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中国胜利了”
　　2005年，孙春龙到缅甸进行了一次采访，这一次，他结识了流落在缅甸密支那的一位中国远征军老兵。老兵指着他的鼻子问他：“你真的是记者吗？你说我们不抗日，那么你去国殇墓园看一看，看看我们那么多兄弟是怎么死的？”一声声质问令当时还不知道国殇园在何处的孙春龙无言以对。
　　在缅甸，有逾十万中国抗日战士的遗骸无人安置。曾有过的十多处中国远征军阵亡将士的墓地，经历过多次排华事件，都无一完整，尸骨无存，名字更无处寻觅。
　　这一切让这个充满良知的中国记者辗转反侧。
　　看到这些曾挽救民族危亡的老英雄们即将一个个带着失望和遗憾离去，孙春龙决定开始他的“救赎”之路，他要用尽自己的力量帮助这些老英雄们回家，以救赎自己的无知，也救赎一个民族的良心。
　　“祖国地震了，我还能回家吗？”
　　从2008年起，孙春龙开始帮助流落在缅甸、云南的中国远征军老兵找家，并寻找资助帮他们回家。几年的时间，有30多位老兵在志愿者的爱心接力下回乡探访，结束长达约70年的远征。
　　第一位回家的老兵是李锡全。李锡全是孙春龙在缅甸一处贫瘠的山区里找到的，老人以卖火柴为生。在采访中，老人对家人的思念深深地打动了孙春龙。回国后，他开始通过微博等渠道四处寻找李锡全的家，并艰难的筹措资金。2008年5月汶川地震，正在灾区采访的孙春龙突然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那头一个苍老虚弱的声音小心翼翼的问他：“祖国地震了，我还能回家吗？”孙春龙的泪水不禁夺眶而出，他知道，以李锡全贫困的状况，从国外打一个国际长途给他是一笔多么昂贵的费用，而任何局势的变化都让他如此担忧，可见他回家的愿望有多么的急切。2008年10月，在孙春龙以及众多志愿者的帮助下，李锡全终于踏上了阔别七十多年的故土。在湖南常德火车站，数百名志愿者自发举着横幅、带着鲜花来迎接老英雄的回归，这一切让李锡全感动得泪流满面，跨越七十多年的坎坷，他终于得到了本该属于他的尊重。跟着李锡全一起回家的还有一本被翻烂了的地图册，那是他上世纪80年代在中缅边境的一个小市场买到的，从此以后，他就时常翻到湖南那一页，看看地图上的常德，就像是看到他日夜思念的家乡。这一天，他流着泪吃到了记忆中家乡的钵子菜。这一天，这位已入耄耋之年的老人佝偻的站在父母的坟前，虽然听不见他的任何言语，但孙春龙清楚的看到，老人微张的嘴轻轻的喊着“妈妈”“妈妈”……
　　李锡全老人的归来引起了国内媒体的关注，2008年年底，李锡全和孙春龙被评为央视“感动中国”人物候选人。此后的一次聚会上，一个朋友问孙春龙，“在缅甸还有多少像李锡全这样的远征军老兵？”孙春龙的脸一下子涨的通红。“我觉得自己就像做错了事的孩子，无地自容。”他回忆说，“难道帮助了李锡全，就能抹平我内心的愧疚？自己的救赎是发自内心，还是仅仅为了求得一时的慰藉，甚至是在沽名钓誉？”2009年，孙春龙再次踏上了缅甸的土地。
　　“你说，我究竟是哪国人？”
　　孙春龙最明白，老兵们要求的并不多，他们最需要的只是国人的认可。他们在国难当头，不惧以身报国，“忍情轻断思家念，慷慨捧出报国心。”幸运地是并没有战死沙场， 却死在了政治的纠葛与国人的健忘中，最终依然无法逃脱埋骨异域的宿命。而他要做的，就是让他们在国人的欢呼声中有尊严的回家。
　　广东籍老兵杨剑达一直寄居在缅甸北部的密支那，七十多年间他从未与家人有过联系。由于身边的亲人都是越南人，许多老兵的晚年都很孤寂，偶尔在街头看到一辆中国牌照的车辆也会让他们激动半天。杨剑达坚持让女儿玲玲学会了一点中文，还教会女儿唱《松花江上》，他说，这是他能留给儿女的唯一的东西。抗战胜利60周年的时候，大使馆给留缅的抗战老兵颁发了由胡锦涛主席签名的纪念章。这枚纪念章，杨剑达把它藏在箱底。见到孙春龙的第一天，他就喊女儿把纪念章拿出来，亲自一层一层的打开包装，把那枚金色的纪念章亮闪闪地展现到他面前，脸上的喜悦像花儿一样绽放。这份迟到半个多世纪的国家荣誉给杨剑达带来了很大的满足。但显然，仅仅这一枚纪念章也难以完全抹去他内心的伤痛和寂寞。在缅甸生活60多年，杨剑达一直没有加入缅籍。问起原因，他说：“我加入了缅籍，我的国家就保护不了我了。我是一名中国人，我是一名中国军人，有一天，我终究要回到我的家乡。”
　　可这样的回答，更让孙春龙心痛。他看到这些老兵用生命保护的国家，却从没给他带来保护。这些在缅甸的老兵因为政治、历史方面的原因，不得不忍气吞声地生活。在缅甸，杨剑达拿的是一张破旧的外侨证，每年，他需要向当地政府交纳一定的费用，获得居留的权利。后来，当孙春龙接杨剑达回家，在云南省公安厅为他办理了可以前往广东梅县老家探亲的外国人通行证时，杨剑达突然有些悽悽地问他：“缅甸认为我是中国人，中国把我当成外国人。你说，我是哪个国家的人？”
　　接老人回乡的路上，孙春龙精心安排了一系列活动：在云南腾冲猴桥口岸入境时，他向武警提出派礼兵迎接老人，部队首长欣然答应；在上飞机前，他向机长讲述了老人的经历，乘务员专门通过广播隆重地向旅客们介绍这位特殊的客人，乘客们纷纷为老人鼓掌致敬；在深圳机场，他号召当地的志愿者倾巢而出，在机场拉起红色的横幅，向杨剑达大喊“欢迎杨爷爷回家”；在梅县老家，村民们百米长的鞭炮炸响一地红屑，迎接游子归来。在腾冲入境时，看着年轻的中国军人向自己行军礼，杨剑达竟然扶着轮椅，颤巍巍地站起身来，还了一个标准的军礼。孙春龙问他为什么要坚持站起来，他说：“我是一名中国军人，军人就要有军人的气质。”
　　在接杨剑达回家一个多月后的10月8日晚上，孙春龙接到玲玲的电话，说爸爸已经昏迷好几天了。她说，爸爸清醒的时候让她转告他，在缅甸还有牺牲的几万名战友的遗骸也需要回家，他们需要有一个纪念碑。孙春龙让玲玲把电话放在爸爸的耳边，坚定地说：“请放心，这些遗愿我一定会做到。”令人惊讶的是，杨剑达竟然弱弱地说了一声“好”。
　　老人去世后，孙春龙将他唱歌的视频放到了网上。这位八十多岁高龄的老人用颤抖的声音唱着那首国人都熟悉的《松花江上》，虽然吐字已不是很清晰，但依然能看到他眉宇间曾经的英气逼人。当唱到“还有那漫山遍野的大豆高粱”和“可爱的故乡”，老人自然流露的微笑里充满着温暖的希望；当唱到“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老人声声哽咽，再也无法继续，而那老人说不出的最后一句，便是“爹娘啊，爹娘啊，什么时候，才能欢聚一堂？”这段视频感动了无数网友，也让更多的人加入到帮助老兵回家的志愿者队伍中来。
　　
　　“我要让他们像英雄一样地回家”
　　杨剑达离去，抗日老兵的心愿却还没有完成，无数的英烈们还被遗忘在异国他乡。“这只是对个体的救赎，但我们对老兵这个群体的亏欠，是永远无法弥补的。”孙春龙的语气中感受不到一丝的得意与骄傲，更多的，仿佛是愧疚与焦虑，“如果再不去做这些事情，等这些所剩无几的英雄，一个个带着遗憾和失望入土之后，我们的忏悔，我们的良知，还能有何处可以安放？”
　　2011年6月30日，孙春龙正式辞去了《瞭望东方周刊》主编助理的工作，成为一名职业志愿者。他在博客中写到：以前做记者是监督强权，现在去做公益是扶助弱者，不是逃避，是迂回；其实两者有一个共通的地方，不管是尝试推倒一堵墙或者帮扶一个鸡蛋，其目的都是为了自己生存环境的日益趋好。后者，更是一个力所能及的，能让自己感到有力，能让更多的人感到温暖的事情。
　　2010年孙春龙出版报告文学《异域1945》。书中，他记述了自己采访众多流落滇缅的远征军老兵，并发起“老兵回家”行动的艰辛历程。对于这一举动，孙春龙称之为“救赎”。如今，“老兵回家”的人数已达到30多位。“请宽恕我的无知！”在《异域1945》以及各种为“老兵回家”发动的演讲中，孙春龙一律使用了这样的开头。曾经他对中国远征军的历史一无所知，正是对“无知”的救赎牵引他这一路走来。几乎每一周，他都能得到又一位老兵去世的消息，这让他充满了紧迫感。每一天他都在与时间赛跑，每一天都希望能让更多的老兵感受到祖国带来的崇敬与温暖。
　　2011年12月初，孙春龙申请的深圳市龙越慈善基金会获批。他发起“老兵回家”活动的宗旨，是让每一位为国出征的英雄凯旋而归。活动项目一是幸存老兵的“回家”；二是寻找二战时缅印战场牺牲的中国远征军将士遗骸，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将他们运送回国安葬，包括在当地修建纪念碑以及墓地的重建、保护等；三是帮助国内研究二战史的民间学者，以便于他们能取得更好的研究成果；此外，还希望与美国、英国以及中国台湾等地的相关机构进行对接和交流，资源共享。活动发起以来，已得到众多热心人士支持，包括姚晨、陆川、沈星、李小萌等公众人物。“这个社会不缺少抱怨，缺少行动者；也不缺少爱心，缺少对爱心的尊重和唤醒。抱怨再多，改变不了现实；爱心，也只是因为残酷的现实而深藏心底。红十字可以在我们的谩骂中死去，但慈善业不能因此萎靡。”孙春龙说。
　　帮助的是凤毛麟角的幸存老兵，但温暖的，却是一个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