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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期望价值理论认为与成就相关的选择最直接地受到主观任务价值的影响。而高等教育的快速扩张让纵向教育的分层差异化逐渐弱化，横向比较下家庭对于子女教育的投入更多具象化为对“好工作”的期待。然而青年在职业意向确立过程中，其影响因子的塑造呈现出兴趣个体与现实主体、受挫与维护、传统与现代的同一与差异性。在异化之中彰显了两级化行业选择特征、务实择业价值观特征、非对称性特征、融合性特征等四个方面的特征表现。同时，能力驱动型的择业价值维度、自我中心主义降维和功利主义凸显的择业价值维度、意向定位模糊和崇高价值追求缺乏的维度也在择业中显著呈现。
关键词：青年;职业意向;塑造;异化;价值维度
中图分类号：G6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1）11-0128-06
职业意向又叫职业期望，是个体对于未来从事某种职业的向往。狭义的职业意向一般限定于“劳动者”层面，对于年龄、劳动能力、是否获得收入等有基本要求。广义的职业意向涵盖一般所有个体，即任何人都有对未来的职业向往与职业追求，这种意向和追求受到个体因素、家庭因素、社会因素、职业因素、政策因素等方面的限制与影响，多趋向和呈现理想化、自由化特征。职业意向原本属于个体职业倾向范畴，亦是个体职业价值观的基本展开，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紧密镶嵌其中亦呈现最终归因特性。大学生职业意向的成因过程展现了个体内在价值选择与外在异质因素的双重主导后果，呈现出同一与差异的结构性困境，但也实现了内在驱动与外在牵引的结果“趋衡”。
一、同一与差异：青年职业意向影响因子的塑造
（一）兴趣个体与现实主体
大学生职业意向确立既具有时间性的显性过程也展现了价值重塑的实践过程。据调查，大学生中有明确职业意向的学生比例约为67%左右，而在这一比例的职业意向人群中，其真正的职业意向确立阶段多为高中和大学阶段，比例约为69.78%。幼儿园、小学阶段确立的职业意向比例仅为19.42%，初中阶段为10.79%。在青年大学生群体中，职业意向发生1—3次转变的比例高达76.25%，从未改变的仅占23.74%。职业意向的转变呈现了认知成长、受教育过程延伸的时间性过程，同时，多次转变的比例关系表明职业意向不完全是从一而终的职业“理想追求”而是因素主导的“现实需要”。
在问卷调查中，多数受访者表示自身职业意向的转变取决于个人因素，其比例约为48.2%，受家庭与社会因素影响的比例约为35.26%，而来自职业本身的影响则仅为16.55%，这一数据与基于兴趣，做自己喜欢的工作的职业意向调整目的之间呈现“表象契合”，这是因为意向转变确实来自青年群体的“自我决定”，而“自我决定”的做出看似彰显职业意向中个体“兴趣取向”归因要素，但受到成长的现实因素影响和收入期待的“群体认知引诱”，大学生的职业意向调整多以回归现实的状态呈现。我们也看到基于“兴趣+收入”（合计66.91%）的职业意向调整目的显然表达了青年职业意向确立和转变的“理想状态”，在理想状态之下，基于能力不足的调整占比仅为19.42%，实际上，多数大学生在毕业后作出的职业意向调整中多来自于能力的不足，即很多人呈现出入主行业条件受限、入职行业认知转变、入职行业优化调整能力不足等能力认知转变过程的“三步走”。以青年群体所从事的网络文学行业为例，参与网络文学的青年多以兴趣为主导，实现了从兴趣主导下的“文艺青年”向生存主导下的“网络写手”的过渡。备受网络技术与规则左右的青年网络写手成了“数字化劳工”，劳动异化理论改变着网络文学青年从业群体的认知也重塑着他们的价值判断，兴趣主导的行业介入在高压的现实协进下，多数青年群体也在在朝向“网络写手”的逃离路线前进。职业意向自主性选择的理论空间被现实空间所挤压，环境塑造下的青年群体在慢慢丧失对“兴趣”主导主体选择的信心。
（二）意向受挫与意向维护
据调查，“大学时期确立的职业意向是你终身的职业意向吗？”选择“是”的比例是36.69%，选择“不是”的比例是63.31%。在面对职业意向受挫时，选择“及时调整，生活与现实是第一位的”比例高达53.96%。而在职业意向受挫时，有23.02%的选择了坚定的维护意愿和意志，选择“没有”的比例是11.51%，回答“有，但是遇到困难会根据现实做适当调整”的比例高达65.47%。依据数据显示，青年学生在意愿受挫和意向维护上采取了极其务实的态度和选择。“意向受挫”不是假想下的臆测，而是现实的真实的威胁存在。个人职业理想主义与个体自主性职业的维护，基本依据现实而做出调整。调整的目的并非抛弃自主职业选择而是适应生涯发展规则和实现生存第一的需求。意向受挫的紧张环境和竞争激烈的生存现状激发了“生存能动性”，而基于兴趣和理想的职业意向本能力量在当代大学生群体中快速消解，自为的务实选择和价值取舍没有扼杀青年群体的“生活世界”的丰富多彩，自为选择的价值以自在生活为诉求。青年的职业意向受挫与维护实现了方式的根本性变革。可为的职业道路选择与不可为的职业“理想之茧”实现了现实状态的平衡。意向受挫的频率在起势之前已被选择击败。因此，青年群体的职业意向受挫的频次在降低，调节职业意向受挫的手段和方式被提前至选择之时。从生存视角出发，青年的职业意向确立遵循“生存伦理自主”的哲学假设视角，即个体的最终倾向取决于他所关注关心的事务以及他想成为什么样的人的视角。这就是职业意向维护与否和如何维护的根本原因。
青年职业意向的维护建立在自主发展价值的引领和判断上。“我们以开放的心态参与到对我们真正关心的事物的讨论之中，找出真正重要的事物，试图个人承诺以意义，并通过将它们整合进一个更为广泛的价值、人际关系、生活经历等之中来赋予其价值。”[1]这也是“生存伦理自主”的择业价值彰显。生存正当性大于甚至超越发展正当性的理论建构在职业取向及维护中获得印证。自主发展的逻辑展开需要认知发展、心理成熟、互动能力、个体社会化作为前提，从这一角度来看，青年职业意向维护依然遵循这样一种逻辑构成：首先，认知发展作用于职业选择及维护的疆域内，体现在青年对职业本身的认知、对自我的认知、对社会现有系统和规则的认知、对意向的维护成本的认知等各方面。職业认知的生成发展依然无法摆脱现实的“生活世界”和“系统世界”，青年学生的职业认知在自身“生活世界殖民化”的裹挟下变得现实而谨慎。理想教育与信念教育的高谈阔论难以让青年重拾理想主义。而作为家庭、学校、社会等各类“系统世界”的“控制”，则让青年的职业选择呈现可怕的求生存状态。其次，心理成熟在外界“系统世界”的训练下影响了青年的职业意向和职业选择，行为主导与心理主导在择业选择中呈现了两极分化，表现为心理越是成熟越会做出务实的选择，行为也越坚定，反之亦然。这与教育强调的“为理想而活”“为梦想而战”呈现显著差异。心理成熟的影响因子来源于现实世界，自主发展的价值观念没能激发内心的创造精神和挑战精神，心理成熟表现在职业意向的确立中，呈现的结果就是“稳定发展”甚至只是“稳定”。再次，青年职业意向确立与维护的的能力来源于挫折教育，而朋辈的互动教育价值和能力深深影响了青年学生的职业选择，“过来人”视角下的择业建议让未入职场的大学生在择业选择时畏首畏尾。不得不说青年学生的互动能力是弱化的，互联网上“兴趣群体”的互动繁荣无法遮掩青年群体整体互动和交往能力的羸弱。激发青年职业意向维护的互动正能力需要借助成功教育，即依据已有典型重塑青年群体的挑战精神和自信品格，“过来人”视角不该也不能仅以失败者、受挫者的姿态出现。 （三）时间传统与现代视域
1997—2000年龄段大学生的职业意向随着时代发展和认知轉变，也在发生着悄然变化。从他们对“确立职业意向时哪一项社会因素对你选择决策时影响最大？”这一问题的回答，我们可以看出其中所呈现的时间传统下的固有观念和现代视域下的务实之间的矛盾。选择“职业的社会地位和职业收入”的比例为44.6%，选择“社会经济发展现实环境”的比例为39.75%。大学生在职业意向确立中将职业的社会地位和职业收入放在了“社会因素”的第一位。这种选择是时间传统下家庭教育、社会教育、自我教育的结果所致。而现代视域下的职业特点、职业身份属性、职业认同度是时间传统下的自我无法掌控的。因此，当代大学生的职业意向确立凸显了时间传统下的教育和观念与现代视域下的认知和务实之间的典型矛盾。这种不同一性既体现在大学生职业选择的意向上，也体现在职业选择的结果上。
同时代性并不意味着个体完全的“同时代性”，当代大学生既接受着时间传统下的教育，也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实现着自我成长。对职业地位、职业收入、职业认知也随着时间的变化而改变。长辈固守的职业认知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青年的职业选择，青年人对于“理想职业”的要求在渐进中改变而非突然性变革。因此，时间传统下的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和自我教育进一步加深了青年人在职业选择时的痛苦境地，这是个体“职业理想”与社会“理想职业”之间的差异。不少青年选择了搁置“职业理想”而选择“理想职业”，这种理想职业是兼顾家庭教育、社会教育、自我教育后做出的符合现代视域的务实选择。但这也恰恰是青年学生在职业选择时基本固守了“同一理论”的印证。即期待值因素的“收入稳定”同一、择业影响的“个体家庭”同一、择业途径的工具同一、职业生涯“不确定性”的同一。时代性选择的同一性内涵时间传统的非同一性。青年个体的职业意向取向映射了教育与现实的固有张力，但也实现了一种现实状态下的妥协平衡。
青年职业意向中的时间传统更多通过教育的价值彰显，并且这种影响不会随着现代观念的冲击而即刻改变，其固守的价值主张和社会认知只会在现实中做适当调整而不会消失。不管是选择新兴的互联网主播行业还是选择传统的教师公务员职业，其背后都暗含着教育的传统内容。而不管是基于何种考量的职业选择，也一定反映着现代视域的务实需求。这些看似矛盾的选择之间恰恰是矛盾同一性的展现。
二、青年职业意向的异化
1997—2000年龄段大学生属于特殊的青年知识群体，受教育程度较高，自我价值实现意识较强，对职业和工作岗位的选择有一定内在价值的标准和现实客观要求。近年来，这些职业意向的确立呈现了一些显著特征。我们针对1997—2000年龄段的大学生做了2次问卷，根据问卷信息得出如下表格：关于青年职业意向与就业趋势的研究调查（表1），青年职业意向成因调查统计（表2）。现根据两组数据进行青年职业意向异化的综合理论分析，总结得出青年职业意向异化存在以下四个特征。
青年在职业意向确立时，受到个体因素和父母、家庭、家风双重主导影响较大。如果抛开家庭因素影响仅仅依据青年自身对未来职业进行选择，青年群体更愿意从事与自己兴趣相结合或者更具挑战性、更有收获的职业。选择进入互联网行业、三资企业的比例为42.47%，而青年选择进入公务员和教育行业占比多达51.6%，这充分说明青年在职业意向确立时趋于向传统稳定型行业和挑战性新兴行业双进路的行业选择特征。前者主导因素来自父母的意见、家庭及家庭文化、家庭成员的职业背景，根据表2“确立职业意向时哪一项家庭因素对你的决策影响最大”显示，父母意见、家风及家庭文化、家庭成员的职业背景占比高达91.36%。而基于兴趣做出的职业意向调整，多数是想做自己喜欢的工作和想要更多的收入。父母对于子女从事的职业类型，稳定大于收入的愿望是显而易见的。这种择业选择时的意见主导会让青年在职业选择时呈现双进路的行业选择困境。青年在“以我为主”和“以家为主”的职业选择中呈现个体分化，在“以稳定为主”和“以挑战为主”的职业选择中呈现行业两极化特征。
（二）收入稳定与低压力相结合的“人生型”务实择业价值观特征
近年来，教育的支出已经成为家庭开支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反映在择业过程中，就会呈现对于稳定收入和预期回报的追求。“近两年，全球青年在劳动力市场的参与率呈现下降趋势。这其中主要原因是青年将更多时间花费在教育提升自己方面，以掌握更多的技能或更高的文凭适应未来劳动力市场要求。”[2]这种对于教育的投入不仅仅是金钱成本的投入更有时间成本的投入。1997—2000年龄段学生毕业前并未有较多的职场体验，对于收入的直观预期不会太高。但是，事实上青年不一定对高收入有高期待，但是对于稳定收入和现实生活呈现与普通职场人的无差别特性。根据表1“经过几次择业选择后您更愿意从事那种工作”，63.93%的受访者选择“低压力，中收入”。“低压力，中收入”期待不仅反映出青年对于压力和收入的看法，更反映出成熟型职场人经过职场和人生双重历练后的“最好选择”，这种选择与“中等收入”和“中等人生”的人生价值取向相关照，显示了青年群体“人生型”务实择业价值观的特征。
（三）意向确立迟滞与意向更改频繁相交织的非对称性特征
根据表1“您的职业意向是何时确定的”问题，大三、大四期间确立意向的比例为56.62%，毕业后确立的也有9.13%，合计65.75%。大学中“最终的择业是何时确定的”毕业前6个月和毕业后待定的比例高达76.71%。表2“您形成最早的职业意向是在什么时期”高中和大学占比69.78%，并且职业意向发生转变1至3次的占比高达76.26%。表一中对于打算在目前选择行业工作多长时间，回答“不确定”的比例为68.49%，对于换工作的时间，回答“1-2年”的比例为45.21%。从上述数据中可以看出，1997—2000年龄段大学生相对成熟的职业意向确立时间基本在大学或高中阶段。职业意向发生转变或调整还是较多，一直怀有固定不变的职业意向的人数相对较少。职业意向调整的目的与个体兴趣和职业收入紧密相关，同时也展现出对自身能力和父母对工作满意认可情况的关联。这说明青年成熟的职业意向在确立时一般相对迟滞，并且在最终择业前会多次发生改变，而对于职业意向的维护方面，缺少坚定勇气和定力。多会根据现实情况做适当调整，这也是成熟职业意向的应有之意。最终择业前的职业意向频繁调整与更改伴随着对职业认知、自我认知、社会认知的成熟而进行。这种职业意向确立迟滞与职业意向更改频繁的非对称性特征是现有青年职业进程的基本现状。 （四）“个体—家庭—社会”共同作用下的生存发展观职业意向的融合性特征
任何人的任何观念的形成都包含着自我认知、家庭及社会教育的痕迹。职业意向的确立是历史语境下的认知生成过程，显示着作为主体的个人与作为客体的社会实践之间的平衡，是在调节主体生活世界和职业系统世界所做的一种平衡选择。1997—2000年龄段的大学生在职业意向塑造中展现了“个体—家庭—社会”共同作用下的既有状态，并且这种意向也在不断修正和反馈着上述三方力量的作用，最终在平衡点中达到一种务实的择业观促成。这种务实的择业观就是基于人类共同的生产发展观。职业意向的确立过程是作为主体的青年学生找寻自己社会定位的过程。从表2“确立职业意向时哪一项因素对您的决策影响最大”，首先是“兴趣和能力”占比73.38%，其次是职业价值观占比20.86%，个体因素中的兴趣主导择业和能力主导择业是生存发展观职业意向的个体主导两大因素。青年兴趣主导择业并非弱经验的突发选择，而是长期实践理性的塑造所致。兴趣是选择的前提，如果青年对某些行业毫无兴趣，就不会做出择业选择。家庭因素主导主要受到父母意见、家风及家庭文化的影响，两者占比76.25%，父母意见来自于过往的人生经验和实践总结，意见视角是基于历史和当下的现实状况给出的，有合理性的一面，但也会遗存不少旧的、不合理因素，毕竟个体观念和个人意见必定带有主观色彩。这种看似“为他”和“客观”的指导实际上很“为己”和“主观”。家风及家庭文化倒是呈现出一致的连贯性影响。青年在何种家庭及家庭文化氛围中成长，其对于人生方向和择业理念塑造的影响都是巨大的，这种看似隐性的力量实际上无时不在发挥作用。社会对于青年职业意向的塑造作用明显、影响巨大。这种强大的社会价值观时刻在牵引着青年的择业选择，对于生存发展观的职业意向影响显得更加彻底。生存发展观主导的职业意向呈现出了“个体—家庭—社会”的共同作用和融合性特征。
三、青年择业趋势价值观维度评介
任何针对青年择业趋势的定论都是有待商榷的，其科学性、准确性都有待考量。因为青年的“例外状态”时刻呈现，并且许多青年都在刻意逃避“标签化”定义，这是难以给择业趋势下定论的重要因素。以“斜杠青年”（拥有多重身份和职业的人群）为例，“‘斜杠青年’他們之所以选择多元职业样态，固然与年轻人善于接受新生事物、追求自我价值实现与社会认同有关，更是因为我们所处的‘互联网+’时代，尤其是自媒体的发达，现代科技与产业结构的变化，共享经济的兴起，以及思想价值观念的多元，使得他们成长与发展的生态环境具有多变性与不确定性的特征，赋予了他们能够从事多元职业选择的机会与平台。”[3]从行业分类看，从事工业和现代商业服务业的比例占据毕业生从业人数90%以上，青年学生毕业后从事农业的少之又少，因此“谁来种地”的问题也困扰着农业的现代化发展进程。从业的广泛性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青年择业价值观的展开。择业的价值观维度体现了作为从业主体的青年在面对个体生存发展、社会适应与调试、个体与家庭冲突与调和的内在驱动力。
（一）知识与技能缺乏，本领恐慌式的迟就业成为新常态，呈现能力驱动型的择业价值维度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粗略统计，青年人中有41%的人口处于就业状态，其他人或处于教育与培训状态，或正在找工作或兼职状态，约五分之一的青年处于未就业、未教育、未培训的‘尼特族’（Not in Employment，Education or Training，NEET）状态。”[2]从这一现状来说，青年迟就业已成为新常态。之所以出现上述局面，最关键因素在于青年对于自身能力学历知识技能缺乏所表现出的深沉焦虑。青年群体“技术焦虑症”（technological anxieties）也在时刻上演。知识与技能缺乏不仅在于学校培养方式培养体系的不足，更在于现代经济社会发展所呈现的迭代速率，任何人在快速的技术迭代、信息迭代、沟通和交流方式的迭代面前都会陷入恐慌。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所产生的生产力效能正在吞噬部分青年的就业岗位和就业机会，所创设和产生的新岗位对于青年的知识换代和技能要求被提升到更高层次，青年不得不用更长的学习时间来完成知识技能更新，以便适应社会发展需求。本领恐慌让广大青年希望提升学历来弥补自身竞争力的缺乏，事实上，学历不等同于能力，不解决能力本身的继续教育也只是延迟就业时间不能解决就业困境。因此，以能力提升驱动就业质量提升是根本之策，能力提升的关键是实现人才培养方式的变革。高校要实现以创新创造能力的培养对知识学历的培养目标的替代，从而完成能力驱动型择业对青年群体的影响变革。
（二）收入与稳定需求显著，利己与务实就业成为新标配，凸显自我中心主义降维和功利主义凸显的择业价值维度
大学生通过就业实现了身份的转换，也实现了生活状态和方式的转变。读书阶段获得了知识的增长和能力的提升，也逐渐完成了自身价值观的初步塑造。青年学生在择业中对于收入和稳定的需求显著增强，这是符合生存逻辑价值观和人性本能价值观的存在。依据对月薪期望值的某调查显示“就总体分布而言：在选择职业时考虑最多的是经济收入（88.9%）、工作地点（65.8%）、符合兴趣（50.9%）、就业单位的发展前景（47.9%）、工作稳定（45.8%）、利于施展个人才干（36.6%）”[4]。青年群体在就业时首先在意的就是收入状况，并且对于收入的期待往往与实际不太相符，原因就是高估了自己在就业市场中的竞争力。与单纯的追求收入不同，很多学生在大学期间养成的“佛系状态”又让他们对于稳定有了更多期待，低压力中收入而稳定的就业状态是他们初步追寻就业机会和选择就业岗位的关键。利己与务实就业取向观念的确立，是社会认知对于青年群体自我认知的取代。原本在追求自我兴趣和个体性格的职业观念被功利化、社会化、大众化的择业价值观取代。青年自我中心主义的择业选择在从业实践中完成了降维，务实与功利主义的择业价值观替代了曾经的梦想维度。青年群体在走入社会之前已经完成了自身价值观特别是择业价值观的重塑。 （三）职业意向维护态度脆弱，初次就业离职率较高，彰显职业意向定位模糊和崇高人生价值追求缺乏的择业价值维度
青年群体在职业意向受挫时，表现出了意向维护的不坚定性。维护职业意向态度脆弱主要原因是基于生存发展的考量，青年实现初次就业后，因自身能力、态度、价值观与现有行业或职位、收入、人际交往环境等方面的冲突，导致离职率较高，这也是职业意向维护态度脆弱的表征之一。迫于生存压力的暂时性选择毕竟违背了个体内在价值观，青年群体内心與外界的矛盾导致离职。模糊的职业意向定位体现在：一是缺乏准确清晰的职业定位和职场规划，在并未遵守个体能力、价值观诉求和兴趣性格特点的基础上只追求高收入的职业岗位或所谓稳定工作，其实不稳定的内在主体因素并未消解。二是模糊的职业意向引发了对于崇高人生价值追求的“疤痕效应”，这像是“剥夺理论”在择业问题上的又一次出场。“剥夺理论认为，就业的价值在于维持个体对自我生活的控制，它具有四个潜在功能：为自身提供清醒的规划;为联系核心家庭之外的社会网络提供可能;提供自我超越的条件;定义个人的社会身份。”[5]主体思想错位、认知错位、政策错位、导向错位导致一些青年择业价值观的定位模糊，进一步凸显了人生价值终极追求的缺乏。青年崇高人生价值处于自我剥离的状态，规划不清、自我实现困境、社会认同减弱等问题在青年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参考文献：
[1] 芭芭拉·福尔特纳（BARBARA FULTNER）.哈贝马斯：关键概念[M].赵超，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6：116.
[2] 宋佳，张培菡，白宇，等.全球青年就业：趋势、挑战与应对[J].中国青年研究，2020（9）.
[3] 王玉香，玄铮.“斜杠青年”职业选择的本体性研究[J].中国青年研究，2019（7）.
[4] 刁莹，徐宝贵.95后本科毕业生择业价值观的分析和对策研究[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20（1）.
[5] 昌硕.主体错位、就业替代与疤痕效应：欧洲青年就业激活政策的三重困境[J].中国青年研究，2019（5）.
作者简介：曹克亮（1982—），男，汉族，安徽颍上人，中国计量大学现代科技学院讲师，浙江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中国计量大学研究基地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
（责任编辑：马双）
关键词：青年;职业意向;塑造;异化;价值维度
中图分类号：G6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1）11-0128-06
职业意向又叫职业期望，是个体对于未来从事某种职业的向往。狭义的职业意向一般限定于“劳动者”层面，对于年龄、劳动能力、是否获得收入等有基本要求。广义的职业意向涵盖一般所有个体，即任何人都有对未来的职业向往与职业追求，这种意向和追求受到个体因素、家庭因素、社会因素、职业因素、政策因素等方面的限制与影响，多趋向和呈现理想化、自由化特征。职业意向原本属于个体职业倾向范畴，亦是个体职业价值观的基本展开，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紧密镶嵌其中亦呈现最终归因特性。大学生职业意向的成因过程展现了个体内在价值选择与外在异质因素的双重主导后果，呈现出同一与差异的结构性困境，但也实现了内在驱动与外在牵引的结果“趋衡”。
一、同一与差异：青年职业意向影响因子的塑造
（一）兴趣个体与现实主体
大学生职业意向确立既具有时间性的显性过程也展现了价值重塑的实践过程。据调查，大学生中有明确职业意向的学生比例约为67%左右，而在这一比例的职业意向人群中，其真正的职业意向确立阶段多为高中和大学阶段，比例约为69.78%。幼儿园、小学阶段确立的职业意向比例仅为19.42%，初中阶段为10.79%。在青年大学生群体中，职业意向发生1—3次转变的比例高达76.25%，从未改变的仅占23.74%。职业意向的转变呈现了认知成长、受教育过程延伸的时间性过程，同时，多次转变的比例关系表明职业意向不完全是从一而终的职业“理想追求”而是因素主导的“现实需要”。
在问卷调查中，多数受访者表示自身职业意向的转变取决于个人因素，其比例约为48.2%，受家庭与社会因素影响的比例约为35.26%，而来自职业本身的影响则仅为16.55%，这一数据与基于兴趣，做自己喜欢的工作的职业意向调整目的之间呈现“表象契合”，这是因为意向转变确实来自青年群体的“自我决定”，而“自我决定”的做出看似彰显职业意向中个体“兴趣取向”归因要素，但受到成长的现实因素影响和收入期待的“群体认知引诱”，大学生的职业意向调整多以回归现实的状态呈现。我们也看到基于“兴趣+收入”（合计66.91%）的职业意向调整目的显然表达了青年职业意向确立和转变的“理想状态”，在理想状态之下，基于能力不足的调整占比仅为19.42%，实际上，多数大学生在毕业后作出的职业意向调整中多来自于能力的不足，即很多人呈现出入主行业条件受限、入职行业认知转变、入职行业优化调整能力不足等能力认知转变过程的“三步走”。以青年群体所从事的网络文学行业为例，参与网络文学的青年多以兴趣为主导，实现了从兴趣主导下的“文艺青年”向生存主导下的“网络写手”的过渡。备受网络技术与规则左右的青年网络写手成了“数字化劳工”，劳动异化理论改变着网络文学青年从业群体的认知也重塑着他们的价值判断，兴趣主导的行业介入在高压的现实协进下，多数青年群体也在在朝向“网络写手”的逃离路线前进。职业意向自主性选择的理论空间被现实空间所挤压，环境塑造下的青年群体在慢慢丧失对“兴趣”主导主体选择的信心。
（二）意向受挫与意向维护
据调查，“大学时期确立的职业意向是你终身的职业意向吗？”选择“是”的比例是36.69%，选择“不是”的比例是63.31%。在面对职业意向受挫时，选择“及时调整，生活与现实是第一位的”比例高达53.96%。而在职业意向受挫时，有23.02%的选择了坚定的维护意愿和意志，选择“没有”的比例是11.51%，回答“有，但是遇到困难会根据现实做适当调整”的比例高达65.47%。依据数据显示，青年学生在意愿受挫和意向维护上采取了极其务实的态度和选择。“意向受挫”不是假想下的臆测，而是现实的真实的威胁存在。个人职业理想主义与个体自主性职业的维护，基本依据现实而做出调整。调整的目的并非抛弃自主职业选择而是适应生涯发展规则和实现生存第一的需求。意向受挫的紧张环境和竞争激烈的生存现状激发了“生存能动性”，而基于兴趣和理想的职业意向本能力量在当代大学生群体中快速消解，自为的务实选择和价值取舍没有扼杀青年群体的“生活世界”的丰富多彩，自为选择的价值以自在生活为诉求。青年的职业意向受挫与维护实现了方式的根本性变革。可为的职业道路选择与不可为的职业“理想之茧”实现了现实状态的平衡。意向受挫的频率在起势之前已被选择击败。因此，青年群体的职业意向受挫的频次在降低，调节职业意向受挫的手段和方式被提前至选择之时。从生存视角出发，青年的职业意向确立遵循“生存伦理自主”的哲学假设视角，即个体的最终倾向取决于他所关注关心的事务以及他想成为什么样的人的视角。这就是职业意向维护与否和如何维护的根本原因。
青年职业意向的维护建立在自主发展价值的引领和判断上。“我们以开放的心态参与到对我们真正关心的事物的讨论之中，找出真正重要的事物，试图个人承诺以意义，并通过将它们整合进一个更为广泛的价值、人际关系、生活经历等之中来赋予其价值。”[1]这也是“生存伦理自主”的择业价值彰显。生存正当性大于甚至超越发展正当性的理论建构在职业取向及维护中获得印证。自主发展的逻辑展开需要认知发展、心理成熟、互动能力、个体社会化作为前提，从这一角度来看，青年职业意向维护依然遵循这样一种逻辑构成：首先，认知发展作用于职业选择及维护的疆域内，体现在青年对职业本身的认知、对自我的认知、对社会现有系统和规则的认知、对意向的维护成本的认知等各方面。職业认知的生成发展依然无法摆脱现实的“生活世界”和“系统世界”，青年学生的职业认知在自身“生活世界殖民化”的裹挟下变得现实而谨慎。理想教育与信念教育的高谈阔论难以让青年重拾理想主义。而作为家庭、学校、社会等各类“系统世界”的“控制”，则让青年的职业选择呈现可怕的求生存状态。其次，心理成熟在外界“系统世界”的训练下影响了青年的职业意向和职业选择，行为主导与心理主导在择业选择中呈现了两极分化，表现为心理越是成熟越会做出务实的选择，行为也越坚定，反之亦然。这与教育强调的“为理想而活”“为梦想而战”呈现显著差异。心理成熟的影响因子来源于现实世界，自主发展的价值观念没能激发内心的创造精神和挑战精神，心理成熟表现在职业意向的确立中，呈现的结果就是“稳定发展”甚至只是“稳定”。再次，青年职业意向确立与维护的的能力来源于挫折教育，而朋辈的互动教育价值和能力深深影响了青年学生的职业选择，“过来人”视角下的择业建议让未入职场的大学生在择业选择时畏首畏尾。不得不说青年学生的互动能力是弱化的，互联网上“兴趣群体”的互动繁荣无法遮掩青年群体整体互动和交往能力的羸弱。激发青年职业意向维护的互动正能力需要借助成功教育，即依据已有典型重塑青年群体的挑战精神和自信品格，“过来人”视角不该也不能仅以失败者、受挫者的姿态出现。 （三）时间传统与现代视域
1997—2000年龄段大学生的职业意向随着时代发展和认知轉变，也在发生着悄然变化。从他们对“确立职业意向时哪一项社会因素对你选择决策时影响最大？”这一问题的回答，我们可以看出其中所呈现的时间传统下的固有观念和现代视域下的务实之间的矛盾。选择“职业的社会地位和职业收入”的比例为44.6%，选择“社会经济发展现实环境”的比例为39.75%。大学生在职业意向确立中将职业的社会地位和职业收入放在了“社会因素”的第一位。这种选择是时间传统下家庭教育、社会教育、自我教育的结果所致。而现代视域下的职业特点、职业身份属性、职业认同度是时间传统下的自我无法掌控的。因此，当代大学生的职业意向确立凸显了时间传统下的教育和观念与现代视域下的认知和务实之间的典型矛盾。这种不同一性既体现在大学生职业选择的意向上，也体现在职业选择的结果上。
同时代性并不意味着个体完全的“同时代性”，当代大学生既接受着时间传统下的教育，也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实现着自我成长。对职业地位、职业收入、职业认知也随着时间的变化而改变。长辈固守的职业认知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青年的职业选择，青年人对于“理想职业”的要求在渐进中改变而非突然性变革。因此，时间传统下的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和自我教育进一步加深了青年人在职业选择时的痛苦境地，这是个体“职业理想”与社会“理想职业”之间的差异。不少青年选择了搁置“职业理想”而选择“理想职业”，这种理想职业是兼顾家庭教育、社会教育、自我教育后做出的符合现代视域的务实选择。但这也恰恰是青年学生在职业选择时基本固守了“同一理论”的印证。即期待值因素的“收入稳定”同一、择业影响的“个体家庭”同一、择业途径的工具同一、职业生涯“不确定性”的同一。时代性选择的同一性内涵时间传统的非同一性。青年个体的职业意向取向映射了教育与现实的固有张力，但也实现了一种现实状态下的妥协平衡。
青年职业意向中的时间传统更多通过教育的价值彰显，并且这种影响不会随着现代观念的冲击而即刻改变，其固守的价值主张和社会认知只会在现实中做适当调整而不会消失。不管是选择新兴的互联网主播行业还是选择传统的教师公务员职业，其背后都暗含着教育的传统内容。而不管是基于何种考量的职业选择，也一定反映着现代视域的务实需求。这些看似矛盾的选择之间恰恰是矛盾同一性的展现。
二、青年职业意向的异化
1997—2000年龄段大学生属于特殊的青年知识群体，受教育程度较高，自我价值实现意识较强，对职业和工作岗位的选择有一定内在价值的标准和现实客观要求。近年来，这些职业意向的确立呈现了一些显著特征。我们针对1997—2000年龄段的大学生做了2次问卷，根据问卷信息得出如下表格：关于青年职业意向与就业趋势的研究调查（表1），青年职业意向成因调查统计（表2）。现根据两组数据进行青年职业意向异化的综合理论分析，总结得出青年职业意向异化存在以下四个特征。
青年在职业意向确立时，受到个体因素和父母、家庭、家风双重主导影响较大。如果抛开家庭因素影响仅仅依据青年自身对未来职业进行选择，青年群体更愿意从事与自己兴趣相结合或者更具挑战性、更有收获的职业。选择进入互联网行业、三资企业的比例为42.47%，而青年选择进入公务员和教育行业占比多达51.6%，这充分说明青年在职业意向确立时趋于向传统稳定型行业和挑战性新兴行业双进路的行业选择特征。前者主导因素来自父母的意见、家庭及家庭文化、家庭成员的职业背景，根据表2“确立职业意向时哪一项家庭因素对你的决策影响最大”显示，父母意见、家风及家庭文化、家庭成员的职业背景占比高达91.36%。而基于兴趣做出的职业意向调整，多数是想做自己喜欢的工作和想要更多的收入。父母对于子女从事的职业类型，稳定大于收入的愿望是显而易见的。这种择业选择时的意见主导会让青年在职业选择时呈现双进路的行业选择困境。青年在“以我为主”和“以家为主”的职业选择中呈现个体分化，在“以稳定为主”和“以挑战为主”的职业选择中呈现行业两极化特征。
（二）收入稳定与低压力相结合的“人生型”务实择业价值观特征
近年来，教育的支出已经成为家庭开支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反映在择业过程中，就会呈现对于稳定收入和预期回报的追求。“近两年，全球青年在劳动力市场的参与率呈现下降趋势。这其中主要原因是青年将更多时间花费在教育提升自己方面，以掌握更多的技能或更高的文凭适应未来劳动力市场要求。”[2]这种对于教育的投入不仅仅是金钱成本的投入更有时间成本的投入。1997—2000年龄段学生毕业前并未有较多的职场体验，对于收入的直观预期不会太高。但是，事实上青年不一定对高收入有高期待，但是对于稳定收入和现实生活呈现与普通职场人的无差别特性。根据表1“经过几次择业选择后您更愿意从事那种工作”，63.93%的受访者选择“低压力，中收入”。“低压力，中收入”期待不仅反映出青年对于压力和收入的看法，更反映出成熟型职场人经过职场和人生双重历练后的“最好选择”，这种选择与“中等收入”和“中等人生”的人生价值取向相关照，显示了青年群体“人生型”务实择业价值观的特征。
（三）意向确立迟滞与意向更改频繁相交织的非对称性特征
根据表1“您的职业意向是何时确定的”问题，大三、大四期间确立意向的比例为56.62%，毕业后确立的也有9.13%，合计65.75%。大学中“最终的择业是何时确定的”毕业前6个月和毕业后待定的比例高达76.71%。表2“您形成最早的职业意向是在什么时期”高中和大学占比69.78%，并且职业意向发生转变1至3次的占比高达76.26%。表一中对于打算在目前选择行业工作多长时间，回答“不确定”的比例为68.49%，对于换工作的时间，回答“1-2年”的比例为45.21%。从上述数据中可以看出，1997—2000年龄段大学生相对成熟的职业意向确立时间基本在大学或高中阶段。职业意向发生转变或调整还是较多，一直怀有固定不变的职业意向的人数相对较少。职业意向调整的目的与个体兴趣和职业收入紧密相关，同时也展现出对自身能力和父母对工作满意认可情况的关联。这说明青年成熟的职业意向在确立时一般相对迟滞，并且在最终择业前会多次发生改变，而对于职业意向的维护方面，缺少坚定勇气和定力。多会根据现实情况做适当调整，这也是成熟职业意向的应有之意。最终择业前的职业意向频繁调整与更改伴随着对职业认知、自我认知、社会认知的成熟而进行。这种职业意向确立迟滞与职业意向更改频繁的非对称性特征是现有青年职业进程的基本现状。 （四）“个体—家庭—社会”共同作用下的生存发展观职业意向的融合性特征
任何人的任何观念的形成都包含着自我认知、家庭及社会教育的痕迹。职业意向的确立是历史语境下的认知生成过程，显示着作为主体的个人与作为客体的社会实践之间的平衡，是在调节主体生活世界和职业系统世界所做的一种平衡选择。1997—2000年龄段的大学生在职业意向塑造中展现了“个体—家庭—社会”共同作用下的既有状态，并且这种意向也在不断修正和反馈着上述三方力量的作用，最终在平衡点中达到一种务实的择业观促成。这种务实的择业观就是基于人类共同的生产发展观。职业意向的确立过程是作为主体的青年学生找寻自己社会定位的过程。从表2“确立职业意向时哪一项因素对您的决策影响最大”，首先是“兴趣和能力”占比73.38%，其次是职业价值观占比20.86%，个体因素中的兴趣主导择业和能力主导择业是生存发展观职业意向的个体主导两大因素。青年兴趣主导择业并非弱经验的突发选择，而是长期实践理性的塑造所致。兴趣是选择的前提，如果青年对某些行业毫无兴趣，就不会做出择业选择。家庭因素主导主要受到父母意见、家风及家庭文化的影响，两者占比76.25%，父母意见来自于过往的人生经验和实践总结，意见视角是基于历史和当下的现实状况给出的，有合理性的一面，但也会遗存不少旧的、不合理因素，毕竟个体观念和个人意见必定带有主观色彩。这种看似“为他”和“客观”的指导实际上很“为己”和“主观”。家风及家庭文化倒是呈现出一致的连贯性影响。青年在何种家庭及家庭文化氛围中成长，其对于人生方向和择业理念塑造的影响都是巨大的，这种看似隐性的力量实际上无时不在发挥作用。社会对于青年职业意向的塑造作用明显、影响巨大。这种强大的社会价值观时刻在牵引着青年的择业选择，对于生存发展观的职业意向影响显得更加彻底。生存发展观主导的职业意向呈现出了“个体—家庭—社会”的共同作用和融合性特征。
三、青年择业趋势价值观维度评介
任何针对青年择业趋势的定论都是有待商榷的，其科学性、准确性都有待考量。因为青年的“例外状态”时刻呈现，并且许多青年都在刻意逃避“标签化”定义，这是难以给择业趋势下定论的重要因素。以“斜杠青年”（拥有多重身份和职业的人群）为例，“‘斜杠青年’他們之所以选择多元职业样态，固然与年轻人善于接受新生事物、追求自我价值实现与社会认同有关，更是因为我们所处的‘互联网+’时代，尤其是自媒体的发达，现代科技与产业结构的变化，共享经济的兴起，以及思想价值观念的多元，使得他们成长与发展的生态环境具有多变性与不确定性的特征，赋予了他们能够从事多元职业选择的机会与平台。”[3]从行业分类看，从事工业和现代商业服务业的比例占据毕业生从业人数90%以上，青年学生毕业后从事农业的少之又少，因此“谁来种地”的问题也困扰着农业的现代化发展进程。从业的广泛性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青年择业价值观的展开。择业的价值观维度体现了作为从业主体的青年在面对个体生存发展、社会适应与调试、个体与家庭冲突与调和的内在驱动力。
（一）知识与技能缺乏，本领恐慌式的迟就业成为新常态，呈现能力驱动型的择业价值维度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粗略统计，青年人中有41%的人口处于就业状态，其他人或处于教育与培训状态，或正在找工作或兼职状态，约五分之一的青年处于未就业、未教育、未培训的‘尼特族’（Not in Employment，Education or Training，NEET）状态。”[2]从这一现状来说，青年迟就业已成为新常态。之所以出现上述局面，最关键因素在于青年对于自身能力学历知识技能缺乏所表现出的深沉焦虑。青年群体“技术焦虑症”（technological anxieties）也在时刻上演。知识与技能缺乏不仅在于学校培养方式培养体系的不足，更在于现代经济社会发展所呈现的迭代速率，任何人在快速的技术迭代、信息迭代、沟通和交流方式的迭代面前都会陷入恐慌。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所产生的生产力效能正在吞噬部分青年的就业岗位和就业机会，所创设和产生的新岗位对于青年的知识换代和技能要求被提升到更高层次，青年不得不用更长的学习时间来完成知识技能更新，以便适应社会发展需求。本领恐慌让广大青年希望提升学历来弥补自身竞争力的缺乏，事实上，学历不等同于能力，不解决能力本身的继续教育也只是延迟就业时间不能解决就业困境。因此，以能力提升驱动就业质量提升是根本之策，能力提升的关键是实现人才培养方式的变革。高校要实现以创新创造能力的培养对知识学历的培养目标的替代，从而完成能力驱动型择业对青年群体的影响变革。
（二）收入与稳定需求显著，利己与务实就业成为新标配，凸显自我中心主义降维和功利主义凸显的择业价值维度
大学生通过就业实现了身份的转换，也实现了生活状态和方式的转变。读书阶段获得了知识的增长和能力的提升，也逐渐完成了自身价值观的初步塑造。青年学生在择业中对于收入和稳定的需求显著增强，这是符合生存逻辑价值观和人性本能价值观的存在。依据对月薪期望值的某调查显示“就总体分布而言：在选择职业时考虑最多的是经济收入（88.9%）、工作地点（65.8%）、符合兴趣（50.9%）、就业单位的发展前景（47.9%）、工作稳定（45.8%）、利于施展个人才干（36.6%）”[4]。青年群体在就业时首先在意的就是收入状况，并且对于收入的期待往往与实际不太相符，原因就是高估了自己在就业市场中的竞争力。与单纯的追求收入不同，很多学生在大学期间养成的“佛系状态”又让他们对于稳定有了更多期待，低压力中收入而稳定的就业状态是他们初步追寻就业机会和选择就业岗位的关键。利己与务实就业取向观念的确立，是社会认知对于青年群体自我认知的取代。原本在追求自我兴趣和个体性格的职业观念被功利化、社会化、大众化的择业价值观取代。青年自我中心主义的择业选择在从业实践中完成了降维，务实与功利主义的择业价值观替代了曾经的梦想维度。青年群体在走入社会之前已经完成了自身价值观特别是择业价值观的重塑。 （三）职业意向维护态度脆弱，初次就业离职率较高，彰显职业意向定位模糊和崇高人生价值追求缺乏的择业价值维度
青年群体在职业意向受挫时，表现出了意向维护的不坚定性。维护职业意向态度脆弱主要原因是基于生存发展的考量，青年实现初次就业后，因自身能力、态度、价值观与现有行业或职位、收入、人际交往环境等方面的冲突，导致离职率较高，这也是职业意向维护态度脆弱的表征之一。迫于生存压力的暂时性选择毕竟违背了个体内在价值观，青年群体内心與外界的矛盾导致离职。模糊的职业意向定位体现在：一是缺乏准确清晰的职业定位和职场规划，在并未遵守个体能力、价值观诉求和兴趣性格特点的基础上只追求高收入的职业岗位或所谓稳定工作，其实不稳定的内在主体因素并未消解。二是模糊的职业意向引发了对于崇高人生价值追求的“疤痕效应”，这像是“剥夺理论”在择业问题上的又一次出场。“剥夺理论认为，就业的价值在于维持个体对自我生活的控制，它具有四个潜在功能：为自身提供清醒的规划;为联系核心家庭之外的社会网络提供可能;提供自我超越的条件;定义个人的社会身份。”[5]主体思想错位、认知错位、政策错位、导向错位导致一些青年择业价值观的定位模糊，进一步凸显了人生价值终极追求的缺乏。青年崇高人生价值处于自我剥离的状态，规划不清、自我实现困境、社会认同减弱等问题在青年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参考文献：
[1] 芭芭拉·福尔特纳（BARBARA FULTNER）.哈贝马斯：关键概念[M].赵超，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6：116.
[2] 宋佳，张培菡，白宇，等.全球青年就业：趋势、挑战与应对[J].中国青年研究，2020（9）.
[3] 王玉香，玄铮.“斜杠青年”职业选择的本体性研究[J].中国青年研究，2019（7）.
[4] 刁莹，徐宝贵.95后本科毕业生择业价值观的分析和对策研究[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20（1）.
[5] 昌硕.主体错位、就业替代与疤痕效应：欧洲青年就业激活政策的三重困境[J].中国青年研究，2019（5）.
作者简介：曹克亮（1982—），男，汉族，安徽颍上人，中国计量大学现代科技学院讲师，浙江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中国计量大学研究基地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
（责任编辑：马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