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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环境里边又有什么用呢？”崔恕埋下头，黑发里夹杂着几根银丝。他说：“平常问我的问题都是写词时的状态，歌词背后的故事。你问我音乐人的生存状态，一时反应不过来。”很多时候，这种艰难的状态更像一团情绪。“真的有太多太多的事情。”填过四百多首词、制作过上百首歌，被称为“内地林夕”的崔恕陷入了沉思。
初涉乐坛
生于70年代末的崔恕，生长在黑龙江。崔恕的流行音乐启蒙，来自于一台老旧的收音机。通过短波广播，崔恕听到台湾电台的音乐。“亚洲之声”、“中广流行网”里播放着罗大佑、郑智化、李宗盛等人的歌。上初中的崔恕和当年所有青春期的孩子一样，迷上了港台音乐。靠着每天午饭的5元钱，崔恕攒下来，去批发市场买7.8元一盘的磁带。
2000年，崔恕已经成为新浪音乐论坛的活跃分子。他把大学时发表的一篇乐评，贴到了论坛上。“现在看来，那是一篇愤青式的点评音乐的文章，从歌手到创作人到乐评人，全部批评了一遍。”崔恕说，作为普通人，有很多疑问：“为什么这个人的乐评总说好的内容，是个套路？为什么唱歌的总有这么多毛病？”他提到当时知名的乐评人金兆钧已经老了，近几年的乐评不痛不痒了。
过了几天，有人给他留言，说“我就是垂垂老矣的金兆钧”。留了邮箱，希望与他聊聊天。通过邮件，金兆钧觉得崔恕的文章很犀利，问他是否发表过，他可以帮着发。两人约了喝酒，直到一年后才见了面。
金兆钧给了崔恕很多机会。2003年，金兆君推荐25岁的崔恕担当“音乐风云榜”的评委，崔恕进入了乐评行当。那时候，热爱唱片的崔恕还是保持着买盒带习惯。但他发现，实体唱片市场慢慢起了变化。
2003年，崔恕看到一条消息，台湾本土最大的滚石唱片公司将实体唱片发行渠道关掉了，委托环球音乐代做。在传统唱片行业里，包括库房、物流、配送在内的渠道是非常重要的。“这条小的消息，可能是一种预示或是转变，会不会新的时代开始了呢？”
2004年，崔恕到《音乐周刊》做编辑部主任。他想起滚石唱片关闭实体唱片渠道的事情，决定做一期音乐行业转变的选题。崔恕采访了滚石唱片的老板段忠潭。段忠潭认为实体唱片已经不重要了，带不来多少销量，他要把中心转移到数字音乐上边去。“当时作为媒体和对实体唱片有情结的人，不太接受也不太能理解这种情况。”崔恕回忆说，“回头看来，滚石做数字发行、无线音乐是大趋势如此，能回收的是无线的部分。互联网的一直没有一个好的模式。”
崔恕挣到了第一笔填词费用也与无线音乐有关。早在2000年，崔恕认识了为手机做铃声的朋友张艺。那时候还只是制作单音和简单的和弦，几块钱一条，很便宜。崔恕把自己写过的词拿出来，由张艺作曲、演唱，录制了几十首歌的小样，找到机会就卖一卖。2003年，第一首歌的词曲卖了1000元，词曲各一半，崔恕拿到500块钱还很兴奋，以后又陆续卖了三四首。
崔恕认为自己正式进入写词行当，是给歌手陈明写歌。当年与那英、艾敬、冯晓文同时出道，并称“广州四大美女”的黎亚与崔恕颇为熟悉。黎亚对崔恕说，自己的好朋友陈明在做专辑，希望崔恕帮着写词试一试。崔恕为陈明写了一首广告歌，不久又为孙悦写了词。雪球越滚越大，他认识了摇滚音乐人张萌萌、创作过《弯弯的月亮》、《七子之歌》的词曲作家李海鹰，开始了影视剧主题曲的合作。
2004年，崔恕到香港去听“达明一派”的演唱会，他遇到了之前便相熟的香港词人陈少琪。陈少琪为黄耀明、黄家驹写过很多词，又在演唱会后带着崔恕见了林夕、周耀辉等香港著名词人。崔恕认为未来的音乐市场在内地，建议陈少琪来内地发展。陈少琪来内地后，也帮助崔恕联系项目，“给了我很多机会。比如后来给梁咏琪写歌。”
2004年，在唱片业整体下滑的情况下，刀郎的第一张专辑却卖出了400万张的销量。而此时的崔恕已经有了离开杂志社、自己做唱片公司的想法。“大家都说这是个奇迹，但不能当范本。刀郎制作第二张唱片就差了好多，不可复制，没有规律可循。”崔恕看着唱片业最后的辉煌，于2005年离开了杂志社。“唱片业都不好，作为报道音乐的人，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崔恕的第一家唱片公司“斗室（北京）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与台湾歌手郑智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还在杂志做编辑时，崔恕听一个朋友说刚跟郑智化打过牌。听到年少时的偶像，崔恕非常激动，希望能见个面。当时的郑智化并没有接受采访的打算，见面也只是闲谈。2005年年初，郑智化跟崔恕联络，问要不要一起合作做公司。于是，“斗室”唱片公司成立了。然而，公司的运营却因为郑智化的演唱会陷入困局。在郑智化要开演唱会的消息放出去之后，投资方突然撤资。公司的人一起凑钱，崔恕还借了8万元，凑了总共四十多万元，完成了演唱会。
2006年，崔恕个人的填词创作却达到了一个高潮。这一年，他创作了100多首词。为谭咏麟、任贤齐、庾澄庆、周笔畅等诸多知名歌手填词。写词成为他个人收入中最重要的部分。“港台走的是预付版税，香港是5000港币，台湾是12000台币，相当于3000元人民币。内地是5000元人民币。”崔恕写词的收入上了50万元。
崔恕将自己写词赚的钱全部投进了公司。他推了一个校园嘻哈组合“无级生”，“专辑也出了，宣传也做了，该上的节目也都上了，但最后还是没有收回成本。”崔恕皱了皱眉头，“需要我们继续发力的时候，我没钱了。”
“音乐应该被供养”
刚做唱片公司的崔恕想法很简单，以为有创意、有冲动就能做很多事情。“后来发现，你有一切，但没有钱，什么都做不了。”
2005年，崔恕便加入了音乐著作权协会。这是由国家版权局和中国音乐家协会共同发起成立的大陆唯一的音乐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一首歌一旦公开发表，在作者不提出异议的前提下，便默认音著协有权利管理作者的词曲版权。尽管崔恕创作了大量的作品，但每年也只能从音著协拿到很少的钱。“少的时候一两万，多的时候三四万吧。”一些歌手和音乐人对音著协提出异议，声明不接受它的管理。崔恕也颇为无奈。“大家也不希望都由音著协一个协会来管理。国外有不同的协会收取不同的版税。商业化的方式更好。可是这个钱，如果它不去收，谁又能收得到呢？” 为了找投资，崔恕陪人吃饭、喝酒。“那些人让你喝，你能不喝啊？”崔恕渐渐明白，有些人并不是想投资或是做事情。“觉得忽悠着你，让你陪着出去玩，有个写歌的人在旁边是挺有面儿的。”为了自己可以有更多的词写，为了公司有更多的业务，崔恕跑到广州、深圳，找MP3厂商谈合作。经常谈好的事情，到了当地又变卦。
2007年，崔恕遇到时任百代中国区副总裁的黄伟菁。黄伟菁对奔波劳顿的崔恕说：“音乐应该被供养，艺术家应该在衣食无忧的环境下去创作。”崔恕不太理解黄伟菁的话。“大陆的音乐人没有一个敢这么说的——在完全不考虑收入的情况下去创作，就自然有源源不断的邀约和版税。”
“我第一次正儿八经地拿到版税是在2006年。”崔恕为潘美辰、庾澄庆写词，由台湾索尼音乐公司代理，每年能收到一两万台币。这几年，陆陆续续有一些公司找到崔恕，希望代理崔恕的海外版权。崔恕没有把海外版权部分签给公司。“音乐人需要这种服务性的公司，但对国内版权制度失望，海外华语市场又下滑得厉害，回收版税的空间不大了。”崔恕甚至笑了出来：“内地部分就更不需要公司了。没有公司可以帮你收回来版税。有人能收回来，我自己也就收回来了。”
作为填词人，崔恕回收版税的途径有三条：实体唱片、无线音乐和互联网。由于实体唱片下滑，这部分的版税微乎其微。谈起当年做唱片的失败经历，崔恕认为唱片市场萎缩是主要原因，公司越大赔得越多。崔恕坐在悠唐广场一家越南菜馆里说：“这家越南菜的老板是天中音乐的李小麟，是横扫乐坛的人。2000年来北京的时候，所有人都认为他是老大，公司有刘德华的股份，每年花很多钱做唱片。 2007年以后，音乐就停了。赚的钱没有花的多。”
无线音乐部分，主要由中国移动无线音乐基地负责，包括手机下载的振铃、回铃等彩铃业务。由于运营商的垄断身份，音乐制作人只能拿到少部分版税。崔恕以自己作词、孙俪演唱的《爱如空气》做比，以下载一首歌2元钱计算，音乐制作方可以拿到1元钱，而词曲各可以拿到4%，也就是4分钱。尽管如此，崔恕目前也拿到了10万元的版税。可“仅仅靠无线音乐这一条路，也是不现实的”。
崔恕最失望的是互联网。尽管中国的互联网上有百度音乐、QQ音乐、酷狗、酷我、多米、虾米等众多在线音乐网站，但崔恕基本没在互联网上拿到过钱。“以前一个唱片卖几百万张是相当牛的，现在你的歌在互联网上被听过上百万次已经不是难事。”
比作词更苦的是作曲的人。崔恕讲起了在《中国好声音》中数次哽咽的金志文。金志文到北京，见到的第一个圈内人便是崔恕。一个东北老乡介绍金志文跟崔恕见了面。“做音乐太苦了。”金志文在“好声音”的舞台委屈得直哭，崔恕说，作曲的人需要自己上门推销作品。“有时候歌手收歌了，找你做个曲子，最后还未必会用。”
淘宝卖奶片
2008年奥运过后，“斗室”已经很难维持，崔恕将公司停了，但跟自己一起创业的那些人该怎么办？“这些人里，有朋友介绍的，有跟着我学的，也有自己应聘来的。我得想着怎么养活这个团队。”崔恕开始为自费歌手写歌。通常给自费歌手制作音乐收入稳定，“但不是做事都为了钱吧？”崔恕觉得这跟音乐创作距离太远，成了一种服务性的工作。
因为陆陆续续为影视剧《幸福像花儿一样》、《上书房》、《新上海滩》、《金婚风雨情》、《甄嬛传》的主题曲填过词，崔恕发现，影视配乐和音乐制作是相对稳定的业务方向。以往制作一首歌花费的时间和精力足以完成一部电视剧的配乐。2011年3月，崔恕成立了自己第二家公司“崔氏音乐有限公司”，专门做影视配乐和音乐制作。从“斗室”开始攒下来的十几个员工，一起在朝阳北路一间60多平米的loft工作室里工作。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崔恕接了四五个影视剧的案子。最多的一个剧制作了七首歌。因为良好的业缘关系，案子总算是滚动起来了。算下来，平均每个案子能赚20万元以上。但是去掉公司的运营成本，崔恕又没钱了。
崔恕算了一笔账：“去年的水电、房租、员工的底薪这些成本，每月要5万元，一年就是60万。我现在都还挺艰难的，公司马上又要交房租了，（月租）6500元涨到7500了。”
2012年，崔恕的朋友高霖找到他，希望借崔恕的名气开家淘宝店。高霖说：“崔恕还是个文人，开不开淘宝店，他想了一个月，卖什么东西，他又想了一个月。”高霖为崔恕提供了三种类型的商品让他选择。“女装、化妆品、食品，”崔恕一字一顿地说，神情里尽是羞涩，“最终我选了吃的。”2012年末，崔恕的零食屋在淘宝上开张了。内蒙古的奶片和牛肉干成了主打。最开始，只要买了食品便会赠送崔恕的个人音乐专辑，目前淘宝每月能有一两万的收入。
崔恕说，自己已经不是一个创作人的心态了，有时候是几种身份矛盾的斗争。“晚上回家早，写歌从八九点到半夜三四点，这是创作的状态，除此以外，就变成了一个讨生活的人。”在此之前，崔恕和好友张亚东都曾在淘宝上卖音乐，却一直无人问津。高霖说：“张亚东还在嘲笑崔恕卖奶片。”
崔恕反驳了一句：“很多人说你做音乐的人，做淘宝做公司，不安分。没有人想不安分，你总要有一个收入的来源。开淘宝的收入，可以填补公司。”
2013年新年聚餐，崔恕和员工们感慨万分：“这些年，有人来了，有人走了，还有人在继续坚持。”崔恕最近和淘宝高层开过两次会，他还是想着音乐如何在互联网上收费。“毕竟，淘宝卖东西，最会收钱。”
初涉乐坛
生于70年代末的崔恕，生长在黑龙江。崔恕的流行音乐启蒙，来自于一台老旧的收音机。通过短波广播，崔恕听到台湾电台的音乐。“亚洲之声”、“中广流行网”里播放着罗大佑、郑智化、李宗盛等人的歌。上初中的崔恕和当年所有青春期的孩子一样，迷上了港台音乐。靠着每天午饭的5元钱，崔恕攒下来，去批发市场买7.8元一盘的磁带。
2000年，崔恕已经成为新浪音乐论坛的活跃分子。他把大学时发表的一篇乐评，贴到了论坛上。“现在看来，那是一篇愤青式的点评音乐的文章，从歌手到创作人到乐评人，全部批评了一遍。”崔恕说，作为普通人，有很多疑问：“为什么这个人的乐评总说好的内容，是个套路？为什么唱歌的总有这么多毛病？”他提到当时知名的乐评人金兆钧已经老了，近几年的乐评不痛不痒了。
过了几天，有人给他留言，说“我就是垂垂老矣的金兆钧”。留了邮箱，希望与他聊聊天。通过邮件，金兆钧觉得崔恕的文章很犀利，问他是否发表过，他可以帮着发。两人约了喝酒，直到一年后才见了面。
金兆钧给了崔恕很多机会。2003年，金兆君推荐25岁的崔恕担当“音乐风云榜”的评委，崔恕进入了乐评行当。那时候，热爱唱片的崔恕还是保持着买盒带习惯。但他发现，实体唱片市场慢慢起了变化。
2003年，崔恕看到一条消息，台湾本土最大的滚石唱片公司将实体唱片发行渠道关掉了，委托环球音乐代做。在传统唱片行业里，包括库房、物流、配送在内的渠道是非常重要的。“这条小的消息，可能是一种预示或是转变，会不会新的时代开始了呢？”
2004年，崔恕到《音乐周刊》做编辑部主任。他想起滚石唱片关闭实体唱片渠道的事情，决定做一期音乐行业转变的选题。崔恕采访了滚石唱片的老板段忠潭。段忠潭认为实体唱片已经不重要了，带不来多少销量，他要把中心转移到数字音乐上边去。“当时作为媒体和对实体唱片有情结的人，不太接受也不太能理解这种情况。”崔恕回忆说，“回头看来，滚石做数字发行、无线音乐是大趋势如此，能回收的是无线的部分。互联网的一直没有一个好的模式。”
崔恕挣到了第一笔填词费用也与无线音乐有关。早在2000年，崔恕认识了为手机做铃声的朋友张艺。那时候还只是制作单音和简单的和弦，几块钱一条，很便宜。崔恕把自己写过的词拿出来，由张艺作曲、演唱，录制了几十首歌的小样，找到机会就卖一卖。2003年，第一首歌的词曲卖了1000元，词曲各一半，崔恕拿到500块钱还很兴奋，以后又陆续卖了三四首。
崔恕认为自己正式进入写词行当，是给歌手陈明写歌。当年与那英、艾敬、冯晓文同时出道，并称“广州四大美女”的黎亚与崔恕颇为熟悉。黎亚对崔恕说，自己的好朋友陈明在做专辑，希望崔恕帮着写词试一试。崔恕为陈明写了一首广告歌，不久又为孙悦写了词。雪球越滚越大，他认识了摇滚音乐人张萌萌、创作过《弯弯的月亮》、《七子之歌》的词曲作家李海鹰，开始了影视剧主题曲的合作。
2004年，崔恕到香港去听“达明一派”的演唱会，他遇到了之前便相熟的香港词人陈少琪。陈少琪为黄耀明、黄家驹写过很多词，又在演唱会后带着崔恕见了林夕、周耀辉等香港著名词人。崔恕认为未来的音乐市场在内地，建议陈少琪来内地发展。陈少琪来内地后，也帮助崔恕联系项目，“给了我很多机会。比如后来给梁咏琪写歌。”
2004年，在唱片业整体下滑的情况下，刀郎的第一张专辑却卖出了400万张的销量。而此时的崔恕已经有了离开杂志社、自己做唱片公司的想法。“大家都说这是个奇迹，但不能当范本。刀郎制作第二张唱片就差了好多，不可复制，没有规律可循。”崔恕看着唱片业最后的辉煌，于2005年离开了杂志社。“唱片业都不好，作为报道音乐的人，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崔恕的第一家唱片公司“斗室（北京）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与台湾歌手郑智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还在杂志做编辑时，崔恕听一个朋友说刚跟郑智化打过牌。听到年少时的偶像，崔恕非常激动，希望能见个面。当时的郑智化并没有接受采访的打算，见面也只是闲谈。2005年年初，郑智化跟崔恕联络，问要不要一起合作做公司。于是，“斗室”唱片公司成立了。然而，公司的运营却因为郑智化的演唱会陷入困局。在郑智化要开演唱会的消息放出去之后，投资方突然撤资。公司的人一起凑钱，崔恕还借了8万元，凑了总共四十多万元，完成了演唱会。
2006年，崔恕个人的填词创作却达到了一个高潮。这一年，他创作了100多首词。为谭咏麟、任贤齐、庾澄庆、周笔畅等诸多知名歌手填词。写词成为他个人收入中最重要的部分。“港台走的是预付版税，香港是5000港币，台湾是12000台币，相当于3000元人民币。内地是5000元人民币。”崔恕写词的收入上了50万元。
崔恕将自己写词赚的钱全部投进了公司。他推了一个校园嘻哈组合“无级生”，“专辑也出了，宣传也做了，该上的节目也都上了，但最后还是没有收回成本。”崔恕皱了皱眉头，“需要我们继续发力的时候，我没钱了。”
“音乐应该被供养”
刚做唱片公司的崔恕想法很简单，以为有创意、有冲动就能做很多事情。“后来发现，你有一切，但没有钱，什么都做不了。”
2005年，崔恕便加入了音乐著作权协会。这是由国家版权局和中国音乐家协会共同发起成立的大陆唯一的音乐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一首歌一旦公开发表，在作者不提出异议的前提下，便默认音著协有权利管理作者的词曲版权。尽管崔恕创作了大量的作品，但每年也只能从音著协拿到很少的钱。“少的时候一两万，多的时候三四万吧。”一些歌手和音乐人对音著协提出异议，声明不接受它的管理。崔恕也颇为无奈。“大家也不希望都由音著协一个协会来管理。国外有不同的协会收取不同的版税。商业化的方式更好。可是这个钱，如果它不去收，谁又能收得到呢？” 为了找投资，崔恕陪人吃饭、喝酒。“那些人让你喝，你能不喝啊？”崔恕渐渐明白，有些人并不是想投资或是做事情。“觉得忽悠着你，让你陪着出去玩，有个写歌的人在旁边是挺有面儿的。”为了自己可以有更多的词写，为了公司有更多的业务，崔恕跑到广州、深圳，找MP3厂商谈合作。经常谈好的事情，到了当地又变卦。
2007年，崔恕遇到时任百代中国区副总裁的黄伟菁。黄伟菁对奔波劳顿的崔恕说：“音乐应该被供养，艺术家应该在衣食无忧的环境下去创作。”崔恕不太理解黄伟菁的话。“大陆的音乐人没有一个敢这么说的——在完全不考虑收入的情况下去创作，就自然有源源不断的邀约和版税。”
“我第一次正儿八经地拿到版税是在2006年。”崔恕为潘美辰、庾澄庆写词，由台湾索尼音乐公司代理，每年能收到一两万台币。这几年，陆陆续续有一些公司找到崔恕，希望代理崔恕的海外版权。崔恕没有把海外版权部分签给公司。“音乐人需要这种服务性的公司，但对国内版权制度失望，海外华语市场又下滑得厉害，回收版税的空间不大了。”崔恕甚至笑了出来：“内地部分就更不需要公司了。没有公司可以帮你收回来版税。有人能收回来，我自己也就收回来了。”
作为填词人，崔恕回收版税的途径有三条：实体唱片、无线音乐和互联网。由于实体唱片下滑，这部分的版税微乎其微。谈起当年做唱片的失败经历，崔恕认为唱片市场萎缩是主要原因，公司越大赔得越多。崔恕坐在悠唐广场一家越南菜馆里说：“这家越南菜的老板是天中音乐的李小麟，是横扫乐坛的人。2000年来北京的时候，所有人都认为他是老大，公司有刘德华的股份，每年花很多钱做唱片。 2007年以后，音乐就停了。赚的钱没有花的多。”
无线音乐部分，主要由中国移动无线音乐基地负责，包括手机下载的振铃、回铃等彩铃业务。由于运营商的垄断身份，音乐制作人只能拿到少部分版税。崔恕以自己作词、孙俪演唱的《爱如空气》做比，以下载一首歌2元钱计算，音乐制作方可以拿到1元钱，而词曲各可以拿到4%，也就是4分钱。尽管如此，崔恕目前也拿到了10万元的版税。可“仅仅靠无线音乐这一条路，也是不现实的”。
崔恕最失望的是互联网。尽管中国的互联网上有百度音乐、QQ音乐、酷狗、酷我、多米、虾米等众多在线音乐网站，但崔恕基本没在互联网上拿到过钱。“以前一个唱片卖几百万张是相当牛的，现在你的歌在互联网上被听过上百万次已经不是难事。”
比作词更苦的是作曲的人。崔恕讲起了在《中国好声音》中数次哽咽的金志文。金志文到北京，见到的第一个圈内人便是崔恕。一个东北老乡介绍金志文跟崔恕见了面。“做音乐太苦了。”金志文在“好声音”的舞台委屈得直哭，崔恕说，作曲的人需要自己上门推销作品。“有时候歌手收歌了，找你做个曲子，最后还未必会用。”
淘宝卖奶片
2008年奥运过后，“斗室”已经很难维持，崔恕将公司停了，但跟自己一起创业的那些人该怎么办？“这些人里，有朋友介绍的，有跟着我学的，也有自己应聘来的。我得想着怎么养活这个团队。”崔恕开始为自费歌手写歌。通常给自费歌手制作音乐收入稳定，“但不是做事都为了钱吧？”崔恕觉得这跟音乐创作距离太远，成了一种服务性的工作。
因为陆陆续续为影视剧《幸福像花儿一样》、《上书房》、《新上海滩》、《金婚风雨情》、《甄嬛传》的主题曲填过词，崔恕发现，影视配乐和音乐制作是相对稳定的业务方向。以往制作一首歌花费的时间和精力足以完成一部电视剧的配乐。2011年3月，崔恕成立了自己第二家公司“崔氏音乐有限公司”，专门做影视配乐和音乐制作。从“斗室”开始攒下来的十几个员工，一起在朝阳北路一间60多平米的loft工作室里工作。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崔恕接了四五个影视剧的案子。最多的一个剧制作了七首歌。因为良好的业缘关系，案子总算是滚动起来了。算下来，平均每个案子能赚20万元以上。但是去掉公司的运营成本，崔恕又没钱了。
崔恕算了一笔账：“去年的水电、房租、员工的底薪这些成本，每月要5万元，一年就是60万。我现在都还挺艰难的，公司马上又要交房租了，（月租）6500元涨到7500了。”
2012年，崔恕的朋友高霖找到他，希望借崔恕的名气开家淘宝店。高霖说：“崔恕还是个文人，开不开淘宝店，他想了一个月，卖什么东西，他又想了一个月。”高霖为崔恕提供了三种类型的商品让他选择。“女装、化妆品、食品，”崔恕一字一顿地说，神情里尽是羞涩，“最终我选了吃的。”2012年末，崔恕的零食屋在淘宝上开张了。内蒙古的奶片和牛肉干成了主打。最开始，只要买了食品便会赠送崔恕的个人音乐专辑，目前淘宝每月能有一两万的收入。
崔恕说，自己已经不是一个创作人的心态了，有时候是几种身份矛盾的斗争。“晚上回家早，写歌从八九点到半夜三四点，这是创作的状态，除此以外，就变成了一个讨生活的人。”在此之前，崔恕和好友张亚东都曾在淘宝上卖音乐，却一直无人问津。高霖说：“张亚东还在嘲笑崔恕卖奶片。”
崔恕反驳了一句：“很多人说你做音乐的人，做淘宝做公司，不安分。没有人想不安分，你总要有一个收入的来源。开淘宝的收入，可以填补公司。”
2013年新年聚餐，崔恕和员工们感慨万分：“这些年，有人来了，有人走了，还有人在继续坚持。”崔恕最近和淘宝高层开过两次会，他还是想着音乐如何在互联网上收费。“毕竟，淘宝卖东西，最会收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