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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许多早早踏入仕途的官员不同，罗崇敏直到35岁才开始当官。或许是因为当官的时间短于当民的时间，61岁的罗崇敏对建设服务型政府尤其认同，可他遇到的很多官员仍然保持着衙门作风。“他们总是俯视百姓，仰视领导。说难听点，在领导面前就像哈巴狗，在民众面前则像雄狮。”
30年前，罗崇敏第一次和官员打交道，最初的糟糕印象一直伴随着他。
借车
30年前，还是一介平民的罗崇敏第一次踏进县政府的大门，至今印象深刻。
那时，罗崇敏正在云南省江川一中做校工。“当时，我在学校做炊事员，后来代课，刻蜡板，还负责教务日程工作，就是给老师们排课。”
有一天上午10点钟，第三节课上了20多分钟了，罗崇敏正在刻蜡纸，学生跑到了教务室，“杨老师现在还没来上课”。杨老师33岁，教高二语文，从不迟到。罗崇敏找到教师宿舍，叩叩门，没人回应。透过门缝，罗崇敏看见杨老师就睡在床上。再叩门，还是没人应。自学过中医的罗崇敏意识到坏了，出问题了。
情急之下，他一拳头砸碎了窗玻璃，顾不上手被划破，伸手进去，提起插销，打开窗户，跳进屋里。摸了摸手腕，杨老师脉搏已经没了，身上还有一点余温。
罗崇敏把情况报告给了校长，校长对他说：罗崇敏你经验丰富，你负责去跟县教育局汇报，跟他们借一辆车，把杨老师家属接来，做好家属的工作；另外负责把杨老师尸体运回家去，在那边组织好把他安葬了。
教育局就在县政府大院里，之前罗崇敏从未进过县政府的大门。
到了教育局办公室，说明了来意，办公室的工作人员直截了当地说没车。“当时，我觉得这可是个大事啊，我们的老师命不在了，教育局这样，让我觉得很寒心。”
接待罗崇敏的人给他出了个主意，说你去找县政府办公室。“什么叫政府办公室，我也不知道，他们就指指，在那个楼上。”
罗崇敏去了，找到了挂着政府办公室牌子的房间。一进去，里面有一个人，鞋子脱了，盘着腿坐在沙发里。
“你干什么？”
罗崇敏一通解释。
“这个事情你找教育局啊，怎么找我们，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罗崇敏一问，知道对方是政府办公室的杨主任。无论他怎么解释，可杨主任咬准两条：你该去找教育局，我这儿没车。
罗崇敏连声道谢，退出门来。
下了楼，碰巧遇到一个老熟人张师傅，在政府办公室当司机。“当时驾驶员是了不得的角色。”罗崇敏抓到了救命稻草，连忙求人帮忙。
张师傅说，出车去哪里，是要领导安排的。
罗崇敏就告诉对方，刚去了挂着办公室牌子的那个屋，见了杨主任。
“哦，那个人最怪了。你跟他说了？你不要跟他说。我跟一个副主任说说，管车是一个副主任管。你不要说是老师，你就说是你的亲戚。”
就这样，罗崇敏以私事的名义，搞到了一辆车，办了公事。
几年后，罗崇敏再一次和县政府打了交道，待遇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准干部受宠若惊
一名女老师生孩子的当口，让罗崇敏成了代课老师，后来他还通过了云南省高中教师资格考试，成了高中政治课教师，还评上了云南省“先进教育工作者”。
1985年9月，罗崇敏抓住了一个改变身份的机会。省“先进教育工作者”可去玉溪地委党校读专科，罗崇敏考了进去。
两年全日制学习后，罗崇敏拿到了大专文凭。
玉溪地委党校校长就让他留下当老师，几百个毕业生，就留他一个，罗崇敏很高兴。
这时候，罗崇敏的家乡江川县县委组织部长也找到了学校，要请罗崇敏回去，到县委党校任副校长。
两边都做他的工作，罗崇敏陷入了两难境地。罗崇敏征求父亲的意见，父亲告诉他说 ：“我们都快老了，你还是回来吧。”
于是，罗崇敏去了江川县委党校，很快又被抽调到农村工作队去搞农村改革，在山里一个叫安化乡的地方待了27天。
一天罗崇敏接到县政府办公室的电话，一位王姓女同志说：“明天我和驾驶员来接你。”没多解释，对方就匆匆挂掉电话。
罗崇敏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有点忐忑不安，他也从没坐过汽车。
第二天，来了两个女同志，外加一个男同志是驾驶员，开了辆面包车。“两个女同志很勤快，帮我打包行李，我就很纳闷，‘别、别，我自己来。’”
“快点，快点，天比较晚了，还得回去。”
罗崇敏问什么事儿。
“快点，快点，收拾好东西就走。”
罗崇敏说，来这儿工作27天，至少要跟公社领导打个招呼吧。
“都跟他们说好了，快点走。”
走到路上，她们才告诉罗崇敏，组织决定调他到县政府办公室工作。
罗崇敏说工资、户口、关系都还在县委党校。“你别管了，我们都给你办了。”
当天回到了县城，罗崇敏见到了县政府办公室主任。主任说，已经调他到办公室做秘书工作，让他休息三天后开始上班。
罗崇敏再次提起了户口、关系等仍在县委党校，说明后两天自己去办一下，可主任说，一切都已经有人替他办好了。
“什么叫受宠若惊，那个时候感觉到身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会有人为我服务了。我只是做秘书工作，人家就会为我服务了。”罗崇敏说。
罗崇敏从此走上了仕途，并在后来当上了地方党政领导，辗转各级政府。
可是，即便是当了领导干部，也有受制于人、求人办事的时候。他还得看人脸色。
两个“十条烟”
2001年11月，云南省委、组织部把罗崇敏从玉溪市委副书记任上调到云南民族学院（后改名为云南民族大学）任院党委书记。 上任之初，罗崇敏在教职工座谈会上听到大家反映，一部分教师仍与家属两地分居，希望罗崇敏能把他们的户口迁到昆明。
当时，云南民族学院共有56个家属和子女的户口不在昆明，大部分都是当地农村人口。没有昆明的户口，这些家属、孩子只能留守当地就业和上学，长期两地分居让这些教师很苦恼。
这部分教师调到云南民族学院工作时，学校曾跟一部分人做过承诺，可以把家属子女的户口随迁到昆明。在罗崇敏之前的一两任学院领导也都做过努力，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但就是办不了，一直遗留到罗崇敏到任。
因为是属地管理，云南民族学院教师家属子女的户口必须获得所在辖区莲花派出所的同意之后，报到区公安局，然后再到市公安局，逐一申请才能迁进来。
“不是（前任）学院领导不愿意办，是办不了，跑几次跑不下来，就跑不动了。”
解决问题的关键，首先要突破莲花派出所。
罗崇敏就提了十条香烟，直接登门拜访莲花派出所。“到了派出所以后，那个派出所的所长，脚就搭在茶几上，很傲慢。”
“原来我在玉溪的时候，公安局长、法院院长进我的办公室都要叩门、‘报告’。我在办公室一般都开着门，读书、看文件，但他们都会‘报告’，我说请进，他们才进来。”罗崇敏感慨，“到了民族学院之后，我要跟派出所所长、民警、居委会的大妈们报到了。”
莲花派出所所长一听是民族学院新来的党委书记，马上把腿放了下来，连忙说“对不起，对不起，是我们正厅级的领导呢”。
罗崇敏说，“不是，不是，我们都是平等的，我来麻烦你了，送你几条烟。这几条烟，不是办我个人的事，是要办我们学校教师家属子女迁移户口的事。”
派出所所长依然是此前的答复，“办不了”。
罗崇敏说，“但你得有个意见。”
派出所所长收下了十条烟，很高兴，接着提出了相关意见，报到了区公安局，再报到市公安局。两个半月后，户口批了下来，迁到了民族学院的集体户口上。
在民族学院的另外十条烟则送给了自来水公司。
当时，学校新建了一栋教职工宿舍楼，楼建成了，但整个楼都没有引进自来水。一栋楼的住户望“房”兴叹。
学校有一位赵姓的退休女教师，是云南有名的汉语言学教授，当时已经67岁。
这个老教授找到罗崇敏，情绪激动地向他反映说，她患有高血压、心脏病，房子装修了却没有水，她希望有生之年能住一住那套新房。
在当时，昆明新建楼房引进自来水要向自来水公司缴纳“开口”费。所谓“开口”就是从自来水主管道上接一个支管出来而已。但这个“开口”的费用却很高，当时的价格起码要二三十万块钱。
为了办这个事情，罗崇敏又准备了十条烟，到处找人，找到副市长、市长，最后找到了他的一个初中同学，恰好在自来水公司当副经理。
这个事情折磨了他一个多月，找了十多次人，最后出了两三万块钱“开口”费，把自来水引进了楼房。
这两个“十条烟”，让罗崇敏感触很深：所谓“服务型政府”的建设完全没有进入轨道，而是在情感中游离；本来是政府应当主动承担的服务职责，却没有任何程序可以正常办理，全凭领导的爱心、责任心，还要靠情感、关系才能办成事情。
这种百姓办事难，甚至是官员土皇帝心态的衙门作风在罗崇敏下辖的各级政府机构中也普遍存在。
是政府，不是衙门
2002年11月，罗崇敏调到红河州任州委书记。
罗崇敏一到任就马不停蹄地下乡调研，十一天时间跑了红河十三个县。调研过程中，各县领导都预备了丰盛的酒席，罗崇敏不喝酒。个别县领导喝醉了酒，就牛皮哄哄地拍着胸脯跟罗崇敏表忠心，满嘴空话假话。
一个多月调研下来，罗崇敏在全州领导干部大会上当着几千人的面发飙了，“大家要弄清楚情况，领导干部是人民的公仆，不是解放前的土司、头人。”
罗崇敏对政府机构的官僚作风有了清晰的认识。“现代文明政府是有限政府，人民授予的权力不是无限的；官僚机构冗员很多，人多事少，一个县级领导班子成员达三十多个……他们都在忙什么？忙着揽权营己，忙着沽名钓誉，忙着吃喝玩乐。”
也有群众写信到州里反映问题，说提出了新农村建设很好，但是没有实际措施和实施办法，有些领导干部去了就是讲空话，不做实事。
后来罗崇敏就组织实施了一个新农村建设的“五个一”工程，要求州、县领导干部在定点的农村，挂钩一所学校，修一个公厕，建一间卫生所，修一条马路，抓一个农业产业项目。
有一次，罗崇敏下乡调研，看到路边一个卫生所的隔壁正在建房子，罗崇敏就安排人去了解情况。
反馈回来的结果是施工的正是那个村的村支书，他要在卫生所旁边建一个餐馆。
但他建这个餐馆，一没有经过土地审批；二餐馆挨着卫生所，难免会病菌传染，特别是肠道传染、乙肝传染。
村民们则敢怒不敢言，“他是书记，他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了解到这种情况后，罗崇敏直接给县领导下了命令，三天就全部拆除了村支书的违建。
像这样的情况，县级干部、州级干部中也存在，罗崇敏说尤其是州政府的一些领导，总认为自己是老大。罗崇敏以那次开会发飙为契机，开始整顿干部作风，成立了机关作风建设领导小组、监察小组等。
而最让政府像一个衙门的，是政府大院的门卫。
在中国，各级政府大院门口基本都设有门卫，同时还有着严格的盘查制度。
红河州政府的大门口是武警站岗，罗崇敏曾提议撤掉门岗，结果被告知红河是边境城市，武警把门是硬性规定，无奈作罢。
2008年初，罗崇敏调任云南省教育厅厅长。上任第一天，罗崇敏自己坐出租车提前到了。到了大门口，头戴钢盔的保安就把罗崇敏拦了下来。
保安问他是哪里的，罗崇敏说他在这儿工作；见是生面孔，保安要求他必须得出示身份证、工作证登记一下。
那天罗崇敏没带身份证，才到岗自然也没有工作证，更没有秘书随身证明他的身份。就在僵持不下的时候，厅里的工作人员跑出来，才把他接了进去。
后来，也有很多学校校长向罗崇敏反映，说教育厅不能变成衙门，“你们通知我们来开会，到了门口，没带身份证，就进不去，你们不能这样。”
罗崇敏就力排众议，改变了保安执勤的方式。保安依然可以巡逻，负责周边的安全，但不能像衙门一样，壁垒森严地把守着，来人就盘查、登记。替而代之，罗崇敏安排了礼仪人员在大厅里，见外人进来，就询问他们做什么，引导他们。改变了门岗做法之后，任何普通家长都可以随便进出云南省教育厅。“我们要提供服务，而不是去审查人家。”
“现代政府的本质特征就是服务型政府。政府就是人民让渡一部分权力和利益，让它为人民服务的一个产物。政府不能忘了自身的出处，不能忘了肩负的责任和应尽的义务。”
30年前，罗崇敏第一次和官员打交道，最初的糟糕印象一直伴随着他。
借车
30年前，还是一介平民的罗崇敏第一次踏进县政府的大门，至今印象深刻。
那时，罗崇敏正在云南省江川一中做校工。“当时，我在学校做炊事员，后来代课，刻蜡板，还负责教务日程工作，就是给老师们排课。”
有一天上午10点钟，第三节课上了20多分钟了，罗崇敏正在刻蜡纸，学生跑到了教务室，“杨老师现在还没来上课”。杨老师33岁，教高二语文，从不迟到。罗崇敏找到教师宿舍，叩叩门，没人回应。透过门缝，罗崇敏看见杨老师就睡在床上。再叩门，还是没人应。自学过中医的罗崇敏意识到坏了，出问题了。
情急之下，他一拳头砸碎了窗玻璃，顾不上手被划破，伸手进去，提起插销，打开窗户，跳进屋里。摸了摸手腕，杨老师脉搏已经没了，身上还有一点余温。
罗崇敏把情况报告给了校长，校长对他说：罗崇敏你经验丰富，你负责去跟县教育局汇报，跟他们借一辆车，把杨老师家属接来，做好家属的工作；另外负责把杨老师尸体运回家去，在那边组织好把他安葬了。
教育局就在县政府大院里，之前罗崇敏从未进过县政府的大门。
到了教育局办公室，说明了来意，办公室的工作人员直截了当地说没车。“当时，我觉得这可是个大事啊，我们的老师命不在了，教育局这样，让我觉得很寒心。”
接待罗崇敏的人给他出了个主意，说你去找县政府办公室。“什么叫政府办公室，我也不知道，他们就指指，在那个楼上。”
罗崇敏去了，找到了挂着政府办公室牌子的房间。一进去，里面有一个人，鞋子脱了，盘着腿坐在沙发里。
“你干什么？”
罗崇敏一通解释。
“这个事情你找教育局啊，怎么找我们，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罗崇敏一问，知道对方是政府办公室的杨主任。无论他怎么解释，可杨主任咬准两条：你该去找教育局，我这儿没车。
罗崇敏连声道谢，退出门来。
下了楼，碰巧遇到一个老熟人张师傅，在政府办公室当司机。“当时驾驶员是了不得的角色。”罗崇敏抓到了救命稻草，连忙求人帮忙。
张师傅说，出车去哪里，是要领导安排的。
罗崇敏就告诉对方，刚去了挂着办公室牌子的那个屋，见了杨主任。
“哦，那个人最怪了。你跟他说了？你不要跟他说。我跟一个副主任说说，管车是一个副主任管。你不要说是老师，你就说是你的亲戚。”
就这样，罗崇敏以私事的名义，搞到了一辆车，办了公事。
几年后，罗崇敏再一次和县政府打了交道，待遇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准干部受宠若惊
一名女老师生孩子的当口，让罗崇敏成了代课老师，后来他还通过了云南省高中教师资格考试，成了高中政治课教师，还评上了云南省“先进教育工作者”。
1985年9月，罗崇敏抓住了一个改变身份的机会。省“先进教育工作者”可去玉溪地委党校读专科，罗崇敏考了进去。
两年全日制学习后，罗崇敏拿到了大专文凭。
玉溪地委党校校长就让他留下当老师，几百个毕业生，就留他一个，罗崇敏很高兴。
这时候，罗崇敏的家乡江川县县委组织部长也找到了学校，要请罗崇敏回去，到县委党校任副校长。
两边都做他的工作，罗崇敏陷入了两难境地。罗崇敏征求父亲的意见，父亲告诉他说 ：“我们都快老了，你还是回来吧。”
于是，罗崇敏去了江川县委党校，很快又被抽调到农村工作队去搞农村改革，在山里一个叫安化乡的地方待了27天。
一天罗崇敏接到县政府办公室的电话，一位王姓女同志说：“明天我和驾驶员来接你。”没多解释，对方就匆匆挂掉电话。
罗崇敏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有点忐忑不安，他也从没坐过汽车。
第二天，来了两个女同志，外加一个男同志是驾驶员，开了辆面包车。“两个女同志很勤快，帮我打包行李，我就很纳闷，‘别、别，我自己来。’”
“快点，快点，天比较晚了，还得回去。”
罗崇敏问什么事儿。
“快点，快点，收拾好东西就走。”
罗崇敏说，来这儿工作27天，至少要跟公社领导打个招呼吧。
“都跟他们说好了，快点走。”
走到路上，她们才告诉罗崇敏，组织决定调他到县政府办公室工作。
罗崇敏说工资、户口、关系都还在县委党校。“你别管了，我们都给你办了。”
当天回到了县城，罗崇敏见到了县政府办公室主任。主任说，已经调他到办公室做秘书工作，让他休息三天后开始上班。
罗崇敏再次提起了户口、关系等仍在县委党校，说明后两天自己去办一下，可主任说，一切都已经有人替他办好了。
“什么叫受宠若惊，那个时候感觉到身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会有人为我服务了。我只是做秘书工作，人家就会为我服务了。”罗崇敏说。
罗崇敏从此走上了仕途，并在后来当上了地方党政领导，辗转各级政府。
可是，即便是当了领导干部，也有受制于人、求人办事的时候。他还得看人脸色。
两个“十条烟”
2001年11月，云南省委、组织部把罗崇敏从玉溪市委副书记任上调到云南民族学院（后改名为云南民族大学）任院党委书记。 上任之初，罗崇敏在教职工座谈会上听到大家反映，一部分教师仍与家属两地分居，希望罗崇敏能把他们的户口迁到昆明。
当时，云南民族学院共有56个家属和子女的户口不在昆明，大部分都是当地农村人口。没有昆明的户口，这些家属、孩子只能留守当地就业和上学，长期两地分居让这些教师很苦恼。
这部分教师调到云南民族学院工作时，学校曾跟一部分人做过承诺，可以把家属子女的户口随迁到昆明。在罗崇敏之前的一两任学院领导也都做过努力，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但就是办不了，一直遗留到罗崇敏到任。
因为是属地管理，云南民族学院教师家属子女的户口必须获得所在辖区莲花派出所的同意之后，报到区公安局，然后再到市公安局，逐一申请才能迁进来。
“不是（前任）学院领导不愿意办，是办不了，跑几次跑不下来，就跑不动了。”
解决问题的关键，首先要突破莲花派出所。
罗崇敏就提了十条香烟，直接登门拜访莲花派出所。“到了派出所以后，那个派出所的所长，脚就搭在茶几上，很傲慢。”
“原来我在玉溪的时候，公安局长、法院院长进我的办公室都要叩门、‘报告’。我在办公室一般都开着门，读书、看文件，但他们都会‘报告’，我说请进，他们才进来。”罗崇敏感慨，“到了民族学院之后，我要跟派出所所长、民警、居委会的大妈们报到了。”
莲花派出所所长一听是民族学院新来的党委书记，马上把腿放了下来，连忙说“对不起，对不起，是我们正厅级的领导呢”。
罗崇敏说，“不是，不是，我们都是平等的，我来麻烦你了，送你几条烟。这几条烟，不是办我个人的事，是要办我们学校教师家属子女迁移户口的事。”
派出所所长依然是此前的答复，“办不了”。
罗崇敏说，“但你得有个意见。”
派出所所长收下了十条烟，很高兴，接着提出了相关意见，报到了区公安局，再报到市公安局。两个半月后，户口批了下来，迁到了民族学院的集体户口上。
在民族学院的另外十条烟则送给了自来水公司。
当时，学校新建了一栋教职工宿舍楼，楼建成了，但整个楼都没有引进自来水。一栋楼的住户望“房”兴叹。
学校有一位赵姓的退休女教师，是云南有名的汉语言学教授，当时已经67岁。
这个老教授找到罗崇敏，情绪激动地向他反映说，她患有高血压、心脏病，房子装修了却没有水，她希望有生之年能住一住那套新房。
在当时，昆明新建楼房引进自来水要向自来水公司缴纳“开口”费。所谓“开口”就是从自来水主管道上接一个支管出来而已。但这个“开口”的费用却很高，当时的价格起码要二三十万块钱。
为了办这个事情，罗崇敏又准备了十条烟，到处找人，找到副市长、市长，最后找到了他的一个初中同学，恰好在自来水公司当副经理。
这个事情折磨了他一个多月，找了十多次人，最后出了两三万块钱“开口”费，把自来水引进了楼房。
这两个“十条烟”，让罗崇敏感触很深：所谓“服务型政府”的建设完全没有进入轨道，而是在情感中游离；本来是政府应当主动承担的服务职责，却没有任何程序可以正常办理，全凭领导的爱心、责任心，还要靠情感、关系才能办成事情。
这种百姓办事难，甚至是官员土皇帝心态的衙门作风在罗崇敏下辖的各级政府机构中也普遍存在。
是政府，不是衙门
2002年11月，罗崇敏调到红河州任州委书记。
罗崇敏一到任就马不停蹄地下乡调研，十一天时间跑了红河十三个县。调研过程中，各县领导都预备了丰盛的酒席，罗崇敏不喝酒。个别县领导喝醉了酒，就牛皮哄哄地拍着胸脯跟罗崇敏表忠心，满嘴空话假话。
一个多月调研下来，罗崇敏在全州领导干部大会上当着几千人的面发飙了，“大家要弄清楚情况，领导干部是人民的公仆，不是解放前的土司、头人。”
罗崇敏对政府机构的官僚作风有了清晰的认识。“现代文明政府是有限政府，人民授予的权力不是无限的；官僚机构冗员很多，人多事少，一个县级领导班子成员达三十多个……他们都在忙什么？忙着揽权营己，忙着沽名钓誉，忙着吃喝玩乐。”
也有群众写信到州里反映问题，说提出了新农村建设很好，但是没有实际措施和实施办法，有些领导干部去了就是讲空话，不做实事。
后来罗崇敏就组织实施了一个新农村建设的“五个一”工程，要求州、县领导干部在定点的农村，挂钩一所学校，修一个公厕，建一间卫生所，修一条马路，抓一个农业产业项目。
有一次，罗崇敏下乡调研，看到路边一个卫生所的隔壁正在建房子，罗崇敏就安排人去了解情况。
反馈回来的结果是施工的正是那个村的村支书，他要在卫生所旁边建一个餐馆。
但他建这个餐馆，一没有经过土地审批；二餐馆挨着卫生所，难免会病菌传染，特别是肠道传染、乙肝传染。
村民们则敢怒不敢言，“他是书记，他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了解到这种情况后，罗崇敏直接给县领导下了命令，三天就全部拆除了村支书的违建。
像这样的情况，县级干部、州级干部中也存在，罗崇敏说尤其是州政府的一些领导，总认为自己是老大。罗崇敏以那次开会发飙为契机，开始整顿干部作风，成立了机关作风建设领导小组、监察小组等。
而最让政府像一个衙门的，是政府大院的门卫。
在中国，各级政府大院门口基本都设有门卫，同时还有着严格的盘查制度。
红河州政府的大门口是武警站岗，罗崇敏曾提议撤掉门岗，结果被告知红河是边境城市，武警把门是硬性规定，无奈作罢。
2008年初，罗崇敏调任云南省教育厅厅长。上任第一天，罗崇敏自己坐出租车提前到了。到了大门口，头戴钢盔的保安就把罗崇敏拦了下来。
保安问他是哪里的，罗崇敏说他在这儿工作；见是生面孔，保安要求他必须得出示身份证、工作证登记一下。
那天罗崇敏没带身份证，才到岗自然也没有工作证，更没有秘书随身证明他的身份。就在僵持不下的时候，厅里的工作人员跑出来，才把他接了进去。
后来，也有很多学校校长向罗崇敏反映，说教育厅不能变成衙门，“你们通知我们来开会，到了门口，没带身份证，就进不去，你们不能这样。”
罗崇敏就力排众议，改变了保安执勤的方式。保安依然可以巡逻，负责周边的安全，但不能像衙门一样，壁垒森严地把守着，来人就盘查、登记。替而代之，罗崇敏安排了礼仪人员在大厅里，见外人进来，就询问他们做什么，引导他们。改变了门岗做法之后，任何普通家长都可以随便进出云南省教育厅。“我们要提供服务，而不是去审查人家。”
“现代政府的本质特征就是服务型政府。政府就是人民让渡一部分权力和利益，让它为人民服务的一个产物。政府不能忘了自身的出处，不能忘了肩负的责任和应尽的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