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说》《历代名医蒙求》引用《名医录》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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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说》和《历代名医蒙求》是产生于宋代的两本医书。两书多次引用了《名医录》,此《名医录》的作者及成书年代,一直未见确切考证。经核对,《医说》引《名医录》共25条,《历代名医蒙求》引《名医录》共31条。两书所引《名医录》内容,皆见于宋人党永年《神秘名医录》,由此推知,《名医录》当是《神秘名医录》的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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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冰的“次注”包括2方面:其一,经文的注释,重在医道的阐发和概念术语的精解,对针灸相关经文的注解尤显功力,多有卓见,对宋代及宋以后的针灸文献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其二,经文的改编,可大致分为2类:出于“昭彰圣旨,敷畅玄言”目的的改编;出于“以经注我”之改编。其中第2类改编中的补文王冰刻意掩饰,未按其自定补文体例“朱书其文”。运气“七篇大论”王冰自编自注的可能性最大,是其改编《素问》的一颗重要棋子
清代上驷院绰班处是由蒙古医生组成的主要为皇室提供骨伤科医疗服务的机构。通过对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上驷院绰班处相关档案史料进行实地调查,共获得171条档案史料,经整理与考证,总结了清代各朝共112位蒙古医生名录,26位蒙古医生长的承袭情况,并为其中16位蒙古医生撰写了小传。
晚清以来普陀山的佛医活动内容非常丰富,并且在不同时代呈现出不同特点。清末法雨寺创办“化育堂”中医馆,为僧俗服务,僧医心禅的著作《一得集》流传广泛;民国时期,寺庙创办医院,开设药店,遇疫情灾情开展慈善救济活动;新中国成立后,佛医活动曾一度停顿,寺庙场馆被用于医院疗养院,20世纪80年代,随着佛教组织的恢复,佛医活动也逐渐恢复,并有很大的发展,佛教协会募集资金创办医院,参与疫情灾情的救助工作。
从协和医学堂创办至北京协和医院1942年因日本侵略临时关闭,前后30余年,北京协和医院药剂科采用学徒制、药学预科、出国学习、参与创办北平药学讲习所等多种形式,探索本院药学实用型人才的培养,不仅培养出了数名中国本土药学家,保证了医院职工的执业胜任力;而且还支持医院职工面向社会兴办药学职业教育,为中国培养了一批药学专业人员。
新中国成立之初,首届全国卫生行政会议和首届全国卫生会议确立了新中国的卫生行政方针,但忽略了中医后继人才的培养问题。1954年后对中医的政策逐渐转向,1956年卫生部发出《关于开展中医带徒弟工作的指示》,同时公布了《1956—1962年全国中医带徒弟的规划》(草案),中医带徒弟作为政府的卫生行政政策被确立。尽管由于最初规划粗疏,各地条件差异判若霄壤,最初的执行并不顺利,但仍是新中国培养中医新生力量、
隋以前天花已经传入中国,隋唐时期对天花已经有了较为准确的描述,已经意识到其为烈性传染病,能够通过症状和天花的外观初判预后,认为天花是热毒所致,是伤寒的一种。北宋早期认为痘疮是由于脏腑积热,后期提出了天花是胎儿吸食了母体的秽液导致,为胎毒说之雏形;已经能够辨别水痘、麻疹及天花的不同。明清时期,“胎毒”外感说已成为主流;观察到感染一次天花以后不会再感染这一免疫现象;对天花的症状有了细致描述,能准确预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