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宗璞在《弦上的梦》中采用了美学分身术：乐珺与梁遐两个形象，分别代表着自我心灵中两种相互冲突和搏斗的力量，是同一人物原型性格的两个不同侧面，是作者在知识分子的怯懦犹豫与勇于反抗两种人格选择中矛盾和焦虑心境的外化。并未正面出场的“爸爸”形象，是小说人物关系和主题深化的关键符码，凝聚着宗璞个人性的生活经验，即她对爸爸冯友兰历史地位的思考，具有重要的美学意义和历史文化价值。把这篇小说放在宗璞创作的纵向脉络中，可以发现其精神特征、美学和文体特征都具有明显的过渡性。
关键词：伤痕文学；宗璞；知识分子；冯友兰
一
《弦上的梦》发表于1978年12月的《人民文学》，是宗璞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创作的第一篇小说。据编辑涂光群说，这篇小说送到编辑部时，“天安门事件”还没有平反，因此小说的内容是“犯忌”的，它的刊出还经历了一点波折。{1}戴锦华说《弦上的梦》“与宗福先的《于无声处》、苏叔阳的《丹心谱》一起，因正面写‘四五’运动而加入了伤痕文学的热浪，且成了其间干预并介入现实的力作”。{2}显然，宗璞的《弦上的梦》像她在20世纪50年代初写作《诉》一样，是一次身份的亮相，表明“她对此间主流话语构造的果敢而有力地加入”。③《弦上的梦》作为“伤痕文学”的主流身份当然是不容置疑的，作者本人也有意突出梁遐作为一个时代的“伤痕儿”的身份，从而强化《弦上的梦》作为“伤痕文学”一员的合法性（在接受施叔青采访时宗璞说梁遐有一个生活原型）。{4}但是，在我看来，这篇小说不仅可以限定在“伤痕文学”这一主流话语构造中作横向阐释，而且还应该放在宗璞创作的纵向脉络中来解读，这样做或许可以获得更丰富的收获。
宗璞曾说过，他们这一代人的人生道路上，不断地出现十字路口，因此面临着一次一次的抉择。{5}《红豆》写的是一种抉择——知识分子选择了革命、选择了祖国的自我庆幸和神圣感。《弦上的梦》写的是另一种抉择——在“四人帮”兴风作浪的时代逆流中是苟活与自保，还是挺身而出，舍生取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在《红豆》中江玫是自己与自己的另一个自我作战，在《弦上的梦》中则是乐珺的谨小慎微与梁遐的勇敢抗争作战，或者换句话说，《弦上的梦》写的还是作者面对抉择时内心中两个自我的冲突与对话，只不过作者使用了美学上的分身术——用两个人物分别指代心灵中相互冲突、相互搏斗的两种力量，乐珺和梁遐根本上就是一个人物，是同一个人物原型性格的两个不同侧面。因此，在乐珺的梦里，两个人就合而为一：
这天夜里，乐珺作了一个梦。她梦见一次音乐会，她自己在演奏，大提琴发出辉煌胜利的乐声，听众中有一双黑沉沉的眼睛，随着她的琴声流动。这是阿遐！
忽然，那在台上拉琴的不是她，而是梁遐。梁遐用熟练的手法拉出了激昂的直向人的灵魂扑来的调子。
批评家贺桂梅读出了这种“分身术”，她在采访宗璞时，直率地问道：“在阅读您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与文革记忆有关的作品时，我注意到您的作品中似乎一直存在两种类型的知识分子形象。一种是用自己的头颅去换取‘人’的尊严的勇士，一种是虽清醒但却有着犹豫、矛盾或怯懦的普通人。这两类知识分子似乎暗含了一种分裂的人格，一边意识到需要做一个勇士，同时写到自己理解但做不了这样的勇士的矛盾。是不是可以说，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暗示了您在浩劫中的某种矛盾和焦虑？”{1}在著者看来，梁遐和乐珺正是贺桂梅所说的两类知识分子的人格代表，也是作者在两种人格选择中矛盾和焦虑心境的外化。
二
从叙事话语的连续性角度来看，乐珺这一形象是作者20世纪60年代小说中经常出现的第一人称叙述人“我”的延续，也是在新的写作环境、新的文本结构中的继续与发展，是作者自我形象的外化，她既是一个旁观者又是一个叙事的视点。在被叙的历史情境中，乐珺又是一个亲历者，是作品的主人公之一，她虽然清醒，但却谨小慎微，显然代表着知识分子“分裂的人格”当中另一个“自我”，即“虽清醒但却有着犹豫、矛盾或怯懦的普通人”。
梁遐虽然就其在文本中的具体身份，只是一个孩子，是一个在“文革”创伤中成长的少年和青年。但这一形象的想象性身份却是成年化的知识分子，或者说是知识分子人格中反叛的和英雄主义的那一部分。梁遐在10岁的时候，目睹了自己的父亲梁锋被批斗、挨打的情景，她大声地呼喊：“爸爸！我的爸爸！”，她以10岁的年纪，卷入了“文化大革命”。
梁遐当时是小学四年级学生，因为和父母划不清界限，在学校也屡遭批斗。她在批斗梁锋时大叫爸爸以后，梁锋单位的高音喇叭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每批“大特务梁锋”时，必提到“狗崽子梁遐”。
就事理逻辑而言，一个10岁的孩子被作为一个政治批判对象和父亲“捆绑”在一起，是相当令人怀疑的，它的真实性应该说有相当多的纰漏。但在想象的与美学的逻辑上来说，又是合理的，甚至是创造性的——梁遐这一形象是“伤痕儿”与成年化的、反抗的知识分子的结合体。或者说，从外在形态上来说，她是一个在“文革”中成长的儿童、少年和青年，她的遭遇和经历具有典型的“伤痕青年”的经验特征，而她的心态与性格也部分地具有“伤痕儿”的特点，比如她偶尔流露出的玩世不恭。但她性格的早熟（10岁时独立生活并承担起给父亲送饭的职责）、她在政治上的卓越识见（对江青的谴责）、她过早地卷入“文革”的政治斗争（和父亲一起受批判），就不是“典型的”青少年的经历与心态，而是具有了成年人的经验与性格特质。对她的“成年化”的处理显然寄托着作者的某些想象与意志。准确地说，她就是作者塑造的“用自己的头颅去换取‘人’的尊严的勇士”，代表了作者在矛盾心态中追求正义而又勇于反抗的人格化的自我。这样看来，梁遐就不仅是一个“伤痕青年”的形象，她还是一个作者人格化的自我，代表着在“文革”中被迫出场的成年知识分子内心中反抗的声音。
三
在《弦上的梦》中，“爸爸”的出现、他在文本中的结构性位置以及相关的思想领域的拓展，也表明这篇小说不仅是对主流叙事的加入，它有自己独特的问题意识，是宗璞小说自成体系的思想的一部分。在作品中，“爸爸”的形象并未正面出场，但是，“爸爸”以及他所代表的价值理念——正直的知识分子热爱祖国，同情、支持进步事业，但都受到当权者的迫害而冤枉致死——却是小说人物关系和主题深化的关键符码。梁遐是伴随“爸爸”梁锋的被揪斗而出场的，她的心灵创伤主要是由“爸爸”的被害致死造成的，因此，她对“四人帮”的仇恨，她反抗的动机，不仅有“国仇”，而且有“家恨”。在这一文本中，“爸爸”是一个缺席的在场者，对“爸爸”的祭奠、对“爸爸”历史地位的正名，是这部小说重要的叙述动机之一。小说结尾出现的大段议论性的文字也颇能说明问题：
琴声回荡冲出了剧场，响彻了天空。那是激昂的、雄壮的、胜利的音乐！这音乐是每个人用自己的心弦拉出来的，是人民用自己的心弦拉出来的！“爸爸！我的爸爸！”梁遐忽然叫了出来。她那清脆的声音混入辉煌的音乐声中，飘向了云端。原来在高高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上，出现了梁锋和许许多多名字，一时间光华万丈，与日月争辉。这些名字有的熟悉，有的陌生，也还有很多没有写在上面。他们都是极为平凡的人，而他们又都是无比伟大的英雄。他们在我们亲爱的社会主义祖国前进的曲折道路上奉献了自己。虽然牺牲的方式很不相同，但他们都有权力活在亿万人民的心上，从而永垂不朽！
这段文字所描绘的情景出现在乐珺的梦境中，而和“纪念碑”有关的议论性文字完全像是来自于一个外在的叙述人。这样的“议论”，从叙事学的角度来说，的确相当生硬，不少国外的读者难以接受是容易理解的。{1}但是，这种勉强的、甚至是冒着风险的“议论”恰恰说明，在作者眼里，这些内容是多么重要，多么难以释怀，多么不吐不快。这些议论包含的历史内容与委婉的心曲就不是梁遐这一个“伤痕青年”能够承载的，它甚至也超出了“伤痕小说”“感伤的、愤怒的、意识形态化的”{2}情绪与主题特征，而是转向了对知识分子道德品性与历史地位的思考，是要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镌刻上知识分子的名字。或者更进一步说，梁遐对爸爸的呼唤和吁请将那些“极为平凡的人”刻上人民英雄纪念碑，带有更个人化的起因和动机，那就是作者对爸爸、哲学家冯友兰历史地位的思考。
宗璞曾经说：“三十多年来，从我的青年时代起，耳闻目睹，全是对父亲的批判。父亲自己，无日不在检讨。家庭对于我，像是一座大山压在头顶，怎么也逃不掉的。”③但在宗璞的心目中，父亲的历史地位和历史功绩是不能抹煞的，因此，在冯友兰先生九十华诞的庆祝会上，当北大校长张龙翔不仅肯定了冯友兰的哲学贡献，而且充分肯定了他的爱国思想以及在解放前夕担任清华大学校务会议代理主席，带领师生护校，在解放后将清华大学完整地交到人民手中的历史功绩时，宗璞不只感到“如释重负”，而是“有些诧异，有些感动”。{4}《弦上的梦》借助“爸爸”梁锋对知识分子历史地位的思辨和议论，使人可以明显感到作家自己和父亲的经历在起作用。
指出这一点，并不会降低《弦上的梦》的历史意义，因为历史从来就是具体的，而文学借助于对个人性的历史经验的叙述可以达到普遍性的效果。事实上，宗璞决不是一个以宣泄一己的悲欢为目的的充满自恋的个人主义作家，她通过对父亲和自己经历的回顾与反思，达到了一种历史性的认知。在另一篇怀念父亲的文章中，她通过对父亲经历和人格的回忆，获得了这样的历史意识：“我想历史会对每一个人做出公允的、不带任何偏见的评价。历史不会忘记有些微贡献的每一个人，而评价每一个人时也不要忘记历史。”{5}这里，个人的恩怨已经完全化解，获得的是特有的旷达、通脱的历史感。基于此，指出宗璞创作的自传性，指出她文学经验的个人性质具有重要的美学意义和历史文化价值。首先，宗璞和她的父亲冯友兰作为20世纪两代知识分子的代表，他们的经历、他们心态和精神的变化与发展过程具有特殊的典型性，以自我为范本，然后通达对历史的认知、对知识分子心态和精神史的考察，这是一条便捷的、收效显著的美学道路。其二，宗璞特殊的知识分子身份，使她在认知历史、社会、个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传达这些经验时有着独一无二的角度与方法，她的结论不同于主流范式的思考，因此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
四
如果将《弦上的梦》放置到宗璞小说的整体链环中来看，无论其精神特征还是其美学和文体特征，都具有过渡性的意味。作为“文革”后的第一篇小说，它对“文革”经验的叙述是间接的、侧面性的，一方面具有“伤痕小说”对“文革”进行批判与反思的主题，另一方面还具有对父辈知识分子历史地位正名的潜在意蕴，而后者显然是作者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小说中一个重要主题的延续；在叙述方式的设计上也显示出脱胎于《红豆》、《不沉的湖》和《知音》的痕迹，如乐珺虽然以第三人称的身份出场，但她相对于核心人物梁遐而言又是一个旁观者和审视者，承担着类似于《不沉的湖》和《知音》中第一人称叙述人“我”的叙述、组织和评价功能（结尾处大段的议论就来自乐珺的梦），宗璞小说的这一叙事结构所反映出来的基本就是作者自我与时代思潮的微妙关系：作为知识分子置身于波诡云谲的时代大潮中，难辞被改造的命运，但是父亲冯友兰的高大身影遮挡了宗璞出场的时机，暂时让她免受正面的、激烈的冲击。因此，她能够以一个游离者、旁观者的身份审视、分析知识分子的地位与命运问题。这种与知识分子尤其与自我身份特别吻合的“不即不离”的特殊文本特质，显示出作者在生活中的特殊位置和她认知生活时的特殊视角。
标志着作者以“历劫者”而不是“旁观者”真正出场的是中篇小说《三生石》，它是宗璞将自己的经验与知识分子命运作对位思考并且在叙述方式上不作任何“伪装”的真正起点，《弦上的梦》是宗璞小说创作的一个中转站，是她创作过程中的一个过渡作品。
【责任编辑武新军】
·新书架·
河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孟庆澍的《历史·观念·文本——现代中国文学思问录》是一部以史料实证为基础、同时吸收了新文化史某些方法的文学研究论著。全书围绕历史、观念、文本三个关键词，对从晚清至当下的重要文学与历史问题进行了具体而深入的讨论。全书分五章，包括附录共24万余字。第一章从杂志形成、发展的外部因素，包括人际互动以及出版机构等角度切入，重新释读《甲寅》和《新青年》之间的渊源，以微观史学的方法，再现新知识分子如何围绕报刊杂志这一新兴言论空间进行交往和互动，构筑思想和文化网络、制造新议题的历史过程。第二章在借鉴知识社会学理论的基础上，对中国现代舆论的生成进行了考察。作者把新文化运动视为此前长时段知识积累的产物。这些知识与新式教育、近代出版等社会性因素，共同构成了新文化运动得以发生所必备的一整套资源谱系。民初政论杂志既是此资源谱系的一部分，又参与并主导了这一时期知识生产的过程。作为知识分子的一种新型交往模式，政论杂志成为舆论的主要表现形式以及公共领域的特殊结构和主体，改变了原有的知识生产方式。因此，从公共性的角度来看，新文化运动或可称一次成功的舆论事件。第三章重点论述了左联与“自由人”的论战，通过重构历史现场的方式，对胡秋原等人的文艺观念进行了细微的梳理，再现了中国左翼文学错综复杂的历史语境。第四章对《绿波传》、《闲话并耕》等文的钩沉辨析，展示了作者近几年来在史料发掘方面的具体收获，其中对《骆驼祥子》英译本在美国文坛传播状况的整理，有助于引起学界对“现代中国文学经典在海外”这一课题的重视。第五章则把视线转回当代，对汪曾祺、阎连科、莫言等人的小说进行文本细读和政治历史批判。附录收入作者近年来在《读书》等刊物发表的学术批评，亦有一得之见。全书立足于本土文学、历史体验，以当代问题意识和反思精神，作跨学科的重构与批评，颇能体现作者提倡的“在地的文学史研究”进路。其部分内容在国内学术刊物发表之后，曾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等转载，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孟庆澍：《历史·观念·文本——现代中国文学思问录》，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11月）
关键词：伤痕文学；宗璞；知识分子；冯友兰
一
《弦上的梦》发表于1978年12月的《人民文学》，是宗璞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创作的第一篇小说。据编辑涂光群说，这篇小说送到编辑部时，“天安门事件”还没有平反，因此小说的内容是“犯忌”的，它的刊出还经历了一点波折。{1}戴锦华说《弦上的梦》“与宗福先的《于无声处》、苏叔阳的《丹心谱》一起，因正面写‘四五’运动而加入了伤痕文学的热浪，且成了其间干预并介入现实的力作”。{2}显然，宗璞的《弦上的梦》像她在20世纪50年代初写作《诉》一样，是一次身份的亮相，表明“她对此间主流话语构造的果敢而有力地加入”。③《弦上的梦》作为“伤痕文学”的主流身份当然是不容置疑的，作者本人也有意突出梁遐作为一个时代的“伤痕儿”的身份，从而强化《弦上的梦》作为“伤痕文学”一员的合法性（在接受施叔青采访时宗璞说梁遐有一个生活原型）。{4}但是，在我看来，这篇小说不仅可以限定在“伤痕文学”这一主流话语构造中作横向阐释，而且还应该放在宗璞创作的纵向脉络中来解读，这样做或许可以获得更丰富的收获。
宗璞曾说过，他们这一代人的人生道路上，不断地出现十字路口，因此面临着一次一次的抉择。{5}《红豆》写的是一种抉择——知识分子选择了革命、选择了祖国的自我庆幸和神圣感。《弦上的梦》写的是另一种抉择——在“四人帮”兴风作浪的时代逆流中是苟活与自保，还是挺身而出，舍生取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在《红豆》中江玫是自己与自己的另一个自我作战，在《弦上的梦》中则是乐珺的谨小慎微与梁遐的勇敢抗争作战，或者换句话说，《弦上的梦》写的还是作者面对抉择时内心中两个自我的冲突与对话，只不过作者使用了美学上的分身术——用两个人物分别指代心灵中相互冲突、相互搏斗的两种力量，乐珺和梁遐根本上就是一个人物，是同一个人物原型性格的两个不同侧面。因此，在乐珺的梦里，两个人就合而为一：
这天夜里，乐珺作了一个梦。她梦见一次音乐会，她自己在演奏，大提琴发出辉煌胜利的乐声，听众中有一双黑沉沉的眼睛，随着她的琴声流动。这是阿遐！
忽然，那在台上拉琴的不是她，而是梁遐。梁遐用熟练的手法拉出了激昂的直向人的灵魂扑来的调子。
批评家贺桂梅读出了这种“分身术”，她在采访宗璞时，直率地问道：“在阅读您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与文革记忆有关的作品时，我注意到您的作品中似乎一直存在两种类型的知识分子形象。一种是用自己的头颅去换取‘人’的尊严的勇士，一种是虽清醒但却有着犹豫、矛盾或怯懦的普通人。这两类知识分子似乎暗含了一种分裂的人格，一边意识到需要做一个勇士，同时写到自己理解但做不了这样的勇士的矛盾。是不是可以说，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暗示了您在浩劫中的某种矛盾和焦虑？”{1}在著者看来，梁遐和乐珺正是贺桂梅所说的两类知识分子的人格代表，也是作者在两种人格选择中矛盾和焦虑心境的外化。
二
从叙事话语的连续性角度来看，乐珺这一形象是作者20世纪60年代小说中经常出现的第一人称叙述人“我”的延续，也是在新的写作环境、新的文本结构中的继续与发展，是作者自我形象的外化，她既是一个旁观者又是一个叙事的视点。在被叙的历史情境中，乐珺又是一个亲历者，是作品的主人公之一，她虽然清醒，但却谨小慎微，显然代表着知识分子“分裂的人格”当中另一个“自我”，即“虽清醒但却有着犹豫、矛盾或怯懦的普通人”。
梁遐虽然就其在文本中的具体身份，只是一个孩子，是一个在“文革”创伤中成长的少年和青年。但这一形象的想象性身份却是成年化的知识分子，或者说是知识分子人格中反叛的和英雄主义的那一部分。梁遐在10岁的时候，目睹了自己的父亲梁锋被批斗、挨打的情景，她大声地呼喊：“爸爸！我的爸爸！”，她以10岁的年纪，卷入了“文化大革命”。
梁遐当时是小学四年级学生，因为和父母划不清界限，在学校也屡遭批斗。她在批斗梁锋时大叫爸爸以后，梁锋单位的高音喇叭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每批“大特务梁锋”时，必提到“狗崽子梁遐”。
就事理逻辑而言，一个10岁的孩子被作为一个政治批判对象和父亲“捆绑”在一起，是相当令人怀疑的，它的真实性应该说有相当多的纰漏。但在想象的与美学的逻辑上来说，又是合理的，甚至是创造性的——梁遐这一形象是“伤痕儿”与成年化的、反抗的知识分子的结合体。或者说，从外在形态上来说，她是一个在“文革”中成长的儿童、少年和青年，她的遭遇和经历具有典型的“伤痕青年”的经验特征，而她的心态与性格也部分地具有“伤痕儿”的特点，比如她偶尔流露出的玩世不恭。但她性格的早熟（10岁时独立生活并承担起给父亲送饭的职责）、她在政治上的卓越识见（对江青的谴责）、她过早地卷入“文革”的政治斗争（和父亲一起受批判），就不是“典型的”青少年的经历与心态，而是具有了成年人的经验与性格特质。对她的“成年化”的处理显然寄托着作者的某些想象与意志。准确地说，她就是作者塑造的“用自己的头颅去换取‘人’的尊严的勇士”，代表了作者在矛盾心态中追求正义而又勇于反抗的人格化的自我。这样看来，梁遐就不仅是一个“伤痕青年”的形象，她还是一个作者人格化的自我，代表着在“文革”中被迫出场的成年知识分子内心中反抗的声音。
三
在《弦上的梦》中，“爸爸”的出现、他在文本中的结构性位置以及相关的思想领域的拓展，也表明这篇小说不仅是对主流叙事的加入，它有自己独特的问题意识，是宗璞小说自成体系的思想的一部分。在作品中，“爸爸”的形象并未正面出场，但是，“爸爸”以及他所代表的价值理念——正直的知识分子热爱祖国，同情、支持进步事业，但都受到当权者的迫害而冤枉致死——却是小说人物关系和主题深化的关键符码。梁遐是伴随“爸爸”梁锋的被揪斗而出场的，她的心灵创伤主要是由“爸爸”的被害致死造成的，因此，她对“四人帮”的仇恨，她反抗的动机，不仅有“国仇”，而且有“家恨”。在这一文本中，“爸爸”是一个缺席的在场者，对“爸爸”的祭奠、对“爸爸”历史地位的正名，是这部小说重要的叙述动机之一。小说结尾出现的大段议论性的文字也颇能说明问题：
琴声回荡冲出了剧场，响彻了天空。那是激昂的、雄壮的、胜利的音乐！这音乐是每个人用自己的心弦拉出来的，是人民用自己的心弦拉出来的！“爸爸！我的爸爸！”梁遐忽然叫了出来。她那清脆的声音混入辉煌的音乐声中，飘向了云端。原来在高高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上，出现了梁锋和许许多多名字，一时间光华万丈，与日月争辉。这些名字有的熟悉，有的陌生，也还有很多没有写在上面。他们都是极为平凡的人，而他们又都是无比伟大的英雄。他们在我们亲爱的社会主义祖国前进的曲折道路上奉献了自己。虽然牺牲的方式很不相同，但他们都有权力活在亿万人民的心上，从而永垂不朽！
这段文字所描绘的情景出现在乐珺的梦境中，而和“纪念碑”有关的议论性文字完全像是来自于一个外在的叙述人。这样的“议论”，从叙事学的角度来说，的确相当生硬，不少国外的读者难以接受是容易理解的。{1}但是，这种勉强的、甚至是冒着风险的“议论”恰恰说明，在作者眼里，这些内容是多么重要，多么难以释怀，多么不吐不快。这些议论包含的历史内容与委婉的心曲就不是梁遐这一个“伤痕青年”能够承载的，它甚至也超出了“伤痕小说”“感伤的、愤怒的、意识形态化的”{2}情绪与主题特征，而是转向了对知识分子道德品性与历史地位的思考，是要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镌刻上知识分子的名字。或者更进一步说，梁遐对爸爸的呼唤和吁请将那些“极为平凡的人”刻上人民英雄纪念碑，带有更个人化的起因和动机，那就是作者对爸爸、哲学家冯友兰历史地位的思考。
宗璞曾经说：“三十多年来，从我的青年时代起，耳闻目睹，全是对父亲的批判。父亲自己，无日不在检讨。家庭对于我，像是一座大山压在头顶，怎么也逃不掉的。”③但在宗璞的心目中，父亲的历史地位和历史功绩是不能抹煞的，因此，在冯友兰先生九十华诞的庆祝会上，当北大校长张龙翔不仅肯定了冯友兰的哲学贡献，而且充分肯定了他的爱国思想以及在解放前夕担任清华大学校务会议代理主席，带领师生护校，在解放后将清华大学完整地交到人民手中的历史功绩时，宗璞不只感到“如释重负”，而是“有些诧异，有些感动”。{4}《弦上的梦》借助“爸爸”梁锋对知识分子历史地位的思辨和议论，使人可以明显感到作家自己和父亲的经历在起作用。
指出这一点，并不会降低《弦上的梦》的历史意义，因为历史从来就是具体的，而文学借助于对个人性的历史经验的叙述可以达到普遍性的效果。事实上，宗璞决不是一个以宣泄一己的悲欢为目的的充满自恋的个人主义作家，她通过对父亲和自己经历的回顾与反思，达到了一种历史性的认知。在另一篇怀念父亲的文章中，她通过对父亲经历和人格的回忆，获得了这样的历史意识：“我想历史会对每一个人做出公允的、不带任何偏见的评价。历史不会忘记有些微贡献的每一个人，而评价每一个人时也不要忘记历史。”{5}这里，个人的恩怨已经完全化解，获得的是特有的旷达、通脱的历史感。基于此，指出宗璞创作的自传性，指出她文学经验的个人性质具有重要的美学意义和历史文化价值。首先，宗璞和她的父亲冯友兰作为20世纪两代知识分子的代表，他们的经历、他们心态和精神的变化与发展过程具有特殊的典型性，以自我为范本，然后通达对历史的认知、对知识分子心态和精神史的考察，这是一条便捷的、收效显著的美学道路。其二，宗璞特殊的知识分子身份，使她在认知历史、社会、个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传达这些经验时有着独一无二的角度与方法，她的结论不同于主流范式的思考，因此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
四
如果将《弦上的梦》放置到宗璞小说的整体链环中来看，无论其精神特征还是其美学和文体特征，都具有过渡性的意味。作为“文革”后的第一篇小说，它对“文革”经验的叙述是间接的、侧面性的，一方面具有“伤痕小说”对“文革”进行批判与反思的主题，另一方面还具有对父辈知识分子历史地位正名的潜在意蕴，而后者显然是作者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小说中一个重要主题的延续；在叙述方式的设计上也显示出脱胎于《红豆》、《不沉的湖》和《知音》的痕迹，如乐珺虽然以第三人称的身份出场，但她相对于核心人物梁遐而言又是一个旁观者和审视者，承担着类似于《不沉的湖》和《知音》中第一人称叙述人“我”的叙述、组织和评价功能（结尾处大段的议论就来自乐珺的梦），宗璞小说的这一叙事结构所反映出来的基本就是作者自我与时代思潮的微妙关系：作为知识分子置身于波诡云谲的时代大潮中，难辞被改造的命运，但是父亲冯友兰的高大身影遮挡了宗璞出场的时机，暂时让她免受正面的、激烈的冲击。因此，她能够以一个游离者、旁观者的身份审视、分析知识分子的地位与命运问题。这种与知识分子尤其与自我身份特别吻合的“不即不离”的特殊文本特质，显示出作者在生活中的特殊位置和她认知生活时的特殊视角。
标志着作者以“历劫者”而不是“旁观者”真正出场的是中篇小说《三生石》，它是宗璞将自己的经验与知识分子命运作对位思考并且在叙述方式上不作任何“伪装”的真正起点，《弦上的梦》是宗璞小说创作的一个中转站，是她创作过程中的一个过渡作品。
【责任编辑武新军】
·新书架·
河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孟庆澍的《历史·观念·文本——现代中国文学思问录》是一部以史料实证为基础、同时吸收了新文化史某些方法的文学研究论著。全书围绕历史、观念、文本三个关键词，对从晚清至当下的重要文学与历史问题进行了具体而深入的讨论。全书分五章，包括附录共24万余字。第一章从杂志形成、发展的外部因素，包括人际互动以及出版机构等角度切入，重新释读《甲寅》和《新青年》之间的渊源，以微观史学的方法，再现新知识分子如何围绕报刊杂志这一新兴言论空间进行交往和互动，构筑思想和文化网络、制造新议题的历史过程。第二章在借鉴知识社会学理论的基础上，对中国现代舆论的生成进行了考察。作者把新文化运动视为此前长时段知识积累的产物。这些知识与新式教育、近代出版等社会性因素，共同构成了新文化运动得以发生所必备的一整套资源谱系。民初政论杂志既是此资源谱系的一部分，又参与并主导了这一时期知识生产的过程。作为知识分子的一种新型交往模式，政论杂志成为舆论的主要表现形式以及公共领域的特殊结构和主体，改变了原有的知识生产方式。因此，从公共性的角度来看，新文化运动或可称一次成功的舆论事件。第三章重点论述了左联与“自由人”的论战，通过重构历史现场的方式，对胡秋原等人的文艺观念进行了细微的梳理，再现了中国左翼文学错综复杂的历史语境。第四章对《绿波传》、《闲话并耕》等文的钩沉辨析，展示了作者近几年来在史料发掘方面的具体收获，其中对《骆驼祥子》英译本在美国文坛传播状况的整理，有助于引起学界对“现代中国文学经典在海外”这一课题的重视。第五章则把视线转回当代，对汪曾祺、阎连科、莫言等人的小说进行文本细读和政治历史批判。附录收入作者近年来在《读书》等刊物发表的学术批评，亦有一得之见。全书立足于本土文学、历史体验，以当代问题意识和反思精神，作跨学科的重构与批评，颇能体现作者提倡的“在地的文学史研究”进路。其部分内容在国内学术刊物发表之后，曾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等转载，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孟庆澍：《历史·观念·文本——现代中国文学思问录》，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