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在2017浦江医疗健康产融创新发展峰会的圆桌论坛上，来自研究界的科学家、资本界的投资家和实业界的企业家坐到了一起，这样的场景在近两年的各种行业会议中愈发成为标配。其实三者的互动一直存在。做科研需要大量持续的资本投入，而投入既可以来自投资家，也来自企业家；做投资需要找到回报产出比最高的项目，而项目既可以是一个科研项目，也可以是一个企业；做企业则需要横跨科研和投资两种属性，尤其在当下，本土药企对投资更是青睐有加。
除了各自属性的自然吸引，几乎被所有人口口相传的“环境真的变了”，在这三方互动上表现出前所未有的主动性，甚至彼此之间的角色开始模糊化的背后，作用巨大。
变化与选择
药明康德首席商务官兼首席战略官杨青这样总结近几年的医药产业环境变化：第一是政策环境巨变，他以CFDA在5月连发一系列征求意见稿为例，将其视为国家层面对于本土医药创新和国际化提升至前所未有高度的信号；第二，资本市场，尤其是国际资本对医药行业的投入越来越深入；第三，从海外和本土成长起来的新一代人才在中国集聚；第四，中国企业越来越积极地走向海外，与全球创新的最新潮流接轨。“生态链里面很多缺少的环节，慢慢在資金、人才、政策的驱动下形成，产生叠加效应”。
杨青认为，全球性的创新浪潮和跨界，给科学家、投资家和企业家提供了新的挑战和机会。而中国医药行业和企业应该意识到自身有独特的资源和成长路径，可以互相合作，共同摸索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创新道路。
全球生物医药领域的技术革新也是促成现在变化的重要因素。中国科学院院士、四川大学副校长魏于全说：“由于基因组学、生物学这些前沿生物技术的重大突破，这几年生物医药技术进步非常快，像CAR-T、干细胞这些新技术不断涌现，给生物医药带来突破性进展。”
但创新大潮下既有机遇，而挑战同样扑面而来。
柯菲平医药董事长秦引林指出，对于创新药重大利好的一系列新政，为本土药企的创新扫除了很多门槛，但同时也给它们带来了相当程度的压力。因为在本土创新追赶国际水准的同时，差距客观存在。国外新药进入中国市场的速度只会越来越快。瑞康医药总裁张仁华说：“工业企业面临着非常大的压力。第一是合规，第二个是创新，第三个是两票制。工业比我们更痛苦。”
而其中创新则决定了本土药企能否在未来继续存在并获得发展。上海医药总裁左敏说：“变革时期，创新是本土药企由大变强的唯一途径。“不过，在具体选择什么方式实现创新上，观点出现了明显差异。
魏于全认为，真正的创新药从新靶点开始，本土新药研发应该在更早期阶段介入。在专题演讲中，他更是直言：“中国创新药光找新的化学结构不行，要从靶点开始，不能说人家搞了一个靶点，我们再来改革，那不是原创。”
左敏则表示，凡是能够满足临床未来5到10年新的临床需求的就是创新，不一定必须是新靶点，这可能更符合本土药企当下的实际。“对药企来讲，哪怕是减少副作用，我觉得都是创新。这是现实的态度。创新一定是一步步的来。”众信基金合伙人徐晓阳给出了自己的看法：“创新是很宽泛的，新靶点、新商业模式、新辅料、新设备，包括营养、运动、管理、服务，其实医药行业当中的创新领域非常多。”
找到新靶点的原始创新可以说是所有本土药企都梦寐以求的，然而过程何其艰难，而且很难不可跨越。金浦健康基金创始管理合伙人吉冬梅说：“任何一个企业都需要生存，创新要在生存的基础上做，因为要结合公司自身发展，看现金流和储备可以允许给自己多长时间、多大资金、怎样的人才储备做创新。”作为投资人，吉冬梅喜欢“比别人走快半步的创新”。
怎么做？
在创新成为主基调与行业剧烈变化一并发生之时，科学家、企业家、投资家三方愈发紧密的合作已是必然，彼此之间的边界也更加模糊。
魏于全表示，大学或者研究机构中的科学家要加强与企业方的合作，因为后者在资本和标准化研发流程方面的优势可以大大加快整个研发进程。
而徐晓阳这样描述企业与资本的关系：对制药企业来讲，产业发展和融资始终是孪生兄弟。外援式的增长是很多跨国公司发展的主要动因。瑞力投资副董事长兼总裁孙烽说：“我们在进行投资布局的时候选的是创新和并购两条线。在投的同时，有意识展开一些并购。“据其介绍，这两种方式一种是通过PE投资与被投资方建立良好关系，同时将其作为并购标的推荐给国内的产业战略平台；另一种则是争取拿到海外创新药企业在中国的权益。
对于并购，正大制药集团BD总经理康晓龙分享的经验是：并购以后，具体企业运作应尊重原有管理层，而不是进行“大换血”的做法。具体到产品创新，应该允许和鼓励并购标的根据自身产品发展方向和大趋势，定夺研发创新的方向和产品开发。
中国医药行业这场创新大潮的到来与这一生态中监管方的举措有着直接关系。一系列改革政策文件出台之后迅速催生的产业动态，已经充分显示了监管方在创新生态体系中的重要作用。而现在，大家的期望是监管方能够将这一系列的改革动作连贯、完整地继续推进。
信立泰药业总经理叶宇翔说：“创新生态不是仅凭企业就能做的事情，没有一个稳定的法规条件，没有一个稳定的市场环境，创新生态其实是做不起来的。但我们看到中国市场现在已经起来了，生态链也慢慢起来了。”作为企业家一方，叶宇翔很清楚本土药企不走创新这条路就很难活下去。他认为，15年后，中国制药企业的主要利润增长将会来自创新产品。“现在国家医保有很多变化，如果未来能够建立一个流动性系统，每年新产品都有进入医保的机会，我觉得这样对中国制药的创新环境会有非常大的推动。”
在杨青眼中，中国的创新生态系统在政策、资本、人才、产业和医疗需求的驱动下，现在打开了一个新格局，“我个人的感觉是虽然有挑战，但机会无限。”而面对这个过程中的挑战，叶宇翔说：“最重要的就是坚持。整个环境不只是企业的坚持，还有科学家的坚持，资本市场的坚持，也需要政府的坚持。”
除了各自属性的自然吸引，几乎被所有人口口相传的“环境真的变了”，在这三方互动上表现出前所未有的主动性，甚至彼此之间的角色开始模糊化的背后，作用巨大。
变化与选择
药明康德首席商务官兼首席战略官杨青这样总结近几年的医药产业环境变化：第一是政策环境巨变，他以CFDA在5月连发一系列征求意见稿为例，将其视为国家层面对于本土医药创新和国际化提升至前所未有高度的信号；第二，资本市场，尤其是国际资本对医药行业的投入越来越深入；第三，从海外和本土成长起来的新一代人才在中国集聚；第四，中国企业越来越积极地走向海外，与全球创新的最新潮流接轨。“生态链里面很多缺少的环节，慢慢在資金、人才、政策的驱动下形成，产生叠加效应”。
杨青认为，全球性的创新浪潮和跨界，给科学家、投资家和企业家提供了新的挑战和机会。而中国医药行业和企业应该意识到自身有独特的资源和成长路径，可以互相合作，共同摸索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创新道路。
全球生物医药领域的技术革新也是促成现在变化的重要因素。中国科学院院士、四川大学副校长魏于全说：“由于基因组学、生物学这些前沿生物技术的重大突破，这几年生物医药技术进步非常快，像CAR-T、干细胞这些新技术不断涌现，给生物医药带来突破性进展。”
但创新大潮下既有机遇，而挑战同样扑面而来。
柯菲平医药董事长秦引林指出，对于创新药重大利好的一系列新政，为本土药企的创新扫除了很多门槛，但同时也给它们带来了相当程度的压力。因为在本土创新追赶国际水准的同时，差距客观存在。国外新药进入中国市场的速度只会越来越快。瑞康医药总裁张仁华说：“工业企业面临着非常大的压力。第一是合规，第二个是创新，第三个是两票制。工业比我们更痛苦。”
而其中创新则决定了本土药企能否在未来继续存在并获得发展。上海医药总裁左敏说：“变革时期，创新是本土药企由大变强的唯一途径。“不过，在具体选择什么方式实现创新上，观点出现了明显差异。
魏于全认为，真正的创新药从新靶点开始，本土新药研发应该在更早期阶段介入。在专题演讲中，他更是直言：“中国创新药光找新的化学结构不行，要从靶点开始，不能说人家搞了一个靶点，我们再来改革，那不是原创。”
左敏则表示，凡是能够满足临床未来5到10年新的临床需求的就是创新，不一定必须是新靶点，这可能更符合本土药企当下的实际。“对药企来讲，哪怕是减少副作用，我觉得都是创新。这是现实的态度。创新一定是一步步的来。”众信基金合伙人徐晓阳给出了自己的看法：“创新是很宽泛的，新靶点、新商业模式、新辅料、新设备，包括营养、运动、管理、服务，其实医药行业当中的创新领域非常多。”
找到新靶点的原始创新可以说是所有本土药企都梦寐以求的，然而过程何其艰难，而且很难不可跨越。金浦健康基金创始管理合伙人吉冬梅说：“任何一个企业都需要生存，创新要在生存的基础上做，因为要结合公司自身发展，看现金流和储备可以允许给自己多长时间、多大资金、怎样的人才储备做创新。”作为投资人，吉冬梅喜欢“比别人走快半步的创新”。
怎么做？
在创新成为主基调与行业剧烈变化一并发生之时，科学家、企业家、投资家三方愈发紧密的合作已是必然，彼此之间的边界也更加模糊。
魏于全表示，大学或者研究机构中的科学家要加强与企业方的合作，因为后者在资本和标准化研发流程方面的优势可以大大加快整个研发进程。
而徐晓阳这样描述企业与资本的关系：对制药企业来讲，产业发展和融资始终是孪生兄弟。外援式的增长是很多跨国公司发展的主要动因。瑞力投资副董事长兼总裁孙烽说：“我们在进行投资布局的时候选的是创新和并购两条线。在投的同时，有意识展开一些并购。“据其介绍，这两种方式一种是通过PE投资与被投资方建立良好关系，同时将其作为并购标的推荐给国内的产业战略平台；另一种则是争取拿到海外创新药企业在中国的权益。
对于并购，正大制药集团BD总经理康晓龙分享的经验是：并购以后，具体企业运作应尊重原有管理层，而不是进行“大换血”的做法。具体到产品创新，应该允许和鼓励并购标的根据自身产品发展方向和大趋势，定夺研发创新的方向和产品开发。
中国医药行业这场创新大潮的到来与这一生态中监管方的举措有着直接关系。一系列改革政策文件出台之后迅速催生的产业动态，已经充分显示了监管方在创新生态体系中的重要作用。而现在，大家的期望是监管方能够将这一系列的改革动作连贯、完整地继续推进。
信立泰药业总经理叶宇翔说：“创新生态不是仅凭企业就能做的事情，没有一个稳定的法规条件，没有一个稳定的市场环境，创新生态其实是做不起来的。但我们看到中国市场现在已经起来了，生态链也慢慢起来了。”作为企业家一方，叶宇翔很清楚本土药企不走创新这条路就很难活下去。他认为，15年后，中国制药企业的主要利润增长将会来自创新产品。“现在国家医保有很多变化，如果未来能够建立一个流动性系统，每年新产品都有进入医保的机会，我觉得这样对中国制药的创新环境会有非常大的推动。”
在杨青眼中，中国的创新生态系统在政策、资本、人才、产业和医疗需求的驱动下，现在打开了一个新格局，“我个人的感觉是虽然有挑战，但机会无限。”而面对这个过程中的挑战，叶宇翔说：“最重要的就是坚持。整个环境不只是企业的坚持，还有科学家的坚持，资本市场的坚持，也需要政府的坚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