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身浅灰色休闲西服，脸上带着温和的微笑，袁天鹏看上去像个30多岁的职业经理人。
　　《中国新闻周刊》上一次采访他是2010年10月。彼时，他在安徽阜阳南塘村实践推行“罗伯特议事规则”， 为他赢得“卖萝卜的人”的雅号。两年之后，这一规则和他最初的实践行动，集结成畅销书《可操作的民主》，不仅被引入中国顶级企业家圈子，甚至影响了多个地方政府管理部门。
　　“中国人不喜欢使用规则的习惯由来已久，根深蒂固。”这是袁天鹏2003年回国时对开会的体验。
　　这和他在国外接受的议事精神完全相悖。在现代社会，开会议事需要遵循一定之规，用以保证公平和效率。由亨利·马丁·罗伯特撰写的《议事规则袖珍手册》中首倡并以其命名的议事规则，是在洞彻人性的基础上，精心琢磨设计的一套开会议事规则，力图通过对细节的精致完美的设计，最大化实现开会议事的公平与效率。
　　实际上，1876年出版的这本小册子，经过130多年的研究與修订，已经集结成了一本厚重庄严的“法典”。它为美国带来了议事规则的和谐与稳定，成为民主和法治的基础，成为了常识、习惯和风俗。
　　作为美国议事专家协会的首位中国会员，袁天鹏在电信行业摸爬滚打了三年之后，丢下计算机专业，开始一门心思在中国推行这套“罗伯特议事规则”。在袁天鹏看来，中国基层自治试验20多年了，但很多人还不懂得如何开会、如何议事，而“中国今天的发展变化对议事规则提出了强烈的诉求”。
　　他说，在一个民主“先天不足，后天发育不良”的土壤里，推销理性和民主思维是一件“技术活”，需要耐心，技巧，坚持，有时是一点点运气。
　　“萝卜规则”的最近一个“买家”，是2012年10月，一家名为“正和岛”的企业家SNS网站里，一群青年企业家自发组织的读书会“一起读”。
　　“一起读”的目标很具体：用一年时间将600多页的《罗伯特议事规则》啃下来，最终将其用于各自的企业或组织，在规则和人情世故的碰撞中，向民主和理性前行一步。
　　袁天鹏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时他觉得这个主意挺怪异的，不容易实现。
　　然而“一起读”的发展出乎他的意料。两三个月后，便从六七个人“一起读”增加到三十余人，并计划在参与者掌控的企业中选择一个，作为“试验田”开展实践。这也给了袁天鹏信心，他希望可以借此机会，开发出“萝卜规则”的企业版本。

政府的兴趣

　　最鼓舞人心的，大概要算来自庙堂之上的响应。
　　十七大以来，完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扩大基层群众自治范围等一系列方针措施逐步落实。浙江温岭的“乡村民主恳谈会”，成都、贵州等地的“乡镇党委书记公推直选”，在基层政府主导下的基层民主的有益尝试并不鲜见。
　　在这样的背景下，袁天鹏与寇延丁合作，在2012年4月推出《可操作的民主》一书，立刻引起了许多地方政府对“萝卜规则”的兴趣。深圳市罗湖区社工委就是其中之一。
　　在找袁天鹏之前，社工委已经在文华社区进行了居民代表“楼长”普选，用社工委主任吕毅的话说，“首先，这些人（居民代表）要真的是居民选出来的。”
　　当地计划，未来的居委会将由这些普选出的楼长选举产生。
　　有人说这是搞间接选举，但袁天鹏认为，“不认识候选人，再怎么直选，那不都还是假的嘛。”
　　“自治，必须有资源可治。”行政主导社区治理的老路下，每年投入大量资源，却并不能收获居民的认可；但如果将这笔投资“打个包”，由居民自己决定这笔钱如何采购各种公共服务，社会治理的成效会立即显现。
　　“有兴趣并不等同于推进基层民主的真诚意愿。” 袁天鹏说，并非所有地方官员的想法都一样，他同北京市朝阳区某街道办事处的合作就不是一帆风顺。
　　接洽之初，该区街道方面想通过引进“萝卜规则”来解决社区内干群关系紧张等问题。经过接触，袁天鹏发觉，在这些街道干部眼里，罗伯特议事规则只是一个“处理麻烦的工具”，他们也没有系统推进的打算，袁天鹏犹豫起来。
　　“很多基层官员一看到‘可操作的民主’，觉得这个好啊，可他内心想的却是‘可操纵的民主’。”
　　但这并没有影响袁天鹏对未来的乐观，他说：“我不觉得我们要找到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式，我更希望以成功的案例告诉大家，需要构建起哪些元素，才能让民主运转起来。”

妥协也是一种民主

　　并不是所有人都持支持与赞赏的态度。“罗伯特规则是伪民主，推广者全都是不安好心。”这样的指责，也曾传入袁天鹏耳中。
　　“即使只是给了一部分权力，框定了范围，这也不能说是欺骗。”基层从无权到有权自治，这本身即是进步。这一进步本身也是对自治能力的培养，学会如何按程序主张自身的权利，学会如何团结起来主张自己的权利，这是极其重要的。
　　袁天鹏认为，一步到位地向基层放权，并不是好事，“基层有能力捡得起来么？”如果答案是没有，则会形成一种恶性循环，上面不敢放权，下面没有能力“捡权”。
　　于袁天鹏而言，这并非仅是学理上的判断，还包含了在西安欧亚学院推进学生自治的实践观察和经验。
　　学生自治组织制度架构并不困难。按照立法、执行、司法三权分立的原则，学生自治组织设立了议会、执行会和监察会。但运作过程中，却出现了非常奇特的现象——所有被选上来的学生，都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自治”，议会中的学生代表享有制定规则的权力，却开始抱怨“闷在小屋子里开会”比不上执行会做活动的风光。
　　没有人认识到立法者的重要性，袁天鹏对此见怪不怪。“就像很多官员一样，GDP是最重要的，业绩最重要，搞制度建设有什么价值呢？”
　　而到了出现矛盾的时候，“中国人不会讨论”的判断再一次应验。
　　一次，议会在职权范围内，根据多数“议员”的判断，否决了执行会提交的一位部长的任命，执行会“马上就跳起来了”质问议会：“你们这是代表人民投票，还是为了一己私利滥用职权？”但在罗伯特议事规则中，绕过动议本身去质疑对方的动机是不允许的。
　　在袁天鹏看来，这是中国社会缺乏“妥协思维”而处处充斥“斗争思维”的结果，“既不懂在民主议事过程中要博弈，也不知道相互理解”。袁天鹏认为，有序的、渐进的放权和争权，才是真正可行的路径。在他的理解中，治理权力的放与不放，这个过程本身就饱含着博弈与妥协的艺术。

“燃灯者”

　　会场之上袁天鹏常利用“妥协”达到民主，但是面对“江湖游戏”，他一直拒绝妥协。不知是否与此有关，尽管他希望“用微弱的火光，聚起越来越多的同行者”，但他至今也没组织起自己的团队。
　　“很多志愿者希望能帮我一起推广，但承诺能够做事的还不多。”
　　但对于自己所倡导的“议学”，袁天鹏有着工程师对自己技术一般的自信，“这是我的事业，我绝对看好它的发展。”
　　袁天鹏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得益于多年推进基层民主的实践，他的研究早已不仅局限在议事规则的技术层面，而是指向一个非常重要但并未得到足够重视的问题：“如何让民主运转起来。”
　　政治生活中，并非每个人都拥护规则，选举出的代表也是一样。多数人认同规则而使规则文化占据优势地位，迫使掌握权力者按规则行事，这就是袁天鹏眼中民主制约权力的原理。
　　“这些东西存在于每个人的心目中，如果人的内心不相信规则，再好的宪法和司法系统都实现不了我们所期待的民主制度。”
　　在说出这番话的时候，袁天鹏的脸上显露出宗教徒一般的期待神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