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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清代南方唱”又称“清代说唱词话”，曾主要流行于长江流域，承载了民间广阔的社会记忆。因其未受到上层知识分子的重视而长期被淹没在历史长河中，近年来随着学界对民间俗文学、说唱文学研究的不断深入，重新发现了这枚遗珠的光芒。《清代南方唱书研究》最近由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是第一部以清代说唱词话为研究对象的著作。该著作对清代说唱词话做了比较全面的挖掘和梳理，为学界了解清代以及宋元明时期的说唱词话面貌提供了比较充分的文献依据。
关键词：清代南方唱书 说唱词话 研究
兰州大学出版社最近出版了一部研究清代说唱文学的力作——《清代南方唱书研究》，这是“中国说唱词话文学史”体系中首部以清代说唱词话为研究对象的专著，也是对“明成化刊本说唱词话”研究取得重大突破的一部著作。其不仅是对“明成化刊本说唱词话”过往研究的总结，也为未来的研究探索开辟了新的路径。
这部著作全文30万字，卷首有“唱书”相关书影凡14幅。正文分为绪论、清代南方唱书和其他曲艺曲种的区别、清代南方唱书来源及其与“明成化刊本说唱词话”的关系、清代南方重点区域的唱书（包括湖北、湖南、云南、四川、贵州等地）、上海石印书局出版唱书、唱书文本正文句子结构类型、唱书的社会记忆理论阐释、唱书与戏剧关系、唱书呈现的民间信仰体系建构、结语凡14部分。
“清代南方唱书”也被称为“清代说唱词话”，这种曲艺表演和曲艺文学文本以一种不引人注目的方式默默留存于世，在乡野村落的说唱艺人间辈辈相传。虽无显名，但其在传播空间、传播人群、传播方式等方面却比南方弹词、鼓词、木鱼书、潮州歌册等曲艺形式更加广泛普及于中下层民众。对于清代学者尤其是中上层知识分子来说，视唱书曲艺及其文本为“下里巴人”，故唱书没有受到足够的注意和重视。近现代时期，这种情况依然如此。直到1967年上海嘉定郊区宣家墓葬出土了“明成化刊本说唱词话”，国内外学者才认识到中国古代历史上还有这样一种曲艺表演与曲艺文学文本形式存在。随即展开了对“明成化刊本说唱词话”的一系列研究，主要侧重于语言、版式、内容等方面的横向研究，而对其历史来源和后续传承的纵向探讨鲜有涉及。山西大学李雪梅博士、于红博士自2010年以来一直从事“唱书”资料搜集和阅读整理研究，她们针对“明成化刊本说唱词话”的来源——“唐宋元说唱词话”以及之后的“清代说唱词话”“民国说唱词话”“新中国时期说唱词话”展开了全方位深入细致的研究。这些工作，为“中国说唱词话文学史”研究工作的开展奠定了前期基础，也为“明成化刊本说唱词话”在国内外的研究打开了一个新的领域。
“清代南方唱书”的概念，是在这本著作中首次提出的。其由“清代”“南方”“唱书”三个关键词构成：“清代”指顺治元年（1644）始至宣统三年（1911）止这段历史时期；创作和刊行传播的地理空间范围为“南方”，具体指沿长江流域的云南、贵州、四川、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浙江、江苏、上海以及广西等省、自治区；“唱书”是指一种以说唱为主的曲艺表演形式及其所使用文本的总称。“清代唱书”也称为“清代说唱词话”，经过字词、语句以及整体结构的比较，其属于“明成化刊本说唱词话”的传承与后继者。
“唱书”因时间、地域和功能的不同，名称多样。根据地域的不同，唱书的名称往往也不一样。如云南的保山唱书、腾冲唱书、昭通唱书、威信唱书、者海唱书、大关唱书、镇雄唱书、蒙自唱书、曲靖唱书；上海的落地唱书；浙江的天台唱书；甘肃的康县唱书；贵州的遵义唱书、正安唱书、平坝唱书、凤岗唱书、盘县唱书、安顺唱书；四川的成都唱书、眉山唱书、叙州（宜宾）唱书；湖北的武昌唱书、宜昌唱书、荆州唱书、监利唱书、江陵唱书、黄梅唱书、利川唱书、麻城唱书、嘉鱼唱书、竹溪唱书、咸宁唱书、罗田唱书、沙市唱书、崇阳唱书、汉川唱书、蒲圻唱书、长阳唱书、丹江口唱书、蕲春唱书；湖南的长沙唱书；江西的新建唱书；广西的桂林唱书、兴县唱书、贺县唱书；安徽的贵池唱书等。根据作用不同，唱书有许多不同的别称，如安顺唱书又称为“安顺地戏”，贵池唱书又称为“池州傩戏”，新建唱书又称为“新建夜歌”，广西兴县唱书又称为“兴县孝歌”等。
扎根在民间的唱书，从创作到表演都是质朴鲜活的，其取材于民间，故事结构简单，充满民间淳朴的价值取向；其以说白相结合的历史曲艺文本为主，夹杂着丰富的口语化俚俗方言，直白贴切；唱书结构形式也大都遵循古旧唱本体制，变动不大，甚至在开头和结尾部分有着相对固定的套语。例如开头往往有“自从盘古分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或“太祖太宗真宗帝，真宗三帝改咸平”等套句；末尾也一般会有“编成一本某某传，流传后世与人闻”、“今唱此书当了毕，将来呈上众人（贵人）听”等套句。演唱方式还是遵循古制，农闲或年节期间，唱书人拿着本子照本说唱，众人在旁边围坐倾听，尤其是年节时期，众人围着火盆听唱书。这种代代传承的艺人唱说故事、乡民围坐听赏唱书的集体社会记忆，仍鲜活地在民间呈现着。如昭通唱书：“一人讲唱，以唱为主，不用乐器伴奏，唱书人都是业余爱好，不以唱书为职业，只要有一定文化，可以读通唱书又会唱唱腔的都可以演唱，应邀的唱书者也不收报酬，按传统习惯邀请者要备菜略微招待，听众围着大炕席地而坐。”a再如：“清末民国初期，劳苦的宜昌市民于春花秋月之夜，或夏日夜晚，一盏煤油灯下，十多人围拢来，请一位识字的妇女或读过书的孩子诵唱唱书本子，大家既听了故事，又欣赏了动听的歌声，愉快地度过两三个小时，也可以说是苦中之乐，能暂忘烦忧。”b
在文本方面，唱书由五字句、七字句、十字句等“齐言体”字句唱词与说白相互结合组成，有纯唱詞文本、唱词与说白兼具的文本两类。唱书题材来源分为两类：第一大块系说唱艺人、创作者将发生在清代民众身边的重大事情、事件，按“齐言体”韵文格式（或加入说白部分），组合编撰成唱词。这一部分“唱书”内容本身自称之为“新文”，其文本也成为变相刻录当时社会事件的“社会记忆”载体，书中结合具体的唱书作品，结合社会记忆理论，做了相应的阐释。第二大块系说唱艺人、创作者将历史人物或事件、各地民间传说、戏曲小说经过改编而成，也对后期的戏曲作品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当然这两块内容也有继承前代遗留下来的说唱词话，稍微改编或不改编直接在清代重刊、再版、传抄。这部分“唱书”中，如果仔细阅读考证，能找到许多宋元明时期遗留作品的“遗迹”，这为研究和寻找“唱书”的传承脉络提供了珍贵的近似于原始的资料文献。 关于“清代南方唱书”的题材内容，书中提到姚逸之先生在《湖南唱本提要》的分类，分别为婚姻爱情、嫌贫爱富、遗产争斗、妯娌纠纷、妻妾争宠、虐待子女、恃强凌弱、箴规信仰、神仙鬼怪、盗抢劫杀、贪官污吏、民众起事、史传新编凡十三类，这十三类又可归结为家庭问题、社会问题、鬼神信仰、史传新编四大部分。这些“唱书”在普通民众中都属于广泛传播、耳濡目染之作。如湖北荆州地区说唱艺人在说唱《罗成全集》之前，经常加的一段开场白，这段开场白是这样唱的：
天干好唱“卖水记”，下雨好唱“孟日红”。劈开竹儿唱“伯喈”，打散头发唱“苏秦”。三死三活“何文秀”，九死一生“柳孝文”。文官只有“包文拯”，武官好个“柳总兵”。受苦还让“张木匠”，风流惟有“玉堂春”。呼天霸王“杨宗保”，大破天门“穆桂英”。八岁逃难“曹文榜”，“刘家花园”躲难身。奸臣“芦杞”如虎豹，忠良还让“郑子明”。杀人放火“焦光赞”，偷营劫寨是“孟良”。“买臣”当日担柴卖，“蒙正”曾住破窑中。“桃园结义”“关夫子”，无义奴才是“江雄”。“董永”卖身曾葬父，“天差仙女”结为婚。嫌贫爱富“王学士”，冤害“韩家瑞龙”身。九占花魁“李香保”，只为“龙袍”起祸根。大闹东京“张四姐”，吵乱江山不太平。一笔描成“清水画”，“玉皇”谪贬下凡尘。可恨“黄登”无道理，冤害外甥“马再兴”。“潘葛”将妻替皇后，万古千秋永传名。唐朝忠臣“罗成”将，屈死明关“大显魂”。无道岳父“黄宰相”，屈死女婿“颜贵”身……昔日有个“卖花女”，“曹家国丈”逼为婚。此女不成他打死，多亏“包爷”断分明。东京进宝是“赵氏”，当日只说往迎亲。只因撞着“曹国舅”，将他害死见阎君。后来也得“包文拯”，断他还阳把冤伸。c
这段开场白里涉及的“唱书”名称就有六十多部。这仅仅是一个艺人所熟悉的篇目，毕竟有限，如果就此推算，唱书篇目、版本应为数不少。
根据表演方式、文本内容、地域空间的不同，“清代南方唱书”的功能作用也不尽相同。出现在民间生日做寿、年节庆贺等场合的“唱书”用以娱乐消遣，其中讲述的历史故事、人物传记以及传达出的“忠义”“贤孝”“忠贞”“节烈”等精神文化也有“普及教育”“普及知识”“普及思想”的作用；“唱书”在丧事中也有出现，俗称为“说唱夜歌”“说唱孝歌”，通常用来追思逝者、抚慰生者。顾颉刚先生曾经这样谈到“唱书”，他认为唱书为底层知识分子所作，他们尽量把自己的知识写在唱书里，他们会保存祖先口传下来的故事，清楚地认识下级社会的生活而表现他们的意欲要求，他们会略具戏剧的雏形而使戏剧作家有取资的方便。d“唱书”结尾常常出现的一段口头禅就是：“湛湛青天不可欺，未尝举意早先知。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e这四句韵文暗含的思想，无论对于创作、表演、阅读的人，还是听唱、保存、抄写的人都是一种人生告诫。正是这种通俗直白却大道归真的俗理，使得清代广大底层民众能够克服人生路途与社会生活中的重重困难而代代不息地“面对未来，自我抚慰”，并且充满勇气地生活下去。
从上面种种分析可以推断，说唱词话是中国古代叙事文学文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了解和把握中国古代叙事文学文体的构成和發展走向非常重要。到目前为止，与说唱词话相关的研究成果较少，这部著作的出版则具有重要的创新价值，值得肯定。该著作对于清代说唱词话做了比较全面的挖掘和梳理，为学界了解清代以及宋元明时期的说唱词话面貌提供了比较充分的文献依据，其成绩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该著作挖掘搜集了大量清代时期说唱词话的原始文献，并将其按年代和地域做出系统的梳理，这项工作为“中国古代说唱词话史”的研究奠定了非常重要的文献基础。第二，该著作对挖掘搜集的各种说唱词话文本进行了细致的阅读，并在此基础上做出具体的描述，这些描述为后人节省翻检之劳，也成为说唱词话研究的重要基础性工作。第三，该著作通过对《明成化刊本说唱词话》中原刻本的搜集查找，发现其中部分篇目后来曾以各种形式翻印出版，从而为《明成化刊本说唱词话》的传播发展找到比较可靠的考证材料依据。
正如作者在《后记》中提到的：“这些广泛流传在中国古代南方长江流域的民间唱书，犹如百年前一粒粒发着温润光泽的珍珠，不仅留存着昔日美好的‘社会记忆’：传达着大众心底的声音，书写着他们的生活，记录着他们的喜怒哀乐；也必将给后人的消闲娱乐生活带来更加甜美的灿烂辉煌。”f希望通过这本书的研究，可以让我们开拓更为广阔的民间唱书研究领域，更加精准细致地推进唱本地域流传、版本流变、内容演变等各方面更为深入的研究。
a 黄林：《〈昭通唱书〉调查纪实》，云南省群众艺术馆1983年版，第27页。
b 政协宜昌文史委：《宜昌文史资料》（第五辑），政协宜昌文史委内部印刷1986年版，第141页。
c 佚名：《罗成全集》，收集于湖北荆州市沙市区津西路荆沙村，1980年铅印本，第1页。
d 姚逸之：《湖南唱本提要》，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1929年印，第1页。
e 朱一玄：《明成化说唱词话丛刊》，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57页。
f 于红：《清代南方唱书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234页。
参考文献：
[1] 黄林.《昭通唱书》调查纪实[M].昆明：云南省群众艺术馆，1983.
[2] 政协宜昌文史委.宜昌文史资料（第五辑）[M].宜昌：政协宜昌文史委内部印刷，1986.
[3] 朱一玄.明成化说唱词话丛刊[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
[4] 姚逸之.湖南唱本提要[M].广州：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1929.
[5] 于红.清代南方唱书研究[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20.
[6] 佚名.罗成全集[M].民间铅印本，1980.
作 者： 吴楠，太原师范学院文学院2018级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编 辑：曹晓花 E-mail：erbantou2008@163.com
关键词：清代南方唱书 说唱词话 研究
兰州大学出版社最近出版了一部研究清代说唱文学的力作——《清代南方唱书研究》，这是“中国说唱词话文学史”体系中首部以清代说唱词话为研究对象的专著，也是对“明成化刊本说唱词话”研究取得重大突破的一部著作。其不仅是对“明成化刊本说唱词话”过往研究的总结，也为未来的研究探索开辟了新的路径。
这部著作全文30万字，卷首有“唱书”相关书影凡14幅。正文分为绪论、清代南方唱书和其他曲艺曲种的区别、清代南方唱书来源及其与“明成化刊本说唱词话”的关系、清代南方重点区域的唱书（包括湖北、湖南、云南、四川、贵州等地）、上海石印书局出版唱书、唱书文本正文句子结构类型、唱书的社会记忆理论阐释、唱书与戏剧关系、唱书呈现的民间信仰体系建构、结语凡14部分。
“清代南方唱书”也被称为“清代说唱词话”，这种曲艺表演和曲艺文学文本以一种不引人注目的方式默默留存于世，在乡野村落的说唱艺人间辈辈相传。虽无显名，但其在传播空间、传播人群、传播方式等方面却比南方弹词、鼓词、木鱼书、潮州歌册等曲艺形式更加广泛普及于中下层民众。对于清代学者尤其是中上层知识分子来说，视唱书曲艺及其文本为“下里巴人”，故唱书没有受到足够的注意和重视。近现代时期，这种情况依然如此。直到1967年上海嘉定郊区宣家墓葬出土了“明成化刊本说唱词话”，国内外学者才认识到中国古代历史上还有这样一种曲艺表演与曲艺文学文本形式存在。随即展开了对“明成化刊本说唱词话”的一系列研究，主要侧重于语言、版式、内容等方面的横向研究，而对其历史来源和后续传承的纵向探讨鲜有涉及。山西大学李雪梅博士、于红博士自2010年以来一直从事“唱书”资料搜集和阅读整理研究，她们针对“明成化刊本说唱词话”的来源——“唐宋元说唱词话”以及之后的“清代说唱词话”“民国说唱词话”“新中国时期说唱词话”展开了全方位深入细致的研究。这些工作，为“中国说唱词话文学史”研究工作的开展奠定了前期基础，也为“明成化刊本说唱词话”在国内外的研究打开了一个新的领域。
“清代南方唱书”的概念，是在这本著作中首次提出的。其由“清代”“南方”“唱书”三个关键词构成：“清代”指顺治元年（1644）始至宣统三年（1911）止这段历史时期；创作和刊行传播的地理空间范围为“南方”，具体指沿长江流域的云南、贵州、四川、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浙江、江苏、上海以及广西等省、自治区；“唱书”是指一种以说唱为主的曲艺表演形式及其所使用文本的总称。“清代唱书”也称为“清代说唱词话”，经过字词、语句以及整体结构的比较，其属于“明成化刊本说唱词话”的传承与后继者。
“唱书”因时间、地域和功能的不同，名称多样。根据地域的不同，唱书的名称往往也不一样。如云南的保山唱书、腾冲唱书、昭通唱书、威信唱书、者海唱书、大关唱书、镇雄唱书、蒙自唱书、曲靖唱书；上海的落地唱书；浙江的天台唱书；甘肃的康县唱书；贵州的遵义唱书、正安唱书、平坝唱书、凤岗唱书、盘县唱书、安顺唱书；四川的成都唱书、眉山唱书、叙州（宜宾）唱书；湖北的武昌唱书、宜昌唱书、荆州唱书、监利唱书、江陵唱书、黄梅唱书、利川唱书、麻城唱书、嘉鱼唱书、竹溪唱书、咸宁唱书、罗田唱书、沙市唱书、崇阳唱书、汉川唱书、蒲圻唱书、长阳唱书、丹江口唱书、蕲春唱书；湖南的长沙唱书；江西的新建唱书；广西的桂林唱书、兴县唱书、贺县唱书；安徽的贵池唱书等。根据作用不同，唱书有许多不同的别称，如安顺唱书又称为“安顺地戏”，贵池唱书又称为“池州傩戏”，新建唱书又称为“新建夜歌”，广西兴县唱书又称为“兴县孝歌”等。
扎根在民间的唱书，从创作到表演都是质朴鲜活的，其取材于民间，故事结构简单，充满民间淳朴的价值取向；其以说白相结合的历史曲艺文本为主，夹杂着丰富的口语化俚俗方言，直白贴切；唱书结构形式也大都遵循古旧唱本体制，变动不大，甚至在开头和结尾部分有着相对固定的套语。例如开头往往有“自从盘古分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或“太祖太宗真宗帝，真宗三帝改咸平”等套句；末尾也一般会有“编成一本某某传，流传后世与人闻”、“今唱此书当了毕，将来呈上众人（贵人）听”等套句。演唱方式还是遵循古制，农闲或年节期间，唱书人拿着本子照本说唱，众人在旁边围坐倾听，尤其是年节时期，众人围着火盆听唱书。这种代代传承的艺人唱说故事、乡民围坐听赏唱书的集体社会记忆，仍鲜活地在民间呈现着。如昭通唱书：“一人讲唱，以唱为主，不用乐器伴奏，唱书人都是业余爱好，不以唱书为职业，只要有一定文化，可以读通唱书又会唱唱腔的都可以演唱，应邀的唱书者也不收报酬，按传统习惯邀请者要备菜略微招待，听众围着大炕席地而坐。”a再如：“清末民国初期，劳苦的宜昌市民于春花秋月之夜，或夏日夜晚，一盏煤油灯下，十多人围拢来，请一位识字的妇女或读过书的孩子诵唱唱书本子，大家既听了故事，又欣赏了动听的歌声，愉快地度过两三个小时，也可以说是苦中之乐，能暂忘烦忧。”b
在文本方面，唱书由五字句、七字句、十字句等“齐言体”字句唱词与说白相互结合组成，有纯唱詞文本、唱词与说白兼具的文本两类。唱书题材来源分为两类：第一大块系说唱艺人、创作者将发生在清代民众身边的重大事情、事件，按“齐言体”韵文格式（或加入说白部分），组合编撰成唱词。这一部分“唱书”内容本身自称之为“新文”，其文本也成为变相刻录当时社会事件的“社会记忆”载体，书中结合具体的唱书作品，结合社会记忆理论，做了相应的阐释。第二大块系说唱艺人、创作者将历史人物或事件、各地民间传说、戏曲小说经过改编而成，也对后期的戏曲作品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当然这两块内容也有继承前代遗留下来的说唱词话，稍微改编或不改编直接在清代重刊、再版、传抄。这部分“唱书”中，如果仔细阅读考证，能找到许多宋元明时期遗留作品的“遗迹”，这为研究和寻找“唱书”的传承脉络提供了珍贵的近似于原始的资料文献。 关于“清代南方唱书”的题材内容，书中提到姚逸之先生在《湖南唱本提要》的分类，分别为婚姻爱情、嫌贫爱富、遗产争斗、妯娌纠纷、妻妾争宠、虐待子女、恃强凌弱、箴规信仰、神仙鬼怪、盗抢劫杀、贪官污吏、民众起事、史传新编凡十三类，这十三类又可归结为家庭问题、社会问题、鬼神信仰、史传新编四大部分。这些“唱书”在普通民众中都属于广泛传播、耳濡目染之作。如湖北荆州地区说唱艺人在说唱《罗成全集》之前，经常加的一段开场白，这段开场白是这样唱的：
天干好唱“卖水记”，下雨好唱“孟日红”。劈开竹儿唱“伯喈”，打散头发唱“苏秦”。三死三活“何文秀”，九死一生“柳孝文”。文官只有“包文拯”，武官好个“柳总兵”。受苦还让“张木匠”，风流惟有“玉堂春”。呼天霸王“杨宗保”，大破天门“穆桂英”。八岁逃难“曹文榜”，“刘家花园”躲难身。奸臣“芦杞”如虎豹，忠良还让“郑子明”。杀人放火“焦光赞”，偷营劫寨是“孟良”。“买臣”当日担柴卖，“蒙正”曾住破窑中。“桃园结义”“关夫子”，无义奴才是“江雄”。“董永”卖身曾葬父，“天差仙女”结为婚。嫌贫爱富“王学士”，冤害“韩家瑞龙”身。九占花魁“李香保”，只为“龙袍”起祸根。大闹东京“张四姐”，吵乱江山不太平。一笔描成“清水画”，“玉皇”谪贬下凡尘。可恨“黄登”无道理，冤害外甥“马再兴”。“潘葛”将妻替皇后，万古千秋永传名。唐朝忠臣“罗成”将，屈死明关“大显魂”。无道岳父“黄宰相”，屈死女婿“颜贵”身……昔日有个“卖花女”，“曹家国丈”逼为婚。此女不成他打死，多亏“包爷”断分明。东京进宝是“赵氏”，当日只说往迎亲。只因撞着“曹国舅”，将他害死见阎君。后来也得“包文拯”，断他还阳把冤伸。c
这段开场白里涉及的“唱书”名称就有六十多部。这仅仅是一个艺人所熟悉的篇目，毕竟有限，如果就此推算，唱书篇目、版本应为数不少。
根据表演方式、文本内容、地域空间的不同，“清代南方唱书”的功能作用也不尽相同。出现在民间生日做寿、年节庆贺等场合的“唱书”用以娱乐消遣，其中讲述的历史故事、人物传记以及传达出的“忠义”“贤孝”“忠贞”“节烈”等精神文化也有“普及教育”“普及知识”“普及思想”的作用；“唱书”在丧事中也有出现，俗称为“说唱夜歌”“说唱孝歌”，通常用来追思逝者、抚慰生者。顾颉刚先生曾经这样谈到“唱书”，他认为唱书为底层知识分子所作，他们尽量把自己的知识写在唱书里，他们会保存祖先口传下来的故事，清楚地认识下级社会的生活而表现他们的意欲要求，他们会略具戏剧的雏形而使戏剧作家有取资的方便。d“唱书”结尾常常出现的一段口头禅就是：“湛湛青天不可欺，未尝举意早先知。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e这四句韵文暗含的思想，无论对于创作、表演、阅读的人，还是听唱、保存、抄写的人都是一种人生告诫。正是这种通俗直白却大道归真的俗理，使得清代广大底层民众能够克服人生路途与社会生活中的重重困难而代代不息地“面对未来，自我抚慰”，并且充满勇气地生活下去。
从上面种种分析可以推断，说唱词话是中国古代叙事文学文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了解和把握中国古代叙事文学文体的构成和發展走向非常重要。到目前为止，与说唱词话相关的研究成果较少，这部著作的出版则具有重要的创新价值，值得肯定。该著作对于清代说唱词话做了比较全面的挖掘和梳理，为学界了解清代以及宋元明时期的说唱词话面貌提供了比较充分的文献依据，其成绩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该著作挖掘搜集了大量清代时期说唱词话的原始文献，并将其按年代和地域做出系统的梳理，这项工作为“中国古代说唱词话史”的研究奠定了非常重要的文献基础。第二，该著作对挖掘搜集的各种说唱词话文本进行了细致的阅读，并在此基础上做出具体的描述，这些描述为后人节省翻检之劳，也成为说唱词话研究的重要基础性工作。第三，该著作通过对《明成化刊本说唱词话》中原刻本的搜集查找，发现其中部分篇目后来曾以各种形式翻印出版，从而为《明成化刊本说唱词话》的传播发展找到比较可靠的考证材料依据。
正如作者在《后记》中提到的：“这些广泛流传在中国古代南方长江流域的民间唱书，犹如百年前一粒粒发着温润光泽的珍珠，不仅留存着昔日美好的‘社会记忆’：传达着大众心底的声音，书写着他们的生活，记录着他们的喜怒哀乐；也必将给后人的消闲娱乐生活带来更加甜美的灿烂辉煌。”f希望通过这本书的研究，可以让我们开拓更为广阔的民间唱书研究领域，更加精准细致地推进唱本地域流传、版本流变、内容演变等各方面更为深入的研究。
a 黄林：《〈昭通唱书〉调查纪实》，云南省群众艺术馆1983年版，第27页。
b 政协宜昌文史委：《宜昌文史资料》（第五辑），政协宜昌文史委内部印刷1986年版，第141页。
c 佚名：《罗成全集》，收集于湖北荆州市沙市区津西路荆沙村，1980年铅印本，第1页。
d 姚逸之：《湖南唱本提要》，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1929年印，第1页。
e 朱一玄：《明成化说唱词话丛刊》，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57页。
f 于红：《清代南方唱书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234页。
参考文献：
[1] 黄林.《昭通唱书》调查纪实[M].昆明：云南省群众艺术馆，1983.
[2] 政协宜昌文史委.宜昌文史资料（第五辑）[M].宜昌：政协宜昌文史委内部印刷，1986.
[3] 朱一玄.明成化说唱词话丛刊[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
[4] 姚逸之.湖南唱本提要[M].广州：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1929.
[5] 于红.清代南方唱书研究[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20.
[6] 佚名.罗成全集[M].民间铅印本，1980.
作 者： 吴楠，太原师范学院文学院2018级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编 辑：曹晓花 E-mail：erbantou2008@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