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政党的利益整合功能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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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和谐社会具有丰富内涵和多重特征,但只有实现利益协调,才能从根本上保证人与人的和谐,也只有在这个基础上社会才能真正和谐。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应该吸取其他国家和政党的经验教训,充分发挥利益整合功能,协调各个阶层和群体的利益关系,以达到“形成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之目的。
  [关键词] 执政党 和谐社会 协调 利益整合功能
  
  进入新世纪,中国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历史同时也赋予了中国共产党新的使命。在基本实现小康之后,中国的发展进入机遇与挑战同时并存的关键时期。中国共产党必须强化执政党的利益整合功能,维护社会的公平和正义,以此为和谐社会的构建强本固基。
  
  一、公平正义、利益协调是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和基本前提
  
  实现社会和谐,建设美好社会,始终是人类孜孜以求的一个社会理想,也是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懈追求的一个社会理想。胡锦涛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①这六个基本特征既包括人与他人、人与社会关系的和谐,也包括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
  和谐是一个关系范畴,是指事物之间协调、均衡、有序的状态。由于社会的主体是人,社会是人的活动在一定时空系列的展开,是以生产关系为基础的人们之间各种社会关系的产物,因此,和谐更多是指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各阶层之间、各群体之间的一种相互关系。和谐社会是一种社会状态,不是一种社会形态,是社会的各种要素和关系相互融洽的状态。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和谐社会的基本要素和评判标准也各不相同。因而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认识和理解和谐社会,并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的不同途径。
  社会和谐与社会公平密不可分。社会公平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追求社会公平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主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只有立足于公平的基本理念与规则,才有可能既增强社会经济发展的活力,又提升社会的整合程度,实现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达到社会的和谐。没有一定的社会公平,要想持久地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是不可能的,在一个秩序混乱、社会动荡的国家里,是不可能促进效率提高的。
  利益协调程度历来是社会是否和谐的晴雨表、风向标。历史经验证明,利益关系紧张之日,正是社会不和谐之时。当然,社会和谐不仅是指利益层面的和谐,也包括价值层面的和谐,但只有建立了合理的利益关系,才可能达致公平正义、诚信友爱等等和谐社会的目标。经济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使得人们越发清楚地认识到,现存社会不仅是一个伦理共同体,同时更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因为,利益结构在理论上被看作是社会结构的物质基础,并且是决定该社会和谐程度的重要因素。人的一切行为皆根源于利益,正是由于人们对自身利益的追求,推进了社会进步。人与人的关系说到底是利益关系。马克思曾说过:“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②恩格斯也指出:“每一个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是作为利益表现出来。”③这不仅指经济活动,甚至还包括政治活动和思想活动,因为,“‘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④。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人们对利益的要求更高,对利益的追求已不满足于基本生存的需要,还会追求政治、文化方面需要的满足,同时追求纵向和横向比较中的公平。毋庸置疑,在人们对自己利益追求的过程中,由于各方面原因,利益占有的多少是不同的,不同阶层之间的经济地位是有差别的,差别不大是正常的,高低悬殊必然带来社会不安宁、不和谐。如今的社会冲突集中表现为“利益的冲突”,大都是由于我们不能协调各个阶层、各个群体的利益引起的。为此,胡锦涛同志提出,要把公平正义作为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实现社会和谐的根本手段和目的。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并不是没有矛盾、没有差距的社会。在社会发展进步的过程中,差距总是客观存在的。差距产生压力,压力催生动力。没有差距的社会必然如同死水一潭,毫无生机。但差距不能过大,不能超过一定的限度,否则就会影响社会的稳定与和谐。构建和谐社会,就是要“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⑤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观察,各得其所主要是实现分配公平、利益协调。
  
  二、现阶段利益格局中的不和谐因素
  
  在1978年到1998年的20年时间内,人均GDP由180美元增长到750美元,翻了三番,进入2004年更进一步接近了1200美元,开始渐渐远离了人均GDP700美元以下的低收入国家行列。但一度我们的主要精力集中在经济建设上,而忽略了各种社会问题。甚至在GDP崇拜下,只讲效率而忽视了公平,起点公平、机遇公平、结果公平都没能较好地实现。蛋糕做大了,公平公正的分蛋糕的利益均衡机制规则没有建立起来,社会整体在不断地富有昌盛,但整体的内部却存在着不断的分化和日趋显著的差异,形成了诸多社会不稳定因素。从收入分配来说,表现尤为突出的是:
  首先,城乡收入差距拉大。1978年到1984年我国城乡差距是在缩小的。由于改革从农村开始,农民的收入首先得到较快的增长,但是城乡差距从1985-2003年的18年间快速扩大,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4.3%,而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8.7%。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占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比例,1984年为1.71:1,1995年拉大到2.47:1,2003年达到了3.23:1。特别是1997年到2003年这个阶段,农民的收入基本上和增长的趋势背离了。在6、7年当中,农民的年均收入增长没有超过4%。2004年全国农民收入少有地出现了6.8%的增长速度,但生产资料像种子、化肥等的价格也跟着上去了。如果仅考虑货币收入,剔除农民收入中的实物部分,目前城乡收入差距将扩大为4倍多。如果考虑到城市社会福利方面因素的差异,城乡实际收入差距将进一步扩大到6倍左右。
  其次,地区之间收入差距拉大。从1978年至1998年的20年间内,国内人均GDP最高的省份与最低的省份之间的差距由187美元扩大到974美元;大学普及率最高省份与最低省份之间的差距由1.1个百分点扩大到6.9个百分点;每千人人口拥有医生人数最高省份与最低省份之间的差距由0.9个百分点扩大到1.4个百分点;城镇人口比例最高省份与最低省份之间的差距由29个百分点扩大到81个百分点。
  2003年东部地区人均GDP分别相当于中部和西部地区的1.91倍和2.38倍。尽管实行了西部大开发的战略,但是2004年最高的5个省市的人均收入是最低的5个省份的1倍以上,而且增长速度还要快于收入低的省份。有人甚至认为,现实的中国已经分化为“四个世界”。第一世界像深圳、上海、北京已经达到世界的高收入国家水平,大体上占整个人口2.2%;第二世界是上中等收入地区,我们的沿海相当一部分地区已经达到上等收入国家水平,像广东、浙江、江苏、辽宁,相当于我们整个人口的21.8%;第三世界是下中等收入地区,主要是河北、东北、华北、中部一些地区,占全国人口26.0%。第四世界就是所谓的中西部地区,它相当于世界的低收入地区,占我们整个人口的50%。⑥
  再次,社会群体之间收入差距拉大。用基尼系数这种国际上通行的标准计算,我国最低与最高收入的差距超过了俄罗斯,基尼系数早在10年前的1994年就超过了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达到了0.434;2003年达到了0.461,已经十分逼近拉美0.522的平均基尼系数。而在80年代初,我国基尼系数只有0.28,在短短不到20多年时间里,贫富差距发展得如此之快实在是世所罕见。除了基尼系数的办法,还可以按收入五等份的办法。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字,2004年中国10%最高的收入阶层和10%最低的收入阶层收入差是1:58。在金融市场里,20%最富裕的家庭拥有城镇居民资产的55.4%,而最贫困的20%的家庭只占1.5%,两者相差36.9倍。
  根据2004年全国5万户城镇住户抽样调查结果,上半年最高10%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13322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6.7%,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8倍;而最低10%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1397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1.6%,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9%。高低收入组人均收入之比为9.5:1,比去年同期9.1:1有所扩大。也就是说,不同收入组之间的收入差距在继续扩大。北京市统计局的数据也证明了同样的趋势,2004年前11个月,高、低收入组的收入之比为5.8比1,与上年同期的4.7比1相比,差距也在扩大。
  近年来,与普通行业相比,垄断行业不仅工资水平偏高,而且工资增长过快。二者之间的收入差距仍在继续呈日益扩大之势。来自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年鉴显示:2003年,全国职工的平均年工资为14040元。其中,非垄断行业的农林牧渔业职工工资为6969元,电力、煤气、水等垄断行业是18752元,而金融业,职工年工资高达22457元,为农林牧渔业的3倍。如果再进一步细分,在电力、煤气、水行业中,电力工资又高于煤气、水这两个行业。⑦近十年来很多行业里,包括教授的工资增加了8倍到10倍左右,公务员的工资普遍增长了4倍到5倍。但是农民工的工资应当说近十几年来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动。十几年前在广东、长江三角洲调查农民工的工资就是六、七百块钱,到现在农民工的工资六、七百块钱还是普遍的现象。
  毋庸讳言,从目前的情况看,我国社会结构已经逐渐形成以占有财富、权力和知识为特征的强势群体,和以贫困农民、城市农民工、城市失业者与下岗人员等为主的弱势群体。长此以往,只能扩大社会鸿沟,既不利于社会和谐,又会阻滞全面实现小康的步伐。1993年,邓小平就曾提出:“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⑧
  
  三、完善执政党的利益协调功能以适应和谐社会的构建
  
  2005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已达到18.23万亿美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远远超过1200美元。国际经验表明,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000美元之后,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关键阶段,如果执政党和政府采取妥当政策,就可以带领人民平稳度过这一关键期;如果执政党和政府政策失误,则会激化矛盾,不但会造成社会动荡,而且还会阻碍经济与社会发展。
  世界各国既有因为举措得当而快速发展的成功经验,也有因为应对不当而陷入发展陷阱的失败教训,拉美地区和东亚地区就是典型的例证。这两个地区几乎在同一个时间段,即在20世纪70年代上半期达到了人均GDP1000美元的水平,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发展水平。但是此后由于采取了不同的发展战略,这两个地区在发展方向和发展道路上出现了巨大差异。亚洲四小龙较好地解决了就业和收入分配问题,尽管经历了亚洲金融风暴,但是到现在为止新加坡和香港达到了人均GDP2万到3万美元的水平,韩国和台湾也达到人均GDP1万多美元的水平。但是在拉美一些国家,却落入了社会与经济矛盾冲突的“拉美陷阱”:一方面GDP增长,一方面失业率高、贫富悬殊大、社会动荡不得安宁。30多年过去了,直到现在人均GDP仍然在4000到5000美元之间徘徊,与东亚差距很明显了。墨西哥革命制度党曾领导墨西哥人民创造过奇迹,但在20世纪80年代没有合理地分配发展成果,贫富差距日益加剧。出现了4500万贫困人口。20%的最贫困人口仅享有全国4.4%的财富,而20%的最富人口却占有53.5%的财富。在2000年的大选中革命制度党被“争取变革联盟”击败。尽管我们国情不同,但这些国家和执政党的经验教训,我们应当认真汲取。“利益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的总根子,利益矛盾是其他各类人民内部矛盾产生的根源,是影响、制约、导向各类矛盾的主导性矛盾”⑨。因此在经济社会发展的特殊时期,中国共产党把“构建和谐社会”作为执政目标提出来,并强调:“要适应我国社会的深刻变化,把和谐社会建设摆在重要位置,注重激发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10}
  目前,人们不再仅仅是“不患寡而患不均”,而是普遍存在“既患寡更患不均”的心态。欲达致社会和谐,关键是实现社会各利益主体的和谐;欲实现各利益主体的和谐,关键又在于科学协调、整合各主体的利益关系。因此要建设和谐社会,必须进行利益整合。通过利益协调、整合,不断化解利益矛盾和风险,把合理的利益分配关系作为构建和谐社会的坚实基础。中国共产党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居于领导核心地位,必须充分发挥执政党的利益整合功能。
  根据政党政治的基本原理,政党具有利益表达和利益聚合的重要功能。它既表现为社会冲突的力量,又是社会整合的工具。由此标准,政党大体上可划分为“冲突导向型”和“整合导向型”两种类型。对执政党利益整合功能的突出强调,是和它的执政地位分不开的。“利益整合,就是通过多种方式,在保证各群体利益的基础上,使各个部分组合起来,构成一个利益共同体。”{11}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要“适应我国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的发展变化,形成科学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调处机制、权益保障机制。”{12}具体说来,中国共产党主要应该在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一)建立健全利益观念导向机制。利益关系的调整和重构,必然带来社会成员价值观的矛盾与冲突和心理的不平衡,对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和谐社会需要宽容、理解和帮助。在这其中,各阶层、群体间相互承认、宽容、妥协、合作尤其重要。因此,针对各阶层的不同思想、行为,需要引导他们理性地对待理想与现实,释放不满情绪,化解矛盾纠纷,为利益调整创设良好的舆论氛围,减少利益整合过程中的阻力。
  (二)建立健全畅通的利益表达、沟通和协商机制。从组织取向上引导人们理性合法地表达利益要求,解决利益矛盾。这就要求在党和公众、政府和公众之间有足够的沟通渠道。通过这些渠道,公众的利益、愿望和要求及时、准确地得到反映,执政党才能有效综合这些利益、愿望和要求,社会整合才能真正得到实现。除了传统的组织渠道以外,适应形势的发展,还应该大力借助传媒、非政府组织的力量。
  (三)建立健全利益分配保障机制。关键是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表示,“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新的表述明确区分了效率目标与公平目标所属的不同领域。首先要确立市场机制在利益分配中的基础性作用;在此基础上发挥宏观调控在分配中的调节作用,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
  (四)建立健全利益激励和约束机制。一方面要全面贯彻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方针,激发各行各业人们的创造活力;另一方面要解决利益分配的规范和公正问题,坚决纠正各种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鼓励和保护合法收入,取缔非法收入,消除体制外的灰色收入、法制外的黑色收入。
  (五)建立健全合理的利益补偿机制。相比较而言,社会弱势群体由于经济、政治、社会各个领域的地位较低,所能掌握的社会资源相对较少,因而缺少与强势群体利益博弈的能力。如果放任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在利益方面自然的竞争,弱势群体将受到巨大的伤害,从而加剧两大群体之间的利益矛盾和冲突,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因此,建立健全合理的利益补偿机制,对社会弱势群体予以一定的保护、给予必要的政策倾斜是十分必要的。
  (六)建立健全利益冲突调解机制。冲突对社会发展有着破坏性、分裂性的消极作用,当利益冲突超过一定限度、得不到控制时,势必对社会政治稳定构成威胁。因此,建立利益冲突的调节机制至关重要。要综合运用经济、法律、行政等手段,充分利用民间组织的力量,及时合理地处理利益冲突问题,将冲突化解在萌芽之中,化解在可以控制的范围之内。○
  
  注 释:
  ①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05-06- 27.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第82页.
  ③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第537页、103页.
  ⑤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N]人民日报,2004-09-27(1).
  ⑥胡鞍钢.中国如何全面建立小康社会[N].中国经济导报,2002-11-21.
  ⑦曾伟华、金晟.公平与公正——引领和谐社会构建[J],时代潮,2005,(1).
  ⑧邓小平年谱[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1364.
  ⑨王伟光.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N].学习时报,2005-3-21.
  {10}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N].人民日报,2004-09-27,(1).
  {11}王长江、姜跃.现代政党执政方式比较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552.
  {12}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J〕.2006-20-9.
  责任编辑 梅 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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