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当前所拥有的、体现在世贸组织规则和其他协定之上的国际贸易体系，并不适应眼前这个世界，因为它是为以往那个由汽车、钢铁和纺织品所构成的世界设计的。在中国崛起和反超级全球化的压力下，这个体系已经完全无力应对这些新技术所带来的三大挑战。
　　首先是地缘政治和国家安全方面，数字技术让外国势力得以入侵工业网络，实施网络间谍活动和操纵社交媒体。比如，俄罗斯就被指控借助虚假新闻网站和社交媒体，来干预西方国家的选举。
　　其次是对个人隐私的担忧：互联网平台能够收集涉及人们在线/离线行为的大量数据，而某些国家和地区也制定了更为严格的规则来规范这些平台的数据使用，比如欧盟就会对那些未能保护欧盟居民数据的企业课以罚款。
　　第三点是在经济方面，新技术为那些可以积累巨大全球市场势力的大企业提供了竞争优势，而重商主义政策和其他政府操作则可能导致某些企业具备某些看似不公平的优势。
　　对这些挑战的一般应对措施，是呼吁强化国际协调和全球规则。跨国监管合作和反托拉斯政策可以催生新的标准和执行机制。即使在不可能实施一个真正全球性手段的情况下，民主国家仍然有可能相互合作并制定一套联合规则。
　　如果没有这些通用规则，则数据本地化、构建本地云数据中心的要求，以及偏帮本国大型企业的歧视性做法，就会割裂各国市场，进而导致经济效率低下。它们减少了贸易收益，并导致企业无法获取规模效益。同时，各政府也不会有好日子过，因为其法规随时可能被那些在监管较宽松的司法管辖区运营的企业侵害。
　　但是在一个各国具备不同偏好的世界中，全球规则在广义上也是无效的。任何全球秩序都必须在贸易收益与监管多样性之间取得平衡。如果超级全球化已经被证明是脆弱的，那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政策制定者将贸易收益凌驾于监管多样性的收益。而新技术也不应再次犯下类似的错误。
　　事实上，指导我们对新技术进行思考的原则，与以往那些适用于传统领域的并无不同。各国可以制定自身监管标准并定义自身的国家安全要求，也可能会采取措施捍卫这些标准及其国家安全，包括通过贸易和投资限制措施，但它们无权将其标准推向全球并试图将其强加于其他国家身上。
　　让我们看看这些原则是如何用来对付华为的。美国政府阻止华为收购美国企业，限制其在美业务，对其高级管理人员提起法律诉讼，向外国政府施压要求其不得与华为合作，最近还禁止美国企业在全球任何地方向华为供应链出售芯片。
　　相对于华为在美业务来说，对美国企业的芯片出口禁令，较为缺乏国家安全依据。如果华为在第三国的业务对这些国家构成安全风险，那么理应由那些国家的政府去评估风险，并决定是否应当禁止其运营。
　　此外，美国的禁令还对其他国家造成了严重经济冲击。它给英国电信、德国电信、瑞士电信等国家电信公司以及另外170多个国家中依赖华为工具包和硬件运作的企业，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受影响最严重的也许是非洲的贫穷国家，因为它们基本上都依赖华为的便宜设备来组建本国的电信网络。
　　简而言之，美国将其国内禁令国际化的做法，缺乏合法性。我们可以期望的最好结果，是构建一个基于明确基本规则的监管集合体—它可以令各國在追求自身核心国家利益的同时，不至于将其问题输出给其他国家。但我们必须自己亲手去设计这个集合体，不然就得最终不情愿地接受一个混乱、效率低下且更加危险的版本。
　　本文由Project Syndicate授权《南风窗》独家刊发中文版。丹尼·罗德里克，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著有《贸易直言：对健全世界经济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