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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初，英国《泰晤士报》驻华记者莫理循，从北京乘车前往河南，在那里骑马，带着两辆骡车，开始了他的中国西北之行，行程174天，6051公里。沿线的旅途见闻已被译成多国文字在欧洲多种报刊上发表。途中他拍摄了大量照片，精选的658张图片保存在他的祖国澳大利亚米歇尔图书馆。现在时间过去了100多年，我们可以从100多年前的老照片中，追尋一些新疆的史实。
1910年4月3日，莫理循到达甘肃新疆交界归哈密厅管辖的猩猩峡，今写作星星峡，拍摄了星星峡西关帝庙和两名看庙的老道士。两人看上去衣衫破烂、潦倒木讷，却有一段鲜为人知的秘密。一年之后的1911年初，天津爱国绅士温世霖因救国请愿被流放新疆，途中著有6万字的《昆仑旅行日记》，记载行至星星峡，有一老道守护关帝庙，将33厘米高的结晶石称为天降陨星，藉以敛钱。谓过客如不虔诚祈祷，必遇大风阻路。人多信之，车夫尤其迷信，竭力要温世霖焚香祷告免灾。温世霖斥老道妖言惑众，命仆人付十金，将石抬置车上，带往新疆。老道惶急哀求，谓无石即无香火，生计绝矣。承认石出后山，知者少，而得以骗人。他告诫老道勿再以妄语欺人。
4月16日，在七棵井子的南北岔口看到小南路碑，碑文为：“右至小南路，左至梧桐窝。署理镇西直隶抚民厅尋选立。”查民国年间关于巴里坤(旧称镇西)的《镇西县志》，尋选在光绪年间，1903年至1904年，代理镇西直隶厅同知。路碑应立于尋选任期内，后因字迹不清，被人描摹。这条看似很不起眼的小南路，清代却屡次封闭。“谕内阁(伊犁将军)长龄奏，请饬禁哈密小南路，以重巡防一折。新疆地方经由道路，俱设有墩台营汛，稽查往来行旅，且沿途更换路照，定制綦严，此小南路系后来踹出僻径，其间三百余里并无台汛，屡经封闭，若复任听行走，不特奸商私贩致多偷越，即逃匪潜行亦无从盘诘，著将由哈密至奇台之小南路永远封闭。如再有商民私由此路行走者，查获照律治罪，再有新疆大臣奏请复开，或私令商民行走者，亦治以违旨之重罪，决不姑恕。”但因走北路过巴里坤需翻越天山达坂，雪大路险；走南路过吐鲁番需经十三间房，风大难行，所以在此前后，屡禁不止。如嘉庆初年流放伊犁的翰林院编修洪亮吉获释东归、道光年间的两广总督林则徐赴戍伊犁，走的都是小南路。嘉庆帝永远封闭的禁令最终还是无效。光绪年间，代理镇西直隶厅同知尋选为小南路立碑指示，即是明证。
4月24日到5月4日，莫理循在乌鲁木齐参观访问，拜见当地官员及一些著名的流放者，为他们拍照，并在报道中介绍他们。官员主要是王树枏等人，莫理循记述：“新疆现任巡抚联魁是满人，有威望，已在全省推行了禁烟工作。巡抚的工作得到了另外两位高官的支持，他们是布政使王树枏和按察使荣霈。布政使王树枏是直隶(今河北)人，是一位知识渊博的学者，正在主编一部关于新疆的大辞典，即《新疆图志》。按察使荣霈也是满人，同样提倡进步，希望年内在新疆的主要线路建立起邮政服务机构。”
流放者中最重要的人物是清朝宗室原辅国公载澜，莫理循说：“由于载澜支持义和团叛乱，根据《辛丑条约》，他被流放新疆，在这儿已有10年。现在已不那么排外了。受到当地官员极大的尊重，过着豪奢的生活，喜爱运动、枪支和马匹，在附近有乡间别墅。他最大的爱好是摄影，将自己拍摄的乌鲁木齐红山嘴、西大桥、天山博格达峰及东岳庙等照片送给我。载澜已55岁，希望在有生之年返回北京。”而莫理循从载澜府附近向西北拍摄的图片，远处正中为红山塔，则证实了关于载澜当年住在新东门内江浙会馆，今高法宾馆附近的说法。
还有一张为当地官员在载澜府上的合影，应为水磨沟。匾额上两个大字是笑涛，但后来却被误传为萧曹。今乌鲁木齐水磨沟公园内就有萧曹亭，碑文如下：
修建于公元1901年(清光绪27年)，当时清庭贵族，封端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载漪，及“镇国公”载澜兄弟俩人，因八国联军入京，签定“辛丑条约”被控为罪魁祸首。被慈禧太后流放到乌鲁木齐负罪，游水磨沟风景区后，见此景色十分秀丽，便每年从新疆国库拿出数万两白银修建“澜公园”，并在此修建一座秀丽长亭，命名为“萧曹亭”，假借萧何和曹参效忠汉高祖刘邦的故事，来抒发自己对慈禧太后垂帘听政的不满情绪。
原亭由于历史原因被毁，后于i984年重建。此碑文错误实在太多，载澜为了使其侄取代光绪帝，伙同其兄载漪讨好慈禧，因遭到外国列强反对，遂利用义和团打洋人。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提出惩办罪魁祸首，慈禧才不得不将他兄弟革去爵职，永远流放新疆。但载漪并未到新疆，而是去了内蒙古阿拉善旗，投奔妻兄罗王。流放乌鲁木齐的只有载澜一人。不是载澜从国库拿银两，而是地方官员讨好载澜。萧曹亭未见记载，载澜也没有对慈禧太后垂帘听政不满。
莫理循还记载：“乌鲁木齐还有一位是北京的报纸主编彭翼仲，所有中国的记者中，他最放言无忌，言辞犀利，以煽动叛乱言论被流放这里，在新疆财政副监理官梁玉书家中担任家庭教师。”
在红山南侧湖南人宗祠后的菜园，莫理循拍摄了张荫桓行刑处。张荫桓曾出任驻美国大使，为总理衙门大臣，被认为是清朝最出色的广东人。他1897年代表中国参加英国女王即位60周年纪念活动，被授予十字勋章。他因支持维新变法，在戊戌政变后被流放新疆，在此居住。1900年7月，正当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时，慈禧太后下令处死他。刑场很快就在他家门前摆好，他在午后被一个铁匠斩首。两年后，在美英驻华公使的交涉下，清廷同意恢复其生前的一切荣誉。
莫理循还拍摄了乌鲁木齐东城墙、南关文昌阁、俄国领事馆对面的俄国商行、万寿宫、四川会馆、新疆巡抚衙门等，其中有乌鲁木齐最繁华的商业街大十字，照片横幅上显示的商号就有津商八大家的德恒泰、聚兴永、升聚永、永裕德等，推销的大都是苏杭绸缎、京广洋货。但在3个月后的8月10日，就发生了商业街上的王高升放火案。
当年左宗棠西征时，天津商人肩挑背褡子，“赶大营”随军进疆，发财成为坐商。乌鲁木齐商户中，津商就占一半。新疆布政使王树枏为直隶新城人、提学使杜彤为天津杨柳青人，都引以为荣。天津人轻视陕甘人，引起陕甘人的恶感，曾多次发生械斗。直隶人田熙年因王树枏的关系，被委任马队第一营试署管带。他克扣军饷，与兵丁结怨，队官聚众上控被革职，陕西籍护兵蒋兴奎因言语顶撞被革退。行刺田未遂，拿送监狱，不久获释。田出营门遇蒋，怀疑又是行刺，命从蒋身上搜出兵器，当即棒杀。陕甘人闻讯激愤，游勇陕西人王高升为哥老会首领，率众结队赴各官署告状，却无人受理。于是砸开牢门，放出犯人，沿街专烧津商铺户。巡抚联魁顿足痛哭，束手无策，而藩臬各大员皆闭门自守，官兵亦作壁上观。一些人趁火打劫。翌晨，军警出动，搜捕放火者十余人，予以枪决。王高升在事变当夜被击毙，田熙年也以肇事被正法，以平民愤。一夜大火，使170家商户被烧，尤以津商损失最重，照片中的商号，都在烈火中化为灰烬。而新疆当局则密不奏报，严查邮电，以防透露消息。
彭翼仲目睹此种情形，激于义愤，恳请梁玉书，以密码电报密呈度支部尚书载泽，政府始得知其概。电新查问，联魁不得已密派心腹疏通津商，赔偿损失14万两，而以传闻失实四字蒙蔽政府。联魁与王树枏互相弹劾(先后被调离)，由此暴露出新疆官场的腐败，并不像莫理循表面看来所称道的那样。
5月底，莫理循在伊犁参观访问。他记述：“绥定新城，即今霍城县新惠远，是伊犁将军的驻地，设计得很好，有宽阔的街道和明显的买卖生意，建了一所新式武备学堂和一支新建陆军的训练场。”
莫理循在伊犁见到了67岁的伊犁将军广福，步履蹒跚，既不会读写，对军事也一窍不通，在任上没有视察过边境，认为就是这样一个受俄国人嘲笑的军人，才使他的国家受到轻视。莫理循没想到，时过一年半后，清朝在伊犁的统治就被来自湖北的新军推翻。他指出伊犁的边防毫无抵御能力，除非中国修建铁路，否则肯定还会被占领。伊犁铁路在百年之后2010年得以开通。
6月初，莫理循由伊犁翻越天山木扎提山口，经阿克苏到喀什噶尔，他感受最深的是，中国任命的坚守这一偏远地区的官员，其人选是一个错误的选择。最大的文官道台(即袁鸿裙)，是传统中国官员中的坏典型，衰老不堪(他民国初年被哥老会戕杀)。
7月初，莫理循参观了乌鲁克恰提山口的中国堡垒。他说：“堡垒内部杂乱不堪，一切都很破败，4个看守边境堡垒并体现中国尊严的中国军人中，两个在地里除草，一个在洗小葱，另一个在弹五弦琴，没有人穿军服，所有的人都是衣衫褴褛。我在一间肮脏的屋子里看到他们的武器，是生了锈的老毛瑟枪。没有哪儿比这里更能体现中国对边疆的忽视了。每一个经过这里的人必然通过这支部队了解彼此的实力对比：一边是俄国的精兵强将，另一边是中国的羸弱不堪。”
莫理循的这次中国西北之行，旅途见闻被译成多国文字在欧洲多种报刊上发表。途中他拍摄了大量照片，精选的658张图片保存在他的祖国澳大利亚米歇尔图书馆。
1910年4月3日，莫理循到达甘肃新疆交界归哈密厅管辖的猩猩峡，今写作星星峡，拍摄了星星峡西关帝庙和两名看庙的老道士。两人看上去衣衫破烂、潦倒木讷，却有一段鲜为人知的秘密。一年之后的1911年初，天津爱国绅士温世霖因救国请愿被流放新疆，途中著有6万字的《昆仑旅行日记》，记载行至星星峡，有一老道守护关帝庙，将33厘米高的结晶石称为天降陨星，藉以敛钱。谓过客如不虔诚祈祷，必遇大风阻路。人多信之，车夫尤其迷信，竭力要温世霖焚香祷告免灾。温世霖斥老道妖言惑众，命仆人付十金，将石抬置车上，带往新疆。老道惶急哀求，谓无石即无香火，生计绝矣。承认石出后山，知者少，而得以骗人。他告诫老道勿再以妄语欺人。
4月16日，在七棵井子的南北岔口看到小南路碑，碑文为：“右至小南路，左至梧桐窝。署理镇西直隶抚民厅尋选立。”查民国年间关于巴里坤(旧称镇西)的《镇西县志》，尋选在光绪年间，1903年至1904年，代理镇西直隶厅同知。路碑应立于尋选任期内，后因字迹不清，被人描摹。这条看似很不起眼的小南路，清代却屡次封闭。“谕内阁(伊犁将军)长龄奏，请饬禁哈密小南路，以重巡防一折。新疆地方经由道路，俱设有墩台营汛，稽查往来行旅，且沿途更换路照，定制綦严，此小南路系后来踹出僻径，其间三百余里并无台汛，屡经封闭，若复任听行走，不特奸商私贩致多偷越，即逃匪潜行亦无从盘诘，著将由哈密至奇台之小南路永远封闭。如再有商民私由此路行走者，查获照律治罪，再有新疆大臣奏请复开，或私令商民行走者，亦治以违旨之重罪，决不姑恕。”但因走北路过巴里坤需翻越天山达坂，雪大路险；走南路过吐鲁番需经十三间房，风大难行，所以在此前后，屡禁不止。如嘉庆初年流放伊犁的翰林院编修洪亮吉获释东归、道光年间的两广总督林则徐赴戍伊犁，走的都是小南路。嘉庆帝永远封闭的禁令最终还是无效。光绪年间，代理镇西直隶厅同知尋选为小南路立碑指示，即是明证。
4月24日到5月4日，莫理循在乌鲁木齐参观访问，拜见当地官员及一些著名的流放者，为他们拍照，并在报道中介绍他们。官员主要是王树枏等人，莫理循记述：“新疆现任巡抚联魁是满人，有威望，已在全省推行了禁烟工作。巡抚的工作得到了另外两位高官的支持，他们是布政使王树枏和按察使荣霈。布政使王树枏是直隶(今河北)人，是一位知识渊博的学者，正在主编一部关于新疆的大辞典，即《新疆图志》。按察使荣霈也是满人，同样提倡进步，希望年内在新疆的主要线路建立起邮政服务机构。”
流放者中最重要的人物是清朝宗室原辅国公载澜，莫理循说：“由于载澜支持义和团叛乱，根据《辛丑条约》，他被流放新疆，在这儿已有10年。现在已不那么排外了。受到当地官员极大的尊重，过着豪奢的生活，喜爱运动、枪支和马匹，在附近有乡间别墅。他最大的爱好是摄影，将自己拍摄的乌鲁木齐红山嘴、西大桥、天山博格达峰及东岳庙等照片送给我。载澜已55岁，希望在有生之年返回北京。”而莫理循从载澜府附近向西北拍摄的图片，远处正中为红山塔，则证实了关于载澜当年住在新东门内江浙会馆，今高法宾馆附近的说法。
还有一张为当地官员在载澜府上的合影，应为水磨沟。匾额上两个大字是笑涛，但后来却被误传为萧曹。今乌鲁木齐水磨沟公园内就有萧曹亭，碑文如下：
修建于公元1901年(清光绪27年)，当时清庭贵族，封端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载漪，及“镇国公”载澜兄弟俩人，因八国联军入京，签定“辛丑条约”被控为罪魁祸首。被慈禧太后流放到乌鲁木齐负罪，游水磨沟风景区后，见此景色十分秀丽，便每年从新疆国库拿出数万两白银修建“澜公园”，并在此修建一座秀丽长亭，命名为“萧曹亭”，假借萧何和曹参效忠汉高祖刘邦的故事，来抒发自己对慈禧太后垂帘听政的不满情绪。
原亭由于历史原因被毁，后于i984年重建。此碑文错误实在太多，载澜为了使其侄取代光绪帝，伙同其兄载漪讨好慈禧，因遭到外国列强反对，遂利用义和团打洋人。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提出惩办罪魁祸首，慈禧才不得不将他兄弟革去爵职，永远流放新疆。但载漪并未到新疆，而是去了内蒙古阿拉善旗，投奔妻兄罗王。流放乌鲁木齐的只有载澜一人。不是载澜从国库拿银两，而是地方官员讨好载澜。萧曹亭未见记载，载澜也没有对慈禧太后垂帘听政不满。
莫理循还记载：“乌鲁木齐还有一位是北京的报纸主编彭翼仲，所有中国的记者中，他最放言无忌，言辞犀利，以煽动叛乱言论被流放这里，在新疆财政副监理官梁玉书家中担任家庭教师。”
在红山南侧湖南人宗祠后的菜园，莫理循拍摄了张荫桓行刑处。张荫桓曾出任驻美国大使，为总理衙门大臣，被认为是清朝最出色的广东人。他1897年代表中国参加英国女王即位60周年纪念活动，被授予十字勋章。他因支持维新变法，在戊戌政变后被流放新疆，在此居住。1900年7月，正当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时，慈禧太后下令处死他。刑场很快就在他家门前摆好，他在午后被一个铁匠斩首。两年后，在美英驻华公使的交涉下，清廷同意恢复其生前的一切荣誉。
莫理循还拍摄了乌鲁木齐东城墙、南关文昌阁、俄国领事馆对面的俄国商行、万寿宫、四川会馆、新疆巡抚衙门等，其中有乌鲁木齐最繁华的商业街大十字，照片横幅上显示的商号就有津商八大家的德恒泰、聚兴永、升聚永、永裕德等，推销的大都是苏杭绸缎、京广洋货。但在3个月后的8月10日，就发生了商业街上的王高升放火案。
当年左宗棠西征时，天津商人肩挑背褡子，“赶大营”随军进疆，发财成为坐商。乌鲁木齐商户中，津商就占一半。新疆布政使王树枏为直隶新城人、提学使杜彤为天津杨柳青人，都引以为荣。天津人轻视陕甘人，引起陕甘人的恶感，曾多次发生械斗。直隶人田熙年因王树枏的关系，被委任马队第一营试署管带。他克扣军饷，与兵丁结怨，队官聚众上控被革职，陕西籍护兵蒋兴奎因言语顶撞被革退。行刺田未遂，拿送监狱，不久获释。田出营门遇蒋，怀疑又是行刺，命从蒋身上搜出兵器，当即棒杀。陕甘人闻讯激愤，游勇陕西人王高升为哥老会首领，率众结队赴各官署告状，却无人受理。于是砸开牢门，放出犯人，沿街专烧津商铺户。巡抚联魁顿足痛哭，束手无策，而藩臬各大员皆闭门自守，官兵亦作壁上观。一些人趁火打劫。翌晨，军警出动，搜捕放火者十余人，予以枪决。王高升在事变当夜被击毙，田熙年也以肇事被正法，以平民愤。一夜大火，使170家商户被烧，尤以津商损失最重，照片中的商号，都在烈火中化为灰烬。而新疆当局则密不奏报，严查邮电，以防透露消息。
彭翼仲目睹此种情形，激于义愤，恳请梁玉书，以密码电报密呈度支部尚书载泽，政府始得知其概。电新查问，联魁不得已密派心腹疏通津商，赔偿损失14万两，而以传闻失实四字蒙蔽政府。联魁与王树枏互相弹劾(先后被调离)，由此暴露出新疆官场的腐败，并不像莫理循表面看来所称道的那样。
5月底，莫理循在伊犁参观访问。他记述：“绥定新城，即今霍城县新惠远，是伊犁将军的驻地，设计得很好，有宽阔的街道和明显的买卖生意，建了一所新式武备学堂和一支新建陆军的训练场。”
莫理循在伊犁见到了67岁的伊犁将军广福，步履蹒跚，既不会读写，对军事也一窍不通，在任上没有视察过边境，认为就是这样一个受俄国人嘲笑的军人，才使他的国家受到轻视。莫理循没想到，时过一年半后，清朝在伊犁的统治就被来自湖北的新军推翻。他指出伊犁的边防毫无抵御能力，除非中国修建铁路，否则肯定还会被占领。伊犁铁路在百年之后2010年得以开通。
6月初，莫理循由伊犁翻越天山木扎提山口，经阿克苏到喀什噶尔，他感受最深的是，中国任命的坚守这一偏远地区的官员，其人选是一个错误的选择。最大的文官道台(即袁鸿裙)，是传统中国官员中的坏典型，衰老不堪(他民国初年被哥老会戕杀)。
7月初，莫理循参观了乌鲁克恰提山口的中国堡垒。他说：“堡垒内部杂乱不堪，一切都很破败，4个看守边境堡垒并体现中国尊严的中国军人中，两个在地里除草，一个在洗小葱，另一个在弹五弦琴，没有人穿军服，所有的人都是衣衫褴褛。我在一间肮脏的屋子里看到他们的武器，是生了锈的老毛瑟枪。没有哪儿比这里更能体现中国对边疆的忽视了。每一个经过这里的人必然通过这支部队了解彼此的实力对比：一边是俄国的精兵强将，另一边是中国的羸弱不堪。”
莫理循的这次中国西北之行，旅途见闻被译成多国文字在欧洲多种报刊上发表。途中他拍摄了大量照片，精选的658张图片保存在他的祖国澳大利亚米歇尔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