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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日本采用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发展模式，一度取得良好效果。但进入20世纪80年代，日本与美国的贸易摩擦越来越频繁，美国多次在汽车、半导体、电信、金融等领域对日本展开制裁，由于过度依赖美国市场，日本被迫妥协，自愿限制出口，外循环主导的经济模式难以为继。为了应对这一问题，日本经济政策开始从“贸易立国”向“技术立国”转变，经济开始切换到“内循环为主，外循环为辅”的模式。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美日贸易摩擦是日本经济走向双循环的重要催化剂。
日本经济走向双循环后，消费领域出现了长久的繁荣景象，无论是必需消费品还是非必需消费品，整个市场都呈现欣欣向荣的态势。资金从传统行业流向新兴行业，资金利用效率变高，日本利率债也迎来一波超级长牛。回顾日本经济双循环的经验教训，可以得到不少对我国有益的启示。
（一）日本推行“出口导向型”经济。经济外循环的发展助力了战后日本经济的快速崛起。“二战”后，日本经济百废待兴。针对本国资源贫瘠、市场狭小的特点，日本推行“出口导向型”经济，重点发展煤炭、钢铁、造船、汽车等产业，并大量出口纺织等劳动密集型产品，以此来赚取外汇，换取用于本国建设的资金。日本的“出口导向型”政策取得很大成功，外贸规模持续增长，外贸也从逆差国变为顺差国。这一时期，日本国内生产总值（GDP）保持年均两位数以上的增速，使其从中低收入国家迈入高收入国家。
（二）日本的内循环同样取得积极成果。“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成功助力日本在内循环方面取得显著成效。上个世纪50年代，日本在经历“神武景气”与“岩户景气”的高速增长期后，经济大幅增长，但也暴露出一系列问题。尽管国民经济高速增长，政府财政收入源源不断，但当时的日本却存在产能过剩、居民收入水平普遍较低、收入差距悬殊、失业率偏高等问题，而且对外贸易依存度过高、产业结构配比不均衡也制约日本经济长期发展。在此背景下，以池田勇人为代表的内阁制定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该计划的核心在于扩大内需，而扩大内需则需要提高公共投资、调节产业结构、降低贫富差距等。为了降低贫富差距，有效提高国民消费水平，日本政府不断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完善社会保障、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缓解区域不平衡，通过这些手段有效保证低收入人群收入水平快速提高，以释放内需。“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取得良好效果，社会财富增长大部分的蛋糕被国民享受，到了上世纪70年代，日本出现数量庞大的中产群体，基尼系数和失业率显著下降，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明显提高。
（三）外循环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也存在一定问题。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末，依靠外循环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使日本经济大幅增长，日本GDP总量列居资本主义国家第二，仅次于美国。但这种外循环的发展模式也带来一系列问题：首先，在1973年石油危机后，由于油价上涨，日本面临原材料价格上涨的问题，这对于出口是一种打击。其次，当时的日本经济结构失衡，传统粗放型产业增长难以为继，并且会造成环境污染问题。再次，上世纪70年代日本也面临劳动力成本上涨的问题，这不仅削弱了企业竞争力，还使日本面临通胀问题。最后，由于日本长期依靠出口导向型经济，其产品大量出口国外特别是美国，美日之间贸易摩擦越来越频繁，这些都注定了日本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难以为继。
（一）减税降费，促进消费。针对国内市场狭小的情况，日本通过减税降费來提高国民可支配收入，以达到促进消费的目的。在上世纪80年代税制改革中，日本个人所得税由原来最高税率70%降至50%，税率的档次由15个减为6个，从10.5%至70%改为10%至50%。新设配偶者特别减免15万日元，法人税的基本税率由原来的43.3%降至1987年度的42%，最终降为37.5%；在利息税方面，从1987年10月起，原则上废除原来的小额储蓄和邮政储蓄的免税制，其利息所得一律征税20%。小额储蓄利息收入优惠免税仅限65岁以上的老人和母子家庭。贴现金融债贴现国债的税率也由16%上升为18%。税制改革取得重要成果，1987年日本减税达1.5万亿日元， 1988年减税达2万亿日元，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日本居民的储蓄率，鼓励了个人消费与投资，扩大了国内需求。
（二）财政扩张，举债发展基建。为了应对外部市场可能恶化导致的外需疲软，日本政府大搞扩张性财政政策，以扩大公共投资为核心，共进行了十多轮财政刺激计划。其中改善住宅和生活环境是日本公共事业投资的主要项目，特别是公共住宅项目（相当于保障房），单在1987年，日本就新建住宅共165万套，1988年新建住宅140万套，创历史纪录。公共投资的高增长带动了日本企业的设备投资发展，对扩大内需起到很大作用。为了保障财政扩张的资金，日本政府多次提高财政预算，并通过发行巨额国债来支持财政扩张。
（三）调整产业结构，发展新型产业。上世纪80年代，日本积极推进产业转型升级。首先，缩减石油、钢铁、造船等部门的规模，缩减规模约达20%，其压缩的人力和资金都投入到新型产业。其次，积极扶持电子通信、计算机、服务、新材料、生物工程、航天等产业，以扩大日本内需。上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有不少企业纷纷由其他产业投入这些新产业。为保障产业结构调整，日本大力支持教育科研工作，具体包括：一是对重点产业实行特别技术引进政策；二是大力鼓励民间研究机构进行自主研发；三是政府出巨资设立发明奖、科技立功奖，对科研人员实行奖励。在这些政策的保障下，日本经济逐渐由传统制造业切换至中高端制造业，产业附加值不断上升，使其成为全球产业链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四）发展中小城市，打造均衡发展。上世纪80年代，为了克服日本区域发展不均衡，东京与地方城市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日本加快疏散东京多余产业，将东京的中心城市功能释放到各地。一方面是发展包括东京、大阪等以大城市为核心的都市带，拉动了东京周围城市的发展；另一方面是大力发展中小城市和农村工业，扩大这些区域产业经营能力和范围。在区域均衡方面，日本一度取得了良好成效，最富裕的东京和最不富裕的冲绳，人均GDP差距不超过一倍，这就为日本内需释放奠定了基础。 （五）提高工资，增加居民收入。为了保障国民收入增长，日本不断提高最低工资，增加薪资占国民总收入比重。上世纪80年代，日本薪资增速长期高于GDP增速，大部分国民充分享受到了社会“蛋糕做大”带来的好处。除了薪資外，日本还注重提高社会保障，提高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让国民敢于放心花钱。日本也增加了国民年休假时间，推广带薪休假制度，发展旅游、餐饮、休闲等产业，这就使国民有更多的时间用于消费，商店和百货店销售额均有明显增长。
（六）放松金融管制，鼓励消费贷发展的策略。为了释放内需，提高消费，日本也逐步放松了金融管制。一方面是推行利率市场化，允许银行自主决定利率，这样一来是降低了企业的借贷成本，使企业有更多动力进行投资和生产；二来是降低了居民的储蓄意愿，使居民储蓄转换为投资和消费。另一方面日本也减少了对金融机构的管制，使其交易更加便利。上世纪80年代，日本可转让大额存单市场和离岸美元拆借市场都异常发达，为金融市场提供了流动性。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日本的住房金融和汽车金融都蓬勃发展，居民贷款迅速增加。
（一）成果：上世纪80年代之后，日本从出口导向型经济转变为内需拉动型经济。上世纪80年代日本内循环经济取得良好效果，日本经济发展模式逐渐由出口导向型切换为内需拉动型。日本经济社会也出现几大变化，一是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日益追求多样化和娱乐性强的生活，餐饮、旅游、文娱、医疗等行业迅速发展。二是日本社会信息化程度越来越高，电子产品普及度越来越高，办公领域和生产领域也越来越依赖信息化和自动化，尖端技术和新材料渗透到日常生活用品中。而且消费下沉也取得良好效果，日本中小城市和农村消费品质均有明显提升。日本内需的提高也体现在进口上，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日本进口规模逐渐提升，不仅如此，进口结构也发生改变，像纺织品和一些工业制成品的进口量也在提升，日本还加大对中国的进口，使日本本国不用再大量生产一些劳动密集型商品，这就解放了劳动力。
（二）教训：同时期，形成了金融泡沫与债务杠杆。上世纪80年代，日本为了刺激消费，大幅降低基准利率，日本央行贴现率从1980年的9.0%下降至1987年的2.5%，大幅降息并未有效地起到刺激消费作用，其中一部分流入奢侈品领域，对实体经济拉动有限。货币宽松也加剧了日本的金融泡沫，最终体现在日本的楼市和股市方面，这反而对实体的融资需求造成挤出效应。而财政过度宽松导致政府背了很多债务，上世纪80年代，日本修了很多基建，其中一部分是偏远地带的港口、公路等，这些项目收益率较低，长期来看入不敷出，加剧了日本的财政困难，使其成为世界上政府杠杆最高的大型经济体。
（一）背景相似。20世纪70年代末的日本，出口导向型经济难以为继，经济过度依赖重工业，导致经济较为畸形，且对银行信贷依赖严重。同时，日本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一度带来环境污染问题，特别是水污染和空气污染。上世纪80年代由于日本大量产品出口美国市场，引起美日贸易摩擦，美国一度对日本发动关税战、科技战和金融战。
当今的中国，同样面临出口导向型经济难以为继，且经济结构失衡的问题。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更多靠投资驱动，对银行信贷有较大依赖，宏观杠杆率攀升，金融体系有防风险需求。过去中国粗放的经济增长模式也带来了环境污染问题，华北和东北地区一度出现明显的雾霾。中国大量商品出口美国市场，与美国在经贸关系上存在一定摩擦。这些情况与当初的日本有很大相似之处。
（二）优劣对比。相比日本，我国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优势明显。我国拥有更加庞大的内部市场，14亿人口的市场规模能创造的内需远高于1.2亿人口的日本市场规模。我国资源也更加丰富，除了石油、天然气等资源外，大部分资源我国都有自给自足的潜力，对外部市场依赖较小。我国工业体系相比日本也更加全面，可以独立生产大部分产品，政治独立性也比日本强，对外政策灵活自主。作为联合国五大国之一的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也远高于日本。
但仍需看到，我国当前仍处于发展中国家阶段，对经济增速有一定要求。而日本上世纪80年代已经是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可能更多考虑结构而非总量。另外，当前中国老龄化问题较上世纪70年代末的日本更为严重，无论是老龄化比率还是老龄化速度，呈现“未富先老”的态势。根据测算，“十四五”期间随着老龄化率进一步提升，中国经济潜在增速会逐渐下降至5%左右。再者，中国当前城乡和区域经济差距都比日本大，收入分配有进一步优化改善的必要。共同富裕是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前提和应有之义，未来我国应该把共同富裕政策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
（一）促进消费最根本的方法是有效提高国民可支配收入。过去一直强调刺激消费，但如果刺激消费仅靠一时的政策是难以持久的。要想真正促进消费，一方面要大力提高国民可支配收入；另一方面要减少收入差距，提高财富分配效率。参考日本的经验，一是应提高薪资收入占总收入比重；二是应尽可能减少贫富差距，提高中产阶级规模；三是应提高社会保障，并针对性地减税降费，使国民真正敢于消费。这也是我国一直以来坚持的共同富裕与社会公平的应有之义。
（二）产业转型升级是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关键要素。日本在战后依靠出口导向型经济一度实现了经济高增长，但到了上世纪80年代，这种发展模式难以为继，一方面是这样会消耗大量资源，造成资金浪费；另一方面过度依赖出口也造成美日之间越来越严重的贸易摩擦。在这种背景下，日本果断进行产业转型升级，产业附加值明显提升，淘汰了很多高污染、高耗能的传统产业，使日本在人口老龄化之前成为高收入国家。未来我国应当大力发展以“中国制造2025”为主的高端制造业，特别是半导体产业，以尽早实现芯片行业进口替代，使中国制造变为中国智造。
（三）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需要区域和城乡经济协调发展。日本能成功实施内循环经济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区域和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区域经济方面，上世纪90年代，日本最穷的冲绳县工资水平占最富的东京都将近一半，各区域发展较为均衡。城乡差距方面，日本农民收入与城市居民收入差距也不算太大，农村较为富裕。“均富”型经济使日本能够充分释放内需，拉动经济增长。未来我国应当尽可能缩小各区域和城乡间经济差距，大力推进中部崛起、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政策。此外，应当加大对农村经济的扶持，鼓励探索绿色农业、农村旅游、乡镇经济等，切实保障乡县居民能“花得起钱”，使我国能够发挥14亿人口级别的购买力优势。
（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离不开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撑。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为了应对恶劣的外部环境，采取大力发展基建的手段来振兴经济，大量修建了港口、道路、桥梁、铁路，这些基础设施建设不仅提高了日本经济效率，也使日本各地的经济联系更加紧密起来。从未来发展看，当前我国基础设施建设仍有一定缺口，大力发展基建仍是重中之重。因为我国内陆地区地理环境恶劣，只有通过发展基建才能有效提高其经济产出。除了传统基建外，新基建也有发展的必要，包括充电桩、5G基站、特高压输电线、工业互联网等，发展新基建有利于抢占科技制高点，增加经济增长新动能。
？（摘自2020年11月30日《金融时报》。作者单位：民生证券）
日本经济走向双循环后，消费领域出现了长久的繁荣景象，无论是必需消费品还是非必需消费品，整个市场都呈现欣欣向荣的态势。资金从传统行业流向新兴行业，资金利用效率变高，日本利率债也迎来一波超级长牛。回顾日本经济双循环的经验教训，可以得到不少对我国有益的启示。
20世纪50-70年代末，日本经济以外循环为主
（一）日本推行“出口导向型”经济。经济外循环的发展助力了战后日本经济的快速崛起。“二战”后，日本经济百废待兴。针对本国资源贫瘠、市场狭小的特点，日本推行“出口导向型”经济，重点发展煤炭、钢铁、造船、汽车等产业，并大量出口纺织等劳动密集型产品，以此来赚取外汇，换取用于本国建设的资金。日本的“出口导向型”政策取得很大成功，外贸规模持续增长，外贸也从逆差国变为顺差国。这一时期，日本国内生产总值（GDP）保持年均两位数以上的增速，使其从中低收入国家迈入高收入国家。
（二）日本的内循环同样取得积极成果。“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成功助力日本在内循环方面取得显著成效。上个世纪50年代，日本在经历“神武景气”与“岩户景气”的高速增长期后，经济大幅增长，但也暴露出一系列问题。尽管国民经济高速增长，政府财政收入源源不断，但当时的日本却存在产能过剩、居民收入水平普遍较低、收入差距悬殊、失业率偏高等问题，而且对外贸易依存度过高、产业结构配比不均衡也制约日本经济长期发展。在此背景下，以池田勇人为代表的内阁制定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该计划的核心在于扩大内需，而扩大内需则需要提高公共投资、调节产业结构、降低贫富差距等。为了降低贫富差距，有效提高国民消费水平，日本政府不断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完善社会保障、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缓解区域不平衡，通过这些手段有效保证低收入人群收入水平快速提高，以释放内需。“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取得良好效果，社会财富增长大部分的蛋糕被国民享受，到了上世纪70年代，日本出现数量庞大的中产群体，基尼系数和失业率显著下降，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明显提高。
（三）外循环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也存在一定问题。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末，依靠外循环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使日本经济大幅增长，日本GDP总量列居资本主义国家第二，仅次于美国。但这种外循环的发展模式也带来一系列问题：首先，在1973年石油危机后，由于油价上涨，日本面临原材料价格上涨的问题，这对于出口是一种打击。其次，当时的日本经济结构失衡，传统粗放型产业增长难以为继，并且会造成环境污染问题。再次，上世纪70年代日本也面临劳动力成本上涨的问题，这不仅削弱了企业竞争力，还使日本面临通胀问题。最后，由于日本长期依靠出口导向型经济，其产品大量出口国外特别是美国，美日之间贸易摩擦越来越频繁，这些都注定了日本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难以为继。
20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向内循环主导模式转变
（一）减税降费，促进消费。针对国内市场狭小的情况，日本通过减税降费來提高国民可支配收入，以达到促进消费的目的。在上世纪80年代税制改革中，日本个人所得税由原来最高税率70%降至50%，税率的档次由15个减为6个，从10.5%至70%改为10%至50%。新设配偶者特别减免15万日元，法人税的基本税率由原来的43.3%降至1987年度的42%，最终降为37.5%；在利息税方面，从1987年10月起，原则上废除原来的小额储蓄和邮政储蓄的免税制，其利息所得一律征税20%。小额储蓄利息收入优惠免税仅限65岁以上的老人和母子家庭。贴现金融债贴现国债的税率也由16%上升为18%。税制改革取得重要成果，1987年日本减税达1.5万亿日元， 1988年减税达2万亿日元，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日本居民的储蓄率，鼓励了个人消费与投资，扩大了国内需求。
（二）财政扩张，举债发展基建。为了应对外部市场可能恶化导致的外需疲软，日本政府大搞扩张性财政政策，以扩大公共投资为核心，共进行了十多轮财政刺激计划。其中改善住宅和生活环境是日本公共事业投资的主要项目，特别是公共住宅项目（相当于保障房），单在1987年，日本就新建住宅共165万套，1988年新建住宅140万套，创历史纪录。公共投资的高增长带动了日本企业的设备投资发展，对扩大内需起到很大作用。为了保障财政扩张的资金，日本政府多次提高财政预算，并通过发行巨额国债来支持财政扩张。
（三）调整产业结构，发展新型产业。上世纪80年代，日本积极推进产业转型升级。首先，缩减石油、钢铁、造船等部门的规模，缩减规模约达20%，其压缩的人力和资金都投入到新型产业。其次，积极扶持电子通信、计算机、服务、新材料、生物工程、航天等产业，以扩大日本内需。上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有不少企业纷纷由其他产业投入这些新产业。为保障产业结构调整，日本大力支持教育科研工作，具体包括：一是对重点产业实行特别技术引进政策；二是大力鼓励民间研究机构进行自主研发；三是政府出巨资设立发明奖、科技立功奖，对科研人员实行奖励。在这些政策的保障下，日本经济逐渐由传统制造业切换至中高端制造业，产业附加值不断上升，使其成为全球产业链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四）发展中小城市，打造均衡发展。上世纪80年代，为了克服日本区域发展不均衡，东京与地方城市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日本加快疏散东京多余产业，将东京的中心城市功能释放到各地。一方面是发展包括东京、大阪等以大城市为核心的都市带，拉动了东京周围城市的发展；另一方面是大力发展中小城市和农村工业，扩大这些区域产业经营能力和范围。在区域均衡方面，日本一度取得了良好成效，最富裕的东京和最不富裕的冲绳，人均GDP差距不超过一倍，这就为日本内需释放奠定了基础。 （五）提高工资，增加居民收入。为了保障国民收入增长，日本不断提高最低工资，增加薪资占国民总收入比重。上世纪80年代，日本薪资增速长期高于GDP增速，大部分国民充分享受到了社会“蛋糕做大”带来的好处。除了薪資外，日本还注重提高社会保障，提高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让国民敢于放心花钱。日本也增加了国民年休假时间，推广带薪休假制度，发展旅游、餐饮、休闲等产业，这就使国民有更多的时间用于消费，商店和百货店销售额均有明显增长。
（六）放松金融管制，鼓励消费贷发展的策略。为了释放内需，提高消费，日本也逐步放松了金融管制。一方面是推行利率市场化，允许银行自主决定利率，这样一来是降低了企业的借贷成本，使企业有更多动力进行投资和生产；二来是降低了居民的储蓄意愿，使居民储蓄转换为投资和消费。另一方面日本也减少了对金融机构的管制，使其交易更加便利。上世纪80年代，日本可转让大额存单市场和离岸美元拆借市场都异常发达，为金融市场提供了流动性。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日本的住房金融和汽车金融都蓬勃发展，居民贷款迅速增加。
日本发展内循环经济的成果与教训
（一）成果：上世纪80年代之后，日本从出口导向型经济转变为内需拉动型经济。上世纪80年代日本内循环经济取得良好效果，日本经济发展模式逐渐由出口导向型切换为内需拉动型。日本经济社会也出现几大变化，一是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日益追求多样化和娱乐性强的生活，餐饮、旅游、文娱、医疗等行业迅速发展。二是日本社会信息化程度越来越高，电子产品普及度越来越高，办公领域和生产领域也越来越依赖信息化和自动化，尖端技术和新材料渗透到日常生活用品中。而且消费下沉也取得良好效果，日本中小城市和农村消费品质均有明显提升。日本内需的提高也体现在进口上，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日本进口规模逐渐提升，不仅如此，进口结构也发生改变，像纺织品和一些工业制成品的进口量也在提升，日本还加大对中国的进口，使日本本国不用再大量生产一些劳动密集型商品，这就解放了劳动力。
（二）教训：同时期，形成了金融泡沫与债务杠杆。上世纪80年代，日本为了刺激消费，大幅降低基准利率，日本央行贴现率从1980年的9.0%下降至1987年的2.5%，大幅降息并未有效地起到刺激消费作用，其中一部分流入奢侈品领域，对实体经济拉动有限。货币宽松也加剧了日本的金融泡沫，最终体现在日本的楼市和股市方面，这反而对实体的融资需求造成挤出效应。而财政过度宽松导致政府背了很多债务，上世纪80年代，日本修了很多基建，其中一部分是偏远地带的港口、公路等，这些项目收益率较低，长期来看入不敷出，加剧了日本的财政困难，使其成为世界上政府杠杆最高的大型经济体。
中日发展双循环经济的比较
（一）背景相似。20世纪70年代末的日本，出口导向型经济难以为继，经济过度依赖重工业，导致经济较为畸形，且对银行信贷依赖严重。同时，日本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一度带来环境污染问题，特别是水污染和空气污染。上世纪80年代由于日本大量产品出口美国市场，引起美日贸易摩擦，美国一度对日本发动关税战、科技战和金融战。
当今的中国，同样面临出口导向型经济难以为继，且经济结构失衡的问题。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更多靠投资驱动，对银行信贷有较大依赖，宏观杠杆率攀升，金融体系有防风险需求。过去中国粗放的经济增长模式也带来了环境污染问题，华北和东北地区一度出现明显的雾霾。中国大量商品出口美国市场，与美国在经贸关系上存在一定摩擦。这些情况与当初的日本有很大相似之处。
（二）优劣对比。相比日本，我国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优势明显。我国拥有更加庞大的内部市场，14亿人口的市场规模能创造的内需远高于1.2亿人口的日本市场规模。我国资源也更加丰富，除了石油、天然气等资源外，大部分资源我国都有自给自足的潜力，对外部市场依赖较小。我国工业体系相比日本也更加全面，可以独立生产大部分产品，政治独立性也比日本强，对外政策灵活自主。作为联合国五大国之一的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也远高于日本。
但仍需看到，我国当前仍处于发展中国家阶段，对经济增速有一定要求。而日本上世纪80年代已经是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可能更多考虑结构而非总量。另外，当前中国老龄化问题较上世纪70年代末的日本更为严重，无论是老龄化比率还是老龄化速度，呈现“未富先老”的态势。根据测算，“十四五”期间随着老龄化率进一步提升，中国经济潜在增速会逐渐下降至5%左右。再者，中国当前城乡和区域经济差距都比日本大，收入分配有进一步优化改善的必要。共同富裕是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前提和应有之义，未来我国应该把共同富裕政策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
日本双循环经济对我国的启示
（一）促进消费最根本的方法是有效提高国民可支配收入。过去一直强调刺激消费，但如果刺激消费仅靠一时的政策是难以持久的。要想真正促进消费，一方面要大力提高国民可支配收入；另一方面要减少收入差距，提高财富分配效率。参考日本的经验，一是应提高薪资收入占总收入比重；二是应尽可能减少贫富差距，提高中产阶级规模；三是应提高社会保障，并针对性地减税降费，使国民真正敢于消费。这也是我国一直以来坚持的共同富裕与社会公平的应有之义。
（二）产业转型升级是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关键要素。日本在战后依靠出口导向型经济一度实现了经济高增长，但到了上世纪80年代，这种发展模式难以为继，一方面是这样会消耗大量资源，造成资金浪费；另一方面过度依赖出口也造成美日之间越来越严重的贸易摩擦。在这种背景下，日本果断进行产业转型升级，产业附加值明显提升，淘汰了很多高污染、高耗能的传统产业，使日本在人口老龄化之前成为高收入国家。未来我国应当大力发展以“中国制造2025”为主的高端制造业，特别是半导体产业，以尽早实现芯片行业进口替代，使中国制造变为中国智造。
（三）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需要区域和城乡经济协调发展。日本能成功实施内循环经济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区域和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区域经济方面，上世纪90年代，日本最穷的冲绳县工资水平占最富的东京都将近一半，各区域发展较为均衡。城乡差距方面，日本农民收入与城市居民收入差距也不算太大，农村较为富裕。“均富”型经济使日本能够充分释放内需，拉动经济增长。未来我国应当尽可能缩小各区域和城乡间经济差距，大力推进中部崛起、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政策。此外，应当加大对农村经济的扶持，鼓励探索绿色农业、农村旅游、乡镇经济等，切实保障乡县居民能“花得起钱”，使我国能够发挥14亿人口级别的购买力优势。
（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离不开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撑。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为了应对恶劣的外部环境，采取大力发展基建的手段来振兴经济，大量修建了港口、道路、桥梁、铁路，这些基础设施建设不仅提高了日本经济效率，也使日本各地的经济联系更加紧密起来。从未来发展看，当前我国基础设施建设仍有一定缺口，大力发展基建仍是重中之重。因为我国内陆地区地理环境恶劣，只有通过发展基建才能有效提高其经济产出。除了传统基建外，新基建也有发展的必要，包括充电桩、5G基站、特高压输电线、工业互联网等，发展新基建有利于抢占科技制高点，增加经济增长新动能。
？（摘自2020年11月30日《金融时报》。作者单位：民生证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