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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被中国人接受，除了外在诉求之外，还应思考中国文化传统和马克思主义是否有一种内在的契合关系。“内在超越”的修养论是中国文化传统的精髓之所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在具体的革命实践中继承了这一传统，形成了一种有别于中国古代传统的新型修养论。这种修养论是中国共产党人在艰难困苦的战争年代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创新性发展，极大地弘扬了历史主观能动性精神，高扬了共产主义革命道德情怀，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宝贵精神财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修养论的构建不仅需要适应中国国情，而且应与社会规范建设和法治建设相结合。
〔关键词〕 内在超越，修养，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文化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5）04-0032-05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到现在已有近百年的历史，并已成为当下文化传统的重要部分。可以说，到目前为止没有哪一种理论像马克思主义那样深深地影响和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和文化风貌。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被中国人接受，除了“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外在诉求之外，还应思考中国文化传统和马克思主义是否有一种内在的契合关系。我们知道，西学东渐以来，中国传统文化遭遇西方文化的冲击和挑战，特别是传统儒家思想受到基督教文化的挑战。现代新儒家发掘出中国文化的“内在超越” 传统以应对这一挑战，是中西文化比较值得研究的典型个案，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需要重新审视的文化资源。
一、中国文化的“内在超越”传统
为了与西方主流文化“超越而外在”的思想相对照，现代新儒家常常借用“内在性”和“超越性”这两个概念来重新诠释中国文化传统中儒家思想尤其是其天道思想，强调其“内在又超越”的精神实质。
（一） “内在”与“超越”的西方语境。在学术界，人们通常认为最早明确提出“内在超越”的是牟宗三先生。他在20世纪60年代初出版的《中国哲学的特质》一书中写到：“天道高高在上，有超越的意义。天道贯注于人身之时，又内在于人而为人的性，这时天道又是内在的（Immanent）。天道既超越又内在，此时可谓兼具宗教与道德的意味，宗教重超越义，而道德重内在义” 〔1 〕 （P21 ）。这段话表明，牟宗三先生之所以肯定天道兼有“内在”和“超越”两重属性是为了强调儒教除了具有道德意味，还具有一种类似于宗教那样的超越性精神。牟宗三先生提出的相对于西方“外在超越”的“内在超越说”是否真正参透了中西文化的差异呢？
为了解决这一理论问题，我们首先要考察一下牟宗三借用的“超越”与“内在”在西方文化谱系中的真实涵义。“超越”（Transcendent），准确地讲应该译为“超验”，源自拉丁文trans（超越）和scandere（攀升、上升），字面意思为“胜过、超越，或与某种界限分离”，意指超越某种决定性界限而存在的东西，与“内在的”（Immanent）相对立。〔2 〕 （P1009 ）简言之，超越（超验）主要是指上帝超越于现实或世俗世界，“独立于被创造之秩序”。可见，在传统的基督教思想结构中，超越（超验）和内在是不能并存的，二者甚至是对立的。通过以上简单的概念辨析可以明确看出：根植于西方神学传统的超越性与内在性的二元对立，主要是在存在论意义上讲的。
（二）中国文化“内在超越”的特定内涵。对西方哲学特别是康德哲学深有研究的牟宗三不可能不理解“内在”和“超验”二元对立的严格意义。应该指出的是，以牟宗三为代表的现代新儒家不是在严格意义上使用“超验”和“内在”概念的，而是想努力摆脱西方主流文化中二元论的对立框架并重新赋予“超越性（超验性）”以新的意义即预示着一种“现实性与理想性或者有限性与无限性之间的张力”。〔3 〕 （P134 ）
余英时在“从价值系统看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一文中集中论述中西文化价值的来源时，阐述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相似和差异之处：“仅从价值具有超越的源头一点而言，中西文化在开始时似乎相同。但是若从超越源头和人间世之间的关系着眼，则中西文化的差异是存在的。中国人对于此超越源头只作肯定而不去穷究到底。这便是庄子所谓‘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的态度。西方人的态度却迥然两样，他们自始便要在这一方面‘打破沙锅问到底’。柏拉图的‘理想说’便是要展示这个价值之源的超越世界。这是永恒不变、完美无缺的真实（或本体）世界。而我们感官所能触及的则是具有种种缺陷的现象世界。尽管柏拉图也承认这个真实世界是不可言诠的，但是他毕竟还要从四面八方来描写它。亚里斯多德的‘最后之因’，或‘最先的动因’也是沿柏拉图的途径所做的探索。所以柏、亚两师徒的努力最后非逼出一个至善的‘上帝’的观念不止。这是一切价值的共同来源” 〔4 〕 （P450 ）。
西方人一方面用上帝这个“超越世界”来反观“人间世界”的种种不圆满甚至罪恶，另一方面又用“超越世界”来促使人精神境界的不断提升。于是，这个“超越世界”和超越性的上帝表现出个人无法企及的无限的神圣威力，而这对世俗的个人来说总是外在于他个人的。然而与西方文化相对照而言，中国的超越世界与现实世界却不像西方那般泾渭分明。一般而言，中国人似乎一开始就知道人的理性无法真正把握价值之源的超越世界，而只能对此“存而不论”。然而，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人基本上不在超越世界与现实世界划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西方哲学中本体界与现象界之分，宗教中天国界与人间界之分，在中国思想传统中虽然也可以找到蛛丝马迹，但毕竟不占主导的地位。其实，中国人对这两个世界的态度是比较模糊的，界线不是很分明，有相互交融之感。概而言之，如果用“道”来代表中国文化传统中理想的超越世界，把“人伦日用”来代表现实的人间世界。那么，“道”即在“人伦日用”之中，同样的，“人伦日用”也不能须臾离“道”。这就是中国文化“内在超越”的特定内涵。
（三）中国文化“内在超越”传统强调个人修养。余英时先生认为自己曾经误用“内在超越”的概念，如果把“内在超越”理解为immanent transcendence，这样的话很容易引起神学和哲学上的纠纷。鉴于此，余英时就将其改为内向超越（inward transcendence）了。其实，余英时的改动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现代新儒家证明中国文化至少不低于西方文化的真实意图。“内在超越”的说法也好，“内向超越”的提法也罢，都喜欢用“道在人伦日用中”揭示中国文化传统的精神实质。需要着重指出的是，这种对中国文化传统的解释努力不是在存在论而是在境界论上言说内在超越的。如果用“道”来代表理想的超越世界，用“人伦日用”来代表现实的人间世界，那么“道在人伦日用中”就是中国文化所特有的“内在超越”传统。具有超越性的“道”并不外在于人伦日用而是落实为人的修身养性即修养。这体现了一种通过修养而不断提升个人道德境界和达至高尚品格的精神追求。应该说，中国文化的“内在超越”传统主要就是一种强调个人修养的传统。这种传统从最初儒家一直到宋明理学都没有中断过。在我们看来，“内在超越”的提法是现代新儒家在回应西方文化挑战过程中，发掘出中国文化中在日常生活中具有某种超越性的“价值意味”，这在一定程度上阐释了“修养”作为中国文化传统的精髓之所在。真正重要的不是这一提法本身，而是它背后所折射出来的体现在日常生活中的“修养”传统。 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修养论的形成及主要内容
如果说现代新儒家言说这种传统主要是抽象的学术层面展开的话，那么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则在具体的革命实践中继承了这一传统，形成了一种有别于中国古代传统的新型修养论。
（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修养论的形成。同样是面对西方的挑战，与现代新儒家所持的文化保守主义倾向不同，中国一些先进知识分子为挽救民族危亡而向西方寻找真理，最终选择了的马克思主义。具体说来，中国人最初接受马克思主义更多地是出于救国这一现实的需要。李大钊在1919年5月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标志着中国最早一批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和理解。从这篇文章可以看出，“十月革命的成功和河上肇等日本人的第二手的翻译著作，便足以使中国这些知识分子抓住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基本要点，迅速和果断地接受了它，成为中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之所以如此，首先是近现代救国主题的急迫需要，即要求有一种理性的信仰来作为行动的指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十月革命的实践效果是这种潜在的要求变成现实。” 〔5 〕 （P152 ）因此，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不是基于学术研究的兴趣而更多出于救国的实践诉求。而十月革命的胜利直接决定了选择暴力革命的道路。基于此，不难发现，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主要是唯物史观，特别是其中的阶级斗争学说。而革命实践的不断胜利更是强化了中国人接受、理解和奉行以阶级斗争为核心的唯物史观。
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国人理解的马克思主义不是作为具体的科学，也不是作为对社会发展某种客观规律的探究，而主要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来指导具体的革命实践。因此，中国共产党人强调的不是本本主义，而是突出革命实践斗争中的直接经验和调查研究即毛泽东总结的“实事求是”。特别是毛泽东在军事革命战争中摸索出来的宝贵经验并将其上升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高度，反过来又进一步强化了方法论对现实革命斗争的指导。在这一过程中，无产者阶级意识的“自觉能动性”得到了强化，这也正好适应了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进行革命斗争的主观需要。而“自觉能动性”的发挥又是与高扬道德主义紧密相连的。这种道德主义的核心就是“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和道德品质的修养” 〔6 〕 （P16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在残酷的革命斗争中之所以取得胜利，高扬的道德主义就是坚强的精神动力。“在紧张激烈的战争环境和农村条件下，知识分子必须在农村和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军队打成一片，以进行艰苦漫长的对敌斗争，这成为时代的要求和现实的需要”。应当说，高扬道德主义在当时不是简单重复的道德说教和形式主义的走过场，而是实实在在发挥了应有的实际效用并取得了预期的实践效果。进一步说，中国共产党人以“思想改造”和“道德修养”为精神武器，“在思想上情感上的确批判、消除了形形色色的不利于当时现实斗争和政治要求的思想、观念、习气、风尚以及具体任务，而不像其他共产党那样只以组织上清除出党为巩固队伍纯洁组织的途径。总起说来，强调思想改造、个人修养，确乎是延安时期党的建设和发展中的一个突出特点。这种高扬共产主义道德的思想改造运动，确乎极大地提高了人们的自觉的革命意识，极大地鼓舞了人们的信念和斗志，极大地推动了当时革命实践活动”。 〔6 〕 （P189 ）重视思想意识的改造和道德品质的修养便从此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一大特色，我们不妨称其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修养论。
（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修养论的主要内容。（1）前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修养论从唯物史观的基本前提出发：人类为了生活，必须在对自然界的斗争和改造过程中利用自然界来生产物质生活资料。同时，人们生产物质生活资料都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进行的。与之相伴随的是，人类在对自然界的斗争和改造的过程中也在不断地改造着人们彼此间的社会关系，改造着人类自身特别是人类的思想意识。可以说，一部人类的历史就是人们的社会关系、人类自身特别是人们的思想意识在人们与自然界的长时期斗争中不断得到改造并不断取得进步的历史。由此可见，人们的社会关系和人类自身特别是人们的思想意识是需要改造而且能够被改造的，这是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必然要求。如果不这样做，人类社会就无法进步，人类也就无法在实践过程中实现改造自然和社会的双重任务。当然，这里的实践主要包括物质实践和革命实践。而共产主义事业作为一项伟大的改造旧有社会关系的革命实践，则需要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共产主义意识的普遍自觉。这就要求无产阶级革命者必须参加革命实践并在革命实践中不断改造旧有的社会关系和改造自己的思想意识。而无产阶级思想意识的形成是无产阶级在革命实践中不断与旧有的各种思想意识斗争分不开的。所以，无产阶级革命者必须在革命实践中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加强自己在革命实践中的自我修养和学习。只有这样，他才能够在革命实践中逐步体认社会发展和革命斗争的客观规律，也只有这样他才能够不断地摆脱自己旧有的思想意识并不断提高自己革命的品质和工作的能力，成为一个具有高度自觉修养的真正的革命者。这就是共产党员为什么要进行和加强修养的缘由。
（2）途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修养论强调共产党员修养的具体途径是不但要在艰苦卓绝的革命实践中改造自己、加强无产阶级思想意识的锻炼和修养，而且还要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过程中改造自己旧有的思想意识和锻炼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强调理论学习中的修养问题，体现了理论学习和价值立场的统一，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有些人把马克思主义看成只是一种科学形态的理论学说，他们主张只要学习书本知识就可以掌握马克思主义了。这种观点是偏颇的，没有领会到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那么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简单地说就是科学理论与价值立场的统一。说它是科学理论，因为它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特别是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运行的特殊规律；说它有价值立场，因为它的价值目标是为着无产阶级解放和人类解放而奋斗的。如果一个共产党员不是抱着为无产阶级解放和人类解放事业而奋斗的目的，即使熟读马克思主义著作，通晓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那么他不可能成为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换句话说，如果他没坚定的无产阶级的价值立场、不能代表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就不可能真正了解和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髓。同样，光有一腔热血和革命抱负，而不去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就会陷入革命盲动的失败境地。因此，理论学习和思想意识修养必须统一起来。此外，共产党人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理论增强自己的共产主义的思想意识的同时，还要不断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始人的高尚的无产阶级品质。为了鼓励每一个人都可以学习和修炼这种高尚品质，刘少奇曾经引用孟子的“人皆可以为尧舜”论证：只要每个人有决心努力学习和实践就可以逐步提高自己的高尚品质。 （3）目标。在理论学习和思想意识修养相统一的基础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修养论最终落脚到高度自觉的无产阶级意识上来即“党员个人利益无条件地服从党的利益”。因为作为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与其他政党的最大区别就在于他除了无产阶级解放和人类解放的利益以外，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所以说，一个共产党员，在实际工作中无论遇到什么问题，都应该首先考虑党的整体利益，都应该把党的利益放在优先的地位。党的整体利益高于一切，这是共产党员思想和行动的最高原则。“根据这个原则，在每个党员的思想和行动中，都要使自己的个人利益和党的利益完全一致。在个人利益和党的利益不一致的时候，能够毫不踌躇、毫不勉强地服从党的利益，牺牲个人利益。为了党的、无产阶级的、民族解放和人类解放的事业，能够毫不犹豫地牺牲个人利益，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这就是“共产主义道德的最高表现，就是无产阶级政党原则性的最高表现，就是无产阶级意识纯洁的最高表现”。〔6 〕 （P45 ）共产党员要根据这一原则严格要求自己，不断提高自己的觉悟，真正做到“大公无私”、“克己奉公”。因此，对共产党员的要求不是对普通人的要求，因为共产党员是具有高度政治觉悟和思想觉悟的先锋战士，代表着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一般利益。共产党员应该具有人类最高尚的道德，这种高尚的道德是建立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利益之上的，是建立在社会发展一般规律和人类解放的伟大事业的目标之上的。因此，共产党员为人类解放事业牺牲自己的生命是值得的，是高尚的。这也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共产主义革命道德。
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修养论的当代启示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道德修养论是中国共产党人在艰难困苦的革命战争年代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创新性发展，极大地弘扬了历史主观能动性精神，高扬了共产主义革命道德情怀，为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更大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撑，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宝贵精神财富。
（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修养论的构建要适应中国国情。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修养论弘扬历史主体能动性精神，高扬共产主义革命道德情怀，跟传统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唯物史观有很大不同。我们知道，马克思没有对道德问题作专门和系统的研究，也没有建立起一套完整的道德理论体系，这与其当时的理论研究重点和革命实践背景有关。马克思认为，要实现共产主义不是靠简单的价值批判和道德说教就能完成的，而必须在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矛盾引发社凸显出来了，到了第二国际时期历史唯物主义甚至变成了简单的经济决定论，伦理学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空场，由此造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维度的反弹，伦理学的马克思主义一时间流行起来。他们主张用新康德主义的伦理学来补充甚至取代马克思主义。
当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修养论与西方的伦理学社会主义思潮又有差异。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修养论在中国有着深厚的社会和文化基础。1949年解放战争胜利之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强调“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这种“政治挂帅”衡量经济发展的标准和尺度，而政治挂帅又和共产主义道德教育（“大公无私”）互为表里，这样一来，“共产主义也不再首先是经济发展的产物，而主要成了某种政治——道德的理想，共产主义新人不再是全面发展个性潜能的人，而成了道德高尚、思想‘纯洁’亦即‘政治觉悟高’的圣贤”。〔5 〕 （P202 ）从刘少奇引用孟子的“人皆可以为尧舜”谈共产主义修养，到毛泽东吟诗“六亿神州尽舜尧”颂高尚道德，都体现了道德修养论的特色。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反映了中国当时的社会现实基础，也是中国儒家文化重道德教化即“内在超越”再现的真实写照。雷锋一句“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把“内在超越”精神诠释得淋漓尽致。
实事求是地讲，以政治工作和道德教育的方式弘扬和践行共产主义道德，在特定历史时期特别是革命战争年代发挥过重大的积极作用，但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如果脱离经济发展的实际一味地诉诸于共产主义道德理想难免显得空疏。要清醒地看到，我国是在经济发展水平比较落后的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由于市场经济发展不够充分，公民权利意识比较薄弱，与此相关的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等意识缺乏相应的经济基础和思想基础。在改革开放之后的社会转型时期，传统的道德规范失去效力而新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道德规范并未完全建立，于是乎现阶段社会道德状况出现的一些失范问题就不难理解了。
（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修养论的构建应与社会规范建设和法治建设相结合。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修养论高扬历史主观能动性精神，但是这种高扬要从根本上和长远来看必须遵循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决不能漠视和僭越这种客观规律。还要自觉地认识到，作为一种精神资源的修养论与中国文化的“内在超越”传统有相通之处，主要强调的是日常生活实践中一种修养境界的超越性。
中国古代思想家都很重视修养问题，提出了比较丰富的关于修养方法与修养境界的理论。“修”指“修身”，“养”指“养性”。修养即提高觉悟、培养高尚的品德。在中国伦理学史上，不同学派所提出的修养方法有所不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特点：要想提高思想觉悟，达至人格完善，必须从事修养。〔7 〕 （P156 ）可以说，提高修养是人提高道德自觉性的重要实践，体现了人的价值的自觉活动。这种修养不是诉诸于外在的，修养是在日常生活实践中的自我修养，体现了“道”在“人伦日用”中的“内在超越”文化传统。这种传统对人的本性持一种“原善”的看法，它赋予人可以无限发展的潜能以鼓励人们凭借自己的努力和修养，不断提升自己道德和精神境界。但是，要清醒地意识到，这种传统认为人人都可以靠内在的修养力量而达到超越的境界，相对忽略了外在力量对人的规范和约束。我们要继续发扬中国文化的“内在超越”传统，充分发挥人的内在修养潜力，这也是每一个文明人应该追求的道德境界。同时，内在的修养不能脱离外在的规范，否则会陷入无力的状态。在现代社会，锤炼内在的修养与遵守外在的社会规范理应相辅相成。这是我们对待中国文化传统中修养论的应持有态度。
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修养论也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现代人理解的修养应该是基于个体自觉意识的自我教育和自我完善。作为现代社会先进分子代表的共产党员，不论在什么时候都应有共产党员的自觉意识，作为中国执政党的共产党要高度重视自身建设特是作风建设。中国共产党人在全面深化改革伟大实践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抓好自身建设首先要自觉做到“严于修身”，特别是领导干部，更应该以“三严三实”（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的要求加强自我修养，要继续发扬模范带头作用和道德范导作用。我们知道，在带领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历史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始终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新形势下，作为中华民族先进分子和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人，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找到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那么，这一涵养的重要精神资源就是修养论。当然，修养论不只是简单靠道德说教就能维系的，必须与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相结合。要坚持道德教育的先进性与广泛性相结合的原则，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各种规范制度，这也是解决中国社会道德失范状况问题的原则性出路。
参考文献：
〔1〕牟宗三.中国哲学的特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2〕〔英〕布宁，余纪元.西方哲学英汉对照辞典〔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3〕李明辉.当代儒学的自我转化〔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4〕余英时.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M〕.北京：三联书店，2004.
〔5〕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M〕.北京：三联书店，2008.
〔6〕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7〕张岱年.中国伦理思想研究〔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9.
责任编辑 苏玉娟
〔关键词〕 内在超越，修养，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文化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5）04-0032-05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到现在已有近百年的历史，并已成为当下文化传统的重要部分。可以说，到目前为止没有哪一种理论像马克思主义那样深深地影响和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和文化风貌。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被中国人接受，除了“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外在诉求之外，还应思考中国文化传统和马克思主义是否有一种内在的契合关系。我们知道，西学东渐以来，中国传统文化遭遇西方文化的冲击和挑战，特别是传统儒家思想受到基督教文化的挑战。现代新儒家发掘出中国文化的“内在超越” 传统以应对这一挑战，是中西文化比较值得研究的典型个案，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需要重新审视的文化资源。
一、中国文化的“内在超越”传统
为了与西方主流文化“超越而外在”的思想相对照，现代新儒家常常借用“内在性”和“超越性”这两个概念来重新诠释中国文化传统中儒家思想尤其是其天道思想，强调其“内在又超越”的精神实质。
（一） “内在”与“超越”的西方语境。在学术界，人们通常认为最早明确提出“内在超越”的是牟宗三先生。他在20世纪60年代初出版的《中国哲学的特质》一书中写到：“天道高高在上，有超越的意义。天道贯注于人身之时，又内在于人而为人的性，这时天道又是内在的（Immanent）。天道既超越又内在，此时可谓兼具宗教与道德的意味，宗教重超越义，而道德重内在义” 〔1 〕 （P21 ）。这段话表明，牟宗三先生之所以肯定天道兼有“内在”和“超越”两重属性是为了强调儒教除了具有道德意味，还具有一种类似于宗教那样的超越性精神。牟宗三先生提出的相对于西方“外在超越”的“内在超越说”是否真正参透了中西文化的差异呢？
为了解决这一理论问题，我们首先要考察一下牟宗三借用的“超越”与“内在”在西方文化谱系中的真实涵义。“超越”（Transcendent），准确地讲应该译为“超验”，源自拉丁文trans（超越）和scandere（攀升、上升），字面意思为“胜过、超越，或与某种界限分离”，意指超越某种决定性界限而存在的东西，与“内在的”（Immanent）相对立。〔2 〕 （P1009 ）简言之，超越（超验）主要是指上帝超越于现实或世俗世界，“独立于被创造之秩序”。可见，在传统的基督教思想结构中，超越（超验）和内在是不能并存的，二者甚至是对立的。通过以上简单的概念辨析可以明确看出：根植于西方神学传统的超越性与内在性的二元对立，主要是在存在论意义上讲的。
（二）中国文化“内在超越”的特定内涵。对西方哲学特别是康德哲学深有研究的牟宗三不可能不理解“内在”和“超验”二元对立的严格意义。应该指出的是，以牟宗三为代表的现代新儒家不是在严格意义上使用“超验”和“内在”概念的，而是想努力摆脱西方主流文化中二元论的对立框架并重新赋予“超越性（超验性）”以新的意义即预示着一种“现实性与理想性或者有限性与无限性之间的张力”。〔3 〕 （P134 ）
余英时在“从价值系统看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一文中集中论述中西文化价值的来源时，阐述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相似和差异之处：“仅从价值具有超越的源头一点而言，中西文化在开始时似乎相同。但是若从超越源头和人间世之间的关系着眼，则中西文化的差异是存在的。中国人对于此超越源头只作肯定而不去穷究到底。这便是庄子所谓‘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的态度。西方人的态度却迥然两样，他们自始便要在这一方面‘打破沙锅问到底’。柏拉图的‘理想说’便是要展示这个价值之源的超越世界。这是永恒不变、完美无缺的真实（或本体）世界。而我们感官所能触及的则是具有种种缺陷的现象世界。尽管柏拉图也承认这个真实世界是不可言诠的，但是他毕竟还要从四面八方来描写它。亚里斯多德的‘最后之因’，或‘最先的动因’也是沿柏拉图的途径所做的探索。所以柏、亚两师徒的努力最后非逼出一个至善的‘上帝’的观念不止。这是一切价值的共同来源” 〔4 〕 （P450 ）。
西方人一方面用上帝这个“超越世界”来反观“人间世界”的种种不圆满甚至罪恶，另一方面又用“超越世界”来促使人精神境界的不断提升。于是，这个“超越世界”和超越性的上帝表现出个人无法企及的无限的神圣威力，而这对世俗的个人来说总是外在于他个人的。然而与西方文化相对照而言，中国的超越世界与现实世界却不像西方那般泾渭分明。一般而言，中国人似乎一开始就知道人的理性无法真正把握价值之源的超越世界，而只能对此“存而不论”。然而，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人基本上不在超越世界与现实世界划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西方哲学中本体界与现象界之分，宗教中天国界与人间界之分，在中国思想传统中虽然也可以找到蛛丝马迹，但毕竟不占主导的地位。其实，中国人对这两个世界的态度是比较模糊的，界线不是很分明，有相互交融之感。概而言之，如果用“道”来代表中国文化传统中理想的超越世界，把“人伦日用”来代表现实的人间世界。那么，“道”即在“人伦日用”之中，同样的，“人伦日用”也不能须臾离“道”。这就是中国文化“内在超越”的特定内涵。
（三）中国文化“内在超越”传统强调个人修养。余英时先生认为自己曾经误用“内在超越”的概念，如果把“内在超越”理解为immanent transcendence，这样的话很容易引起神学和哲学上的纠纷。鉴于此，余英时就将其改为内向超越（inward transcendence）了。其实，余英时的改动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现代新儒家证明中国文化至少不低于西方文化的真实意图。“内在超越”的说法也好，“内向超越”的提法也罢，都喜欢用“道在人伦日用中”揭示中国文化传统的精神实质。需要着重指出的是，这种对中国文化传统的解释努力不是在存在论而是在境界论上言说内在超越的。如果用“道”来代表理想的超越世界，用“人伦日用”来代表现实的人间世界，那么“道在人伦日用中”就是中国文化所特有的“内在超越”传统。具有超越性的“道”并不外在于人伦日用而是落实为人的修身养性即修养。这体现了一种通过修养而不断提升个人道德境界和达至高尚品格的精神追求。应该说，中国文化的“内在超越”传统主要就是一种强调个人修养的传统。这种传统从最初儒家一直到宋明理学都没有中断过。在我们看来，“内在超越”的提法是现代新儒家在回应西方文化挑战过程中，发掘出中国文化中在日常生活中具有某种超越性的“价值意味”，这在一定程度上阐释了“修养”作为中国文化传统的精髓之所在。真正重要的不是这一提法本身，而是它背后所折射出来的体现在日常生活中的“修养”传统。 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修养论的形成及主要内容
如果说现代新儒家言说这种传统主要是抽象的学术层面展开的话，那么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则在具体的革命实践中继承了这一传统，形成了一种有别于中国古代传统的新型修养论。
（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修养论的形成。同样是面对西方的挑战，与现代新儒家所持的文化保守主义倾向不同，中国一些先进知识分子为挽救民族危亡而向西方寻找真理，最终选择了的马克思主义。具体说来，中国人最初接受马克思主义更多地是出于救国这一现实的需要。李大钊在1919年5月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标志着中国最早一批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和理解。从这篇文章可以看出，“十月革命的成功和河上肇等日本人的第二手的翻译著作，便足以使中国这些知识分子抓住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基本要点，迅速和果断地接受了它，成为中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之所以如此，首先是近现代救国主题的急迫需要，即要求有一种理性的信仰来作为行动的指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十月革命的实践效果是这种潜在的要求变成现实。” 〔5 〕 （P152 ）因此，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不是基于学术研究的兴趣而更多出于救国的实践诉求。而十月革命的胜利直接决定了选择暴力革命的道路。基于此，不难发现，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主要是唯物史观，特别是其中的阶级斗争学说。而革命实践的不断胜利更是强化了中国人接受、理解和奉行以阶级斗争为核心的唯物史观。
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国人理解的马克思主义不是作为具体的科学，也不是作为对社会发展某种客观规律的探究，而主要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来指导具体的革命实践。因此，中国共产党人强调的不是本本主义，而是突出革命实践斗争中的直接经验和调查研究即毛泽东总结的“实事求是”。特别是毛泽东在军事革命战争中摸索出来的宝贵经验并将其上升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高度，反过来又进一步强化了方法论对现实革命斗争的指导。在这一过程中，无产者阶级意识的“自觉能动性”得到了强化，这也正好适应了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进行革命斗争的主观需要。而“自觉能动性”的发挥又是与高扬道德主义紧密相连的。这种道德主义的核心就是“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和道德品质的修养” 〔6 〕 （P16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在残酷的革命斗争中之所以取得胜利，高扬的道德主义就是坚强的精神动力。“在紧张激烈的战争环境和农村条件下，知识分子必须在农村和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军队打成一片，以进行艰苦漫长的对敌斗争，这成为时代的要求和现实的需要”。应当说，高扬道德主义在当时不是简单重复的道德说教和形式主义的走过场，而是实实在在发挥了应有的实际效用并取得了预期的实践效果。进一步说，中国共产党人以“思想改造”和“道德修养”为精神武器，“在思想上情感上的确批判、消除了形形色色的不利于当时现实斗争和政治要求的思想、观念、习气、风尚以及具体任务，而不像其他共产党那样只以组织上清除出党为巩固队伍纯洁组织的途径。总起说来，强调思想改造、个人修养，确乎是延安时期党的建设和发展中的一个突出特点。这种高扬共产主义道德的思想改造运动，确乎极大地提高了人们的自觉的革命意识，极大地鼓舞了人们的信念和斗志，极大地推动了当时革命实践活动”。 〔6 〕 （P189 ）重视思想意识的改造和道德品质的修养便从此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一大特色，我们不妨称其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修养论。
（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修养论的主要内容。（1）前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修养论从唯物史观的基本前提出发：人类为了生活，必须在对自然界的斗争和改造过程中利用自然界来生产物质生活资料。同时，人们生产物质生活资料都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进行的。与之相伴随的是，人类在对自然界的斗争和改造的过程中也在不断地改造着人们彼此间的社会关系，改造着人类自身特别是人类的思想意识。可以说，一部人类的历史就是人们的社会关系、人类自身特别是人们的思想意识在人们与自然界的长时期斗争中不断得到改造并不断取得进步的历史。由此可见，人们的社会关系和人类自身特别是人们的思想意识是需要改造而且能够被改造的，这是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必然要求。如果不这样做，人类社会就无法进步，人类也就无法在实践过程中实现改造自然和社会的双重任务。当然，这里的实践主要包括物质实践和革命实践。而共产主义事业作为一项伟大的改造旧有社会关系的革命实践，则需要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共产主义意识的普遍自觉。这就要求无产阶级革命者必须参加革命实践并在革命实践中不断改造旧有的社会关系和改造自己的思想意识。而无产阶级思想意识的形成是无产阶级在革命实践中不断与旧有的各种思想意识斗争分不开的。所以，无产阶级革命者必须在革命实践中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加强自己在革命实践中的自我修养和学习。只有这样，他才能够在革命实践中逐步体认社会发展和革命斗争的客观规律，也只有这样他才能够不断地摆脱自己旧有的思想意识并不断提高自己革命的品质和工作的能力，成为一个具有高度自觉修养的真正的革命者。这就是共产党员为什么要进行和加强修养的缘由。
（2）途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修养论强调共产党员修养的具体途径是不但要在艰苦卓绝的革命实践中改造自己、加强无产阶级思想意识的锻炼和修养，而且还要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过程中改造自己旧有的思想意识和锻炼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强调理论学习中的修养问题，体现了理论学习和价值立场的统一，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有些人把马克思主义看成只是一种科学形态的理论学说，他们主张只要学习书本知识就可以掌握马克思主义了。这种观点是偏颇的，没有领会到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那么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简单地说就是科学理论与价值立场的统一。说它是科学理论，因为它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特别是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运行的特殊规律；说它有价值立场，因为它的价值目标是为着无产阶级解放和人类解放而奋斗的。如果一个共产党员不是抱着为无产阶级解放和人类解放事业而奋斗的目的，即使熟读马克思主义著作，通晓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那么他不可能成为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换句话说，如果他没坚定的无产阶级的价值立场、不能代表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就不可能真正了解和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髓。同样，光有一腔热血和革命抱负，而不去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就会陷入革命盲动的失败境地。因此，理论学习和思想意识修养必须统一起来。此外，共产党人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理论增强自己的共产主义的思想意识的同时，还要不断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始人的高尚的无产阶级品质。为了鼓励每一个人都可以学习和修炼这种高尚品质，刘少奇曾经引用孟子的“人皆可以为尧舜”论证：只要每个人有决心努力学习和实践就可以逐步提高自己的高尚品质。 （3）目标。在理论学习和思想意识修养相统一的基础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修养论最终落脚到高度自觉的无产阶级意识上来即“党员个人利益无条件地服从党的利益”。因为作为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与其他政党的最大区别就在于他除了无产阶级解放和人类解放的利益以外，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所以说，一个共产党员，在实际工作中无论遇到什么问题，都应该首先考虑党的整体利益，都应该把党的利益放在优先的地位。党的整体利益高于一切，这是共产党员思想和行动的最高原则。“根据这个原则，在每个党员的思想和行动中，都要使自己的个人利益和党的利益完全一致。在个人利益和党的利益不一致的时候，能够毫不踌躇、毫不勉强地服从党的利益，牺牲个人利益。为了党的、无产阶级的、民族解放和人类解放的事业，能够毫不犹豫地牺牲个人利益，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这就是“共产主义道德的最高表现，就是无产阶级政党原则性的最高表现，就是无产阶级意识纯洁的最高表现”。〔6 〕 （P45 ）共产党员要根据这一原则严格要求自己，不断提高自己的觉悟，真正做到“大公无私”、“克己奉公”。因此，对共产党员的要求不是对普通人的要求，因为共产党员是具有高度政治觉悟和思想觉悟的先锋战士，代表着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一般利益。共产党员应该具有人类最高尚的道德，这种高尚的道德是建立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利益之上的，是建立在社会发展一般规律和人类解放的伟大事业的目标之上的。因此，共产党员为人类解放事业牺牲自己的生命是值得的，是高尚的。这也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共产主义革命道德。
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修养论的当代启示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道德修养论是中国共产党人在艰难困苦的革命战争年代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创新性发展，极大地弘扬了历史主观能动性精神，高扬了共产主义革命道德情怀，为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更大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撑，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宝贵精神财富。
（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修养论的构建要适应中国国情。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修养论弘扬历史主体能动性精神，高扬共产主义革命道德情怀，跟传统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唯物史观有很大不同。我们知道，马克思没有对道德问题作专门和系统的研究，也没有建立起一套完整的道德理论体系，这与其当时的理论研究重点和革命实践背景有关。马克思认为，要实现共产主义不是靠简单的价值批判和道德说教就能完成的，而必须在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矛盾引发社凸显出来了，到了第二国际时期历史唯物主义甚至变成了简单的经济决定论，伦理学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空场，由此造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维度的反弹，伦理学的马克思主义一时间流行起来。他们主张用新康德主义的伦理学来补充甚至取代马克思主义。
当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修养论与西方的伦理学社会主义思潮又有差异。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修养论在中国有着深厚的社会和文化基础。1949年解放战争胜利之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强调“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这种“政治挂帅”衡量经济发展的标准和尺度，而政治挂帅又和共产主义道德教育（“大公无私”）互为表里，这样一来，“共产主义也不再首先是经济发展的产物，而主要成了某种政治——道德的理想，共产主义新人不再是全面发展个性潜能的人，而成了道德高尚、思想‘纯洁’亦即‘政治觉悟高’的圣贤”。〔5 〕 （P202 ）从刘少奇引用孟子的“人皆可以为尧舜”谈共产主义修养，到毛泽东吟诗“六亿神州尽舜尧”颂高尚道德，都体现了道德修养论的特色。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反映了中国当时的社会现实基础，也是中国儒家文化重道德教化即“内在超越”再现的真实写照。雷锋一句“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把“内在超越”精神诠释得淋漓尽致。
实事求是地讲，以政治工作和道德教育的方式弘扬和践行共产主义道德，在特定历史时期特别是革命战争年代发挥过重大的积极作用，但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如果脱离经济发展的实际一味地诉诸于共产主义道德理想难免显得空疏。要清醒地看到，我国是在经济发展水平比较落后的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由于市场经济发展不够充分，公民权利意识比较薄弱，与此相关的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等意识缺乏相应的经济基础和思想基础。在改革开放之后的社会转型时期，传统的道德规范失去效力而新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道德规范并未完全建立，于是乎现阶段社会道德状况出现的一些失范问题就不难理解了。
（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修养论的构建应与社会规范建设和法治建设相结合。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修养论高扬历史主观能动性精神，但是这种高扬要从根本上和长远来看必须遵循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决不能漠视和僭越这种客观规律。还要自觉地认识到，作为一种精神资源的修养论与中国文化的“内在超越”传统有相通之处，主要强调的是日常生活实践中一种修养境界的超越性。
中国古代思想家都很重视修养问题，提出了比较丰富的关于修养方法与修养境界的理论。“修”指“修身”，“养”指“养性”。修养即提高觉悟、培养高尚的品德。在中国伦理学史上，不同学派所提出的修养方法有所不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特点：要想提高思想觉悟，达至人格完善，必须从事修养。〔7 〕 （P156 ）可以说，提高修养是人提高道德自觉性的重要实践，体现了人的价值的自觉活动。这种修养不是诉诸于外在的，修养是在日常生活实践中的自我修养，体现了“道”在“人伦日用”中的“内在超越”文化传统。这种传统对人的本性持一种“原善”的看法，它赋予人可以无限发展的潜能以鼓励人们凭借自己的努力和修养，不断提升自己道德和精神境界。但是，要清醒地意识到，这种传统认为人人都可以靠内在的修养力量而达到超越的境界，相对忽略了外在力量对人的规范和约束。我们要继续发扬中国文化的“内在超越”传统，充分发挥人的内在修养潜力，这也是每一个文明人应该追求的道德境界。同时，内在的修养不能脱离外在的规范，否则会陷入无力的状态。在现代社会，锤炼内在的修养与遵守外在的社会规范理应相辅相成。这是我们对待中国文化传统中修养论的应持有态度。
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修养论也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现代人理解的修养应该是基于个体自觉意识的自我教育和自我完善。作为现代社会先进分子代表的共产党员，不论在什么时候都应有共产党员的自觉意识，作为中国执政党的共产党要高度重视自身建设特是作风建设。中国共产党人在全面深化改革伟大实践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抓好自身建设首先要自觉做到“严于修身”，特别是领导干部，更应该以“三严三实”（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的要求加强自我修养，要继续发扬模范带头作用和道德范导作用。我们知道，在带领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历史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始终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新形势下，作为中华民族先进分子和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人，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找到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那么，这一涵养的重要精神资源就是修养论。当然，修养论不只是简单靠道德说教就能维系的，必须与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相结合。要坚持道德教育的先进性与广泛性相结合的原则，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各种规范制度，这也是解决中国社会道德失范状况问题的原则性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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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苏玉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