此背景下马连良自成一家，创立扶风社，不仅吸引大量名角加入，就连普通的龙套演员也愿意接纳。马连良对于艺术的追求近乎苛刻，正因如此，扶风社的大旗不仅风靡一时，且红火了几十载。
自从日军占据北京，市面一天天萧条，即便在那个灰暗的时代，马连良也没有停止创新的脚步，把《反徐州》改编成了京剧《串龙珠》。剧中描写了侵略者的残暴行径，表达了人民反抗异族统治的决心，是一出鼓舞民族斗志，共同抗击侵略者的好戏。继《串龙珠》、《春秋笔》之后，马连良又编排了《临潼山》和《十老安刘》等大型戏，被誉为三四十年代马派的“四大名剧”。
1937年张君秋加入扶风社，此后，马连良、张君秋、刘连荣（后为袁世海）、叶盛兰、马富禄这五位大角儿，被誉为扶风社“五虎上将”。加上“胡琴圣手”杨宝忠，“鼓界三杰”之一的乔玉泉，这份演出阵容，可称得上空前绝后，首屈一指。戏班所到之处，深受广大观众欢迎。
艺海浮沉几度重
在日伪统治时期，梅兰芳蓄须明志，不再唱戏，马连良客观上成了京剧界的领军人物，却也“树大招风”，招来了是非。有人找到马连良，希望能够邀请他到东北去为回民中学做义演。回民的事，马连良当然要鼎力支持，可事情偏偏传到了日本人耳朵里。恰逢伪满政权成立十周年，日伪竭力想让扶风社到奉天进行“祝贺演出”，马连良演了半辈子的“忠孝义节”，自然深知其中利害，一拖再拖。后来一日本军官以剖腹相要挟，着实吓坏了马连良夫妇。就这样，软磨硬泡了大半年后，1942年9月，马连良带着扶风社去了伪满，演出筹得的善款悉数捐赠沈阳回民中学。然而无耻的伪满当局，为了达到粉饰“满洲国”的目的，将这次演出说成是为了庆祝3·1“国庆节”而来的“华北演艺使节团”。这个强加的名头，成了马连良终身难以洗脱的污点，在以后的各种运动中，被冠之以各种罪名。也是这场子虚乌有的汉奸案，让马连良倾家荡产，无奈只好赴沪“卖唱”，开始了他漫长的“还债演出”。
1948年下半年，“淮海战役”即将打响，京沪之间交通中断，马连良有家难回，在朋友的建议下，他决定赴香港。迫于生计，马连良接拍了几部电影，少了往日那股从容不迫的英气，更多的是英雄末路的沧桑。
新中国成立后，各地纷纷筹建国营京剧团，不少剧团都把目光瞄准了困居香港的马连良。台湾也派人来“争取”马连良。而马连良最想去的地方，还是故乡北京，终于他盼来了北京的来信，三女儿在信中说，毛主席、周总理邀请他回来。1952年，离家5年后，马连良辗转回到了日思夜想的北京，见到了年逾八旬的老母亲。他在北京的首场演出的戏码选择了《苏武牧羊》——“登层台望家乡躬身下拜，向长空洒血泪好不伤怀”，这出他十年前创编的剧目，说的似乎就是他自己，演的就像刚过去那5年。
1952年7月，马连良接到周恩来总理的邀请，去参加庆祝建党31周年联欢会。周恩来主动安慰惴惴不安的马连良，“你不要把去伪满演出的事放在心上，你是演员，靠唱戏养家糊口，没有政治目的。”一番话顷刻化解了马连良多年的心结。他决心重整旗鼓，东山再起。同年8月，“马连良剧团”在北京正式成立。
1956年，在“百花齊放，百家争鸣”的春风吹拂之下，艺人们迎来了一段难得的好时光，但好景不长，“鸣放”很快变成“反右”，“大跃进”也接踵而至，马连良又一次遭到了政治干扰。眼前一幕幕世态炎凉，让这个演了大半辈子正人君子的老生，顿生寒意。1959年，一出感人肺腑的《赵氏孤儿》，就在这样的气氛中，横空出世。
“老程婴提笔泪难忍，千头万绪涌在心。谁知我献出了亲儿性命，亲儿性命，我的儿呀！抚养着赵家后代根……”这是马连良扮演的程婴在绘制“雪冤图”时的一段咏叹。他边画边唱，老泪纵横。其唱腔一改过去华丽圆润，尽显苍茫气韵。有人认为它可与莎士比亚的悲剧相媲美。
1959年，为了响应毛泽东“学习海瑞敢说真话，为民请命”的号召，马连良邀请时任北京市副市长吴晗担任编剧，排演了《海瑞罢官》，该剧在1961年公演之后，毛泽东大为赞赏，还将马连良请到中南海吃饭，以示表扬。
到了1963年，政治风云突变，先是《赵氏孤儿》被冠以“毒草”惨遭禁演，紧接着“帝王将相”又被“赶下舞台”，京剧进入了大演现代剧的时代，马连良虽然思想上还力求上进，但他毕生所追求的艺术，已被政治的洪流彻底淹没。1966年春，“文革”的风暴席卷而来，马连良怎么也不明白，当年毛主席亲自表扬的《海瑞罢官》，怎么就成了这场浩劫的导火索，这一阵风，来得比戏里的还快，他还来不及反应，便和编剧吴晗一起成为了第一批被打倒的对象。连续数月的抄家和揪斗，马连良之前的那些“罪孽”被全数翻出，几乎在一瞬间，马连良苍老了，步伐也变得沉重不堪。
“离店房逃至在天涯路外，我好比丧家犬好不悲凉。”数度惊魂，早已心力交瘁，此时马连良已是有家不能回，就在剧场的布景里搭了一个小棚住着。端着碗排队吃饭，张君秋在他前头，马连良问今儿吃什么，张君秋说面条，挺软和的，您能吃。马连良拿着面条，走着走着，碗就撒手了，拐杖也掉地下了，他死时那致命的一摔，不幸言中他所演的《清风亭》剧中角色张元秀的悲剧结局，“一阵风，留下千古绝唱。”
马连良去世后，没有按照回民习俗进行土葬，而是被匆匆火化，后经梅兰芳夫人特许葬入梅家墓地，当初的墓碑上，没敢写马连良的名字，只用了他的字号，写着“马温如先生之墓”。
摘自《人物周刊》2012年第2期
马连良，于1901年2月28日生于北京，字温如，京剧老生，中国著名京剧艺术家。民国时期京剧三大家之一，开创的马派艺术影响深远，甚至超越了京剧的界限，是我国京剧界里程碑式的代表人物。其人艺海生涯五十八春，其中四十几载大红大紫的岁月，与梅兰芳其名，有“须生泰斗”之称。
十年辛苦不寻常
马连良成长在一个回民大家庭中，世代信奉伊斯兰教，同父辈一样，自幼受到“门马茶馆”里的京戏熏陶，咿呀学语之时，耳朵里就灌满了西皮二黄。年幼的马连良被舞台上的艺术魔力所征服。从此曲不离口，戏瘾也越来越大。
家人见他对戏“魔怔”，便送他入喜连成科班，师从叶善春，时年8岁。马连良开始学戏较慢，经常挨打。旁人讥笑他口齿不清，他险些被扫地出门，正巧名丑郭春山先生来这里教戏，见这孩子哭得可怜，于是帮忙说情，马连良才又留了下来。
马连良在科班里总憋着一股劲，为了摆脱“大舌头”的毛病，他整天拿着一个粗瓷坛子，用嘴对着坛子口大段大段地练念白。每次在开戏之前，无论自己在戏中角色的大小，他总是找时间把这天所要演的剧目从头到尾地“默演”一遍，做到心中有数才踏实。后来他曾对人说：“别人唱过五十遍的戏，我已经唱过一百遍了。”
18岁那年，马连良终于凭借《借东风》一炮而红。《借东风》从此成了马连良的代表作，跟随他在舞台上红了半个世纪，人名与戏名就此划上等号。
须生泰斗 独树一帜
1930年，北伐战争结束，军阀混战的硝烟已渐渐散尽。国家实现了暂时的“大一统”局面，老百姓也开始休养生息。在此背景下马连良自成一家，创立扶风社，不仅吸引大量名角加入，就连普通的龙套演员也愿意接纳。马连良对于艺术的追求近乎苛刻，正因如此，扶风社的大旗不仅风靡一时，且红火了几十载。
自从日军占据北京，市面一天天萧条，即便在那个灰暗的时代，马连良也没有停止创新的脚步，把《反徐州》改编成了京剧《串龙珠》。剧中描写了侵略者的残暴行径，表达了人民反抗异族统治的决心，是一出鼓舞民族斗志，共同抗击侵略者的好戏。继《串龙珠》、《春秋笔》之后，马连良又编排了《临潼山》和《十老安刘》等大型戏，被誉为三四十年代马派的“四大名剧”。
1937年张君秋加入扶风社，此后，马连良、张君秋、刘连荣（后为袁世海）、叶盛兰、马富禄这五位大角儿，被誉为扶风社“五虎上将”。加上“胡琴圣手”杨宝忠，“鼓界三杰”之一的乔玉泉，这份演出阵容，可称得上空前绝后，首屈一指。戏班所到之处，深受广大观众欢迎。
艺海浮沉几度重
在日伪统治时期，梅兰芳蓄须明志，不再唱戏，马连良客观上成了京剧界的领军人物，却也“树大招风”，招来了是非。有人找到马连良，希望能够邀请他到东北去为回民中学做义演。回民的事，马连良当然要鼎力支持，可事情偏偏传到了日本人耳朵里。恰逢伪满政权成立十周年，日伪竭力想让扶风社到奉天进行“祝贺演出”，马连良演了半辈子的“忠孝义节”，自然深知其中利害，一拖再拖。后来一日本军官以剖腹相要挟，着实吓坏了马连良夫妇。就这样，软磨硬泡了大半年后，1942年9月，马连良带着扶风社去了伪满，演出筹得的善款悉数捐赠沈阳回民中学。然而无耻的伪满当局，为了达到粉饰“满洲国”的目的，将这次演出说成是为了庆祝3·1“国庆节”而来的“华北演艺使节团”。这个强加的名头，成了马连良终身难以洗脱的污点，在以后的各种运动中，被冠之以各种罪名。也是这场子虚乌有的汉奸案，让马连良倾家荡产，无奈只好赴沪“卖唱”，开始了他漫长的“还债演出”。
1948年下半年，“淮海战役”即将打响，京沪之间交通中断，马连良有家难回，在朋友的建议下，他决定赴香港。迫于生计，马连良接拍了几部电影，少了往日那股从容不迫的英气，更多的是英雄末路的沧桑。
新中国成立后，各地纷纷筹建国营京剧团，不少剧团都把目光瞄准了困居香港的马连良。台湾也派人来“争取”马连良。而马连良最想去的地方，还是故乡北京，终于他盼来了北京的来信，三女儿在信中说，毛主席、周总理邀请他回来。1952年，离家5年后，马连良辗转回到了日思夜想的北京，见到了年逾八旬的老母亲。他在北京的首场演出的戏码选择了《苏武牧羊》——“登层台望家乡躬身下拜，向长空洒血泪好不伤怀”，这出他十年前创编的剧目，说的似乎就是他自己，演的就像刚过去那5年。
1952年7月，马连良接到周恩来总理的邀请，去参加庆祝建党31周年联欢会。周恩来主动安慰惴惴不安的马连良，“你不要把去伪满演出的事放在心上，你是演员，靠唱戏养家糊口，没有政治目的。”一番话顷刻化解了马连良多年的心结。他决心重整旗鼓，东山再起。同年8月，“马连良剧团”在北京正式成立。
1956年，在“百花齊放，百家争鸣”的春风吹拂之下，艺人们迎来了一段难得的好时光，但好景不长，“鸣放”很快变成“反右”，“大跃进”也接踵而至，马连良又一次遭到了政治干扰。眼前一幕幕世态炎凉，让这个演了大半辈子正人君子的老生，顿生寒意。1959年，一出感人肺腑的《赵氏孤儿》，就在这样的气氛中，横空出世。
“老程婴提笔泪难忍，千头万绪涌在心。谁知我献出了亲儿性命，亲儿性命，我的儿呀！抚养着赵家后代根……”这是马连良扮演的程婴在绘制“雪冤图”时的一段咏叹。他边画边唱，老泪纵横。其唱腔一改过去华丽圆润，尽显苍茫气韵。有人认为它可与莎士比亚的悲剧相媲美。
1959年，为了响应毛泽东“学习海瑞敢说真话，为民请命”的号召，马连良邀请时任北京市副市长吴晗担任编剧，排演了《海瑞罢官》，该剧在1961年公演之后，毛泽东大为赞赏，还将马连良请到中南海吃饭，以示表扬。
到了1963年，政治风云突变，先是《赵氏孤儿》被冠以“毒草”惨遭禁演，紧接着“帝王将相”又被“赶下舞台”，京剧进入了大演现代剧的时代，马连良虽然思想上还力求上进，但他毕生所追求的艺术，已被政治的洪流彻底淹没。1966年春，“文革”的风暴席卷而来，马连良怎么也不明白，当年毛主席亲自表扬的《海瑞罢官》，怎么就成了这场浩劫的导火索，这一阵风，来得比戏里的还快，他还来不及反应，便和编剧吴晗一起成为了第一批被打倒的对象。连续数月的抄家和揪斗，马连良之前的那些“罪孽”被全数翻出，几乎在一瞬间，马连良苍老了，步伐也变得沉重不堪。
“离店房逃至在天涯路外，我好比丧家犬好不悲凉。”数度惊魂，早已心力交瘁，此时马连良已是有家不能回，就在剧场的布景里搭了一个小棚住着。端着碗排队吃饭，张君秋在他前头，马连良问今儿吃什么，张君秋说面条，挺软和的，您能吃。马连良拿着面条，走着走着，碗就撒手了，拐杖也掉地下了，他死时那致命的一摔，不幸言中他所演的《清风亭》剧中角色张元秀的悲剧结局，“一阵风，留下千古绝唱。”
马连良去世后，没有按照回民习俗进行土葬，而是被匆匆火化，后经梅兰芳夫人特许葬入梅家墓地，当初的墓碑上，没敢写马连良的名字，只用了他的字号，写着“马温如先生之墓”。
摘自《人物周刊》201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