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分做两方面来谈:第一是写作的动机,1928年我在上海住的不大方便,每天住在三层楼上有点气闷,我便到日本走了一趟,在日本约二年,1930年春又回到上海｡这个时候正是汪精卫在北平筹备召开扩大会议,南北大战方酣的时候,同时也正是上海等各大都市的工人运动高涨的时候｡当时我眼病得厉害,医生嘱我,八个月甚至一年内,不要看书,不然则暂时好了,将来也不免复发｡我遵医嘱静心养病,并且眼疾而外,又病神经衰弱,我便一意休养｡每天没事,东跑西走,倒也很容易过去｡我在上海的社会关系,本来是很复杂的｡朋友中间有实际工作的革命党,也有自由主义者,同乡故旧中间有企业家,有公务员,有商人,有银行家,那时我既有闲,便和他们常常来往｡从他们那里,我听了很多｡向来对社会现象,仅看到一个轮廓的我,现在看的更清楚一点了｡当时我便打算用这些材料写一本小说｡后来眼病好一点,也能看书了,看了当时一些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文,把我观察得的材料和他们的理论一对照,更增加了我写小说的兴趣｡
　　当时在上海的实际工作者,正为了大规模的革命运动而很忙,在各条战线上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我那时没有参加实际工作,但在1927年以前我有过实际工作的经验;虽然1930年不是1927年了,然而对于他们所提出的问题以及他们工作的困难情形,大部分我还能了解｡
　　1930年春世界经济恐慌波及到上海｡中国民族资本家,在外资的压迫下,在世界经济恐慌的威胁下,为了转嫁本身的危机,更加紧了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增加工作时间,减低工资,大批开除工人,引起了工人的强烈的反抗｡经济斗争爆发了,而每一经济斗争很快转变为政治的斗争,民众运动在当时的客观条件是很好的｡
　　在我病好的时候,正是中国革命转向新的阶段,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得激烈的时候｡我那时打算用小说的形式写出以下的三个方面:(一)民族工业在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压迫下,在世界经济恐慌的影响下,在农村破产的环境下,为要自保,使用更加残酷的手段加紧对工人阶级的剥削;(二)因此引起了工人阶级的经济的政治的斗争;(三)当时的南北大战,农村经济破产以及农民暴动又加深了民族工业的恐慌｡
　　这三者是互为因果的｡我打算从这里下手,给以形象的表现｡这样一部小说,当然提出了许多问题,但我所要回答的,只是一个问题,即是回答了托派:中国并没有走向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中国在帝国主义的压迫下,是更加殖民地化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中虽有些如法兰西资产阶级性格的人,但是因为1930年半殖民地的中国不同于18世纪的法国,因此中国资产阶级的前途是非常暗淡的,在这样的基础上产生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当时,他们的“出路”是两条:(一)投降帝国主义,走向买办化;(二)与封建势力妥协｡他们终于走了这两条路｡
　　实际上写这本书是在1931年暑假以前开始的｡我向来的习惯:冬天夏天不大写作,夏天太热,冬天屋子内生着火炉有点闷人｡1930年冬整理材料,写下详细大纲,列出人物表,男的､女的､资本家､工人｡……他们各个人的性格,教养以及发展等等,都拟定了｡第二步便是按故事一章一章的写下大纲,然后才开始写｡当时我的野心很大,打算一方面写农村,另方面写都市｡数年来农村经济的破产掀起了农民暴动的浪潮,因为农村的不安定,农村资金便向都市集中｡论理这本来可以使都市的工业发展,然而实际并不是这样｡农村经济的破产大大地减低了农民的购买力,因而缩小了商品的市场,同时流在都市中的资金不但不能促进生产的发展,反而增添了市场的不安定性｡流在都市的资金并未投入生产方面,而是投入投机市场｡《子夜》的第三章便是描写这一事态的发端｡我原来的计划是打算把这些事态发展下去,写一部农村与都市的“交响曲”｡但是在写了前面的三､四章以后,夏天便来了,天气特别热｡我的书房在三层楼上,尤其热不可耐,只得把工作暂时停顿｡
　　直到“一·二八”以后,才把这本小说写完｡因为中间停顿了一下,兴趣减低了,勇气了也小了,并且写下的东西越看越不好,照原来的计划范围太大,感觉到自己的能力不够｡所以把原来的计划缩小了一半,只写都市的而不写农村了｡把都市方面(一)投机市场的情况;(二)民族资本家的情况;(三)工人阶级的情况,三方面交错起来写｡因为当时检查的太厉害,假使把革命者方面的活动写得太明显或者是强调起来,就不能出版｡为了使这本书能公开的出版,有些地方则不得不用暗示和侧面的衬托了｡不过读者在字里行间也可以看出革命者的活动来｡比如同黄色工会斗争等事实,黄色工会几个字是不能提的｡
　　本书为什么要以丝厂老板作为民族资本家的代表呢?这是受了实际材料的束缚,一来因为我对丝厂的情形比较熟悉,二来丝厂可以联系农村与都市｡1928-1929年丝价大跌,因之影响到茧价,都市与农村均遭受到经济的危机｡
　　本书的写作方法是这样的:先把人物想好,列一个人物表,把他们的性格发展以及联带关系等等都定出来,然后再拟出故事的大纲,把它分章分段,使他们联接呼应｡这种方法不是我的创造,而是抄袭旁人的｡巴尔扎克,他起初并不想作什么小说家,他打算做一个书坊老板,翻印名著袖珍本,他同一个朋友讲好,两个人合办,后来赔了钱,巴尔扎克也得分担一半｡但是他没有钱,只得写小说去还债｡他和书店订下合同,限期交货｡但是因为时间仓卒,经常来不及,他便想下一个巧妙的办法,就是先写一个极简单的大纲,然后再在大纲上去填写补完,这样便能按期交稿,收到稿费｡我不比巴尔扎克那样着急,不必完全依照他那样做｡我有时一两万字一章的小说,常写一两千字的大纲｡
　　《子夜》开头第一章,写吴老太爷从农村走到都市,患脑冲血而死｡吴老太爷好像是“古老的僵尸”,一和太阳空气接触便风化了｡这是一种双关的隐喻:诸位如果读过某一经济杰作的,便知道这是指什么｡第二章是热闹场面｡借了吴老太爷的丧事,把《子夜》里面的重要人物都露了面｡这时把好几个线索的头,同时提出然后来交错地发展下去……在结构技巧上要竭力避免平淡,但是太巧了也便显得不自然了｡
　　(原载1939年6月1日《新疆日报》副刊《绿洲》)