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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有关权力的形成可分为社会契约论、阶级对立论、人类需求论、道德生成论等理论。传统中国认为权力源自道德——有德者居上，这就是权力的道德生成论。道德生成论派主张圣人治国，权力是道德的必然延伸。本文认为道德生成论使得权力尤其是君主的权力，无法受到有效限制，导致所有权力向君主手中集中。
关键词 权力 道德生成论 集权
作者简介：晋龙涛，黄河科技学院黄河法学研究所，副教授，主要从事法理学、法史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D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5）03-275-02
“权力”是社会生活中并不陌生的一个概念，作为研究对象，它是政治学的核心概念，也是法学的基本概念。在中国古代典籍中，“权”的概念有两个基本含义：一是衡量审度。二是制约别人的能力。“权力”这一概念在中国的使用主要是近代以来的事情。
权力不是横空出世，他也有形成的过程，或者说有其自身的起源。人们不但对权力的概念有不同的认识，对权力如何形成也形成了许多理论。目前国内已有不少学者研究权力的形成或起源理论，如人类天性论、社会契约论、功能分化论、社会交换论、社会冲突论（阶级对立论）。当然最为我们熟悉和研究透彻的主要是社会契约论、阶级对立论、人类需求论。
一、目前有关权力生成的三种理论概述
（一）社会契约论
这是由近代西方的启蒙学者们在论述政府起源时提出来的一种模式。其基本要点是：在政府形成之前，人类处于原始的自然状态之中，并享有自然賦予的平等自由的自然权力；后来，人们通过订立“契约”和“协议”自愿放弃了部分人人平等享有的自然权力，并把它交给统治者，从而形成了权力。其代表人物有霍布斯、洛克和卢梭。
尽管社会契约论者对人类原始状态、如何达成契约组成社会等有不同见解，但是他们都承认，无论原始状态是好或是坏，都必须进入社会状态，即建立国家，把部分或全部权利转让给一小部分人，由他们进行管理。这小部分人就是统治者，统治者权力是由人们赋予的，而非生而就有的。人们组成政府，赋予其权力就是为了更好的实现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这些权利。如若政府没有做到，人们可以推翻政府，另立新政府。政府更不应该侵犯公民权利，因为天赋人权。当人们达成契约，组成社会之时，权力亦便形成。
（二）阶级对立论
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在《家庭私有制国家起源》一书中，恩格斯就持此种观点。恩格斯通过对古代雅典的考察，认为随着私有制的出现，贫富差距拉大，社会中就出现两大对立阶级：占有生产资料的一方和不占有生产资料的一方。两大对立阶级的矛盾不可调和，那么占有生产资料的一方就建立国家，通过国家机器占有并使用权力，尤其是使用暴力权力，镇压被统治阶级的反抗，来维护自己的地位。无产阶级通过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最终进入没有阶级和国家的共产主义社会。随着国家的消亡，政治权力将会消失，人们通过道德约束等非强制措施规范自己的行为。
阶级对立说有如下特点：第一，把权力的起源视为人类不同阶级之间争夺利益的斗争结果。第二，指出这种权力在本质上是和人民大众分离的公共权力，或者说“任何国家所具有的社会权力已经‘不再直接符合’武装的居民”。第三，认为对财富的贪欲把氏族成员分为富人和穷人，是一切统治和奴役的根源。
在阶级对立的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社会中，权力为统治阶级服务，被统治阶级几乎不能染指权力。
（三）人类需求论
有些研究者借鉴经济学中的需求理论，认为人与动物之间在“生而有需求”上是具有共同性的。当然，人与动物之间更多的还是区别。这些区别有些是情感上的，有些是理智上的。情感上的主要区别之一，在于人类的某些需求与动物的不同：动物的活动是受生存和繁殖的基本需要的驱使，一般不会超出这些需求所必需的范围，而人类需求的产生似乎是永无休止、漫无边际的。
人的行为受目的和动机支配，而人的动机都是建立在需求的基础上。当需求以兴趣、目的、愿望或是意向等形式指向一定的对象，并激起人的活动时，就构成了人活动的动机。在某种意义上，动机就是需求，是一种对象化了的需求。权力形成的基础也在于人的需求。
人需求的满足会呈现出一些不同的特点，一般情况下低级需求被满足后高级需求才会产生等。但人的需求有一共同之处，那就是每一种需求的满足都要依赖于特定的资源的提供。在现实生活的绝大多数情况下，用来满足需求的特定资源并不被需求者甲所掌握而是被怀有其他需求的个体乙所控制。如果此时需求者甲的需求又必须被满足，此时乙拥有对甲的权力。
换言之，权力本质上是一种依赖的函数，它是建立在需求者甲对资源掌握者乙的依赖关系之上的。这种依赖关系可能来自于物质或精神方面，也有可能来自于心理或社会方面。无论需求者甲和资源掌握者乙是否感受的了权力的存在，只要这种依赖关系在发挥作用，后者对前者就确确实实地存在着权力。需求者甲对资源掌握者乙的依赖性越强，后者对前者的权力就越大。
二、道德生成论
以上三者都是西方对权力形成的理论认识。那么中国有没有对权力形成理论的认识？回答是肯定的，但几乎都是清末以来的研究。目前还没有找到我国古代专门论述权力是如何形成的，从现有资料看，中国古人似乎不太关注权力，更多的只是关注权术。但是商周以来，权力的行使一直没有间断过，尤其是政治权力，所以我们可以从文献中推出中国古代的权力起源理论。本文把古代权力形成的认识概括称之为道德生成论。传统国人认为，“德”是国家政权建立的合法性基础，是政治思想的源头和核心，国家政权的掌握者则非圣人莫属。无论是儒家的仁政、德政，亦或是法家的法治，亦或是道家的无为而治，甚至是墨家“兼爱”、“尚同”等等，他们都认为治国者必须是圣人。孔子主张治国主要是靠君主的垂范作用，而不是权力的行使，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尽管古代君主拥有生杀予夺等大权，但这里的君主都必须是至少表面上被称为“圣人”的君主。否则就是独夫民贼，人人得而诛之，遑论大权在握。所以孟子云：“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梁惠王下》） 圣人治国是中国历代皇帝、文人士大夫以及百姓的祈求。何谓圣人？孔子说：“所谓圣者，德合于天地，变通无方，穷万事之终始，协庶品之自然，敷其大道而遂成情性；明并日月，化行若神，下民不知其德，睹者不识其邻。此谓圣人也。”（《孔子家语·五仪》）简单来说，圣人大意是指被大众认为具有特别美德和神圣的人。秦汉之后，圣人往往和当朝君主（圣上）同义，是对在世君主尊称，孔孟等只是在这之后被尊为圣人。中国最早的圣人可追溯至三皇五帝。
汉代韩婴说：“黄帝即位，施惠承天，一道修德，惟仁是行，宇内和平”。（《韩诗外传·卷八》）黄帝正妃为西陵氏，名嫘祖，她教人民养蚕缧丝。黄帝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均有巨大贡献，与炎帝一起被称为华夏人的鼻祖。尧性格仁慈，十分聪明，年轻有为，当上天下共主，也不因而骄横傲慢。他勤于政事，未敢休息。礼仪简单，生活俭朴。后传位于舜。舜孝感动天，又治水有功。舜传位于禹，禹治水有功，三过家门而不入。
对于商汤，《史记·夏本纪》中有这样说：“汤修德……汤乃践天子位，代夏朝天下。”商末年，纣王“残暴无道”，不行仁义，终被周武王所灭。武王伐纣，顺天应人。周公为政以德，广施仁义。从逻辑上讲，本来的推论是，只有圣人才可以做君主，某人是圣人，所以某人可以做君主。但從秦汉以后的历史来看，这个推论几乎是反向使用的，某人做君主，所以某人就是圣人。以至于后世帝王，无论是圣明、无能、残暴，都要被称为“圣上”。后世士大夫、百姓也都渴望明君圣主，培养圣主成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梦想，尽管几乎不能实现。
明末清初大儒黄宗羲亦是坚定的圣人治国论者：有生之初，人各自私，公利不兴，公害不出，有人出为天下兴利除害，此人便为人君。“故古之人君，量而不欲入者，许由、务光是也；入而又去之者，尧、舜是也；初不欲入而不得去者，禹是也。”周武王灭商，“是故武王圣人也”。（《明夷待访录·原君》）
由于圣人是道德至上、以天下为己任之人，所以社会理应由他们来治理。怎样治理，孔孟主张通过包括国君在内的上层人的垂范加上教化，使得上下都能自觉按照礼的要求来规范自己。法家主张赏罚并用，以罚为主。道家主张顺其自然，无为而治，以达到无为而无不为。但是治国，必须行使权力。儒家并不反对使用权力，他们讲德主刑辅。“独尊儒术”之后，包括帝王在内的教育均为圣贤教育，读圣贤书，践圣贤行，以德服人，无论是否真能做到。如果说要传统国人论述权力的形成，那他们就是道德生成论者。
三、结论
研究权力的形成有助于对权力本质的把握，以使得我们更好的在政治、法律制度中规范制约权力的运作，最大可能减少权力带来的危害。不同的权力形成理论支撑着不同的权力运作模式。社会契约论是分权制衡的理论基础，而道德生成论却会促成集权。权力的道德生成论不但不能有效限制权力，反而促成了集权。因为道德生成论的根本表现就是渴望圣君清官，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他们身上，由他们行使一切权力，忽略了对权力尤其是对最高权力的制约，或者说是传统国人是不敢想象限制最高权力的，所以是不会设想以及设计对君主的分权制衡的。从政治学或法学角度来说，掌握权力和道德高尚与否没有必然联系。把道德和权力绑在一起，人们对权力行使者会持非此即彼态度，即有德之人可以掌权，无德之人不能掌权，若无德之人掌权就推翻之，没有中间途径。而不是去设想和践行如何监督和制约权力。所以这种理论往往使得权力越发集中以至于形成极权。
被称为国父的孙中山先生，可以说都很难摆脱圣君集权的影响。孙中山曾起笔书写“天下为公”以表心迹，这其实是传统圣贤思想的体现。对于权力，他渴望集权，1911年12月26日，在商讨组织临时政府方案时，孙中山与坚持内阁制的宋教仁发生了激烈争执，他态度生硬地说：“内阁制乃平时不使元首当政治之冲，故以总理对国会负责，断非此非常时代所宜。吾人不能对于唯一置信推举之人，而复设防制之法度。余亦不肯徇诸人之意见，自居于神圣赘疣，以误革命之大计。”于是南京临时政府采取比美国总统还集权的总统制。孙中山自认为视天下为己任，为国人殚精竭虑，就需集权。而南北和谈之后，袁世凯继任总统之时，却采取内阁制，显然有袁乃小人，要分权制衡之意，当然此时并非孙一人有此观念。其后，当孙中山试图重新掌权时，仍然以革命为由进行集权。
200多年前孟德斯鸠就说过：“一切不受约束的权力必然腐败”。英国人阿克顿也说过：“大权在握的人几乎都是坏人”。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任何人都有可能被环境污染，一旦大权在握而不受限制，很容易滋生腐败。在权力面前，道德往往显得很无能。掌权者带来的恶往往大于平民，权力越大，所可能带来的恶果就越大。我们必须抛弃用道德作为最重要的标准衡量掌权者，分权制衡才是根本，不能让权力都集中在一个机构或组织之中。
参考文献：
[1]赵磊.论社会权力的起源.社会学研究.1991（4）.
[2]丘权政、杜春和，等.辛亥革命史料选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
关键词 权力 道德生成论 集权
作者简介：晋龙涛，黄河科技学院黄河法学研究所，副教授，主要从事法理学、法史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D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5）03-275-02
“权力”是社会生活中并不陌生的一个概念，作为研究对象，它是政治学的核心概念，也是法学的基本概念。在中国古代典籍中，“权”的概念有两个基本含义：一是衡量审度。二是制约别人的能力。“权力”这一概念在中国的使用主要是近代以来的事情。
权力不是横空出世，他也有形成的过程，或者说有其自身的起源。人们不但对权力的概念有不同的认识，对权力如何形成也形成了许多理论。目前国内已有不少学者研究权力的形成或起源理论，如人类天性论、社会契约论、功能分化论、社会交换论、社会冲突论（阶级对立论）。当然最为我们熟悉和研究透彻的主要是社会契约论、阶级对立论、人类需求论。
一、目前有关权力生成的三种理论概述
（一）社会契约论
这是由近代西方的启蒙学者们在论述政府起源时提出来的一种模式。其基本要点是：在政府形成之前，人类处于原始的自然状态之中，并享有自然賦予的平等自由的自然权力；后来，人们通过订立“契约”和“协议”自愿放弃了部分人人平等享有的自然权力，并把它交给统治者，从而形成了权力。其代表人物有霍布斯、洛克和卢梭。
尽管社会契约论者对人类原始状态、如何达成契约组成社会等有不同见解，但是他们都承认，无论原始状态是好或是坏，都必须进入社会状态，即建立国家，把部分或全部权利转让给一小部分人，由他们进行管理。这小部分人就是统治者，统治者权力是由人们赋予的，而非生而就有的。人们组成政府，赋予其权力就是为了更好的实现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这些权利。如若政府没有做到，人们可以推翻政府，另立新政府。政府更不应该侵犯公民权利，因为天赋人权。当人们达成契约，组成社会之时，权力亦便形成。
（二）阶级对立论
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在《家庭私有制国家起源》一书中，恩格斯就持此种观点。恩格斯通过对古代雅典的考察，认为随着私有制的出现，贫富差距拉大，社会中就出现两大对立阶级：占有生产资料的一方和不占有生产资料的一方。两大对立阶级的矛盾不可调和，那么占有生产资料的一方就建立国家，通过国家机器占有并使用权力，尤其是使用暴力权力，镇压被统治阶级的反抗，来维护自己的地位。无产阶级通过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最终进入没有阶级和国家的共产主义社会。随着国家的消亡，政治权力将会消失，人们通过道德约束等非强制措施规范自己的行为。
阶级对立说有如下特点：第一，把权力的起源视为人类不同阶级之间争夺利益的斗争结果。第二，指出这种权力在本质上是和人民大众分离的公共权力，或者说“任何国家所具有的社会权力已经‘不再直接符合’武装的居民”。第三，认为对财富的贪欲把氏族成员分为富人和穷人，是一切统治和奴役的根源。
在阶级对立的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社会中，权力为统治阶级服务，被统治阶级几乎不能染指权力。
（三）人类需求论
有些研究者借鉴经济学中的需求理论，认为人与动物之间在“生而有需求”上是具有共同性的。当然，人与动物之间更多的还是区别。这些区别有些是情感上的，有些是理智上的。情感上的主要区别之一，在于人类的某些需求与动物的不同：动物的活动是受生存和繁殖的基本需要的驱使，一般不会超出这些需求所必需的范围，而人类需求的产生似乎是永无休止、漫无边际的。
人的行为受目的和动机支配，而人的动机都是建立在需求的基础上。当需求以兴趣、目的、愿望或是意向等形式指向一定的对象，并激起人的活动时，就构成了人活动的动机。在某种意义上，动机就是需求，是一种对象化了的需求。权力形成的基础也在于人的需求。
人需求的满足会呈现出一些不同的特点，一般情况下低级需求被满足后高级需求才会产生等。但人的需求有一共同之处，那就是每一种需求的满足都要依赖于特定的资源的提供。在现实生活的绝大多数情况下，用来满足需求的特定资源并不被需求者甲所掌握而是被怀有其他需求的个体乙所控制。如果此时需求者甲的需求又必须被满足，此时乙拥有对甲的权力。
换言之，权力本质上是一种依赖的函数，它是建立在需求者甲对资源掌握者乙的依赖关系之上的。这种依赖关系可能来自于物质或精神方面，也有可能来自于心理或社会方面。无论需求者甲和资源掌握者乙是否感受的了权力的存在，只要这种依赖关系在发挥作用，后者对前者就确确实实地存在着权力。需求者甲对资源掌握者乙的依赖性越强，后者对前者的权力就越大。
二、道德生成论
以上三者都是西方对权力形成的理论认识。那么中国有没有对权力形成理论的认识？回答是肯定的，但几乎都是清末以来的研究。目前还没有找到我国古代专门论述权力是如何形成的，从现有资料看，中国古人似乎不太关注权力，更多的只是关注权术。但是商周以来，权力的行使一直没有间断过，尤其是政治权力，所以我们可以从文献中推出中国古代的权力起源理论。本文把古代权力形成的认识概括称之为道德生成论。传统国人认为，“德”是国家政权建立的合法性基础，是政治思想的源头和核心，国家政权的掌握者则非圣人莫属。无论是儒家的仁政、德政，亦或是法家的法治，亦或是道家的无为而治，甚至是墨家“兼爱”、“尚同”等等，他们都认为治国者必须是圣人。孔子主张治国主要是靠君主的垂范作用，而不是权力的行使，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尽管古代君主拥有生杀予夺等大权，但这里的君主都必须是至少表面上被称为“圣人”的君主。否则就是独夫民贼，人人得而诛之，遑论大权在握。所以孟子云：“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梁惠王下》） 圣人治国是中国历代皇帝、文人士大夫以及百姓的祈求。何谓圣人？孔子说：“所谓圣者，德合于天地，变通无方，穷万事之终始，协庶品之自然，敷其大道而遂成情性；明并日月，化行若神，下民不知其德，睹者不识其邻。此谓圣人也。”（《孔子家语·五仪》）简单来说，圣人大意是指被大众认为具有特别美德和神圣的人。秦汉之后，圣人往往和当朝君主（圣上）同义，是对在世君主尊称，孔孟等只是在这之后被尊为圣人。中国最早的圣人可追溯至三皇五帝。
汉代韩婴说：“黄帝即位，施惠承天，一道修德，惟仁是行，宇内和平”。（《韩诗外传·卷八》）黄帝正妃为西陵氏，名嫘祖，她教人民养蚕缧丝。黄帝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均有巨大贡献，与炎帝一起被称为华夏人的鼻祖。尧性格仁慈，十分聪明，年轻有为，当上天下共主，也不因而骄横傲慢。他勤于政事，未敢休息。礼仪简单，生活俭朴。后传位于舜。舜孝感动天，又治水有功。舜传位于禹，禹治水有功，三过家门而不入。
对于商汤，《史记·夏本纪》中有这样说：“汤修德……汤乃践天子位，代夏朝天下。”商末年，纣王“残暴无道”，不行仁义，终被周武王所灭。武王伐纣，顺天应人。周公为政以德，广施仁义。从逻辑上讲，本来的推论是，只有圣人才可以做君主，某人是圣人，所以某人可以做君主。但從秦汉以后的历史来看，这个推论几乎是反向使用的，某人做君主，所以某人就是圣人。以至于后世帝王，无论是圣明、无能、残暴，都要被称为“圣上”。后世士大夫、百姓也都渴望明君圣主，培养圣主成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梦想，尽管几乎不能实现。
明末清初大儒黄宗羲亦是坚定的圣人治国论者：有生之初，人各自私，公利不兴，公害不出，有人出为天下兴利除害，此人便为人君。“故古之人君，量而不欲入者，许由、务光是也；入而又去之者，尧、舜是也；初不欲入而不得去者，禹是也。”周武王灭商，“是故武王圣人也”。（《明夷待访录·原君》）
由于圣人是道德至上、以天下为己任之人，所以社会理应由他们来治理。怎样治理，孔孟主张通过包括国君在内的上层人的垂范加上教化，使得上下都能自觉按照礼的要求来规范自己。法家主张赏罚并用，以罚为主。道家主张顺其自然，无为而治，以达到无为而无不为。但是治国，必须行使权力。儒家并不反对使用权力，他们讲德主刑辅。“独尊儒术”之后，包括帝王在内的教育均为圣贤教育，读圣贤书，践圣贤行，以德服人，无论是否真能做到。如果说要传统国人论述权力的形成，那他们就是道德生成论者。
三、结论
研究权力的形成有助于对权力本质的把握，以使得我们更好的在政治、法律制度中规范制约权力的运作，最大可能减少权力带来的危害。不同的权力形成理论支撑着不同的权力运作模式。社会契约论是分权制衡的理论基础，而道德生成论却会促成集权。权力的道德生成论不但不能有效限制权力，反而促成了集权。因为道德生成论的根本表现就是渴望圣君清官，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他们身上，由他们行使一切权力，忽略了对权力尤其是对最高权力的制约，或者说是传统国人是不敢想象限制最高权力的，所以是不会设想以及设计对君主的分权制衡的。从政治学或法学角度来说，掌握权力和道德高尚与否没有必然联系。把道德和权力绑在一起，人们对权力行使者会持非此即彼态度，即有德之人可以掌权，无德之人不能掌权，若无德之人掌权就推翻之，没有中间途径。而不是去设想和践行如何监督和制约权力。所以这种理论往往使得权力越发集中以至于形成极权。
被称为国父的孙中山先生，可以说都很难摆脱圣君集权的影响。孙中山曾起笔书写“天下为公”以表心迹，这其实是传统圣贤思想的体现。对于权力，他渴望集权，1911年12月26日，在商讨组织临时政府方案时，孙中山与坚持内阁制的宋教仁发生了激烈争执，他态度生硬地说：“内阁制乃平时不使元首当政治之冲，故以总理对国会负责，断非此非常时代所宜。吾人不能对于唯一置信推举之人，而复设防制之法度。余亦不肯徇诸人之意见，自居于神圣赘疣，以误革命之大计。”于是南京临时政府采取比美国总统还集权的总统制。孙中山自认为视天下为己任，为国人殚精竭虑，就需集权。而南北和谈之后，袁世凯继任总统之时，却采取内阁制，显然有袁乃小人，要分权制衡之意，当然此时并非孙一人有此观念。其后，当孙中山试图重新掌权时，仍然以革命为由进行集权。
200多年前孟德斯鸠就说过：“一切不受约束的权力必然腐败”。英国人阿克顿也说过：“大权在握的人几乎都是坏人”。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任何人都有可能被环境污染，一旦大权在握而不受限制，很容易滋生腐败。在权力面前，道德往往显得很无能。掌权者带来的恶往往大于平民，权力越大，所可能带来的恶果就越大。我们必须抛弃用道德作为最重要的标准衡量掌权者，分权制衡才是根本，不能让权力都集中在一个机构或组织之中。
参考文献：
[1]赵磊.论社会权力的起源.社会学研究.1991（4）.
[2]丘权政、杜春和，等.辛亥革命史料选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