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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利比亚地处非洲北部，地中海沿岸，石油储量大，油质好，天燃气储量居非洲第四位。石油生产为国民经济的主要部分，也因此，利比亚成为欧盟的重要贸易伙伴。[ 姜树雨：《利比亚局势动荡的地理原因》，载《地理教育》2011年第7-8期，第127页。] 1969年，卡扎菲率领自由军官组织推翻利比亚王国政权，建立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并开始了其长达42年的统治。但在卡扎菲取得政权之后，在国家发展政策上面利益分配不均，由石油产生的利益多用于首都及周边建设，并对少数民族采取打压政策。卡扎菲领导下的利比亚一改利比亚王国的亲西方政策，实施了一系列反对西方势力的政策，并因此受到西方国家敌视。2011年，受到突尼斯茉莉花革命的影响，利比亚国内也爆发了反对派活动。但与其他中东国家不同的是，卡扎菲并未采取和平演变的方式，而是使用武力镇压，因而更加引起了西方国家的不满，最终也酿成利比亚战争的悲剧。
一、欧盟在利比亚的维和行动概况
欧盟针对利比亚实施的维和行动集中体現在2011年的利比亚战争中，其在利比亚实施的维和行动法律依据为2011年战争初期安理会第1970号和1973号决议以及战后重建的2008号和2009号决议。在安理会决议的框架下，欧盟在应对利比亚危机中表现出了强有力的危机预防、冲突干预和战后重建能力。
受到“阿拉伯之春”的影响，2011年初，利比亚国内爆发游行示威，要求卡扎菲下台，但卡扎菲表示，不会放弃政权也不会离开国家，并对示威者采取强硬措施。随着抗议活动愈演愈烈，利比亚出动政府军实施了镇压。卡扎菲的强硬措施激起了国际社会的不满。同年2月，安理会通过1970号决议，决定对利比亚采取武器禁运和针对特定人员的旅游禁令及资产冻结等行动，并对利比亚实施人道主义援助。[ S/RES/1970（2011）.]欧盟在2月份也依照安理会1970号决议实施了相应的措施，并向利比亚派驻调查团。欧盟在决定对利比亚实施军事行动的同时，也采取了人道主义援助措施。随着局势的发展，利比亚政府并未遵守安理会1970号决议，安理会在3月份以10票赞成5票弃权[ 弃权票五国分别为：中国、俄罗斯、德国、印度和巴西，笔者注。]通过1973号决议，决定强制实施武器禁运并设立禁飞区，[ S/RES/1973（2011）.]反对派也于同期成立“国家过渡委员会”（Transitional National Council），并立即获得法国和卡塔尔政府承认。经过多次反复的作战，反对派武装在多国部队的帮助下，于8月攻占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也逐渐得到国际承认。[ 环球军事：http：//news.xinjunshi.com/zhuanti/20131225/131545.html， 2016年7月23日访问。]2011年9月16日，联大以114票赞成、17票反对、15票弃权的结果同意利比亚国家过渡委员会为利比亚在联合国的合法代表。[ 环球军事：http：//news.xinjunshi.com/zhuanti/20131210/128416.html， 2016年7月23日访问。]
冲突结束之后，安理会分别作出2008号和2009号决议延长利比亚联合国特派团的任务期限，[ S/RES/2008（2011）.]并对利比亚进行战后重建和人道主义援助工作。[ S/RES/2009（2011）.]欧盟理事会也于同年9月发布《对战后利比亚国内稳定挑战的回应》，指出将加强对利比亚的人道主义援助，推动其国内民主法治改革建设等。[ Responding to the Challenge of Stabilisation in post-conflict Libya， The Council of the EU， 1 September， 2011， P2.]
二、欧盟在利比亚的维和行动评述
（1）在具体行动方面，“软实力”与“硬实力”并重
就这三个阶段欧盟所采取的各项行动而言，其既发挥了自身民事力量的作用，也加强了军事力量的运用。自二战以来，由于欧盟军事力量的衰弱，长期以来欧盟对地中海国家推行的是以民事力量为主的干预政策，通过多边主义合作框架和经贸领域的合作以推进政治层面的合作，最终实现区域的长期和平稳定。[ 唐虹，顾怡：《欧盟地中海政策的局限性》，载欧盟战略专题研究2011年第5期，第59-62页。]但是，冷战结束以后，长期受到“两超”压制的地区矛盾逐渐显现出来，从巴尔干半岛危机到伊拉克战争，欧盟逐渐认识到建立自身独立军事力量的重要性，并在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建设上初显成效。在应对利比亚危机的过程中，欧盟在不同的阶段所采取的行动充分体现了欧盟“软实力”与“硬实力”并重的特点。在危机预防阶段，以英、法为首的欧盟便向利比亚派驻调查团以防止冲突的扩大，并积开展同阿拉伯联盟国家的多边外交，加强与联合国的合作以获得行动的合法性。[ 吴弦：《欧盟国家利比亚军事干预解析》，载国际政治经济评论2012年第2期，]在冲突干预阶段，法国首先对利比亚实施了代号为“奥德赛黎明”军事打击行动，随后由英法率领的多国部队对利比亚实施了多达300次的轰炸任务，[ 环球军事： http：//27.xinjunshi.com/zhuanti/20131226/131691.html， 2016年7月23日访问。]足以体现欧盟通过军事力量独立应对危机的能力。在冲突平息后，欧盟也积极承担起了战后利比亚国家建设的责任，正如欧盟理事会外长范龙佩所言：“欧盟承诺帮助利比亚建设所有必要设施…为欧盟与利比亚之间的关系开创新的道路。”[ Address by President Herman Van Rompuy at the High-Level Meeting on Libya， European Concil， The President， New York， 20 September 2011， p.1-2.]在处理整个利比亚危机过程中，欧盟在不同阶段的迅速有效反应体现出其强有力的危机应对能力。 （2）就欧盟在战争中的地位而言，欧盟大国主导行动，积极开展多边外交
正如上文所述，欧盟对利比亚的干预行动，主要是英、法主导下的欧盟多国部队实施的军事行动。在行动过程中，也体现出由英法大国主导政治方向和行动重点，欧盟追随和支持的特点。[ 金玲：《利比亚战争与欧盟对外行为方式的嬗变》，载外交评论2011年第6期，第130-131页。]为了获得对利比亚行动的合法性，在英法推动下欧盟也积极开展了有效的多边主义外交。一方面，在利比亚境内，英法加强与利比亚反对派之间的联系，以促成欧盟军事干预利比亚的有利条件。在政府军围攻班加西时，反对派也呼吁“国际社会应就设立禁飞区尽快达成共识”，[ 中国网：http：//www.china.com.cn/military/txt/2011-03/16/content_22150485.htm， 2016年7月24日访问。]这为欧盟的干预行动创造了有利条件。另一方面，在国际社会，欧盟通过与阿拉伯国家联盟开展外交获得了阿拉伯国家对欧盟行动的支持。最为重要的是，英法对安理会成员国的游说从而使得安理会1973号决议得以顺利通过，欧盟获得了对利比亚军事干预法律依据，这也被视为“英法外交的胜利”。[ The Economist， March 26， 2011， p.23.]虽然欧盟对利比亚的干预行动大多是在英法两国的主推之下进行，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欧盟在整个利比亚战争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以及其所起到的主导作用。
（3）歐盟成员国合作方面，虽有共同行动，但各国利益不同
欧盟对利比亚的干预行动是在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的框架下实施，而共同安全与防御政策采用的是一致通过制，欧盟能够对利比亚迅速作出反应并采取相应措施，足以说明欧盟各成员在行动上的合作协调。但是，尽管如此，由于各国的利益不同，在具体实施上也不时产生矛盾。在行动开始阶段，各成员国就已经对军队由谁来领导之间发生争议，法国力图实现自身对欧盟军队的领导，但英国意大利等国主张由北约领导。而且，利比亚作为法国的传统势力范围，所以在干预利比亚危机方面，法国显得更为积极。英国在后期对利比亚的军事行动中虽然与法国配合并共同发挥主导作用，但其所看中的是其在地中海航线的经济利益以及利比亚丰富的石油资源。对利比亚政策分歧最大的在于德国，其强调应当采取政治途径化解利比亚危机而不应当采取军事行动干涉，[ 闫瑾：《德国利比亚危机政策分析》，载欧洲研究2011年第3期，第10页。]其在安理会1973号决议表决中的弃权票正体现了其态度。除了欧盟大国之间利益协调的矛盾之外，前文提到的大国主导，欧盟支持的行动特点也反映出成员国与欧盟之间的合作未能协调一致的情况。但是，尽管在行动中出现各种矛盾，欧盟仍然作为一个整体有效的实施了对利比亚危机的应对措施。
（4）在行动影响方面，军事行动合法性存疑，地区长期稳定难以实现。
西方国家打着保护责任的旗号对利比亚实施的军事打击依据是安利会的1973号决议，但在北约和欧盟对利比亚进行军事干预之后，国际社会对其军事行动的合法性产生质疑。具体表现在，一方面，对于保护责任与不干涉内政原则之间的界限问题，由于保护责任范围比较模糊，西方国家以保护责任来限制不干涉内政原则法理上存疑。[ 程卫东：《对利比亚使用武力的合法性分析》，载欧洲研究2011年第3期，第24页。]另一方面，依照安理会第1973号决议，其主要内容是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但设立禁飞区并不意味着可以使用武力干涉。虽然决议内容中提到应当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但这一指令仅针对保护平民而言，[ 朱文奇：《北约对利比亚采取军事行动的合法性研究》，载法商研究2011年第4期，第105-106页。]欧盟以此作为行动的法律依据亦存有疑问。欧盟在法律依据不明确的情况下实施军事干预行动难免会陷入“文化霸权”的国际舆论当中。[ 田德文：《西方意识形态霸权与利比亚战争》，载欧洲研究2011年第3期，第26页。]由于利比亚长久以来是以部族为社会的主要结构，因此西方式的民族制度在推行过程中显得水土不服。而且，反对派是在欧盟和北约强大的军事力量帮助之下才取得胜利，这对与周边其他的处于冲突改革的国家起到了示范作用，对于维护区域的长久和平也可能产生负面效应。
三、欧盟在利比亚的维和行动对中国的启示
（1）注重行动的合法性，开展多层次全方位外交。
二战结束以后，为了防止战争的再次蔓延，新的国际秩序一改旧秩序的孱弱无力，将国际规则的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特别是联合国在应对全球危机中所采取的各种行动，让世界各国看到了国际法和国际规则的希望。美军绕过联合国而对伊拉克直接进行军事打击而引发全球声讨的行为，更是从反面说明了对外干预行动应当遵守国际法的重要性。欧盟在历次的维和行动中，均与联合国的紧密合作以获得对外干预行动在程序上的合法性，在利比亚行动中也不例外。而且欧盟能够在整个行动过程中与非洲联盟、阿拉伯国家联盟以及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开展深入的多边外交，也为其顺利的实施行动扫清了障碍，从而树立起欧盟遵守国际法进行人道主义干涉的旗帜。虽然欧盟行动的“实体正义”仍有待考量，但其在程序上的正义无可厚非。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参与到的国际维和行动也越来越多。但维和部队的广泛的使用带来的不仅有国际声誉，也有霸权主义的说辞。而要坚定不移的走和平崛起的路线，中国也需要在参与到国际维和行动中加强与联合国的合作，获得行动上的合法性。除此之外，不论中国是否要在行动中的深度与广度方面有所拓展，也应当以当事国为中心，开展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外交，使得行动能够获得国际社会特别是当事国周边国家和地区的认可和帮助，这对迅速有效的完成任务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必须的。
（2）多种措施相互配合，取得行动最佳效果。
现代国际社会中开展的维和行动，已经不仅仅是对一个国家军事实力的考验，要顺利的完成任务并达到最佳效果，考验的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运用。行动过于依赖军事力量会显得穷兵黩武，不利于地区长期稳定；仅仅通过政治经济运作又显得软弱无力，难以执行。要取得行动的最佳效果，需要多种措施的配合使用。在利比亚危机的应对过程中，欧盟既发挥了其“软实力”的作用，又加强了“硬实力”的输出，在进行军事打击的同时，也开展人道主义援助工作。战后也积极的对利比亚的经济恢复、法治改革、社会稳定进行援助，以保障行动效果。而就目前中国在全球的维和行动而言，更多的只是在维和部队方面发挥的作用，在政治和经济手段方面显得不够充分。虽然通过维和部队的行动能够对当地冲突的解决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没有经济和政治手段的配合，便无法实现地区的长久和平稳定。长此以往，当事国人民也会产生厌烦心理，会不利于行动目标的实现，更不利于维和人员的安全。2016年6月和7月，中国驻马里和驻南苏丹维和部队分别遭袭造成数人死亡多人受伤，这一事态也引发了中国对于在全世界开展维和行动的思考。笔者认为，现阶段单纯的依靠军事力量在当事国复杂的冲突环境下很难达到良好的效果，真正的要解决冲突，要抓住冲突的矛盾所在，从长期稳定的角度出发，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和军事手段，实现维和目标。
（3）充分发挥大国作用，提升国际事务参与度。
维和行动的目标是为了维护地区的长久和平稳定，而实现地区的长久和平稳定并不一定要通过维和行动的干预实现，更多的需要通过当事国内部冲突各方之间的磋商解决，外力的强制干预有时反而会适得其反。就欧盟和美国在中东地区实施的强制干预行动来看，多是为了追求自身在该地区的利益而进行。在利比亚战争中，欧盟也是为了维护其在北非地区长期以来的经济利益及石油资源。在这种情况下采取的干预措施，更多的带有价值趋向性，对于地区的长期稳定可能会造成不利影响。中国作为大国，在联合国享有广泛的权力。在行使这些权力的时候应当正真的从维护地区长久和平安全的角度出发，不能让联合国成为西方国家为追逐利益而在全球范围内扩张的幌子。正如2011年至2014年中国对叙利亚危机的态度一样，在安理会的四次否决票一方面阻止了西方国家对叙利亚采取强制措施，防止叙利亚步伊拉克和利比亚的后尘；另一方面也给了叙利亚国内各方势力自主协商解决问题的条件，毕竟国家的未来应当由本国人民来选择而非由外力干涉。随着中国国际的地位的提升，应当更多的发挥自身在维持国际和平稳定中的作用，要有大局观，树立起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作者简介：胡天雄（1993-），男，湖北孝感人，华东政法大学国际法专业硕士研究生。
本文为华东政法大学研究生学术研究及社会调研项目“我国国际冲突管理机制的构建及国际合作路径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017-4-030。
（作者单位：华东政法大学国际法专业）
一、欧盟在利比亚的维和行动概况
欧盟针对利比亚实施的维和行动集中体現在2011年的利比亚战争中，其在利比亚实施的维和行动法律依据为2011年战争初期安理会第1970号和1973号决议以及战后重建的2008号和2009号决议。在安理会决议的框架下，欧盟在应对利比亚危机中表现出了强有力的危机预防、冲突干预和战后重建能力。
受到“阿拉伯之春”的影响，2011年初，利比亚国内爆发游行示威，要求卡扎菲下台，但卡扎菲表示，不会放弃政权也不会离开国家，并对示威者采取强硬措施。随着抗议活动愈演愈烈，利比亚出动政府军实施了镇压。卡扎菲的强硬措施激起了国际社会的不满。同年2月，安理会通过1970号决议，决定对利比亚采取武器禁运和针对特定人员的旅游禁令及资产冻结等行动，并对利比亚实施人道主义援助。[ S/RES/1970（2011）.]欧盟在2月份也依照安理会1970号决议实施了相应的措施，并向利比亚派驻调查团。欧盟在决定对利比亚实施军事行动的同时，也采取了人道主义援助措施。随着局势的发展，利比亚政府并未遵守安理会1970号决议，安理会在3月份以10票赞成5票弃权[ 弃权票五国分别为：中国、俄罗斯、德国、印度和巴西，笔者注。]通过1973号决议，决定强制实施武器禁运并设立禁飞区，[ S/RES/1973（2011）.]反对派也于同期成立“国家过渡委员会”（Transitional National Council），并立即获得法国和卡塔尔政府承认。经过多次反复的作战，反对派武装在多国部队的帮助下，于8月攻占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也逐渐得到国际承认。[ 环球军事：http：//news.xinjunshi.com/zhuanti/20131225/131545.html， 2016年7月23日访问。]2011年9月16日，联大以114票赞成、17票反对、15票弃权的结果同意利比亚国家过渡委员会为利比亚在联合国的合法代表。[ 环球军事：http：//news.xinjunshi.com/zhuanti/20131210/128416.html， 2016年7月23日访问。]
冲突结束之后，安理会分别作出2008号和2009号决议延长利比亚联合国特派团的任务期限，[ S/RES/2008（2011）.]并对利比亚进行战后重建和人道主义援助工作。[ S/RES/2009（2011）.]欧盟理事会也于同年9月发布《对战后利比亚国内稳定挑战的回应》，指出将加强对利比亚的人道主义援助，推动其国内民主法治改革建设等。[ Responding to the Challenge of Stabilisation in post-conflict Libya， The Council of the EU， 1 September， 2011， P2.]
二、欧盟在利比亚的维和行动评述
（1）在具体行动方面，“软实力”与“硬实力”并重
就这三个阶段欧盟所采取的各项行动而言，其既发挥了自身民事力量的作用，也加强了军事力量的运用。自二战以来，由于欧盟军事力量的衰弱，长期以来欧盟对地中海国家推行的是以民事力量为主的干预政策，通过多边主义合作框架和经贸领域的合作以推进政治层面的合作，最终实现区域的长期和平稳定。[ 唐虹，顾怡：《欧盟地中海政策的局限性》，载欧盟战略专题研究2011年第5期，第59-62页。]但是，冷战结束以后，长期受到“两超”压制的地区矛盾逐渐显现出来，从巴尔干半岛危机到伊拉克战争，欧盟逐渐认识到建立自身独立军事力量的重要性，并在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建设上初显成效。在应对利比亚危机的过程中，欧盟在不同的阶段所采取的行动充分体现了欧盟“软实力”与“硬实力”并重的特点。在危机预防阶段，以英、法为首的欧盟便向利比亚派驻调查团以防止冲突的扩大，并积开展同阿拉伯联盟国家的多边外交，加强与联合国的合作以获得行动的合法性。[ 吴弦：《欧盟国家利比亚军事干预解析》，载国际政治经济评论2012年第2期，]在冲突干预阶段，法国首先对利比亚实施了代号为“奥德赛黎明”军事打击行动，随后由英法率领的多国部队对利比亚实施了多达300次的轰炸任务，[ 环球军事： http：//27.xinjunshi.com/zhuanti/20131226/131691.html， 2016年7月23日访问。]足以体现欧盟通过军事力量独立应对危机的能力。在冲突平息后，欧盟也积极承担起了战后利比亚国家建设的责任，正如欧盟理事会外长范龙佩所言：“欧盟承诺帮助利比亚建设所有必要设施…为欧盟与利比亚之间的关系开创新的道路。”[ Address by President Herman Van Rompuy at the High-Level Meeting on Libya， European Concil， The President， New York， 20 September 2011， p.1-2.]在处理整个利比亚危机过程中，欧盟在不同阶段的迅速有效反应体现出其强有力的危机应对能力。 （2）就欧盟在战争中的地位而言，欧盟大国主导行动，积极开展多边外交
正如上文所述，欧盟对利比亚的干预行动，主要是英、法主导下的欧盟多国部队实施的军事行动。在行动过程中，也体现出由英法大国主导政治方向和行动重点，欧盟追随和支持的特点。[ 金玲：《利比亚战争与欧盟对外行为方式的嬗变》，载外交评论2011年第6期，第130-131页。]为了获得对利比亚行动的合法性，在英法推动下欧盟也积极开展了有效的多边主义外交。一方面，在利比亚境内，英法加强与利比亚反对派之间的联系，以促成欧盟军事干预利比亚的有利条件。在政府军围攻班加西时，反对派也呼吁“国际社会应就设立禁飞区尽快达成共识”，[ 中国网：http：//www.china.com.cn/military/txt/2011-03/16/content_22150485.htm， 2016年7月24日访问。]这为欧盟的干预行动创造了有利条件。另一方面，在国际社会，欧盟通过与阿拉伯国家联盟开展外交获得了阿拉伯国家对欧盟行动的支持。最为重要的是，英法对安理会成员国的游说从而使得安理会1973号决议得以顺利通过，欧盟获得了对利比亚军事干预法律依据，这也被视为“英法外交的胜利”。[ The Economist， March 26， 2011， p.23.]虽然欧盟对利比亚的干预行动大多是在英法两国的主推之下进行，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欧盟在整个利比亚战争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以及其所起到的主导作用。
（3）歐盟成员国合作方面，虽有共同行动，但各国利益不同
欧盟对利比亚的干预行动是在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的框架下实施，而共同安全与防御政策采用的是一致通过制，欧盟能够对利比亚迅速作出反应并采取相应措施，足以说明欧盟各成员在行动上的合作协调。但是，尽管如此，由于各国的利益不同，在具体实施上也不时产生矛盾。在行动开始阶段，各成员国就已经对军队由谁来领导之间发生争议，法国力图实现自身对欧盟军队的领导，但英国意大利等国主张由北约领导。而且，利比亚作为法国的传统势力范围，所以在干预利比亚危机方面，法国显得更为积极。英国在后期对利比亚的军事行动中虽然与法国配合并共同发挥主导作用，但其所看中的是其在地中海航线的经济利益以及利比亚丰富的石油资源。对利比亚政策分歧最大的在于德国，其强调应当采取政治途径化解利比亚危机而不应当采取军事行动干涉，[ 闫瑾：《德国利比亚危机政策分析》，载欧洲研究2011年第3期，第10页。]其在安理会1973号决议表决中的弃权票正体现了其态度。除了欧盟大国之间利益协调的矛盾之外，前文提到的大国主导，欧盟支持的行动特点也反映出成员国与欧盟之间的合作未能协调一致的情况。但是，尽管在行动中出现各种矛盾，欧盟仍然作为一个整体有效的实施了对利比亚危机的应对措施。
（4）在行动影响方面，军事行动合法性存疑，地区长期稳定难以实现。
西方国家打着保护责任的旗号对利比亚实施的军事打击依据是安利会的1973号决议，但在北约和欧盟对利比亚进行军事干预之后，国际社会对其军事行动的合法性产生质疑。具体表现在，一方面，对于保护责任与不干涉内政原则之间的界限问题，由于保护责任范围比较模糊，西方国家以保护责任来限制不干涉内政原则法理上存疑。[ 程卫东：《对利比亚使用武力的合法性分析》，载欧洲研究2011年第3期，第24页。]另一方面，依照安理会第1973号决议，其主要内容是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但设立禁飞区并不意味着可以使用武力干涉。虽然决议内容中提到应当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但这一指令仅针对保护平民而言，[ 朱文奇：《北约对利比亚采取军事行动的合法性研究》，载法商研究2011年第4期，第105-106页。]欧盟以此作为行动的法律依据亦存有疑问。欧盟在法律依据不明确的情况下实施军事干预行动难免会陷入“文化霸权”的国际舆论当中。[ 田德文：《西方意识形态霸权与利比亚战争》，载欧洲研究2011年第3期，第26页。]由于利比亚长久以来是以部族为社会的主要结构，因此西方式的民族制度在推行过程中显得水土不服。而且，反对派是在欧盟和北约强大的军事力量帮助之下才取得胜利，这对与周边其他的处于冲突改革的国家起到了示范作用，对于维护区域的长久和平也可能产生负面效应。
三、欧盟在利比亚的维和行动对中国的启示
（1）注重行动的合法性，开展多层次全方位外交。
二战结束以后，为了防止战争的再次蔓延，新的国际秩序一改旧秩序的孱弱无力，将国际规则的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特别是联合国在应对全球危机中所采取的各种行动，让世界各国看到了国际法和国际规则的希望。美军绕过联合国而对伊拉克直接进行军事打击而引发全球声讨的行为，更是从反面说明了对外干预行动应当遵守国际法的重要性。欧盟在历次的维和行动中，均与联合国的紧密合作以获得对外干预行动在程序上的合法性，在利比亚行动中也不例外。而且欧盟能够在整个行动过程中与非洲联盟、阿拉伯国家联盟以及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开展深入的多边外交，也为其顺利的实施行动扫清了障碍，从而树立起欧盟遵守国际法进行人道主义干涉的旗帜。虽然欧盟行动的“实体正义”仍有待考量，但其在程序上的正义无可厚非。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参与到的国际维和行动也越来越多。但维和部队的广泛的使用带来的不仅有国际声誉，也有霸权主义的说辞。而要坚定不移的走和平崛起的路线，中国也需要在参与到国际维和行动中加强与联合国的合作，获得行动上的合法性。除此之外，不论中国是否要在行动中的深度与广度方面有所拓展，也应当以当事国为中心，开展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外交，使得行动能够获得国际社会特别是当事国周边国家和地区的认可和帮助，这对迅速有效的完成任务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必须的。
（2）多种措施相互配合，取得行动最佳效果。
现代国际社会中开展的维和行动，已经不仅仅是对一个国家军事实力的考验，要顺利的完成任务并达到最佳效果，考验的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运用。行动过于依赖军事力量会显得穷兵黩武，不利于地区长期稳定；仅仅通过政治经济运作又显得软弱无力，难以执行。要取得行动的最佳效果，需要多种措施的配合使用。在利比亚危机的应对过程中，欧盟既发挥了其“软实力”的作用，又加强了“硬实力”的输出，在进行军事打击的同时，也开展人道主义援助工作。战后也积极的对利比亚的经济恢复、法治改革、社会稳定进行援助，以保障行动效果。而就目前中国在全球的维和行动而言，更多的只是在维和部队方面发挥的作用，在政治和经济手段方面显得不够充分。虽然通过维和部队的行动能够对当地冲突的解决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没有经济和政治手段的配合，便无法实现地区的长久和平稳定。长此以往，当事国人民也会产生厌烦心理，会不利于行动目标的实现，更不利于维和人员的安全。2016年6月和7月，中国驻马里和驻南苏丹维和部队分别遭袭造成数人死亡多人受伤，这一事态也引发了中国对于在全世界开展维和行动的思考。笔者认为，现阶段单纯的依靠军事力量在当事国复杂的冲突环境下很难达到良好的效果，真正的要解决冲突，要抓住冲突的矛盾所在，从长期稳定的角度出发，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和军事手段，实现维和目标。
（3）充分发挥大国作用，提升国际事务参与度。
维和行动的目标是为了维护地区的长久和平稳定，而实现地区的长久和平稳定并不一定要通过维和行动的干预实现，更多的需要通过当事国内部冲突各方之间的磋商解决，外力的强制干预有时反而会适得其反。就欧盟和美国在中东地区实施的强制干预行动来看，多是为了追求自身在该地区的利益而进行。在利比亚战争中，欧盟也是为了维护其在北非地区长期以来的经济利益及石油资源。在这种情况下采取的干预措施，更多的带有价值趋向性，对于地区的长期稳定可能会造成不利影响。中国作为大国，在联合国享有广泛的权力。在行使这些权力的时候应当正真的从维护地区长久和平安全的角度出发，不能让联合国成为西方国家为追逐利益而在全球范围内扩张的幌子。正如2011年至2014年中国对叙利亚危机的态度一样，在安理会的四次否决票一方面阻止了西方国家对叙利亚采取强制措施，防止叙利亚步伊拉克和利比亚的后尘；另一方面也给了叙利亚国内各方势力自主协商解决问题的条件，毕竟国家的未来应当由本国人民来选择而非由外力干涉。随着中国国际的地位的提升，应当更多的发挥自身在维持国际和平稳定中的作用，要有大局观，树立起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作者简介：胡天雄（1993-），男，湖北孝感人，华东政法大学国际法专业硕士研究生。
本文为华东政法大学研究生学术研究及社会调研项目“我国国际冲突管理机制的构建及国际合作路径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017-4-030。
（作者单位：华东政法大学国际法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